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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都考略

   一、关于战国赵都城的几个问题
  (一)
  战国时期赵国迁都邯郸的时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作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称“赵始都邯郸”。对于这个记载,历代学者多未提出异议,但也有不同意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条引颍容语称:“赵简子居晋阳,至成公居邯郸”。赵国君主无成公而有成侯,此“成公”当指赵成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校勘记第七。)。东汉人颍容认为是赵成侯时期迁都邯郸。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八《嘉礼·体国经野》邯郸条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春秋列国都邑表》晋国邯郸条均称:“杜注:邯郸,广平县,故卫邑,后属晋,战国时赵肃侯都此。”《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条胡三省《音注》称:“按《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赵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赵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郸,是年显王之十六年。二十四年,魏归邯郸。若敬侯已都邯郸,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至显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是年肃侯之三年也。意此时赵方都邯郸,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引文见点校本《资治通鉴》第1册11页。明人董说《七国考》卷三《赵都邑》邯郸条也认同胡氏《音注》之说。)所谓“杜注”应指杜预所注《春秋左传》的文字。杜预是西晋人,胡三省是宋元之际人。是则杜预和胡三省均认为迁都邯郸的时间在赵肃侯时期。

  颍容认为赵成侯时期迁都邯郸不知何据。杜氏和胡氏则是因赵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克邯郸而赵不亡”,进而怀疑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并推断“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按敬侯迁都邯郸,《史记》、《汉书》所载甚明,仅以“魏克邯郸”不足以推翻已有定论,何况我们从其他史籍也可以找到肃侯三年(公元前347年)直至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以前邯郸已是赵都的论据。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魏纪》第二十五条载:“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梁惠成王败邯郸师于平阳”。梁惠成王即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35年),魏惠王元年即赵成侯五年(公元前370年)。据史载,魏惠王初年,韩、赵两国曾联兵攻魏,围魏惠王于浊泽,后因意见分歧,韩、赵各自退兵。此事《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系于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六国年表》同。雷学淇认为邺师败邯郸之师即与此事有关,他在《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六说:“平阳乃近邺地名,盖韩以少卒夜去,而邯郸之师亦取道于邺而归,邺之守令要而击之,故败之于平阳。”

  雷氏的解释正确与否可以不论,但“邺师”指魏国驻邺的军队而“邯郸师”代指赵国军队则显而易见。像这样以“邯郸”代称赵国的例子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还有一些。《魏纪》第三八条有“梁惠成王七年,惠成王伐邯郸,取列人”;第四一条有“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第六一条有“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上述引文中,以邯郸代称赵国,最早的是魏惠王元年(公元前370年),最晚的是十六年(公元前355年),都在魏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53年)克邯郸之前。既然此时以邯郸指称赵国,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邯郸已成为赵国的都城。又,《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七章《A(上鹿下弭)皮对邯郸君章》,记载有魏克邯郸前A(上鹿下弭)皮与赵成侯一段对话,文中径称赵成侯为“邯郸君”,亦证邯郸早已是赵都这一事实。因此可以说,赵敬侯迁都无庸置疑。

  (二)
  杜氏和胡氏因魏攻克邯郸“而赵不亡”故而怀疑赵敬侯迁都邯郸,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却因为赵敬侯已迁都邯郸而怀疑魏克邯郸不实,他在《史记会注考证·魏惠王拔我邯郸》中称:“《魏世家》亦云惠王十七年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二十年归邯郸,与此同。《田完世家》、《穰侯传》、《年表》亦并载无异。《战国策·魏策》亦云‘惠王伐赵,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邯郸,赵国都也。国都既失,则其君托迹何所?《吕氏春秋·淫辞篇》叙魏惠王事,云围邯郸三年而不能取,士卒罢路,国家空虚。盖得其实矣。梁玉绳曰:其误实自《齐策》来,《孙膑传》言齐据大梁之冲而魏去邯郸,则此时邯郸不降不拔明矣。”泷川资言根据《吕氏春秋·淫辞篇》并援引梁玉绳语,否定魏拔邯郸说。

  按仅就“拔邯郸”一句可做两种理解,一即“自邯郸撤离”(“拔”作“自某地撤离”讲,见诸唐代文献。唐代武则天时期曾自四镇撤兵,唐人称为“拔四镇”,如唐人崔融有《请不拔四镇议》,见《唐会要》卷七三。吐鲁番所出唐代勋告文书亦见“拔四镇”一语。),一即“攻克邯郸” 。但根据下文“归邯郸”一句,则自然应做后一种理解。魏拔邯郸的记载,除泷川氏所言《史记》的《赵氏家》、《魏世家》、《田完世家》、《穰侯传》、《六国年表》、《战国策·魏策》之外还有一些。《战国策·齐策》云:“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中略)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史记》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53年)条所载略同,唯“七月”作“十月”。《战国策·楚策》亦云:“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雎、濊之间。”楚景舍起兵救赵,不载于《史记》四○《楚世家》,却见于《竹书纪年》,称:“(梁惠成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公会齐、宋之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魏纪》第七十一条。)此年即魏惠王拔邯郸之年,楚景舍的活动应与救赵有关。

  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而成的《战国纵横家书》亦载有魏拔邯郸的资料。该书第二十七章《A(上鹿下弭)对邯郸君章》记载了赵派A(上鹿下弭)出使楚国及A(上鹿下弭)返赵后同赵成侯的对话。内容大意谓:A(上鹿下弭)要求工(江)君洫告知楚军出援赵国日期,以便回国复命。工(江)君奚洫答以A(上鹿下弭)一走即出兵。A(上鹿下弭)归赵后复命赵侯,认为楚援不可靠,主张与魏议和。赵侯要A(上鹿下弭)说明理由,他回答说楚国之所以许诺出兵,是怕赵国过早裂地于魏而求和,因而鼓励赵国抗魏,以待魏、赵两国疲惫之后坐收渔利。他主张与魏速和为宜。结果,“邯郸君榣(摇)于楚人之许己兵而不肯和。三年,邯郸偻,楚人然后举兵,兼为正乎两国。”此书注者已指出,“邯郸偻”意即邯郸拔。

  以上诸条无论是史籍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证实了曾有魏拔邯郸这样一个事实,像《战国策·齐策》、《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甚至具体到了拔邯郸的月份(尽管二者所载月份不同且可能有一误),这显然是根据本国史官当时的记录而来,其可靠性不言而喻。至于泷川资言和梁玉绳的推断也不足为据。泷川资言所依据的“围邯郸三年而不能取”等语,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淫辞篇》并未载录,即或有,也不足以用孤证推翻已有定论。梁玉绳以为“《孙膑传》言齐据大梁之冲,而魏去邯郸,则此时邯郸不降不拔明矣”,殊不知《史记·孙膑传》称田忌领军直袭大梁,“魏军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是司马迁为称赞孙膑军事才能而作的铺垫,并不是严格的史实叙述。而且桂陵之战的时间,《齐策》、《田敬仲完世家》、《赵世家》、《魏世家》俱置于“邯郸拔”之后,《竹书纪年》置于拔邯郸的前一年,即梁惠成王十七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21页。)。如果桂陵之战在“邯郸拔”之后,“魏军去邯郸”并不影响魏已拔邯郸的既成事实,若果然在“邯郸拔”之前,也不影响魏军在桂陵战后仍然围攻邯郸直至攻拔。《孙殡传》也不足以成为推翻魏拔邯郸的证据。

  (三)
  既然赵敬侯迁都邯郸,赵成侯时期邯郸曾被攻拔,那么如何理解“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和“国都既失则其君托迹何所”这一问题呢?我认为,要解释这一问题就需要先从赵国政治中心的特点谈起。

  我们已经知道,赵敬侯之后,直到公元前228年,赵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是邯郸。邯郸位于赵国疆域的东南部,东距齐国的聊城、西距韩国的上党地区都不过百余里(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后,上党归秦所有),南距魏国的邺只有几十里,而且东、南二面又无天险屏障。在当时诸国间频繁政治斗争和军事进攻的背景下,都城处于这样易受攻击的地理位置,自然难免随时可能到来的敌国威胁。继赵成侯时期邯郸拔之后,赵孝成王时期,由于长平之战的失败,邯郸又遭秦军长期围困,情况十分危急,只是由于楚、魏派兵救援方才解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国都频遭危险,说明作为政治中心的邯郸有其地理位置接近敌国的不足,赵国统治者亦面临着都城一旦失陷如何控制全国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应变的措施便是建立陪都,亦即建立邯郸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况且建置陪都是战国时期盛行的制度,赵国当然也不例外。

  赵国的陪都便是位于邯郸之北的信都。《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条称:“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条有“大朝信宫,召肥义议天下,五日而毕”。信宫,《春秋后语》亦称信武宫,其地点所在,张守节《正义》称:“在洺州临洺县也。”唐代临洺县在今河北永年县。据此而知,信宫是赵国在邯郸之外的另一个宫城所在。除此之外,赵国还有一个宫城,即沙丘宫。《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条称:“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已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中略)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公子)成、(李)兑因围主父宫。(中略)(主父)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即赵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何(即惠文王),自称主父。沙丘宫故址在今河北广宗县。信宫与沙丘宫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沙丘宫自殷纣王之后便是“离宫别馆”,纯属行宫性质。信宫则是赵王朝会诸侯,处理政务的场所,武灵王于此会见魏王和韩王,接受群臣朝见,同肥义“与议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又,赵武灵王游沙丘,与惠文王异宫,即别宫而居。公子章“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失败后,又,“王走主父”,则知赵章也是独居一宫。是则可知主父、惠文王、赵章各居一处,足见沙丘宫之大,起码包括了三座独立的宫室建筑。《广宗县地名志》根据沙丘宫故址的碑文记载称:“沙丘宫毁后成丘,高数丈,广一二里。”(广宗县地名办公室编:《广宗县地名志》第202页,1984年8月排印本。)行宫别殿尚且如此,信宫则必不在沙丘宫之下,至少还要包括诸侯朝会时的临时住所和群臣的私居以及处理政务的衙署。可以推断,至迟在武灵王初年,信宫已具备了一个陪都的规模。

  赵孝成王时期,信宫作为陪都便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李公绪《赵记》云:“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秦末赵歇据之,项羽更名曰襄国。”(《太平寰宇记》卷五九河北道邢州龙冈县条所引。)赵孝成王改称信都事不见于《史记·赵世家》。《史记》卷八九《张耳传》称张耳立赵歇“为赵王,居信都”。《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邢州龙冈县条称:“秦以为信都,项羽更名曰襄国。”是则秦已有信都县,而信都一称必沿袭赵名。《汉书·地理志》亦称“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即说赵有信都。既然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仍称信宫,那么改称信都必在此后至秦破邯郸(公元前228年破邯郸)之前。李公绪虽为北齐人,所记信都事必有所据,赵孝成王改称信宫为信都应该可信。改称信都,应视为信宫事实上的陪都地位从此法定化了。

  信都为赵国陪都,这在十六国时期人们都还比较清楚。《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载有谋士张宾向石勒建议定都的一段话,其中有云:“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平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襄国即项羽由信都改称而来。说明十六国时期人们都知道赵国都城有两个,襄国(亦即信都)也曾是赵国的都城,所以定都襄国后,王浚也认为他是“据赵旧都”。(《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

  明白了赵国都城曾有两个,理解邯郸拔而赵不亡就不难了。信都前称信宫,信宫建于何时,又称何名呢?这又是进一步理解邯郸拔而赵不亡的关键所在。《史记·赵世家》称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裴骃《集解》云:“徐广曰‘襄国县有檀台’”。司马贞《索隐》云:“刘氏云‘荣椽盖地名,其中有一高处,可以为台’。非也。按荣椽是良材,可为椽斫饰有光荣,所以魏献之,故赵因用之以为檀台。”张守节《正义》云:“郑玄云‘荣,屋翼也’。《说文》云‘椽,榱也。屋枳之两头起者为荣也’。《括地志》云‘檀台在洺州临洺县北二里’。”檀台故址汉时属襄国,唐属临洺县,今属永年县,与信宫同在一地。对荣椽的解释,司马贞和张守节二人的理解尽管有异,但都认为其是木质建筑材料。台,原是一种高地或土石建筑。《说文解字》称台:“观四方而高者。”《诗·大雅·灵台》传称:“四方而高曰台”。以后台上也开始有了木结构建筑,邯郸城中战国所建丛台于西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赵王宫丛台灾”(《汉书》卷三《高后纪》。)。灾即火灾,丛台既有火灾,说明台上建有宫室。著名的沙丘宫最初也称作沙丘台(《元和郡县图志》邢州平乡县条载:“沙丘台,在县东北二十里,殷纣所筑。”《史记》卷三《殷本纪》亦有“沙丘苑台”之称。)。由此可见,赵成侯利用魏国所献木质建筑材料荣椽营建檀台,当然也是君主居住使用的宫室。檀台实是信宫的前身,也是陪都的最早名称,檀台、信宫、信都三者应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显而易见,信都营建的最早年代,目前已知是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最后还需说明,李公绪称檀台营于赵孝成王,误,应为赵成侯。

  赵成侯二十一年(公元前354年)魏围邯郸,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拔邯郸,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归邯郸,在这段时间内,赵国既未亡国,又未割地,而且以具有独立地位的一方与魏“盟漳水上”(分别见《史记》的《六国年表》和《赵世家》。)。这说明在整个“邯郸之难”中(《战国策》的《齐策》和《楚策》称这次邯郸拔事件为“邯郸之难”。),赵国的一整套统治机器和职能机构仍在正常运转和履行职能。它之所以如此,可信的解释便是以赵成侯为首的赵国最高统治集团曾经迁往檀台宫城,而檀台宫城的营建又恰在此前。可以推断,邯郸拔而不亡,是因为赵成侯“托迹”陪都——檀台宫城,亦即后来所称的信都。

  本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重点是在说明赵国也存在着陪都,这与当时流行的陪都制度相吻合。近年来,在河北永年县已发现了可以认为是当时信都的遗址,由于这个问题还牵涉到永年与周围地区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故拟另稿说明(详见本书所收《战国赵信都地望考》一文。)(原载《河北学刊》1986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稍有修改。作者孙继民)

  二、赵都晋阳杂考
  (一)晋阳地望异说辨析
  作为赵都的晋阳城在今太原市西南,这早为古今学者所认同,然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称有人持不同意见。《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条追述赵简子早年事迹,其中有云“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胡氏对此注称:

  韦昭曰:晋阳,赵氏邑。为,治也。班《志》曰: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晋水所出,东入汾。臣瓒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县是也,去晋四百里。《括地志》曰: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今按《水经注》,晋水出晋阳县西龙山。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水分为二流,北渎即智氏故渠也。同过水出沾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榆次县南水侧有凿台,《战国策》所谓“智伯死于凿台之下”,即此处也。参而考之,晋阳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经注》又云:叔虞封于唐,县有晋水,故改名为晋。子夏序《诗》,“此晋也而谓之唐”,是也。与班《志》合。瓒说及《括地志》未知何据?(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1982年7月山东第5次印刷,第1册第8页。)

  所谓班《志》,即班固《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认为晋阳即《诗经》中的唐国。臣瓒其人,或认为即于瓒,或认为即薛瓒,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认为是傅瓒,为晋人。(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六月上海初版,第280页。)臣瓒不同意班固的见解,提出唐国为河东郡永安县所在,距晋400里。(据《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条,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改彘县为永安县。(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1982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第12册第3398页)又据《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司州平阳郡条,永安县属平阳郡。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1974年11月第1版,1982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查《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正始八年(247年),则永安县属河东郡的时间在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至曹魏正始八年(247年)之间。臣瓒注《汉书》应在此间。臣瓒应是魏晋时人。)《括地志》是唐初成书的地理总志。《括地志》认为晋阳故城在唐代的蒲州虞乡县之西(今山西省永济市东有虞乡镇。)。胡三省通过征引《水经注》、《战国策》和子夏序《诗》,认为晋阳不在蒲州,唐、晋同为一地。言外之意主张赵简子时期的晋阳即今太原市西南所在。

  胡三省的结论无疑正确,但他对臣瓒和《括地志》的指摘似无必要,这只要对上引内容稍加分析便可明了。先看臣瓒的观点。臣瓒所言是针对班固的观点而提出来的。《汉书·地理志》认为晋阳就是《诗经》中的唐国。臣瓒认为唐国在东汉曹魏的河东郡永安县地(今属山西霍州市),距晋阳尚有400里之遥。不难看出,他只是认为唐国与晋阳并非一地,并没有否认赵简子的晋阳即汉代的晋阳所在。何况有关古唐国地望的歧见并不止于此,臣瓒一说不过是诸家之一而已。对于臣瓒的见解,至少颜师古予以支持(见《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语,然后说“臣瓒说是也”。第6册第155页。)。

  至于《括地志》的观点,它确实是说晋阳故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但它并没有与赵简子封邑的晋阳相联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同名异地的现象并不鲜见,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另一处晋阳。检诸史籍,也确实另有一处晋阳。《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哀王十六年(公元前307年)条:

  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第6册第1852页)

  司马贞《史记索隐》于此条下称:“《纪年》作‘晋阳、封谷’”。张守节《史记正义》则称:“阳晋当作‘晋阳’也,史文误。《括地志》云:‘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阳、晋阳’,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阳晋故城在曹州,解在《苏秦传》也”(第6册第1852页)。阳晋一名。据《史记索隐》所引《竹书纪年》,应作“晋阳”。《史记正义》也持同样观点,并认为即《括地志》所说在蒲州虞乡县西35里的晋阳故城。其所谓“表云”应指《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今查表,除“杜阳”一语有异外,确作”晋阳”。(第2册第736页)又,《资治通鉴》卷三周慎靓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记此事亦作“秦取魏蒲坂、晋阳、封陵”。(第10册第109页)均证魏亦有晋阳。很显然,《括地志》所说的晋阳故城位于唐蒲州虞乡县之西35里。其实,胡三省也知道《括地志》所说的晋阳故城是指魏晋阳,他在《资治通鉴》”秦取魏蒲阪、晋阳、封陵”条下注道:

  “晋阳”,按《史记·世家》作”阳晋”。其地当在蒲阪之东,风陵之西,大河之阳,且本晋地也,故谓之阳晋。苏秦所谓”卫阳晋之道”,盖以魏境有阳晋,故在卫境者“卫阳晋”以别之。《括地志》曰: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水经注》:幽谷关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独秀,世谓之风陵。郦道元所谓幽谷,则潼关也。《史记正义》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东县南有风陵关。今若据《括地志》,则晋阳亦通。(第1册第109页)

  胡氏倾向于认为“晋阳”应作“阳晋”,但同时也指出:“若据《括地志》,则晋阳亦通”,说明他也有条件地承认战国有两晋阳。既然《括地志》没有说过蒲州的晋阳故城就是赵晋阳,那么为何要反驳《括地志》呢?胡氏难免有强加于人之嫌。总之,怀疑赵都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的见解实质上不存在。



  (二)晋阳城的两次营建


  赵晋阳城的营建,或以为始于董安于,或以为始于尹铎,例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府城条称:“《左传》言董安于所筑”。(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版,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上册第365页第4行。按:《左传》并末言董安于筑晋阳城。《元和郡县图志》此言有误。)臧励龢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是尹铎所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第704页。)实际上董安于和尹铎都主持过晋阳城的营建,只是先后不同罢了。对此,《战国策》卷一八《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有所反映,称:

  赵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夫知伯之为人,阳亲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弗与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张孟谈曰:“夫董阏安于,简主之才臣也,世治晋阳,而尹铎循之。其余政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君曰:“诺”。乃使延陵王将东骑先之晋阳,君因从之。至,行城郭,案府库,视仓廪,召张孟谈曰:“吾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矣,五矢奈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余,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君曰:“足矣。吾铜少若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练铜为铸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君曰:“善”。号令以定,备守以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2版,1985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中册第588-589页)

  上述对话发生在赵襄子初期。(《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系赵襄子击败智伯事于赵襄子五年(公元前453年),对话即在此前。见2册第696页)对话内容所涉及的董安于和尹铎都是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世治晋阳”和尹铎“循之”就是晋阳历史上两次著名的营建活动。(尹铎《战国策》作“尹怿”,《国语》和《史记》等作“尹铎”。黄丕烈认为“泽”、“铎”同字,黄丕烈语见中册589页注)赵襄子与张孟谈的对话上距赵简子之死不过5年,二人又都经历过赵简子时期,尤其是赵襄子还亲见过尹铎营建晋阳(详下),因此他们关于晋阳两次营建活动的顺序不会有误,即董安于营建晋阳在先,尹铎晋阳在后。董安于是晋阳城的最早营建者。

  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相对时间还是大体可以推知。首先考察董安于营建晋阳城时间的下限。董安于的卒年于史有征。《左传》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有云:

  梁婴父恶东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 “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戳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氏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庙。(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594页,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1983年9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鲁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董安于死于此年,则其营建晋阳的时间下限可以初步推定不会晚于此年。这个时间下限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缩小。《春秋》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称:“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见《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588页。)所谓赵鞅(即赵简子)据晋阳以叛,《左传》同年条叙述更详,称: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吾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七月,范氏、这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589-1590页)

  赵简子据晋阳以叛就指上述事实,亦即《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所谓“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第6册第1791页)鲁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年。这是晋阳第一次出现于有确切纪年的史籍。赵简子依据晋阳抗拒范氏、中行氏的围攻,说明此时晋阳已是设防城市。而此时距次年董安于自杀最多一年,可知董安于筑晋阳城必在范氏、中行氏围攻之前;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下限可以进一步确认为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七月。

  其次考察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赵简子的奉邑是晋阳。《春秋左传注》引《杜注》称:“晋阳,赵鞅色”,(第4册第1589页)《国语》卷一五《晋语九》韦昭注亦称:“晋阳,赵鞅邑”,(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勘《晋语》下册第4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1979年9月第2次印刷),都认定晋阳是赵简子的奉邑。那么晋阳城的营建不会早于赵简子继承赵氏宗位的时间。据《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继位时间是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则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便是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约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

  尹铎营建晋阳城的大体时间也可以推定。《国语》卷一五《晋语九》有两段记载,今录如下: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戒襄子,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若见垒培,是间寅与吉射也。”尹铎往而增之。简子如晋阳,见垒,怒曰:“必杀铎也而后入”。大夫辞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邮无正进,曰:“(中略)若罚之,是罚善也。罚善必赏恶,臣何望矣!”简子说,曰:“微子,吾几不为人矣!”以免难之赏赏尹铎。(下册第490-492页)

  这是有关尹铎营建晋阳的两条资料。对于这次营建的时间,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认为上述两条资料“不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记载,前者显然发生在范、中行氏乱前,后者发生在乱后,所以晋阳的营建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989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笔者以为否认上述引文是同一事件两种记载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以上两段材料相连,并且第一句话的行文完全相同,说明二者同指一件事。

  第二,《国语》卷一五的内容共有21段,以上两段分别为第8段和第9段、第7段的标题是《董安于辞赵简子赏》(标题为校勘者所加),其中第一句是“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册第489页)韦昭注称:

  下邑,晋邑。董安于,赵简子家臣。多,功也。《周礼》曰:“战功曰多”。鲁定十三年,简子杀邯郸大夫赵午,午之子稷以邯郸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乱,攻赵氏之宫。简子奔晋阳,晋人围之,时安于力战有功。(下册第490页)

  因此知下邑之役即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简子奔保晋阳之事。董安于辞赵简子赏必在公元前497年晋阳解围之后。《国语》虽是以“记言”为特点的史籍,然每卷内容的编排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因此推知第8段和第9段内容均在公元前497年晋阳解围之后。

  第三,如果第8段和第9段内容分别指两次营建晋阳,那么第二次派去晋阳应该写作“再使”、“复使”或“又使”,而不应该与前段行文完全一样,都是“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

  根据以上三点,可知《国语》有关尹铎营建晋阳的两条材料的内容均应指同一事件,晋阳城始建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很有可能,但其营建者不会是尹铎,而是董安于。

  上述两段材料的关系既明,并且均置于第7段之后,则尹铎营建晋阳城时在公元前497年以后显而易见。对于这一点,第9段内容本身也可以证明赵简子要求尹铎:“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若见垒培,是见寅与吉射也”。韦昭注称:“堕,坏也。垒,荀寅、士吉射围赵氏所作壁垒也”。(下册第492页)上文大意是赵简子要求尹铎在营建晋阳城的同时,毁去荀寅、范吉射围攻晋阳时构筑的壁垒,因为他一见到这些壁垒就如同见到荀寅和范吉射本人一般。这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尹铎的营建确在公元前497年之后。这是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

  尹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是公元前497年。《国语》卷一五10段标题是《铁之战赵简子等三人夸功》。铁之战发生在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春秋》哀公二年“秋,八月甲戍,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611页)《左传》记铁之战更详,此从略。鲁哀公二年即公元前493年,《国语》有关尹铎的两条资料置于第10条之前,表明尹铎营建晋阳应在铁之战以前,尹铎的营建时间下限不会晚于公元前493年。可以这样说,尹铎营建晋阳城约在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93年之间。

  董安于和尹铎相继营建晋阳城是赵简子时期两次重要的营建活动。从现存文献资料看,当时的营建规模相当大。赵襄子与张孟谈说董安于营建晋阳时 ,“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丈余”。狄,即荻;苫,或作楛;楛,在此作动词用。(见中册第590页,注10)荻、蒿是草本植物;楛、楚是木本植物。宫室的墙垣所用材料是获、蒿、楛、楚算不上豪华,但其高度“丈余”足以想见宫室主体建筑的壮观。又,“公宫之室,皆以练铜为柱质”。柱质即柱础。(见中册第590页13)以铜质柱础作为建筑材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宫室主体建筑的豪华和讲究。从张孟谈的建议看,构筑墙垣之用的获、蒿、楛、楚可以用来制作箭杆。铜质柱础的用途如何,未有明言,估计是用来制作箭镞(箭头)或兵器。据赵襄子和张孟谈估计,获、蒿、楛、楚和铜柱础足够制作箭杆和箭镞并有剩余,这既说明宫室及墙垣使用的木质和铜质材料之多,亦反映出宫室建筑的规模盛大,至于整个晋阳城的营建规模自然更不在话下。

  以上仅是赵襄子与张孟谈言谈中透露出的有关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某些信息。尹铎营建的情况,也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资说明,但根据前面引文,也能知道如下几点:

  第一,晋阳城的布局结构起码包括城郭、府库、仓廪。赵襄子“行城郭,案府库,视仓廪”,并说:“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矣”。可见晋阳建有完备的城郭防御体系,城郭内建有一定面积的仓储区,仓储区分别建有府库和仓廪,用以储备粮食和各种物资。此外还有“公宫之室”,官署区和居民区。尽管官署区和居民区不见诸上述引文。

  第二,尹铎对晋阳城营建在规模上超过了董安于。从上引《国语》看,赵简子要求尹铎对范、中行氏围攻晋阳时的壁垒,“必堕其垒陪”,而尹铎却“往而增之”,尹铎连敌对壁垒都加以增修,足以说明尹铎的营建规模大于董安于。

  第三,晋阳的城郭以高大坚固为特点。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主要战法是水攻。《史记·赵世家》载:“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6册第1795页)。《战国策·赵策·智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称:“三国之兵乘晋阳城,遂战。三月不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嬴”(中册第590页)。二书有关围攻晋阳的持续时间及引用河流有所不同,然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围攻的时间起码持续了一年,二是城内已被灌进河水,否则不会出现“巢居而处,悬釜而炊”的现象。晋阳城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能够固守,并且经过浸泡和城内进水而城墙不垮,足见城郭的坚固。再者,“城不浸者三版”。所谓版,指城墙的度量单位,胡三省《通鉴音注》:“高二尺为一版;三版,六尺”。(1册第 页)在智伯遏晋水以灌城的情况下,晋阳城郭还能保持不低于水面6尺的高度,可见城墙之大。晋阳城郭的高度和坚固超过了赵襄子政敌的想象。

  (三)考古所见的东周晋阳城
  史籍有关古晋阳城的记载很多,如《元和郡縣志》卷一六河东道太原府晉陽县条记载“府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築。今按城髙四丈,周迴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中略)髙齊後帝于此置大明宮因名大明城”,《太平寰宇記》卷四○河東道并州平晋县条、《大清一統志》卷九六太原府条、《山西通志》卷五七《古迹》所记略同。但古城遗址的基本情况如何,史籍往往语焉不详。

  1961年,考古工作者为了配合侯马晋国新田古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曾计划对山西省范围内有关东周时期的古城遗址进行系统勘察,并于该年 6月着手对晋阳古城遗址作了初步勘察。勘察工作收获不小,不但找到东周时期的晋阳古城址,而且搞清了古城的范围。据介绍,勘察工作是从晋源县西南1公里的“南城角”村开始的。在该村的二郎庙下面,发现一段古城遗迹(图二、图三),通过钻探,证明了“南城角”村的整个村址大都座落在古城墙上面,“南城角”村为“ L”字形,实际是依古城西南城角之势建成的,古城偏东18度,由于夯土坚硬干燥,地势较高,适于居住,所以这个村子便建筑在古城墙基之上。二郎庙下面的一段城墙正是古城的南墙,南墙西段从西南城角开始向东延伸,到 600多米处,由于地势逐渐低洼,多年来即为稻田与汾河水所浸,地下再找不到夯土痕迹。古城南墙东西残长 626.4米,宽30米,夯土坚硬,土质细,呈紫红色,厚17厘米,夯窝直径为4——5厘米。古城的西墙地表遗存已不多,但发现地下城基夯土绵延,与地上的残城相衔接。至古城营的西面(距古城营村1300米),有一段西城墙高出地表约 7 米,残长约 900米,其北端(西北城角)至西南城角约长2700米,就是西城的全部长度(图四、五)。城西北角今为一南北水渠所穿毁,在断面上有许多穿杆孔痕迹(图六)。同时在夯土中发现木柱灰和木柱下面的础石,础石方约40厘米。夯土质地、颜色和夯法与古城南墙相同。在城墙拐角地方的夯土中,发现穿杆孔的方向渐由东西折转为南北的现象(图七)。这说明古城已折转向东去,此处正是古城的西北城角。向东折转之城墙即为古城的北墙,虽然地表遗存已不多,但经钻探仍发现有夯土痕迹,续向东行。整个古城东部位于汾河河滩上,由于历年汾河冲涮淤积,可能已被破坏湮没,残存的西部古城南北长约4500米。

  考古工作者发现晋阳古城与“侯马牛村古城”的情况有些相似,与邯郸、监淄、燕下都的古城情况亦有共同之点,他们根据晋阳古城夯土的质地、色泽和夯法,认为这座古城就是东周时期的古晋阳城,很可能就是智伯瑶决水灌的晋阳城。(以上据谢元璐、张颔:《晋阳古城勘察记》,《文物》1962年 4、5 期合刊。)考古工作者的这些推断在2001年对晋阳古城的再次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据《三晋都市报》2001年7月13日报道,这次发掘,分晋阳古城护城河发掘区和西北城角发掘区两个区域,西北角发掘区的城墙建筑年代约在北朝时期,而护城河发掘区则属于东周时期。护城河发掘面积1198平方米,通过发掘,找到了该地段晋阳古城护城河的东西堤坝,探明了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宽度约39米,深约4.5米,为探寻典籍记载中的“智伯渠”提供了线索。我们相信,随着今后对东周晋阳古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赵都晋阳雄姿必将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四)晋阳是赵国最早的都城


  赵国的建立如果以周天子正式承认赵氏的诸侯地位算起,应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一年是赵烈侯在位的第6年,韩、赵、魏三家正式分晋,于是“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史记》卷三九《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1975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5册第1687页)但事实上赵氏立国早在此前。《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赵简子于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1年)攻拔邯郸、柏人(或作柏人),称:

  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第6册第1792页)

  赵简子攻拔邯郸早于赵氏获封诸侯亦即正式立国80多年。当时赵氏虽无诸侯之名却有诸侯之实,故《史记》称其“奉邑侔于诸侯”。赵氏子孙在追述先祖功业时也都以赵简子作为立国始主,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时就说“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中略),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6册第1809页)可见无论事实上还是赵氏子孙心目中,赵氏立国都始自赵简子。因此,赵简子的封邑晋阳事实上也就是赵国最初的都城。

  在当时人和后人的心目中,不乏以晋阳为赵都者。《战国策》卷一○《齐策·国子曰秦破马服君之师》有国子之语,称:

  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也。故三国欲与秦壤界,秦代魏取安邑,代赵取晋阳,代楚取鄢、郢矣。(上册第391页)

  所谓柱国,姚本有注称:“柱国,都也”。鲍本注亦称:“言其于国如室有柱”。(《战国策》上册第393页)前者说国就是国都,这是指柱国的性质而言;后者说柱国犹如房屋的顶梁柱,这是比喻柱国的作用。安邑曾是魏国的都城,鄢、郢曾是楚国的都城,将晋阳与安邑、鄢、郢并称“柱国”,显然是将晋阳比喻作赵都。国子是齐国大夫,他上述议论的时间,据内容叙及魏公子无忌杀晋鄙以救邯郸,初步推知在公元前257年赵国抗击秦军进攻的邯郸保卫战之后。内容又称“秦取晋阳”。秦取晋阳事在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 年),是则国子的议论时间又可推知在公元前248年以后。(《史记》卷五《秦本纪》称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攻赵定太原。见第1册第219页)此时赵国早已迁都邯郸100多年,此时说晋阳为赵之“柱国”,当然是指过去而言。国子的议论表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晋阳就是赵国的旧都。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条引颍容语称:“赵简子居晋阳,至成公居邯郸”。(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上册第360页)明人董说《七国考》卷三《赵都邑》引《列国纪闻》亦称:“赵简子居晋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1987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册第276页)颍容是东汉人,《后汉书》卷七九有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1982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见第9册第2584页),以精通《左传》著名,著有《春秋左氏条例》5万余言。《元和郡县图志》所引颍容语有可能即出自此书。《列国纪闻》一书,查《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而不得,疑董氏所写书名有误,其称引内容至少可视作战国以后人所撰。他们都说“赵简子居晋阳”。在这里,“居”一词除了通常理解的“定居”、“居住”等意义之外,还有“建都”、”定都”的含意。战国史官所撰《世本》有《居篇》,所列内容都是帝王诸侯大夫的定都、迁都之所,例如《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州郡部》引《世本》语称:“(周)平王即位,徙居洛”;“(周)敬王东居成周”。在颍容等人心目中,晋阳和邯郸一样,都是赵国的都城。这可以看作为后人视晋阳为赵都的例证。

  晋阳作为赵都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不像后来赵国其他都城那样,一直是赵国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地,而是赵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本营和应付危难局面的可靠根据地。赵简子、赵襄子平时并不常驻晋阳,而是在赵氏集团处于逆境面临强大军事压力等危急情况时才奔保晋阳。他们平时活动的时间除出外征战外,大部分都消磨于晋宫室所在地的曲沃,这是由于赵、韩、魏三家与晋公室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因为赵、韩、魏三家是从晋国分裂而出,在三家正式分晋之前,晋国的公室毕竟是晋国地域内最主要的政治中心和参与周王室活动的合法场所。赵、韩、魏及其他诸卿在羽毛丰满之前与晋公室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赵简子、赵襄子要参与晋国公室的事务,要与其他诸卿联合斗争,要卷入晋国政治斗争中心的旋涡,就必须经常出入、盘桓于曲沃。但曲沃毕竟不是赵简子、赵襄子的领地,他们在参与晋公室政治活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营建晋阳,他们先后派董安于、尹铎两度营建晋阳,足见对晋阳重视之甚。晋阳不是他们的平时活动的主要场所,却是他们实力的渊薮和可靠保障。事实上也证明,赵氏正是凭借晋阳的保障才免使本家族陷于危亡之中。晋阳作为赵都的特点是赵氏正式立国前的特殊政治背景所决定的。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才将晋阳作为赵国的最初都城。尽管在赵简子之前,赵氏曾先后获封于赵城、耿、原等地,但那时赵氏还只是晋国内部的一个卿大夫,其政治军事实力还不足以构成一方诸侯,那些封邑主要体现在经济意义方面,还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一方区域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到了赵简子时期,随着赵氏领地的扩大,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晋公室的衰落,赵氏才实现了由依附性的卿大夫向事实上具有独立性诸侯的转变,因而晋阳也才具有了赵氏政治中心的意义。

  (作者孙继民)

  三、赵桓子都代考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献侯“少即位,治中牟”,(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9月1版,1982年11月2版,1985年10月北京第9次印刷。第6册第1796页。)接着又说:

  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是则在赵献侯统治期间,赵氏内部曾发生两次政变:一是赵桓子驱逐赵献侯,自立于代;二是赵桓子死后,“国人”杀桓子之子,迎立献侯复辟。(关于桓子的身份,张守节《史记索隐》据《世本》称桓子是襄子之子。同上,1797页。)但这一条记载过于简略并语意含糊,起码有两个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第一,赵献侯原都于中牟,赵桓子立都于代,赵桓子逐献侯是逐出代还是逐出中牟,是逐出赵国还是放逐在赵国之内,均不明;第二,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赵献侯被迎立复辟之后,是复都中牟还是续都代,也不明。据文意,“复迎立献侯”,似乎应是续都代,但《史记·赵世家》称赵献侯子赵烈侯继位后:(同前第1797页。) 

  烈侯好音,谓相公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顷”。公仲曰:”诺”。 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音,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

  据此,烈侯和番吾君“自代来”,都是临时外出的性质,那么,公仲连等与烈侯议政的朝会之所不应在代,则烈侯及此前复辟的献侯的赵都亦不应在代。总之,由于文献的缺略,史籍有关赵献侯复辟之后赵都的记载不清,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即赵桓子的立都之所是代,代是赵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之一,尽管它建都的时间不是太长。

  代曾作为赵都已无疑问,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的地理方位在哪里?在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就“代”作为地名而使用的复杂情况作一个必要的交待。对此,明人尹耕《代国考》曾有说明,他说:(见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订补重刊本《宣化府志》卷37《艺文志》31叶。)

  考之代自入汉以来,其国数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东也。山北之代,旧国也,始于商汤,历代因之,是故齐桓之所服,赵襄之所并,代成、安阳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赵歇、陈余之所王,夏说之所守,刘喜之所弃,陈豨之所监,皆是也,所谓蔚之废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于文帝十一年分山北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为国,是故文帝之始封,中都之所徙,入继之所自,临幸之所复,以及子武、子参之新分,后武徙淮阳,子参之所合,皆是也,所谓晋阳、中都也。山东之代,再徙也,始于武帝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于清河,后王莽继绝改号广宗,是故王义之新都,子年之所废,如意之所复,皆是也,所谓清河也。语其都,则始为代,继为晋阳、中都,终为清河,前后之变也。语其号,则始为代,继为代、太原,复为代,终为广宗,前后四变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国,其在文帝以前者为吾土,而以后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则上自赵、秦,下终两汉,皆吾土也,执是以往,无疑古牒矣。

  所谓“山北之代”,即恒山以北之代。所谓“赵襄之所并”,是指被赵襄子所灭殷商至春秋时期的代国;(赵襄子灭代事见《史记》卷43《赵世家》,6册第1793页。)所谓“代成、安阳之所封”,是指赵襄子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和赵武灵王封原长子章为代安阳君事;(赵襄子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事见《史记·赵世家》,6册1794页;赵武灵王封原太子章为代安阳君事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三年条。) “公子嘉之所奔”,是指战国末年赵都邯郸被秦攻下后赵嘉自立于代而称王事;(事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1册233页、) “赵歇、陈余之所王”是指秦汉之际相继称王于代事;(事见《史记》卷7《项羽本纪》,1册316页和321页、) “夏说之所守”,是指陈余封代王期间,夏说以代相国守代:(事见《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8册2582页。) “刘喜之所弃”,是指汉文帝之兄刘喜封代王后因不敌匈奴进攻而弃国归朝事;(见《史记》卷8《高祖纪》八年条,《汉书》卷1下《文帝纪下》系此事于七年十二月条。) “陈豨之所监”,是指陈豨以赵相国监赵、代边兵;(见《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附陈》,8册2639页、)所谓“山南之代”云云,是指汉文帝及其子刘参、刘武先后封代王或太原王并改迁太原、中都事;所谓“山东之代”,是指汉武帝以后代王东迁事。从尹耕列述可见,先秦至两汉有各类以代为名的代国(包括方国、王国和封国),再加上他未涉及的代郡、代县,可知代城及代地,作为地名使用的情况相当复杂,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独立的地区实体,如春秋时期的狄人代方国和赵嘉为代王的代王国;有时指半独立的政权实体,如刘喜、刘桓为代王的封国;有时指地方政区实体,如代郡、代县;有时指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实体,如尹耕所说的蔚废城;有时指区域地理单元,如泛指常山以北的代地。“代”一词含义如此不定,用法如此广泛和复杂,为了避免误会和歧义,因此有必要特意强调:本文着意考察的赵桓子立都的代是指作为当时赵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实体而言。

  关于桓子代都地望问题,笔者尚未见到有人专门探讨或直接说明。不过涉及代方国、王国、封国都城者不乏其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代郡代县条有颜注引应劭语:“故代国”,(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4次印刷,6册1622页、)认为汉代县城是故代国(应指春秋时期的代国)。《史记集解》引徐广语称赵王歇代国都是“都代县”。(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4次印刷,6册1622页、)尹耕则认为凡是指称汉文帝之前的代国国都及代郡郡治的都是在蔚县代王城(尹耕是蔚县人,所称“吾土”指今蔚县,其所谓“蔚废城”即代王城遗址、关于代王城遗址、详下。)《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春秋代国都、战国代封君都、秦代郡县治位置都在今蔚县东北,实则是接受尹耕观点,认为在蔚县东北代王城。(分别见第一册第22-23页“春秋晋秦图”、第28页“春秋·北燕图”、第37-38页“战国·赵中山图”,第二册第11-12页、第20-21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即明确认为春秋时期的代国和战国赵的代封君及秦汉之际的赵歇、陈余的代王的都城是今蔚县东北的代王城遗址。)以上诸家看法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赵桓子代都所在问题,但尹耕诸家既认为此前和此后各类的代国都城是在今蔚县代王城遗址,(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南昌第1次印刷,224页。)则实际上亦视赵桓子代都所在与之相同。按自春秋至汉初,至少有数百年的时间(如果按尹耕所说自殷商起已有代国则时间更久),代国屡兴屡灭,难道它的政治中心都城就一直是长盛不衰,略无改徙吗?郦道元《水经注》在记述今蔚县一带水道时,至少提及三座与代有关的旧城遗址,今代王城遗址只是其中的一座,尹耕虽然首倡汉文帝之前代国都在今代王城遗址说,但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因此光绪本《蔚州志》批评包括尹耕在内的“前贤”“读《注》不悉,妄生异论”。(见光绪本《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下按语。)对于尹耕首倡而后形成的观点,光绪本《蔚州志》作者及今人杨润平《代国新考》都提出过不同意见,(见光绪本《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下按语。)但他们缺乏充分、系统的论证,并且影响较小。所以,对于赵桓子都代的地望问题,既不能盲从传统的旧说,也不能停留在仅仅表示不同意见的地步,还有必要进行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有关代都方位记载的早期文献首推《水经注》,所以考察桓子都代的具体方位仍然需要从分析《水经注》的相关资料入手。《水经注》卷一三《漯水》记支流祁夷水称:(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王先谦校本,第255页。)

  漯水又东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县,东径平舒县之故城南泽中(中略)《魏土地记》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东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东北径兰亭南,又东北径石门关北,旧道出中山故关也。又东北流,水侧有故池。按《魏土地记》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鱼池,池西北有代王台,东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东北,得飞狐谷。(中略)《魏土地记》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关水西北流径南舍亭西,又径句琐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卢植言: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圆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开九门,更名其故城曰东城。赵灭代,汉封孝文帝为代王。梅福上事曰(中略)《魏土地记》曰:城内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门,一泉流出城北门,二泉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东北,热水注之,水出绫罗泽,泽际有热水亭。其水东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谷水注之,水出昌平县故城南,又东北入祁夷水。祁夷水右会逆水,水导源将城东,西北流径将城北,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矣,而尚传将城之名。卢植曰:此城方就而板干自移。应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东城。或传书倒错,情用疑焉,而无以辩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为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东北径青牛渊(中略)祁夷水又北径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东城,而非所详也。又径昌平郡东,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连水入焉。(以下叙连水源流,称连水西径王莽城,当城,最后)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随山,山上有神庙,谓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径乾故城东,而北流于漯水。

  注文所述祁夷水和支流的源流分合及沿河古迹多在今蔚县境内,其中注文所谓祁夷水亦称代水,即今壶流河,所谓逆水即今清水河,所谓连水即今定安河。注文有关上述河流的方位、流向的记载与今天诸河状况几乎无异,因此它为我们探讨注文古迹的方位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坐标。根据这个坐标,我们就可以确定有关代城、将城、东代(后曰东城)的方位,而这一点对我们研究赵桓子都代的地望问题尤为关键。

  根据注文所述,祁夷水出平舒城后,“东北径兰亭南,又东北径石门关北”。按:兰亭在今何地,不详;石门关则在今山西省广灵县东与蔚县交界处,(《河北省地图集》第124--125页“阳原县、蔚县图”显示蔚县西侧邻县的山西广灵县东缘有“西石门”村,位于壶流河南岸,此石门村应即古石门关所在。)由此知注文以下所述均在今蔚县境内。注文所述今蔚县境内祁夷水干流上共有代城、将城、东城三处古城,这都与我们考证赵桓子代都有关,今分述如下:

  关于代城的方位,注文称:“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这个代城应即蔚县东北偏南二十里处的代王城遗址,理由如下: 

  第一,注文中代城与祁夷水的相对位置同今代王城遗址与壶流河的相对位置一样。如注文所言,祁夷水是“东北流径代城西”,说明祁夷水是呈西南--东北流向自代城之西(确切地说应是自代城西北)流过。今壶流河自进入蔚县境至汇合清水河之间,基本是西南--东北流向,代王城遗址即位于壶流河的东南侧。这与文献记载一致。

  第二,注文有关代城的描述与今代王城遗址的状况基本相符。注文称代城圆匝而不方,周回四十七里,开九门;城内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门,一泉流出城北门。今代王城遗址平面呈椭圆形,城墙周长一说是“周长约8000米”,(《文物春秋》1993年4期所刊刘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一说为“9.7公里”,(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市县概况》上册第607页。1987年印。)两者比照,可见城址平面形状与注文所述完全相符(在蔚县一带,代王城遗址是唯一的椭圆形城址)。至于城墙周长的差异,或是注文有误,或是古今度制不一,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关于城内水泉,从地图看,代王城村东有一处,村西南数里处亦有一泉。泉水是否都在遗址内,不详。这也与注文基本相符。

  第三,注文中代城的方位与今代王城遗址的方位一致。注文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飞狐是古道路名,亦即注文所言之“飞狐谷”,位于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之间的崇山峻岭,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蜿蜒百余里,为古代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咽喉。飞狐关显然是这条谷道北端的关城。今蔚县有北口峪,即飞狐道黑石岭以北部分,峪口有一村,名北口,北口村位于代王城南偏西,约有四十里的距离,应是古飞狐关所在,(《蔚县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有作者按语,称“飞狐口即北口”。)这与注文所述一致。又,《水经注》卷一三在述及漯水支流协阳关水时还引《魏土地记》说:“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所收《蔚县标准地名图》,(蔚县地名办公室编,1984年2月铅印本。)今代王城遗址东南方向仍有“马头山”一名,山下并有马头山村。按地图比例尺计算,代王城遗址与马头山相距约20余里,方位、里距与《水经注》所记相合。飞狐关和马头山一在代城南(偏西),一在东南,《水经注》有关二者与代城的方位、里距无疑提供了一个坐标参考系,代王城遗址与之相符,确切无疑地证实了代城即今代王城遗址所在。

  关于将城,注文称:“祁夷水右会逆水,水导源将城东,西北流经将城北,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矣,而尚传将城之名”。“尚传将城之名”,说明当时当地人传称此城为“将城”。“疑即东代”,是郦道元推测此城应为东代城。今从当时人传说,称为将城。关于东代城称谓问题,下面将要涉及,此处暂略。对于将城方位,光绪刻本《蔚州志》认为在西合营村。西合营在今代王城遗址东北,处于清水河注入壶流河的河口之南,距离约近20里。虽然方位与注文所述相合,而里距超过15里(并且北魏里的长度较今为短),因此将城应在西合营以南的四碾、夏源、三关等村一带。清水河就发源于这些村庄以东的山地,并从这些村庄北侧流过,符合注文所述“西北流经将城北”的特点。

  关于东代城,问题比较复杂,注文提到两处都有可能是东代城,一处是上文已提到的将城,另一处是注文所说“祁夷水又北径一古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东城,而非所详也”。作者对这两处究竟哪处是真正的东代城没有把握,所以既说将城“疑即东代”,又说后一处故城“疑是代之东城”。对于真正的东代城,郦道元尚且无法判断,我们自然更是无能为力,但为了研究的方便和区别前两处古城的称谓,我们不妨姑且将这后一座故城称为东代城。

  东代城在今何地?《蔚州志》卷五《地理志》代故城(即我们所说的东代城)条认为在今织锦疃,按:织锦疃位于定安河北岸。从注文所述看,祁夷水北径东代城西,说明东代城位于壶流河右岸或曰东岸。祁夷水径东代城之后,又北径昌平郡东,又北而“连水入焉”,说明东代城还是位于连水左岸或曰南岸。这就排除了东代城位于今定安河右岸织锦疃的可能,《蔚州志》一说不足为据。(《蔚州志》之所以认为东代城在织锦疃,可能纯粹是按“西去代城五十里”推导而出。但古人记载的里距多依据道路计算,而道路又往往曲折迂回,因此推测东代城方位不能光根据文献记载的里距,还必须考虑其与河流的方位关系,首先确定它是在河流的右岸或左岸。)又,连水下游是自东南而西北注入祁夷水,则东代城应位于祁夷水和连水之间的三角地带。连水“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既可以证实东代城是位于祁夷水和连水之间的三角地带。也说明这个“故代”与我们所称的东代城实为一地。对于东代城位于两水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点,还可以从青牛渊方位的确定得到证实。《水经注》称祁夷水“北径青牛渊,水自渊东注之”,又说“兹浦形类青牛”,“潭深不测而水周多莲藕”,说明青牛渊是位于祁夷水左侧并与之相通的长条形湖泊。青牛渊作为一个湖泊名今已不存,但从现存聚落地名仍可看出它曾经存在的痕迹。今壶流河与定安河汇流处西南方向有莲花池村。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3页介绍,莲花池村于“明初建村,名清牛园。清末年间该村于郎清在河南为官时,运来莲花根栽入村东池内,村名亦更为莲花池”。莲花池原名“清牛园”显然是“青牛渊”的讹写。今莲花池村以南,自北而南依次有下利台、上利台、利台庄、北洗冀等村,这一线以东至壶流河河道之间是一块宽约1——2公里的狭长形河滩地,这一条形河滩地应即古青牛渊所在。我们知道,祁夷水注入青牛渊之后又北径东代城,说明东代城与青牛渊是隔河相对。而现在莲花池以南一线诸村隔壶流河相对的地域正是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这足以印证东代城确位于二水三角地带。

  东代城的大体方位虽然已初步推定,但两河之间三角地带这个范围仍嫌宽泛,不过根据东代城距代城五十里这个记载,可以将这个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东代城应在三角地带内的北大坪村至任家庄、小枣堡一带。(如果按五十里计算,北大坪、任家庄、小枣堡距代王城遗址直线距离皆不及50里,但古人所称里距皆为大数,并非准确,又其里的长度、里距的计算方法如何,皆不详,因此综合总体资料只能推断位于北大坪一带。)而且从北大坪村名的来历及含意也能看出这一带曾是东代城的痕迹。《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8页“北大坪”条称该村:“明初建村,因村南庙内有尊大神像,故取村名北大神,1956年据村址居于坪台之上,更名为北大坪”。据该书介绍,以大坪命名的村共有三个,除北大坪外,还有南大坪和西大评,知“北”、“南”、“西”原指方位,则北大坪原名是“大神”。“大”字旧多读为“dai”,例如“大夫”等。笔者的家乡邯郸古有“大赵”一村,(如《元丰九域志》卷2河北路磁州邯郸县条记有“大赵”一镇,见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点校本第85页。)现在已写作“代召”二字,显然是“大赵”二音的讹写。邯郸之东有大名县,70年代以前,当地人多读“大名”为“dai ming”。五台山旧有大螺顶,前年笔者曾前往游览,而当地编印的“导游图”已写成“黛螺顶”,可见过去民间多读“大”为“dai”。因此我们将该地曾是东代城所在联系起来考虑,推测“大神”一名可能本作“代神”,所谓“大神”起意于庙内一尊大神恐怕是出于附会。又,据《畿辅通志》卷五二《疆域图说七·蔚州图》,(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1版第1次印刷,第7册第544--545页,)大神等村东侧有“凤凰台”。联想到古代往往台。城相连或相近,似乎也透露着此地确为东代城的信息。无论如何,按照《水经注》所载,北大坪、小枣堡、任家庄一带理应是东代城所在。

  代城、将城、东代城的方位既明,下一步还需要探讨三城建筑年代的早晚问题。就《水经注》的记载而言,大体可以这样判定:将城和东代城相对较早,代城相对较晚。注文引卢植语称代城:“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并说因此而“更名其故城曰东城”。所谓板干自移原系神话,干宝《搜神记》亦有云:“代城始筑,立板干,一旦亡西南板四十五于泽中自立,结苇为外门,因就营筑焉,故其城周围三十五丈为九门,故城处呼之为东城”。此事本身固然荒诞不经,但由此可见代城的修筑是东代城之后,所以东代城又被称为“故代”。将城与东代城孰先孰后虽无法辨明,但郦道元既疑将城或即东代城,亦说明将城的修筑时间早于代城,将城和东代城早于代城似无可置疑。

  代城修筑的绝对年代是何时?尹耕《两镇三关志》认为代城是赵襄子所并之代,亦即认为代城是春秋时期代国之都,至迟始筑于春秋时期。(据《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所引《两镇三关志》内容。)但顾炎武《元下郡国利病书》不同意此说,提出另外的意见。他说:(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7册5叶a面。)

  蔚州东二十里许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回二十五里,九门遗址俱在,金波发源其 北,夹城东南流(“东南流”应为“东北流”,《潜邱札记》引此文即作“东北流”,),即《搜神记》所谓始筑城时,亡西南板于泽中自立者也。长老曰:盖昔有代王者居是城,与燕约相救,置传鼓为信。胡大入,传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国为墟。又曰:废城南数里小山即鼓台也。余寻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埚,其言有证矣。而竟不知代王者何人也。(以下顾氏经过考辨,认为立都代王城的代王是汉初的代王刘喜,略)且王喜(即代王刘喜)之封也,与卢绾同时,草昧之际,披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给,燕、代与国,土壤接近,则相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长老听传,信而有征也。

  引文中的“长老曰”内容是蔚县当地民间传说。顾氏从民间传说入手,结合史籍加以考证,认为传说中的代王喜是汉初的代王刘喜,亦即认为代王城始建于汉初代王刘喜,这一点很有见地。考古工作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对代王城遗址进行考察,《文物春秋》1997年3期所刊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址调查报告》,均认为它是汉代遗址,证实了顾炎武的判断。(1995年12月新版《蔚县志》第二十四编第五章所录“古遗址一览表”(574-577页)登记有与代王城遗址有关的古遗址6处,其年代分别是:代王城西南遗址为“汉代、战国”;代王城遗址为“西周、战国”;代王城西遗址为“西周”;代王城东遗址为“战国、汉代”;大水门遗址为“夏代”;大德庄遗址为“西周至战国”。若据此材料判断,代王城遗址年代似乎更早,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此表有些表述尚欠严密的科学性,使用“夏代”一语便是例证;二是年代的判断依据是暴露的遗物。代王城完全有可能是在先秦遗址上建筑而成,发现有关先秦文化的遗物并不奇怪,这并不影响代王城整体上作为汉代遗址的存在,因此我们仍依河北省文保单位设立的保护标志所认定的汉代遗址作为代王城的始筑年代。)

  又,《文物春秋》1993年4期刊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17页认为代王城遗址属战国。25页所附《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城址一览表》也说“城址内暴露大量的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城内北部发现了夏、商、西周时期的遗存,城外……封土堆现存63座”。但22页又说,“从代王城内暴露的大量汉代遗物和城外西部、南部大片汉代封土墓群看,秦汉时期是代王城繁荣鼎盛时期,东汉以后渐趋废弃”。看来代王城还是汉代建筑。)代王城始筑于汉初,这就排除了它作为先秦时期代国(包括方国、封国、王国在内)国都和郡治、县治的可能性,自然,赵桓子立都的代城也就不会是今代王城遗址。光绪《蔚州志》卷五《地理志》古迹代故城条和代县故城条认为将城和东代城都是汉代以前的“代治”,并且认为赵襄子所灭之代即其中的一个。笔者同意这个看法,并认为赵桓子立都的代城也只能是将城和东代城之中的一个。在这二城之中,我们更倾向于东代城。这同样可以从《水经注》所述祁夷水支流连水的内容中找到根据。注称:

  (连)水出雊暓县东,西北流,径雊暓县故城南,又西径广昌城南。《魏土地记》曰:代南二百里有广昌城,南通大岭,即实非也,《十三州记》曰:平舒城东九十里有广平城,疑是城也。寻其名状,忖理为非。西径王莽城南,又西,到剌山水注之,水出到剌山西,山甚层峻,未有升其巅者。《魏土地记》曰:代城东五十里有到剌山,山上有佳大黄也,其水北流径一故亭东,城北有石人,故世谓之石人城,西北注连水。连水又北径当城县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斩陈于当城,即此处也。应劭曰:当桓都山作城,故曰当城也,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

  这段记载必有错简或讹误,例如所述连水西径广昌城南,郦道元根据《魏土地记》知广昌城是在代南二百里,因此判断“即实非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注文所述的石人城是今涿鹿县境内的倒拉嘴村所在。据《河北省地图集·阳原县蔚县图》,蔚县东部邻县涿鹿县西南部今定安河上游南岸有倒拉咀(嘴)一村,据涿鹿县地名办公室编《涿鹿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0页“倒拉嘴”条记载:“此村南倒拉山,又地处山嘴,明初建村,取名倒拉嘴,沿用至今”。(1983年12月排印本)倒拉山显系到剌山的转写。从地图看,倒拉嘴村位于定安河南岸,村东也有一条河,自东南而西北注入定安河,这显然就是“西北注连水”的到剌水。地图上还可见到倒拉嘴村北数里处有一“石人洼”村,石人洼村应与注文所记石人有关,这可以证实倒拉嘴即石人城所在。那么由此可以断定,流径倒拉嘴之北的这条河流确是古连水。注文称“连水又北径当城县故城西”,这说明连水在经过当城时呈自南而北的流向,还说明当城位于连水右岸或曰东岸。从今定安河的流向看,倒拉嘴以下至蔚县西太平村一段,都是自东(偏北)而西(南),自西太平至南吉家庄数里之间才折而为自东(偏南)而西(偏北)的流向。至南吉家庄,定安河又折而南流(南吉家庄至古守营约1公里左右),至古守营又折而自东南而西北注入壶流河(这段距离约10多公里)。从严格意义上说,定安河中下游没有呈自南而北流向的河段,所以连水“北径当城县故城西”只能从西太平——南吉家庄河段或古守营--定安河与壶流河交汇处河段求得。西太平——南吉家庄河段只有3公里长,且流向大体呈自东(偏南)而西(偏北)的流向,而古守营--两河交汇处河段只有10多公里长,且完全是呈自东南而西北的流向,因此注文所述的流向和城址很可能是在这一河段之内。在这一河段的右岸,靠近河流的村庄今有吉家庄、永安疃、定安县三村,当城县故址自然应该就在这三村或附近一带。(其中定安县村的可能性或许稍大一些,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61页“定安县村”条,此处为辽金元时定安州县治所。当时在此置定安州、县,或许因借以前的当城旧址。据《史记·赵世家》,赵桓子都代一年而卒,死后国人认为桓子之立非襄子本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赵献侯,说明桓子死后赵氏内部发生一次政变,桓子之都有可能从此废弃(起码不再作为赵都)而留下桓都城之名。)

  当城的大体方位确定之后,对我们认识东代城即赵桓子都代的所在地很有帮助。注文引应劭语称当城县一名起意于“当桓都山作城”。又,《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代郡当城县条有颜师古注语称:“阚骃云当桓都城,故曰当城”。应劭认为当城县是因为当桓都山而得名,阚骃认为是当桓都城而得名。一作桓都山,一作桓都城。应劭是著名学者,但并不擅长地理,阚骃是著名地理学者,以所著《十三州志》闻名于世,则阚骃所言桓都城似更为可信。当城是因为“当桓都城”而得名,所谓“当”者,原意是“对着”、“向着”,又有相等、相当、对偶、匹敌等意,看来它是因为面对桓都城而得名。而东代城位于定安河左岸,恰好与当城隔河相对。桓都城为何称为“桓都”,是否即因桓子曾经立都于此而得名呢?(据《史记·赵世家》,赵桓子都代一年而卒,死后国人认为桓子之立非襄子本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赵献侯,说明桓子死后赵氏内部发生一次政变,桓子之都有可能从此废弃(起码不再作为赵都)而留下桓都城之名。)总之,将城和东代城都有可能是赵桓子立都于代的所在,而东代城的可能性更大。(刘建华文所附《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城址一览表》记蔚县陈家湾村东有战国汉代城址,称陈家湾遗址,长方形、遗迹遗物有泥质灰陶片,26页。此处位于定安河、清水河之间,与北大坪和 等都有一定的距离,疑非将城或东代城。)(原载《河北学刊》1999年第1期,因篇幅关系曾有删节,收入本书时已恢复被删部分。作者孙继民)

  四、战国赵都迁耿管见
  (一)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1《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六册第1555页。)。《水经注·#(左水右曾)水》亦称:沫水“东北流,迳中牟县故城,昔赵献侯自耿都此”。(2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二《A水》,见上海人民出版社本第721页。)可见赵国在献侯迁都中牟之前一度立都于耿。

  耿在何地?《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有“(晋献)公将上军,太子申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杜预注称: “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3《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闵公元年至二年》,见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1786页。)《史记》的《晋世家》和《赵世家》均载晋献公灭耿及赐赵夙耿地事,(4《史记》卷三九《晋世家》和卷四三《赵世家》,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五册第1641页和第六册第1781页。)《索隐》和《集解》分别据杜预或《地记》说,认为耿即皮氏县的耿乡(或称耿城),是古耿国所在。《汉书·地理志》认为这个耿乡(耿城)就是曾经做过赵国都城的耿,河东郡皮氏县条称“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后十世献侯徙中牟”(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第六册第1550页。),《辞海》便沿袭此说,也认为:“耿,古国名,本春秋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灭之以赐赵夙,至赵献侯自此迁中牟。故址在今山西河津县南汾水南岸”。(6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第1816页。)

  (二)
  如果说耿乡(耿城)是故赵国地,这并无异议,晋献公以耿赐大夫夙,也于史有证,但若以为赵氏封耿之后十世乃自此迁于中牟则与史实不符。赵夙受赐的耿地在今山西河津东南,位于当时晋国都城绛(今山西冀城东南)的西部。但赵夙之后至赵简子(即赵鞅),赵襄子(即赵孟)时期,赵氏的势力中心起码有过两次转移:一次是春秋前期的晋文公时期,一次是春秋末年的赵简子时期。

  据《左传》和《史记》的《晋世家》,《赵世家》记,赵夙之孙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7赵衰封于原的时间,《左传》作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作晋公元年(公元前636),《晋世家》作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原的地望,诸家说法不一:司马贞《索隐》引宋忠语,认为在“雁门原平县”(今山西北部的原平县);裴骃《集解》引杜预语,认为在“河内沁水县”(今河南西北部的济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左传》也认为在靠近晋东南的济源一带。原究竞在何地可以不论,而作为赵氏宗子的赵衰任原大夫,说明至迟晋文公初年赵氏势力的中心已由耿地转移至晋北或晋东南的原,这是第一次转移。

  赵衰之后,赵氏在晋景公时期曾遭沉重打击。《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583)“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祈奚”(8《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成公五年至十年》,见下册第1904至1905页。)。《晋世家》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亦称“诛赵同、赵括,族灭之”。(9此次诛赵同。赵括事件即《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氏孤儿”事。)赵氏几乎遭到灭族之灾,以后由于韩厥的努力,“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10《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见同本第五册第1679页。)“反其田焉”。(11《春秋左传正义》,见第1905页。)赵武复位后返还的田邑,是原有的还是作为补偿而新受的,史所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赵武之孙赵简子时,赵氏的势力中心已经迁移至置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左传》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秋八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12《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六《定公十年至十五年》,见下册第2150页。)赵简子要把卫贡500家移置于晋阳,并将邯郸午捕杀于此,当受到范氏,中行氏联合进攻情况危急时,又退保晋阳,说明晋阳是他的根本所在。而且这次邯郸之叛和晋阳之变的解决,赵简子也正是凭借晋阳才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也是晋阳首次见诸典籍。杜预注称:“晋阳,赵鞅邑”,也表明晋阳一开始就是赵氏势力的中心。(《韩子·十过》称:“张子谈曰:夫董阏于,简主之习臣也,其治晋阳,而尹铎循之”。说明晋阳筑于赵简子家臣董安于之手,亦治晋阳,晋阳一开始就是赵氏势力中心。)

  晋阳作为赵氏势力中心还可以从赵襄子固守晋阳以击败智氏得到证实,《史记·赵世家》: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分其范,中行故地。……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明私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1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见同本第六册第1794至1795页。并参见《战国策·赵策》的《知伯韩魏兵以攻赵》、《知伯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等。)

  这次赵襄子也是凭借晋阳才击败智氏的,并最终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两次晋阳之役反映了赵氏势力中心的第二次转移已经完成。

  (三)
  赵氏势力中心经过两次转移尤其是移至晋阳具有重要意义,赵氏正式取得诸侯封号是在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但其立国实际自赵简子起。赵简子夺邯郸、柏人后,史称:“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15《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见第1792页。)如果说以前的耿、原只是赵氏封邑话,那么此时的晋阳已经具有了赵氏国都的性质。既然赵氏政治中心有了两次转移,并且晋阳实际已成为赵国最初的都城,那么赵氏就不可能在耿传续十世,继赵襄子而立的赵献侯也没有必要舍弃晋阳退回到先祖的封邑耿地而迂回迁都中牟。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赵氏自赵夙封耿之后十世才自耿迁至中牟一说显然不能成立。

  又,春秋后期,晋国内部的韩、赵、魏三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赵国主要采取了向北向东发展战略方针,至战国时期先后占据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韩国主要采取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至战国先后占据了晋东南地区今河南西部、中部地区;魏国主要采取了向东南方向发展的战略方针,至战国先后占据了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地区。因此,战国时期,今山西南部、东南部地区主要分属于韩、魏两国,耿地所在的皮氏也早已不属赵氏而转属魏国了。《汉书·地理志》称:“魏地……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16同(1)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见同本第六册第1648、1649页。)所谓河东,指今山西省黄河以东地区,亦即“晋之南河曲”。皮氏便属河东。《史记》卷五《秦本纪》和卷十五《六国年表》,均载公元前329年秦军攻取魏皮氏事,证实此前皮氏属魏,(17《水经注·汾水》引《竹书纪年》,称魏襄王时期秦军又曾围皮氏,魏国发兵救援及筑城皮氏等。说明围绕皮氏秦魏曾有争夺,但皮氏本属魏国。)这也表明曾经作过赵国都城的耿决非河东皮氏的耿城(耿乡)。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皮氏县条所言不足为据已见上述,那么赵国曾经立都的耿究竟在那里?《史记索隐》为探求其具体方位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史记》卷三《殷本纪》有“祖乙迁于邢”句,(18《史记》卷三《殷本纪》,见第一册第100页。)唐人司马贞《索隐》解释道:“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关于“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的断句,有的学者认为应是“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在1989年邢台历史文化讨论会上还曾为此发生过争论。当时主张“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断句者认为唐朝不会有“近代”的概念,他所断“近代”是指接近、靠近代地。胡如雷先生在会下曾对笔者表示,唐朝有“近代”的说法,是对“近世”概念的替代,主要是为了避李世民之讳。笔者完全接受胡如雷先生的意见,故引文仍如上断句。)。邢的地望历来众说纷纭(下文将涉及),但认为河东皮氏耿乡即祖乙所迁之邢恐未必锝当。近代学者王国维氏曾撰《说耿》,认为殷族活动区域“皆在河南、北数百里内,祖乙所居不当远在河东。且河东之地自古未闻河患,耿乡距河稍远,亦未至遽圯也。”(19《观堂集林》卷一二《说耿》,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国维遗书》本第二册观十二第五页。)王氏所见颇有道理。尽管《索隐》这一见解不足取,但其所称“邢音耿”云云却至关重要。他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邢、耿音同,可以通假;第二,当时有的《史记》传本作“邢”为“耿”。司马贞大约是唐开元、天宝时期人,这至少反映了唐代开元、天宝以前的状况。 

  邢、耿音同是指古音而言。《说文解字》即称:“邢,郑地邢亭,从邑,井声”。(20《说文解字》有“#(左井右邑)”、“邢”二字。称#(左井右邑):“郑地井亭,从邑,井声”。称形:“周公所封,地近河内怀,从邑,#(左干右干)声”。此二字实即“邢”字的不同写法。见《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本第133页。)“耿,耳箸颊也,从而,炯声”。(21此据《经籍篡诂》所引《说文》。今中华书局本《说文解字》则云:“耳箸颊也,从耳,#(左火右圭)省声。”又云:#(左火右圭)“读若冏”,亦即炯声。)邢、耿二字音近微有差别,实际使用中极易读成同音,所以《索隐》称二字同音。(22《说文解字》称#(左井右邑)为井声,邢为#(左干右干)声,注称#(左干右干)“户经切”。表面看#(左井右邑)、邢二字微有音别,实即二字为“邢”的不同写法,当然音同。邢、耿恐怕也是完全音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了邢、耿的通假。“祖乙迁于邢”除了司马贞所举有的传本作”祖乙迁于耿”外,还可以举出一个词例。《尚书序》有云:“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对“祖乙圮于耿”句,孔氏传称:“亶子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23亦有作“祖乙徙耿”者,见《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皮氏县条注,中华书局校点本第十二册第3399页。)认为相被河水冲毁后,祖乙又迁至耿。孔颖达《尚书正义》不同意此说,认为是指耿被冲毁后又迁至他处。据文意,应以后说为是。《尚书序》所云祖乙与《史记·殷本纪》所云祖乙同指一人,是河亶甲子。虽然二书所述“迁于邢”与“圮于耿”着眼点有别,但认为祖乙曾经立都于邢(耿)则同。《索隐》所称邢、耿音同可通假于此得到正明。(24《今本竹书纪年》有“元年己已,王即位,自相迁于耿”,“二年,圯于耿”,亦可作为邢、耿音通假的参考。因此书真伪有争议,但所记不至全无根据,故举此例聊备一证。)

  (四)
  邢、耿音同且通假,而皮氏的耿城又排除了是赵都之耿的可能,因此赵都之耿应即战国时期的邢。

  邢得名于西周时期的封国名邢国,这在学界并无分歧,但有关邢国受封之地自古以来争议颇多。这些争议主要有两说。一说认为邢在今河北邢台,《汉书·地理志》赵国襄国县条称:“故邢国。”(2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见同本第六册第1631页。)《后汉书·郡国志》赵国襄国县条称:“本邢国。”(26《后汉书》附《后汉志》卷二○《郡国志二》,见中华书局《后汉书集解》本下册第1224页。)《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广平郡襄国县条:“故邢侯国都。”(27《晋书》卷一四《地理上》,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二册第417页。)杜预注《春秋左传》:“邢国在广平,襄国县。”(28《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庄公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见同本下册第1783页。)《元和郡县图志》邢州条:“古邢侯之国。邢侯为纣三公,以忠谏被诛。周成王封周公旦子为邢侯,后为狄所灭,齐桓公迁邢于夷仪。按故邢国,今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29《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河东道四》,见中华书局本上册第425。)襄国县,秦代称信都,项羽时改名,两汉属赵国,魏晋属广平郡,隋代易称龙冈,属赵州,地在今河北邢台。另一说认为邢在今河南温县。《说文解字》称:“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30《说文解字》卷六下《邑部》,见中华书局本上册第133页。)《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平皋县条;“有邢丘,故国名,周公子所封。”(31《后汉书》附《后汉志》卷一九《郡国志一》,见同本下册第1198页。)平皋县在今河南温县境,怀县与平皋县相邻,二书所指邢实即一地,属今河南温县。不过,今温县之邢又有邢丘的别称。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邢有今河北邢台之邢和今河南温县之邢(亦称邢丘)的区别。

  那么赵都之耿(邢)是哪个邢呢?结合“二邢”的地理位置和有关文献资料,可以将今河南温县之邢排处之外。这是因为:首先,战国时期邢丘不在赵国疆界之内。邢丘位于洛阳郑州之间的黄河北岸,古属河内之地,(32古河内地区有泛指和狭指之别,广义上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如《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的《正义》即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折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云也”。《尚书·职方》:“河内曰冀州。”狭义上的河内只限于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如《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的《正义》称:“河内曰怀州”。《汉书·地理志》亦称: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即灭殷,分其畿内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本文所云河内即指狭义的河内。)而古河内之地大部分属魏。如前引《汉书·地理志》称魏地“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赵国疆域的南界距邢丘所在尚有数百里之遥。《汉书·地理志》称赵国疆域云:“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3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见同书第1655页。)浮水、繁阳、内黄、斥丘大致在今河南省东北部的内黄、清丰、濮阳一带和今河北省南部的临漳、成安、魏县一带,与地近洛阳濒临黄河的邢丘有三四百里的距离,因此知邢丘不在赵境。

  其次,从现存史料也看不到邢丘属赵的迹象。《汉书·地理志》称邢丘属魏是指战国整个情况而言,实际上其间邢丘的归属也有变化。《水经注》卷七《济水》引《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郑城邢丘”。梁惠成王即魏惠王,惠王三年即公元前368年,郑指韩国,韩国于此年再筑邢丘城,(34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七《济水一》,见同本第240页。按邢丘在春秋时期已有,此云筑城邢丘当是此原地再次修筑。)说明此时属韩。《史记》卷四五《韩世家》称韩昭侯六年(公元前353年)“伐东周,取陵观、邢丘”。(35《史记》卷四五《韩世家》,见同本第六册第1868页。)可见邢丘一度入于东周,至此年又归属韩国。《史记》卷五《秦本记》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攻魏,取邢丘、怀”。(36《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一册第213页。)说明邢丘此前已属魏国,此后又转属秦国。尽管邢丘隶属关系转换频繁,却从未置于赵国统治之下。依据以上两点,可以确认赵都之耿(邢)不是今河南温县之邢。

  赵都之耿(邢)既已排除河东皮氏耿城(耿乡)和平皋邢丘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则非今河北邢台之邢莫属。虽然这一结论出于逻辑推理,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但可以找到相应的间接材料佐证。

  我们知道,自秦汉之际项羽改称信都的襄国,至隋开皇九年(589)改称龙冈,襄国作为县名或郡名沿用了近千年之久。为何称名襄国?当然有其历史原因。《元和郡县图志》称:“项羽改曰襄国,盖以赵襄子之谥也。”(37《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河东道四》,上册第426页。)认为“襄国”之“襄”得名于赵襄子的谥号。“国”作何解,《元和郡县图志》未作说明。顾名思义,国,谓诸侯之国,(38《孟子注疏》卷七《离娄上》注疏,见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2718页。)“天子诸侯所理也”(39《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注疏,见同上本上册第644页。),“都也”(40《吕氏春秋》卷六《明理》高诱注,见《注子集成》本第63页。),即侯王的封地或都城之所在。因此,“襄国”应即“赵襄子的封地”或“赵襄子的都城”之意。《邢台县志》所称“邢,战国时为晋邑,赵襄子食采于此,故有襄国之名”(41《邢台县志》卷一《舆地·沿革》,见民国三十二年本第一册第3页。),大概即由此推出。襄国一名含义的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赵国一度立都于今邢台的史实。

  从赵都迁耿(邢)时间与邢台一带自古流传的赵国故事相吻合看,也有助于理解今邢台即赵都之耿(邢)。赵都迁耿(邢)的时间应在赵襄子后期。《史记·赵世家》称赵襄子死后赵浣继位,“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42《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见同本第六册第1796页。按赵献侯原称赵献子,后被赵烈侯追尊为献侯。又所云“襄子弟桓子”,《索隐》引《世本》称是襄子之子。)。献侯即位后曾被赵桓子逐出,桓子死后他又被迎立复位。但《史记·六国年表》赵国部分则称赵襄子之后为赵桓子,置赵献侯于赵桓子之后,与《赵世家》不同。《六国年表》之所以如此排列,恐怕是由与表格形式的限制,不便于将这个复杂的过程显示出来,故仍以《赵世家》所记为是。据之,赵献侯继立的时间应是公元前424年,赵国自耿(邢)迁都中牟的时间当在同年。显而易见,此前立都于耿(邢)的自然是赵襄子时期事。赵襄子在位共33年,他一生主要作了两件大事:一是即位的当年(公元前457)发兵灭代;二是于公元前453年与韩、魏两家联合击败智氏。此后20多年,有关赵襄子的情况史所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自晋阳迁耿(邢)正在此间。因为在公元前453年的晋阳之战中,他正是凭借晋阳才反败为胜、转危为安的,说明此前晋阳是其政治中心 和大本营,迁都于耿(邢)只能在晋阳击败智氏之后。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赵都立耿(邢)的时间最早不过公元前453年,最晚不迟于公元前424年。邢台一带自古流传有许多关于赵襄子的故事以及由此附会的古建筑,今据乾窿本《顺德府志》所载就有下列几条:

  卷一《建置》称府署:“相传即赵襄子殿址。”

  同卷《桥梁》称鸳水桥:“旧名豫让前桥。”

  卷五《坛祠》称县治西建有“赵襄子祠”、“豫让桥”。

  卷六《古迹》有“赵孤庄,在城西北二十五里,相传程婴匿赵武处”。

  同上又有“太尝井,在城西三十五里。世传赵襄子为太子时常猎于此,人马俱渴,乏水,因祷于天,以矢卜之,遂得泉。深三十丈,襄子尝之,故名”。(43《顺德府志》卷一、五、六,见邢台地区翻印本上册第30、33、124、147页。)

  豫让桥、豫让祠所涉及的豫让,是智伯瑶的家臣。赵襄子灭智氏后,他发誓报仇,不惜漆身吞炭,先后两次行刺襄子,未获成功,被赵襄子擒后伏剑自杀。他因此被后人奉为忠义事主的典型。(44《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九册第2519页。)赵孤庄一名取自《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氏孤儿事,讲的是晋景公年间赵氏先祖遭诛,孤儿赵武在程婴和公孙杵臼的保护下终于得救。(45“赵氏孤儿”,事系后人附会演义而成。)上述流传的故事及附会的建筑,除“赵孤庄”一事属赵氏先祖外,其余都同赵襄子有关。赵国迁都于耿(邢)正是赵襄子时期,二者相吻合,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赵都之耿(邢)即今邢台之邢。

  (五)
  我们说赵都之耿(邢)即今邢台之邢,还必需解决一个相关的问题:两周时期持续活跃了几百年的邢在战国时期作为地名是否还存在?回答是肯定的。就笔者有限的所见而言,春秋时期邢地一名最后出现是在公元前491年。《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寓奔鲜虞,赵稷奔临。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镐、逆畴、阴人、盂、壶口。”国夏是齐人,此次伐晋连取邢、任、栾、镐等地。杨伯峻先生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及自己看法,认为“邢即今河北邢台市”;任,“在今河北任县东南”;栾,“今河北栾城县及赵县北境皆古栾邑地”;镐,“今河北高邑县。柏乡县皆镐邑”(4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见中华书局本第四册第1628页。)。从以上四地毗连相邻看,邢即邢台之说可以成立。从此之后直到战国末,除了赵都之耿(邢)可推断为邢外,作为一般地名的今邢台之邢再未出现于史籍之上。但这只不过是史籍缺载而已,并不等于它不复存在。考古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

  《文物》1982年9期刊载有李学勤先生《北京拣选青铜器的几件珍品》一文,介绍有一件“十七年邢令”戈。有铭文云:“十七年,#(上井下土)(邢)命(令)吴#(上草头下宇并加点),上库工帀(师)宋民,冶#(上厂下#)执齐(剂)”。李先生根据器物形制和铭文用语特征,断定这是赵国晚期兵器,推测年代可能是赵孝成王十七年(公元前249),倾向于认为铭文中的“邢”是今邢台之邢。1984年河北临城县战国柏畅城遗址又发现一件“二年邢令”戈(47刘龙启、李振奇《河北临城柏畅城发现战国兵器》,见《文物》1988年3期。),有铭文云:“二年#(邢)命(令)孟柬庆,库工帀(师)乐参,冶明执齐(剂)。”据介绍,“二年邢令”戈同“十七年邢令”戈的形制、铭文体例和文字特征基本相同,也是一件战国晚期兵器。作者断定铭文中“邢”即今邢台之邢。如果说“十七年邢令”戈由于出土地点不详还不敢遽下结论的话,那么,这件“二年邢令”戈出于紧邻邢台的临城,则有力证实了戈铭中的“邢”即今邢台。此外,据《北京拣选青铜器的珍品》,作者过去“曾见到两件匕首形的青铜器,皆有铭文,地名为#(上井下土),铭末有‘执剂’。”可知邢地制造的兵器还有一些,惜未见著录。1940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曾于河北邯郸战国赵王城遗址进行发掘,采集到一件瓮口缘陶片,上面押有“#(邢)#(古)印(?)妨(?)”四字。(48见1954年东亚考古学会编《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第78页。)陶片属战国时代物,“邢”也应是位于邯郸之北的邢台。

  上述考古材料不仅证明了今邢台之邢在战国时期仍然存在,而且提供了当时赵国在此地推行郡县制,设立邢县以及县令姓名、武库制度、兵器冶铸情况等珍贵资料。可以断言,邢这一地名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晚期。这对解除战国初年赵都迁耿(邢)时邢地一名是否存在的疑问很有益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三点简单的结论:

  (一) 战国赵都之耿即赵都之邢,它既非位于今山西河津县境的耿城(耿乡),亦非位于今河南温县境的邢丘,而是位于今河北邢台的古邢之地。

  (二) 赵都之耿(邢)应迁自晋阳,时在赵襄子统治期间。立都于耿(邢)的时间,上限不过公元前453年的晋阳之战,下限在公元前421年赵献侯迁都中牟之前。

  (三) 襄国一名含义的本身和邢台一带自古以来流传的赵国故事,尤其是赵襄子故事以及战国时期邢县设置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印证了今邢台即赵都之耿(邢)的推断。

  最后还需说明,战国时期今邢台及周围一带曾先后两次作过赵国都城,一次即拙文着意考证的战国初年赵襄子立都于耿(邢),另一次即赵国晚期设于邢的信都(49信都应在今邢台市之南的永年县境内。关于设置信都事,收入本书的《关于战国赵都城的几个问题》和《战国赵信都地望考》两文均有涉及,请参见。)。因为信都只是赵国的陪都,是赵国的第二政治中心,不同于第一次立都于此的性质,因此拙文拟题为《战国赵都迁耿管见》,专以第一次立都为对象加以考察,对设置信都事一概不予涉及。 (原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邢台历史文化论丛》一书,收入本书时稍有修改。作者孙继民)

  五、战国赵都中牟琐见
  (一)中牟地望四说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赵都中牟地望,《水经注》称其“解说纷歧”(1见《水经注》卷二二《#(左水有曾)水注》。),而目前所知有四种。

  1.《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汉代的河南郡中牟县今属河南省,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此说认为赵中牟即今河南中牟,《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通典·州郡典》、《太平寰宇记》卷二和《舆地广记》卷五等均沿袭此说。

  2.裴駰《史记集解》称赵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县,赵献侯自耿徙此。瓒曰:中牟在春秋之时是郑之疆内也,及三卿分晋,则在魏之邦土也。赵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传》曰:‘卫侯如晋,过中牟’。按中牟非适晋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此中牟不在赵之东也。按中牟当漯水之北。”司马贞《史记索隐》则认为:“此赵中牟在河北,非郑之中牟。”又曰:“此河北之中牟,盖在汉阳西。” 裴骃不同意《汉书·地理志》所见,引薛瓒语认为河南郡中牟春秋时属郑,战国时属魏,与地处赵国东部的中牟原非一地,并推测赵中牟应在漯水以北,即黄河之北(2漯水为黄河下游支津之一。见《辞海》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又,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有二中牟》亦认为有河南之中牟与河北之中牟,也是主张赵中牟在河北说。)。司马贞则迳称在黄河之北,汉阳之西(3汉阳,不知今何地。)。此是赵中牟黄河以北说。

  3.张守节《史记正义》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县东十二里,邺即相州,荡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山侧也。”认为赵中牟在黄河之北的汤阴县西牟山之侧(4在今河南鹤壁市西。为了论述的方便,下文称张守节一说为赵中牟汤阴说。)。

  4.《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据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称赵中牟:“春秋晋地……疑当在邢台、邯郸之间。臣瓒谓此中牟当温(漯)水之北,《史记正义》谓相州汤阴县西有牟山,中牟当在其侧。温水、汤阴二处,离此尚远,俱系臆说。”这是赵中牟邢台邯郸之间说。

  按《汉书·地理志》一说,魏晋时人杜预就认为已属荥阳郡的“中牟回远,疑为非也”,近代学者亦均不取此说。根据史书记载,赵国疆域从未达到今河南省中部(5《太平寰宇记》卷二开封府中牟县条称中牟春秋时属赵。实际《太平寰宇记》并非另有所据,只是根据“赵献侯自耿徙此”逆推而已,不足为据。),根本不存在赵国立都的前提条件,所以裴骃、司马贞、张守节都持反对意见,1980年第4期《山西大学学报》所载《赵中牟应在黄河之北》一文也再次指出《汉书》不足据。可以肯定,赵中牟决不在今河南中牟县境。

  裴骃、司马贞所持黄河以北说虽然可以成立,但失于范围过广。张守节的汤阴说在黄河以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具体位置,唐以后的学者多从张氏之说,现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和《辞源》均据以对赵都中牟定位。张氏所见是目前最流行的一说。

  至于顾栋高,的确曾认为赵中牟当在今邢台、邯郸之间,但他后来声明更正这一意见,可参见光绪本《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三《列国都邑表》。他并在《春秋舆图》河南汤阴条附有说明:“晋中牟,据注疏第言当在河北。张守节《史记正义》:汤阴县西有牟山,中牟当在其侧。余初作《晋中牟论》,疑当在邢台、邯郸之间。今考《经》文:齐侯、卫侯次于五氏。五氏在今邯郸县西南。《左传》:卫侯、齐侯将入五氏,卜过中牟。卫自开州至邯郸,则汤阴其必由之境。汤阴之邯郸一百六十余里,《传》言中牟人伐齐师者亦不甚远。今县西五十里有中牟城,张氏之说亦未尽可非也。因附识于此。”顾氏放弃邢台邯郸之间说,重采汤阴说。对于他的修正,学界似未曾引起注意。因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误采入他的旧说,近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词典》和《春秋左传注》以及前已提到的《赵都中牟应在黄河之北》仍以其旧说存异。顾氏既已纠正,中牟地望邢台邯郸之间说当然便不复存在。

  以上中牟地望四说,汤阴说以定位具体且较接近事实而流行于世,但有一个疑点,即张守节仅仅是根据汤阴县西有牟山而推断中牟邑在山侧,并未说遗存有中牟旧址,他在《史记·赵世家》悼襄王元年条《正义》中也只提汤阴县西有牟山。《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及历代《地理志》从未提到汤阴县有中牟旧城,乾隆本《汤阴县志》亦无中牟城的记载,至于明清以后《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说汤阴有中牟旧城,疑是据《正义》逆推而来。况且,在时隔千年之后,仅以牟山一名便确定中牟地望显然不可靠。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六《边防》定州路广信军条有牟山铺,我们显然不能据以认为此即赵都中牟。可见,仅仅根据唐代汤阴县牟山并不能作为战国赵都中牟所在的确证。

  (二)中牟历史的考察
  中牟一名出现于春秋中期的齐恒公时期(公元前685——前643年)。《国语》卷六《齐语》称:“恒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所云“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句,《管子》第二十《小匡篇》作:“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牧丘。”可知中牟筑城于齐恒公时期(公元前685——前643年),最初属于齐国,是屏障“诸夏”的边沿军事堡垒之一。这是笔者所见有关中牟的最早一条资料。

  春秋后期,中牟归属屡变。《韩非子》第三十二篇《外储说左下》有云:“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赵武所荐四十六人于其君,及武死,各就宾位。”“晋国”,他本或作“三国”。晋平公在位时间,据《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自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至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至迟晋平公时期中牟已属晋,且曾委任邢伯子为中牟令。《晏子春秋》卷五《晏子之晋睹齐缧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亦称“晏子使晋,至中牟”。晏子使晋,据《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和卷三九《晋世家》,时在齐景公九年、晋平公十九年(公元前539年)。亦证此时中牟属晋。

  此后不久,中牟曾频繁易手晋、齐、卫之间。《春秋左传》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载:“齐侯伐晋夷仪。……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指夷仪)而骄,其帅又贱,遇必克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这次齐、卫对晋之战,齐军攻克晋地夷仪,而晋中牟守军也击败了齐军。此时中牟仍为晋国掌握,但至迟十年后中牟已沦入卫国之手。同书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据《春秋左传》及《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卷四三《赵世家》等,赵简子于公元前497年开始讨伐范氏和中行氏,几经交战,于前491年攻拔邯郸和柏人,随即又于前490年兴兵伐卫,包围中牟,因为卫国曾援救范氏和中行氏,所以称“范氏之故也”。这次中牟入属卫国的原因,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推测是中牟宰佛A叛晋而致。《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称:“佛肸为中牟载,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6此段引文叙事欠明,赵鞅伐范、中行氏和伐中牟本非一役,亦非同时,且“佛肸畔”应在前,“伐中牟”应在后。)据文意及《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知佛肸为“晋大夫赵简子之邑宰”。佛肸大概是不满讨伐范、中行氏,因而背叛赵鞅。江永的推断有道理。

  赵鞅围攻中牟可能很快奏效,《说范》和《新序》叙有赵简子“屠中牟”的记载。总之,中牟很快又为晋卿赵鞅夺回。这次中牟入卫时间并不长,充其量不过几年。

  赵简子于公元前458年死后,中牟一度又入降齐国。《淮南子》卷一二《道应训》云:“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也,何故去?’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利。使之治城,城成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中牟叛而复归,其经过不可能像上文如此简单,但中牟一度降齐应无疑问。

  春秋后期中牟虽然屡次易手,但大部分时间归属晋国。由于这一时期晋国内部赵族势力的迅速膨胀,赵简子采取了以山西中部的晋阳为依托,积极进取河北平原(今冀南和豫北地区)的方针,并先后据有柏人、邯郸和中牟等地,中牟实际上多半时间处于赵氏控制之下。

  战国初期,中牟地位也很重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称:“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如文所叙,中大夫是晋国重位,而赵襄子授权中牟令王登以中大夫的授予权,既是对王登的信任,也是中牟地位重要的体现。又,当时设令的地区往往都比较重要,如西门豹即是魏初的邺令,中牟设令也说明了其自身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赵襄子死后,继位的赵献侯便迁都中牟。

  中牟作为赵国都城的时间并不长。据《史记·赵世家》,献侯“治中牟”后,“襄子弟恒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恒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重新登位的赵献侯可能仍以中牟为都,《汉书·地理志》赵国邯郸条说“赵敬侯自中牟徙此”。说明迁都邯郸前仍在中牟立都。赵献侯在位十五年,继位的赵烈侯在位九年,又继立的赵武公在位十三年。赵武公之后,赵敬侯继位,“始都邯郸”。如此看来,中牟建都的时间最长也不过三十几年(《元和郡县图志》称赵敬侯自晋阳都邯郸。)。

  赵敬侯迁都邯郸后,中牟地位大降。战国中期,赵国曾以中牟与魏国的魏邑交换,“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7见《水经注》卷二二《#(左水有曾)水注》。)。既可以作为交换的对象,说明中牟于赵已无关紧要。可是战国后期中牟又曾回归赵国。《史记·赵世家》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条载:“大备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对此,《正义》解释道:“平邑在魏州昌乐县东北三十里,相州荡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按:(中)牟山之侧,时二邑皆属魏,欲渡黄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张氏解释有误,据悼襄王五年(公元前240年)条,赵将傅抵“据平邑”,平邑并不属魏。又,“欲通平邑、中牟之道”(8《史记·赵世家》应是据赵国史书编成。),既明载于赵国史书,两地应同属赵国。显然,掉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之前中牟又还属赵国。此后直至赵亡,赵中牟一名不复见于史籍。

  从齐恒公筑中牟城到掉襄王通平邑、中牟之道,中牟起码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时间。其间迭归齐、晋、卫、赵,而大部分时间属于晋、赵。它是春秋晋、齐、卫和战国赵、齐、魏三国交界地带的重要城市和军事堡垒,是黄河北岸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之一,是晋国“股肱”,是邯郸“肩髀”,是赵国都城。但它又是战国中期以后一个衰落的城市,以至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这座历史名城竟踪迹全无,其地望也成为一桩历史疑案。

  (三)从早期文献推测中牟的方位
  我们已经知道,赵都中牟今河南中牟说不能成立,邢台、邯郸之间说也由主张者自行撤销,黄河以北说失之于范围过广,而汤阴说则是唐代人依据县有牟山而立论。下面,我们则从秦汉以前文献的有关记载来推测中牟的方位。

  首先,根据中牟是“邯郸之肩髀”,可以断定中牟在今邯郸市周围地区,包括冀南和豫北在内。

  其次,根据有关文献,中牟位于邯郸之南(包括正南、西南和东南)。理由有三:

  第一,前已引文,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齐国伐晋夷仪,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曾经过中牟到五氏与齐侯相会。夷仪,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有三处:一在今山东聊城西南,一在今山东德州市北,一在今河北邢台市西(9见本书襄公二十五年条注。)。晋夷仪即位于今邢台市西一百多里处,《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及《邢台县志》均记邢台西有夷仪城。五氏,亦称寒氏,历代学者都认为在今河北邯郸市西,是晋大夫邯郸午私邑,《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五直隶广平府邯郸县部分且列有“五氏城”条,实际上五氏城遗址早已不存,但在邯郸之西似无疑问(10位于今邯郸市西三公里处的武安县城西南有午汲古城,相传即五氏城见《武安县志》和《武安县地名志》。)。我们知道,卫国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汲县、濮阳一带,位于邯郸之南。按照常理,卫国既要经过中牟前往位于邯郸之西的五氏,则处于邯郸和卫国中心地区之间的中牟当然是在邯郸之南。

  第二,《战国策》卷一二《齐策·苏秦说齐闵王》记载有苏秦追忆以往魏、卫联合对赵的一场战争,内称:“昔者赵袭卫……卫君跣行,告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骛,河、山之间乱。卫得是籍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刚平,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卷九认为在黄河之东,并引顾祖禹语认为即清丰县(今属河南)西南的刚平城。如果苏秦是按时间先后叙述刚平、中牟两役,那么中牟应是在刚平之西或之北。亦证中牟在邯郸之南。

  第三,《战国策》卷二一《赵策·楼缓将使伏事辞行》记录了楼缓与赵王的一段对话:“楼子(即楼缓)遂行。后以中牟反,入梁。”楼缓既从邯郸出行,又以中牟叛而入魏,也说明中牟近魏并居于邯郸之南。

  再次,中牟可能居于邯郸以南偏东或东南。前引《竹书纪年》(即《汲郡古文》)称:“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围中牟时在魏惠王后元三年(11从《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之说,见第138页。),应即前333年。“东鄙”意即赵国的东部地区,这里方位的确定应是以当时的赵国都城邯郸为中心而言的。中牟属于赵国东部地区,而据上文又在邯郸之南,结合二者则知其方位应在邯郸东南。从地理上看,邯郸东南一带也恰巧与齐国、魏国相邻,符合历史上中牟频繁归属齐、卫、魏的特点。如果按照赵都中牟汤阴说,则汤阴位于邯郸西南,很难说得上是在“东鄙”。且至只是与魏国相邻,一般情况下,不具备齐围中牟的地理前提。

  又,“欲通平邑、中牟之道”的平邑(12见《赵世家》掉襄王元年条《正义》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7——38页。),“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的五鹿(13见《水经注》卷五《河水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魏州元城县条、《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二《列国都邑表》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7——38页。),“以中牟易魏”的魏(14见《水经注》卷五《河水注》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7__38页。),以及“残刚平,堕中牟”的刚平(15见《国策地名考》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7——38页。),这些地方均在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的大名、南乐、濮阳一线,位于邯郸东南,这些地方都与中牟发生过关系,显示出中牟与这一带接近的迹象。

  根据以上三点,可以推断:赵中牟位于邯郸东南直至东黄河西北岸这一地域(这一段黄河呈西南、东南流向)。

  最后还需说明薛瓒所谓“赵界自漳水以北”。按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不断,边界变动频繁,赵、魏虽亦如此,但某个时期大致也有一条较稳定的边线。《水经注》卷九《淇水注》称朝歌等地“地居河、淇之间,战国皆属于赵,……后乃属晋”。此处虽有错简,却能反映今豫北的淇河流域曾在一段时间属于晋、赵。同卷《清水注》引马季长语曰:“晋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为东阳,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三家分晋,赵即分割了晋在黄河中游平原的地盘,这条资料也可以说明豫北曾属晋、赵。同书卷五《河水注》也说:“澶渊,即繁渊也,亦谓之浮水焉。……故《志》曰赵南至浮水、繁阳。”澶渊在今河南濮阳,这一带也曾经是赵的南界。明白了赵南界曾延伸至今河南淇县、濮阳一带,有利于理解赵“东鄙”及中牟方位。

  对早期文献有关中牟地望的分析与考察,由于资料的限制,更由于缺乏考古依据,我们仅仅能指出其大概方向,无法确定具体位置。而且中牟在几百年的漫长历史中是否有过废置、迁移,汤阴以西的牟山是否与其有过某种关系,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起初曾怀疑晋、齐、卫各有中牟,因为仅《春秋大事表》卷六附《列国地名考实》所列同名异地者就有几十处之多,可是并未掌握确凿证据。尽管如此,也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原载《河北学刊》1987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稍有修改。作者孙继民、郝良真)

  六、赵敬侯迁都邯郸诸问题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条称“赵始都邯郸”。对于这个记载,历代学者多未提出异议,但也存在不同意见,或认为赵成侯时期始都邯郸,或认为赵肃侯时期始都邯郸。对此,我们在《关于战国赵都城的几个问题》一节已经论证并得出结论:赵敬侯迁都邯郸无庸置疑。下面,我们再围绕与敬侯迁都邯郸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正于大家。

  (一)自何地迁都邯郸
  赵简子、赵襄子时期的赵国政治中心在晋阳,赵敬侯以后在邯郸。但襄子以后都城在何地,有何变化,自何地迁往邯郸,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史记·赵世家》称赵献侯时都中牟。但献侯一度被桓子赶走,桓子自立于代(今河北蔚县),一年之后就死了,国人复迎立献侯。复辟之后的献侯是还居住中牟还是因袭于代,史无明文。《赵世家》记赵烈侯曾责成相国(当时应称相邦)公仲连赐给郑人歌者田地,公仲连没有遵命,“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连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相国和议政的朝廷都不在代,说明献侯复辟后的都城不在代。《汉书·地理志》赵国邯郸县条说:“赵敬侯自中牟徙此”。《水经注·#(左水右曾)水》亦称:沫水“东北流,迳中牟县故城,昔赵献侯自耿都此”。河南郡中牟条又说:“赵献侯自耿徙此”。据此,赵献侯自耿迁都于中牟,又自中牟迁都于邯郸。但《元和郡县志》卷一五磁州邯郸县却说:“赵敬侯自立晋阳,始都邯郸”。认为自晋阳迁至邯郸。《元和郡县志》成书较晚,恐不可信,结合《史记·赵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自中牟迁都邯郸比较可信(作为赵都的中牟并非西汉河南郡的中牟县,而是位于邯郸东南黄河北岸之间,详见《河北学刊》1986年所刊《战国赵都中牟琐见》和本书第二编。)。

  根据以上诸节及本文研究,赵都迁移的顺序应是晋阳一一耿(邢)一一中牟(其中一年桓子立都于代)一一邯郸。

  (二)赵都邯郸城的营建
  长期以来,多认为战国时期的邯郸城就是位于今市区西南的赵王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五邯郸条:

  邯郸城,(邯郸)县西南二(一)十里。春秋时卫邑,后属晋。……志云:旧城俗呼赵王城,雉堞犹存。

  清嘉庆《一统志》卷三二广平府邯郸故城条称:“邯郸故城在今邯郸县西南”。民国本《邯郸县志》卷三《地理志》故城条:

  在今城西南八里许,俗呼为赵王城,今基址仅存,耕为民田。然面积较今城大数倍,中有土埠,特高,俗传为殿廷之所,今犹呼为龙台云。世传赵敬侯自中牟徙邯郸时居此。

  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邯郸期间,曾组成以日人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小林知生、三木文雄、关野雄、岛田正郎,岛村孝三郎和中国人姚鉴、贾惠定为成员的邯郸调查团,从8月下旬起,对赵王城及梳妆楼、插箭岭等进行了为期一月的调查和发掘。1954年,将这次调查和发掘的结果整理成文,发表了名为《邯郸》和副标题为《中国河北邯郸县赵都城址的发掘》一书。在书中作者也认为赵王城即战国时期的赵都城。

  与上述观点不同,也有认为今市区所在就是战国时期的邯郸城。乾隆本《邯郸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条称:“旧志云赵都城当以今城之有丛台者为是,若世所传则赵有二都城矣”。此处所谓“今城”指的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之前的邯郸县城,亦即今邯郸市区的城里一带。从这条资料看,乾隆以前的旧县志曾主张赵都城即今市区的城里。

  实际上以上二说均不能成立。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对赵都王陵区、战国贵族墓葬区、汉代贵族墓葬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60年代,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和邯郸市赵王城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赵王城”进行了全面调查钻探。70年代初期,配合市内“人防”工程,考古工作者又对市区地表以下的战国及汉代文化层进行了大规模调查钻探。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和钻探,终于弄清了战国邯郸城的确切位置、规模和布局,揭开了罩在赵都邯郸城上的一层神秘面纱,从而得知战国邯郸是由作为官城的“赵王城”和作为廓城的“大北城”两大部分构成,原来被人认定为赵都城的“赵王城”或今市区的城里只不过各是战国邯郸城的一部分而已。

  作为战国赵都的邯郸城何时开始营建,史籍没有记载,推测应在赵敬侯元年(前386)或稍后。我们知道,赵敬侯之前的赵候是他的叔父赵武公。武公在位13年,如果武公在位时已开始营建邯郸城,不大可能在敬侯即位之初就恰巧建成并遂行迁都。敬侯的父亲是赵烈侯,烈侯死后,传位于弟武公(即敬侯的叔父),是兄弟传位。武公在位期间,未见赵国有什么重大政治变故,但他死后不久就接连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一是“(赵)朝作乱,出奔魏”(均见《史记·赵世家》)。请注意,《史记·赵世家》对赵敬侯即位的行文不同寻常,颇值得玩味。通常情况,在记述传位、续位时往往作“某某卒,某某立”,而对赵敬侯则作“赵复立烈侯太子章”。似乎敬侯即位本非武公初衷,而是群臣或宗室拥立。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又引发出了“赵朝作乱”。赵朝是武公之子,如果不是敬侯,理应由这位赵朝继承其父侯位,可以肯定赵朝作乱旨在同敬侯争夺侯位。《史记·赵世家》记载极其简略,赵朝作乱既缀于笔端,想必是当时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由此推知赵国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围绕着侯位继承问题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变乱。当时赵国的都城尚在中牟(或晋阳),而迁都邯郸又是在赵朝作乱之后,因此进一步推测赵朝之乱不仅导致了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危机,可能也使中牟(或晋阳)这一自春秋以来的名都大邑遭到破坏。都城中牟(或晋阳)的破坏恐怕是赵国君臣决定迁都邯郸的直接原因。总而言之,战国邯郸城的营建应在赵敬侯元年(前386)或稍后。

  (三)迁都邯郸的历史必然性
  迁都邯郸是邯郸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赵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赵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迁都邯郸是赵国战略方针转变的需要。赵简子、赵襄子时期,赵氏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晋国内部的公室以及可能成为潜在敌手的其他新贵族,赵氏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夺取公室及其他贵族领地,换言之,赵氏的战略方针主要是通过同晋国内部新贵族的斗争扩大自己的疆域。赵简子时期六卿灭祁氏和羊舌氏,四卿灭范氏和中行氏,赵襄子时期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可以说是这个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而赵都晋阳正是适应了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晋阳距其他贵族封邑较远,是赵氏稳定可靠的后方,所以每当危急时,赵简子、赵襄子的最后退路都是晋阳。赵氏也的确是凭借晋阳挫败了最强大的对手智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晋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宣告结束,也标志着赵国正式加入了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形势的改变,要求赵国必须制订一个以参与兼并战争,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方针。但要实施这一方针,就需要选择一个靠近中原,便于发展,拥有一定经济物质基础和优越地理位置的城市作为都城,因此迁都耿、中牟,最后定都邯郸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邯郸具备了成为都城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道,春秋后期邯郸已是赵国东部地区的重要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推测邯郸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城市设施,城市人口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前500年,卫国曾贡赵氏500家于邯郸,如果以一家5口计算就有2500人,邯郸一次就能容纳安置500家,说明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都相当可观。而且,邯郸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周围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传统的重要农业产区。这样一种经济条件,使得赵国初年的邯郸已经可以提供各种手工业和农业产品,提供各种商业服务,具备了作为赵国政治中心的经济物质基础。

  再次,邯郸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恰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同时又处于太行山八陉之一的滏口陉东连南北大道的交汇点。这里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发达。且靠近中原,邻接齐、魏,是“四战之地”,更是赵国积极进取中原,争衡天下,威胁齐魏的理想出发地和后勤供应基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战略地位。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领兵北击叛将陈豨,“至邯郸,喜曰:(陈)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见《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这虽是西汉初年事,同样能说明战国时期邯郸地位的重要。 (本文原是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邯郸简史》的一节,收入本书时有增删修改。作者孙继民)

  七、战国赵信都地望考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是赵有汉信都地。信都不见于先秦史籍,但《太平寰宇记》卷五九河北邢州龙冈县引李公绪《赵记》云:“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秦末赵歇据之,项羽更名曰襄国。”则信都曾是赵国陪都。李公绪,东魏北齐人,《北齐书》卷二九和《北史》卷三三有附传,传称有《赵语》,当即《赵记》。所谓赵孝成王造檀台有误。据《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魏献荣橼,因以为檀台。”故知造檀台者乃赵成侯,非赵孝成王。所谓“有宫”即指信宫。《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又云:“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信宫的功能是朝会诸侯,与李公绪所言相合,且同檀台同在一地(详下),因此知信都是信宫的自然衍称,檀台、信宫则应是信都建筑物的一部分。信都作为赵国陪都,十六国时期人们都还比较清楚,《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有谋士张宾向石勒建议定都的一段话,内称:“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1对此段记载,《资治通鉴》作者似有不同意见,卷八八永嘉六年(公元312年)七月条录此语时删“赵之旧都,依山凭险”等二句,可能是怀疑信都曾是赵国陪都。)同卷还记载,石勒定都襄国后,王浚也认为他是“据赵旧都”。襄国即项羽由信都改称而来。以上说明两条材料,十六国时期人们都知道赵国都城有两个,襄国(即信都)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信都是赵国陪都无可置疑。

  赵信都在今何地?前引《史记·赵世家》所载“魏献荣橼,因以为檀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檀台在洺州临洺县北二里。”张氏又于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下称信宫“在洺州临洺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河东道洺州临洺县条:“北滨洺水,因以为名。”又说有“狗山,在县西十里”。所言临洺县城的方位以及距离狗山的里数均与现在的永年县临洺关相同,可知唐代临洺县治即今永年县所在地临洺关。檀台、信宫遗址既在唐临洺县,那么赵信都当然便在今永年县境(遗址见彩图十)。(《大清一统志》卷二一广平府条称:“信宫在永年县西北。” 《畿辅通志》卷五四广平府条亦称:“信宫在府城西北。”二书所据均系张守节《史记正义》转引的《括地志》。)

  在今永年县范围内,虽未发现赵信都遗址的直接证据,但至少有三点可以间接证明。第一,易阳县故城遗址。易阳城遗址在今临洺关西北的西阳城乡,位于洺河北岸的台地上,距县城7.2公里。现在城基轮廓夯土还清晰可见,西城墙有一段残存达四五米之高。城墙和城内发现有丰富的战国和汉代文物,如细把豆、瓮口沿和面文为“安阳”、“平阳”等的战国布币。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战国至汉代的古城遗址。故城范围内今有西阳城、北阳城、东阳城、南阳城和戴庄五个村庄。这里的阳城地名应是汉代以来易阳城的略称。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有清赵一清所补洺水条,内称:

  《初学记》邢州下引《水经注》曰:洺水一名漳水,俗名千步。又《水经注》曰:洺水东迳柏畅亭。又洺州下引《水经注》曰:狗山顶上有狗迹,今在临洺县西。……《寰宇记》磁州武安县下引《水经注》云:洺水出易阳县西山。洺州永年县下《风土记》云:南易水本名漳水,源出三门山西,自肥乡县界流入。《赵地记》云:六国时此水名易水。《埤苍》及《水经》云:洺水之目不知谁改。俗谓山下地名洺,水因经之故曰洺水。

  可见洺水在战国时称易水,后亦称漳水、南易水、千步水。古代以河之北、山之南为阳,则易阳城当因位居南易水亦即洺水之北而得名,今阳城之名必是易阳城的略称无疑。易阳县始置于西汉,北魏一度废省,至孝文帝时又于今临洺关复置。(2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河北洺州易阳县条。)《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魏尹易阳县称:“有易阳城。”这个易阳城当指孝文帝复置易阳之前的旧治,也有可能就是现在的易阳城遗址(以上所述易阳县故城遗址在今永年县临洺关镇西北的西阳城乡。此外,在今武安市北20公里有邑城古城遗址,据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通览》248页介绍,邑城古城遗址为战国至汉代遗址,城周围有不少砖室墓和封土墓。编者根据所发现的墓群分析,汉代为其鼎盛时期,非一般聚落遗址,推测邑城古城可能是汉代的易阳城遗址。笔者以为:武安邑城古城遗址位于永年易阳县遗址之西16公里处,两城址基本上处于同一纬度,都位于洺水北岸,相距较近,有可能都做过易阳县治所。)。

  在易阳城遗址西南隅,今西阳城乡所在地南约200米处,有一高出周围地面2米多的台地,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500米,地下发现有许多汉之前的砖瓦和陶片。当地群众称之为“紫禁城”,是“九连王”(或为“景梁王”之类的谐音)居住的地方。此外,城内保留有南教场、北教场、王法台等名称。这些流传下来的地名说明易阳城遗址在秦汉之前决非普通县城,“紫禁城”遗址的高大也决非普通建筑物的台基。易阳城遗址很可能就是赵信都遗址或是在原信都遗址上的重建。

  第二,猪山石刻。猪山(或作朱山)石刻位于永年县西部猪山顶上(见彩图二十一),距县城临洺关5公里。石刻长2米,宽0.4米,为长条状摩崖石刻,刻字面依山斜面西向,上刻文字内容为:“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3石刻文字亦载于光绪本《永年县志》、《广平府志》和《增补校碑随笔》等书。石刻为清道光间广平知府杨兆璜所发现。)。关于石刻年代有不同意见,清光绪本《永年县志》卷一四碑碣录此文后称:

  按战国赵都邯郸,石赵都襄国,此山均在国都左近,惟碑文作李斯小篆体,决非战国时物。石勒称赵五年后改元建平,即综一生在位计之亦不及廿二年也。又考东西汉皆有赵国,敬肃王彭祖在位最久,汉诸侯王各以其即位纪年,五凤石可证,碑或当时物欤。

  《永年县志》推则石刻年代在西汉赵敬肃王彭祖时期。《增补校碑随笔》认为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58),亦即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也有的不同意《永年县志》的观点,认为后赵石勒在位虽不足二十二年,但应加上石虎在位时间,因而认定石刻是在石虎建武六年(公元340年)。

  认为石刻年代是西汉赵王刘彭祖时期的观点不能成立。查《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赵王刘彭祖在位五十五年(公元前155—公元前101年)。(4刘彭祖在前155年至前153年称广川王,前152年徙为赵王。)又查《二十二史朔闰表》,赵王刘彭祖二十二年(公元前134)八月初一应为乙酉,核《干支表》本月无丙寅,因此知石刻年代非刘彭祖时期。认为是石虎建武六年(公元340)的观点同样不能成立。同据上表,石虎建武六年(公元340年)八月初一为丁卯,本月同样无丙寅,故石刻年代也不可能是后赵时期。而据《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赵王刘遂在位二十六年(公元前179154年),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八月初一癸卯,是月有丙寅。可见,石刻年代有可能是在西汉赵王刘遂时期。西汉时期除刘彭祖、刘遂外,其他称赵王者在位均不足二十二年,如果此石刻确系西汉时物,那么它的年代非刘遂时期莫属。以上是从历法和书法的角度推断猪山摩崖石刻的时间是在西汉的刘遂时期,一般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石刻年代是战国赵国时期的可能。

  无论石刻年代是西汉赵王刘遂时期还是战国赵国时期,都有助于说明赵信都旧址所在。我们已经知道,石刻内容称赵国群臣上酬赵王的地点是“此石北”。“此石”所在的猪山西北不远就是明山,东南紧挨着狗山,三山呈西北——东南走向,位于洺河南侧,易阳城遗址即在对面的洺河北岸(易阳城南城墙因洺河冲刷已沦入河道),猪山之北即易阳城遗址,两者相距四五里。“此石北”显然是指位于猪山北面的易阳城所在。那么,如果石刻成于战国时期的赵国,则群臣“上酬”地点易阳城遗址应即赵信都。如果石刻成于西汉的赵王刘遂时期,那同样说明当时的易阳城里有着非同一般建筑物的宫殿,因为汉代自封刘如意为赵王后,国都一直是邯郸,易阳只是赵国一个普通属县,刘遂既于此地举行盛大典礼,接受群臣“上酬”,说明这里建有可供盛典使用的宫殿,而这些宫殿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宫殿或秦末汉初于此立都的赵王歇、常山王张耳的宫殿。不管怎样,赵国群臣“上酬”的“此石北”同战国时期赵国的信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三,今临洺关以西地区有不少关于赵国时期的传说和遗迹。如西阳城一带流传有所谓“九连王”的故事;召庄(原称赵家庄)有赵王香火院,相传赵武灵王游猎处;洺山下相传有赵惠文王庙;温窑陵台,当地民谣有“赵王七十二陵台,都在紫山怀,但不知赵王哪里埋”。这些传说和遗迹或多或少都同赵信都有关。

  根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和以上三点所述,基本上可以确认战国赵信都(檀台、信宫)在今永年县,现存的易阳城遗址其前身可能就是赵国的信都或是在信都旧址上的重建。至于《括地志》所云“檀台在洺州临洺县北二里”,“二”字疑有误,按照现在易阳城遗址至临洺关的距离,檀台距临洺县城的距离不应如此之近。

  确认赵信都的地望还必需解决赵信都与汉以后襄国的关系问题。《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邢州条称:

  故邢国,今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夷仪,今龙冈县界夷仪城是也。春秋时属晋,后三家分晋属赵,秦兼并天下,于此置信都县,属巨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盖以赵襄子谥名也。赵歇为赵王,张耳为常山王,并理信都襄国,今州理龙冈城是也。前赵嘉平元年,石勒屯兵许昌……进据襄国……永嘉六年,勒僭号,遂定都焉。至季龙徙都邺,为襄国郡。石氏既灭,罢之。后魏复为襄国县。隋开皇(五)[三]年,以襄国县属洺州,九年改为龙冈县,十六年割龙冈等三县置邢州,以邢国为名也。大业三年,改为襄国郡。武德元年,改为邢州。

  龙冈县条亦称:

  故邢国也。秦以为信都,项羽更曰襄国,汉因不改。石勒僭号据之。周武帝改为襄国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洺州。九年改为龙冈县,以西北有龙冈,因名之。十六年,于此置邢州,龙冈县属焉。皇朝因之。

  唐代的龙冈县大抵在今河北邢台一带。《元和郡县图志》以龙冈县是由襄国县改称而来,襄国又是由信都改称而来,因而认为龙冈县城即秦汉之际信都的所在。以后的地理书和地方志全都沿袭这一观点。这与我们前面所认定的赵信都在今永年县大相径庭(秦汉之际的信都应即战国赵信都)。为了辨明这个问题,需要从襄国的历史沿革谈起。

  的确,襄国是由信都改称而来。据《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传》,秦末陈涉起义后,曾派武臣经营赵地。武臣在张耳、陈余策动下称号赵王。不久,赵王武臣被部将李良袭杀于邯郸,张耳和陈余又立赵歇“为赵王,居信都”(5《汉书。张耳陈余传》同。)。至“汉二年二月,项羽立诸侯王,……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6《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同。)。《史记》卷八《高祖纪》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正月条亦称:“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7《汉书》卷一《高祖纪》亦云张耳被封常山王时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亦作二月,并称:“都襄国”。)是则知信都改称襄国时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正月或二月。张耳称王后不久即被陈余击败,陈余又佐助赵歇恢复故土,所都可能仍是襄国,因为后来陈余所统领的赵军被韩信击败后,“追杀赵王歇襄国”(8《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传》。《汉书》卷三二同。)。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张耳又被刘邦封为赵王,所都是邯郸还是襄国,不详。这一时期赵歇、张耳相继建都信都,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借曾是战国赵陪都这一历史条件。战国秦汉之际的信都和襄国是异名同地。

  两汉时期,刘姓赵王均立都邯郸,(9《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赵国栏。)襄国成为赵国属县之一。(1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曹魏时期襄国割属魏郡,(11《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七年(212年)。)西晋时属广平郡。(12《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广平郡条。)至后赵时期,襄国又成为石赵的都城。张宾所言:“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盛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张宾为赵郡中丘人,(13《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附张宾传》。)与襄国相邻,必然稔知襄国情况,从其所言可确信此前赵信都旧址仍在襄国县境内,但无从断定当时的襄国县城是否赵信都,也无从断定石勒立都襄国后所筑大城(14《太平寰宇记》卷五九邢州龙冈县下:“大城,《隋图经》云,大城本石勒所筑,因徙洛阳铜马、翁仲二,列于永丰门。后擒刘曜,尽的秦陇,乃于此僭号为建平。”)是否即原襄国县城。

  据上引《元和郡县图志》,后赵石虎迁都邺城后,襄国改为郡。石赵后期,石祗和刘显又相继称帝于襄国,以后又为冉闵陆续击败,于是“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邺”(15《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襄国城遭到焚毁,居民被迁,县治可能也随之迁徙。《魏书》卷一○六《地形志》北广平郡襄国条称:“有襄国城。”这个襄国城或是石勒时期所建的大城,说明北魏时期襄国县可能已由旧城迁治新址。北魏以后,襄国又曾升县为郡,治所又有变动。《隋书》卷三○《地理志》武安郡临洺县条称:

  旧曰易阳。后齐废入襄国县,置襄国郡。后周改为易阳县,别置襄国县。开皇六年改易阳为邯郸,十年改邯郸为临洺。开皇初郡废。

  既言易阳“废入襄国县”,而且“后周改为易阳县,别置襄国县”,则知当是易阳废入襄国县后又于旧治置有襄国县。据之,北齐曾于易阳旧址置襄国县和襄国郡,(16《通典·州郡》洺州临洺县所称“汉易阳县,北齐置襄郡”便是明证。)北周时期虽恢复易阳旧县,另置襄国县,而襄国郡依旧治易阳,直至隋开皇初年才废止。

  由此可见,自后赵所都襄国城被焚后,襄国县治大致有两次迁移:一次即北魏时期自襄国旧城(可能是石勒所筑大城)迁至新治(具体地点不详);一次即北齐时期自襄国迁至原易阳县治(应在今临洺关)。两汉魏晋时期是否有过移迁,因文献记载缺乏,无从得知。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郡县废置不常,郡县治所当然也屡有变迁,如《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附李愍传》:“(尔朱荣)已擒葛荣,即表授愍建忠将军,分广平易阳、襄国,南赵郡之中丘三县为易阳郡,以愍为太守。”再如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五月:“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17《周书》卷七《宣帝纪》。)这两次行政区划的变动均不见于《隋书》卷三○《地理志》。总之,襄国治所是有迁移的。《元和郡县图志》仅以襄国一名相沿不变,就认定唐龙冈县城是秦汉以来的信都襄国城,这一观点并不可靠。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已经指出《元和郡县图志》误认北周襄国郡治于襄国县(实际治于易阳县)的错误。(18《北周地理志》卷一河北洺州。)

  不仅秦汉至唐代襄国(或龙冈)治所已有迁移,而且襄国辖境也发生很大变化。西汉赵国辖有四县:邯郸、襄国、易阳、柏人。(19《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其中易阳一县未见于战国和秦汉之际,疑西汉始置,且可能是由襄国分置。易阳县所在,《汉书·地理志》赵国条颜师古注称:“应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师古曰‘在易水之阳’”。《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七年(公元95年)七月“易阳地裂”条下,李贤注亦称:“易阳,县,在易水之阳,今易州也。”颜氏认为易阳在今河北易县一带易水河的北岸,李贤认为在唐代的易州,对此《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说:“易水在燕南界,汉属河间郡界。此时赵国仅有唐邢、洺二州之地,安得有属县远在易水之阳邪!《五代史志》洺州临洺县,旧曰易阳,后齐废,入襄国县,后周改为易阳县,别置襄国县;隋开皇六年,改易阳县为邯郸县。十年,改邯郸县为临洺而别置邯郸县。由是观之,汉易阳县当在邯郸、襄国二县之间。”(20《资治通鉴》卷四八汉和帝永元八年(96)七月。)胡三省不仅纠正了颜、李二氏的错误。并推断易阳在邯郸、襄国二县之间,很有道理,今再试举两例以资说明。若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洺州条,临洺县“本汉易阳县地”,则汉易阳县地相当今永年县西部地区,实际不然。《续汉书·郡国志》赵国易阳条刘昭注称:

  《魏都赋》曰:“温泉毖涌而自浪。”注曰:“温泉在易阳,世以治疾,洗百病。”

  温泉,查今永年县境内无温泉,而北面邻接的沙河市西北三十多公里处朱河水库南岸却有温泉。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曾于沙河置温州,(21两《唐书·地理志》邢州沙河县。)大概就是因为有温泉的缘故。按上引《魏都赋》注者为刘渊林,刘为晋人,可知至迟晋时易阳县境的北缘至少到达过今沙河市温泉以北一带。又前引赵一清所补《水经注》洺水条,其中有云:

  洺洺水出易阳县西山。

  洺水即今洺河,上游有二源,南洺河发源于今武安县西北部列江乡境山地,北洺河发源于今武安县西北部阳鄄乡境上地,在武安县境东部汇合后流经今永年县。洺水既“出易阳县西山”,又说明至迟北魏时易阳县的西境包括今武安县北部和西北部一带。(22《水经注》作者郦道元是北魏人。)可见易阳县境曾北达今沙河西部和武安北部,远远超出今永年县西部。再据《隋书》卷三○《地理志》襄国郡沙河县条:“开皇十六年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邢州沙河县条称:“隋分龙冈县置。”则沙河县是由龙冈县南境分置。隋唐时期的温泉既在沙河,说明沙河分置出来之前温泉在龙冈(亦即隋开皇九年改名之前的襄国),已不属临洺县(即汉以来隋之前的易阳县),可见襄国、易阳辖境前后变动极大。再者,《续汉书·郡国志》赵国襄国条称“有檀台”,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曰:“襄国县有檀台。”(23《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成侯二十年。)证明东汉至魏晋时期檀台遗址尚在襄国境内。而至隋唐,“檀台在洺州临洺县北二里”。可证由于辖境的大幅度变化,赵信都旧址至迟唐初已不属襄国而属临洺县了。总之,唐代的龙冈县治已非秦汉之际的信都襄国城,赵信都遗址在唐代已不属于龙冈县境,因此,《元和郡县图志》所谓龙冈县治即秦汉信都襄国的结论不足为据。迄今为止,邢台市、县范围内(大抵相当唐龙冈县)也没有发现赵信都遗址,亦可为证。

  最后还需说明,张守节虽然知道檀台、信宫均在临洺县,却不知道檀台、信宫就是原来的赵信都,亦即秦汉之际的信都襄国,更不知道汉代的襄国城与唐代的龙冈城并非一地,因而他在《史记》卷九五《樊哙传》“战襄国”下称当时的襄国就是唐代的“邢州城”。这只是根据襄国、龙冈名称的演变而非根据实际变化所下的断言。至于《太平寰宇记》作者乐史,他虽然根据李公绪《赵记》知道檀台、信宫、信都同在一地,但因不知道唐代檀台、信宫以属临洺县,因而也错误地认为宋代的龙冈县即战国赵信都、秦汉以来的襄国城。所以,他们对赵信都地望所作的判断是自相矛盾和错误的。(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历史地理》第9辑,收入本书时稍有修改。作者孙继民)

  八、秦汉之际赵都考略
  在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中,武臣、赵歇、张耳曾于故赵地域先后建立过称号赵国和常山国的地方割据政权。当武姓的赵国政权建立伊始和作为西汉封国的张姓赵国废封之时,其政治中心均在故赵都邯郸,但其间曾屡迁信都、襄国(前称信都,后改称襄国)。有关这一时期赵国迁都的具体情况怎样?史籍记载或混淆或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略作考察。

  在秦末汉初的前后几年战乱之中,信都、襄国就曾四次作为赵国政权和常山国政权的政治中心。第一次立都信都,是在武臣被杀赵歇初立之时。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涉发动了大规模的秦末农民起义,不久便建立了张楚政权。陈涉称王之后,原魏国的名士旧官吏张耳、陈余也投奔陈涉加入农民起义军行列。据《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陈余向陈涉建议说:“臣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顾请奇兵北略赵地。”于是,陈涉便“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北略赵地”(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武臣率领的这支北征军自白马渡过黄河,进入赵地,一路进展顺利,扩展反秦武装数万人。至八月即占领了豫北、冀南一带包括邯郸、信都等在内的赵地三十余城。后来,张耳、陈余因投奔陈涉未被重用,心怀不满,便肆意策动武臣反叛,脱离陈涉控制。“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建立了武姓赵国政权,都邯郸。赵国政权建立不久,武臣便命部将李良攻太原,由于久攻受挫和秦军的诱降,李良开始动摇,恰在这时他又受到武臣姐姐的羞辱,于是就决意叛变,“遂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邵骚” 。(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在这次变乱中张耳、陈余因事先有人通风报信,得以逃脱。关于这一事件,《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赵人多为张耳、陈余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李良进兵击陈余,陈余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

  张耳、陈余侥幸逃脱后,马上纠集残兵,重整旗鼓,并采纳门客的建议,立战国赵王后裔赵歇为赵王。由于此时叛军李良占据邯郸,赵歇、张耳等只好“居信都”,重建赵国政权。接着,赵军又击败前来进犯的李良,李良无奈只好投降了秦将章邯。章邯引兵夷邯郸城廓,(同上。)邯郸城从此遭到严重破坏。这便是赵歇政权第一次建都信都的社会背景。时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的端月,也称正月。(赵歇初立信都的时间据《汉书》卷一《高帝纪》和《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

  第二次是赵歇于巨鹿之战后复居信都。赵歇于信都称王后,秦将章邯进兵攻赵,赵歇因立足不稳遭攻击,与张耳出奔钜鹿。秦将王离率军包围了巨(钜)鹿。《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称:“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余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赵歇刚刚建立的赵国政权便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巨鹿城被秦军包围之初,双方在军事上难分胜负,而秦军攻击日急,赵歇、张耳在坚持数月之后,城中的粮草和兵员日渐减少,已难以抵抗秦军的凌厉攻势,处境十分危急。于是,张耳派人北去常山征调救兵,陈余所率的数万大军,虽屯驻在巨鹿城北,但慑于秦军的强大声威,不敢越雷池一步。《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称:

  数月,张耳大怒,怨陈余,使张魇陈泽往讓陈余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陈余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余所以不惧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魇 、陈泽曰:“事己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后虑!”陈余曰:“吾死顾以为无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魇、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

  起初,燕、齐、代等诸侯军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惧畏不前,隔岸观火,见死不救。在巨鹿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宋义在救赵问题上,犹豫不决,踯躅不前,项羽为极力救赵,便力杀宋义,为上将军,“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離,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 ” 。(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此次楚军救赵,项羽不但杀宋义,而且以背水阵击败秦军,使巨鹿转危为安,赵国得救。于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钜鹿,谢诸侯”。(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此后,“赵王歇复居信都” 。(见《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秦军进兵攻赵围巨鹿城,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端月项羽率楚军“大破秦钜鹿下,……虏秦将王離”,前后达五月之久。而赵王歇“复居信都”,应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的端月。此事《汉书·陈涉项籍传》所记同。

  第三次是常山国正式以信都、襄国为都城。经过巨鹿之战,当时的反秦力量组成了强大阵营。赵歇、张耳所拥有的赵国势力也进而成了以项羽为首的反秦阵营中的一支力量。反秦武装在击败秦军主力之后,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不久,秦将章邯也投降了项羽。项羽在秦楚战争的初期便跃身成为诸侯反秦阵营的盟主。于此同时,刘邦所统的汉军也乘关中地区空虚,迅速攻占了秦都咸阳。至此,秦王朝宣告灭亡。在反秦力量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候,刘邦与项羽之间,围绕着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又展开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值此之时,赵王歇统治集团内部也再次发生分裂。这次分裂起因于张耳与陈余在巨鹿之战中的军事观点之争。对此,《史记》、《汉书》在《张耳陈余传》中均有记载:

  赵王歇、张耳乃得出钜鹿……张耳与陈余相见,责让陈余不肯救赵,乃问张魇、陈泽所在。陈余怒曰:“张魇、陈泽以必死责陈,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余。陈余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余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陈余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张耳遂收其兵。陈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郤。

  张耳和陈余本是刎颈之交,私谊甚笃。此次巨鹿之战,张耳被围城中,陈余将师在外,在巨鹿危难之时,陈余没有发兵以死相救,因此,张耳指责其按兵不动,陈余则以徒劳无益为辨。战后,围绕这个问题的争执,二人互不相让。最后,陈余赌气解下军印,推给张耳。张耳起初不受,后经人进言,才收下军印,改编了陈余的部队。陈余本是赌气,不想张耳却是认真,为此,陈余一气之下,愤然出走南皮。之后,张陈二人反目为仇,这一事件就为尔后赵、常山政权的演变埋下伏祸潜因。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秦王朝覆没之后,自号“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

  汉元年二月,项羽立诸侯王,张耳雅游,人多为之言,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

  陈余客多说项羽曰:“陈余、张耳一体有功于赵”。项羽以陈余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

  对于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初项羽封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一事,《史记》之《高祖本纪》、《陈涉世家》、《项羽本纪》、《秦楚之际月表》,《汉书》之《陈涉项籍传》、《张耳陈余传》等书所记同。但《汉书·高帝纪》所云,项羽封张耳为常山王是在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显然有误。通过这次分封,项羽将赵国故地一分为二,即常山国和代国分治,以原赵王赵歇迁封为代王,以张耳为常山王,而陈余占封三县,低张耳一等。项羽在分赵、常山、代的同时,又改信都为襄国,襄国又成为常山国的都治所在(相传襄国一名是由战国赵襄子曾据有此地而来,此即为襄国的始称)。

  第四次是赵王歇复返襄国为都。项羽分封诸侯不久,诸侯联盟的阵营即发生分裂,这起因于诸侯对项羽分封不满。刘邦本有同项羽争天下之心,加之被封为汉王,处在边远地区的南郑,认为“是迁也”,遂立下反楚之意。此后,项羽“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 ,(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因此,项羽“杀义帝江南。”这便成为其它诸侯反叛项羽的口实。田荣因项羽立齐将田都为齐王而愤怒,并杀田都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绶,令其反梁地。陈余被封三县侯亦怨项羽不公平,随决意反楚。《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记,及待张耳返国称王时:

  陈余愈益怒,曰:“张耳与陈余功等也,今张耳王,余独侯,此项羽不平。”及齐王田荣畔楚,陈余乃使夏说说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乃遣兵从陈余。陈余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

  在这次变乱中,陈余借助田荣的势力,攻破襄国,赶走常山王张耳,张耳在经过权衡利弊之后,投奔了汉王刘邦。所谓“汉王与我有旧故”,是指“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32《张耳陈余传》记同。)的故旧友情。张耳也正是因此故并经别人对汉楚势力斗争结局的分析进言,而入归汉营,走准了他前途道路的一步棋。

  经过这次变乱,“陈余已败张耳,皆复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余,立以为代王。陈余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按《史记》之《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和《汉书》之《张耳陈余传》所记,陈余在襄国击败张耳,应在汉元年(公元206年)的八、九月间。张耳降汉、陈余迎赵王歇还都襄国应在年底。《汉书·张耳陈余传》颜师古注曰:“高纪云,二年十月,陈余击常山王张耳,耳败走,降汉。而此传乃言方围废丘时耳谒汉王,隔以他事,于后始云汉二年东击楚,则与帝纪前后参错不同,疑传误也。”从前引和其它记载来看,颜师古所注也显然不确。可见,张耳从被封襄国到被陈余所败,前后也仅半年多时间,最多也不超过一年。赵王歇由代还都,所居仍是襄国,因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有韩信率军“追杀赵王歇襄国” (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的记载,这样,襄国在赵王歇第三次称赵后,又由常山王的都城再次变为赵王的国都。

  西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初,赵王歇还都襄国后,汉军东击楚,并遣使通告赵国,令其降汉。“陈余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類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余。陈余乃遣兵助汉”。(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刘邦以借人头之计使赵国归附,陈余随出兵助汉。后陈余发觉张耳未死,又重新更帜背汉。到“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已定魏地,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之井陉,斩陈余泜水上,追杀赵王歇于襄国”。(《汉书》卷一《高帝纪》、卷三四《韩信传》;《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均说“获赵王歇”,“禽赵王歇”。因此,《史记·高祖本纪》所记于泜水上杀赵歇一事恐不可信。)至此,结束了襄国作为赵国都城的历史。(刘邦所封赵王张耳,其都是襄国还是邯郸?《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都邯郸”。而《史记》、《汉书》的《高祖本纪》、《张耳陈余传》等缺乏记载。按刘邦分封天下诸王,均有其都明记,而赵都无载,故所都邯郸孤记令人质疑。其一,从章邯平毁邯郸到张耳封赵,仅有几年时间,在战乱中邯郸城不可能迅速得到恢复,仍不堪为都。当初赵歇居信都就是因邯郸已失都势。其二,《史记》、《汉书》的《张耳陈余传》均记,汉七年(前200年)高祖从平城过赵,对赵王敖无礼一事,赵相贯高随起杀刘邦之心。汉八年(前199年),“上从东垣过。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不宿去”。此次贯高谋杀高祖之计落空。汉九年(前198年),此事败露,汉杀贯高等人,废赵王敖为宣平侯,随立刘如意为赵王,都邯郸。笔者也疑汉赵都邯郸可能始自如意。因为,自汉统一天下,战乱平息,经济建设开始恢复,邯郸地处要冲,自然优势突出,经过汉初几年建设,城市经济和建设应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具建都条件。)一度叱咤赵国风云的赵歇、陈余随之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可将赵歇、张耳先后于信都、襄国建立赵、常山政权的过程概括如下: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初赵歇称赵“居信都”,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复居信都”,即在秦末的二年间,信都二次作为赵国的都城;从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初项羽封张耳为常山王,改信都为襄国,到年底陈余击败张耳迎还赵王歇都襄国和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追杀赵歇于襄国,又可知襄国也二次为都,一次为常山国都,一次为赵都。

  在秦末汉初的短短几年之间,信都、襄国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成为赵氏、张氏政权的统治中心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点。

  第一,赵地传统的政治中心邯郸,连续遭到了战乱的破坏,“新造之赵”(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的迁都成为当时势所必然的选择。邯郸早在春秋时期就是晋国东部地区的要地,也是一座重要的工商城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曾称当时的中牟是“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邯郸与晋国并称,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在赵襄子统治的初年,史书便有“邯郸之仓库实”(见《资治通鉴》、《国语·晋语九》。)的记载,因此,赵敬侯即位后由中牟迁都邯郸。邯郸作为赵国的政治中心长达158年。秦统一之后,陈人武臣攻略赵地,称王邯郸,也是以邯郸为都。可见,自春秋至秦末的几百年时间,邯郸一直是赵地的政治中心,但是,武臣称赵后不久,由于李良反叛,袭杀武臣,占据邯郸,张耳、陈余扶持下的赵歇政权自然无法立足邯郸,除选择迁都一着之外,别无良策。同时,在这次李良的变乱中,邯郸可能也受到了破坏,从武臣、邵骚被杀的情况来看,这次变乱的破坏程度相当惨烈。张耳在击败李良之后,可能收复了邯郸,但并未见赵歇政权重新迁回邯郸 的迹象,这就同邯郸遭到的破坏有关。不久,秦将“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廓”。(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记同。)这是史载自秦以来邯郸城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一次。由于邯郸受到破坏,暂时失去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如果说赵歇第一次立国信都是由于邯郸被李良占据而迫不得已而迁的话,那么,在秦赵巨鹿之战后赵歇又“复居信都”,则纯粹是由于邯郸城已遭彻底破毁而不堪为都所致。所以,我们说赵迁都信都乃势所必然,是由秦末邯郸的政治、地理诸条件决定的。

  第二,信都、襄国具有暂时取代邯郸而成为赵地政治中心的历史基础。《太平寰宇记》邢州龙冈县条引东魏北齐人李公绪《赵记》称:“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秦末赵歇据之,项羽更名襄国”。所称“赵孝成王造檀台”,可能有所本。据《史记·赵世家》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故知檀台之筑早在赵孝成王之前。裴骃《集解》云:“徐广曰襄国县有檀台”。司马贞《索隐》亦说:“刘氏云‘荣椽盖地名,其中有一高处,可以为台’。非也。按荣椽是良材,可为椽,斫饰有光荣,所以魏献之,故赵因用之为檀台”。所称“有宫”,即指檀台之宫,应即信宫。关于信宫,亦见之于《史记·赵世家》所载,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条称:“梁襄王与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条有“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李公绪所记虽然有设,但必有所据。他证实了檀台、信宫、信都的关系;说明了信都命名的原始含义,即“以朝诸侯”;明确了信都的地位,即“别都”(陪都),指出了称名信都的开始时间在赵孝成王时。

  赵国设立陪都,史籍还可以得到印证。《汉书·地理志》称:“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前引赵歇“居信都”、“复居信都”,虽是秦时地名,但必是沿用故赵地旧名。《元和郡县图志》邢州龙冈县条称:“秦以为信都,项羽更名襄国”,则知秦已有信都县之设。对于信都、襄国曾经是赵国陪都,晋代人还是知道的,《晋书·石勒载记》有张宾向石勒建议定都的一句话,其中有云:“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地,可择此二邑而都之。”当时人王浚也认为,石勒占据襄国是“据赵旧都”。(见《晋书》之《石勒载记上》。)所引足以说明,战国后期,赵国曾于故邢之地建立过陪都——信都,并早于此营建过檀台、信宫等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

  我们已知故赵国存在陪都,陪都也即赵国的第二政治中心。作为赵国第二政治中心的信都,在战国时期的长期军事斗争中,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按《史记·六国年表》,赵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国曾经攻拔邯郸,但“魏克邯郸而赵不亡”,其原因就与陪都有关。赵成侯二十一年(公元前354年)魏围邯郸,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拔邯郸,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归邯郸。在这段时间内,赵国既未亡国,又未割地,而且以具有独立地位的一方与魏“盟漳水上”,(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和卷三四《赵世家》。)都说明在整个“邯郸之难”中,赵国的一整套统治机器和职能机构仍在照常运转和执行职能,它之所以如此,较为可信的解释就是以赵成侯为首的赵国最高统治集团曾经迁往檀台宫城,而檀台宫城的营建又恰在此前。可以推断,邯郸拔而不亡,是因为赵成侯“托迹”陪都——檀台宫城,亦即后来所称的信都和以后又称的襄国。正是因为信都曾经是战国赵国的陪都,而且是赵王朝会诸侯,处理政务的场所,也曾起到过第二政治中心的作用。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之际信都、襄国具有取代邯郸成为赵地政治中心的历史基础,尽管这一时间比较短暂。(以上有关檀台、信宫、信都、襄国的关系,参见孙继民:《战国赵都迁耿管见》,《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孙继民:《战国赵信都地望考》,《历史地理》第9辑。两文均收入本书。)(原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版《邢台历史文化论丛》一书,收入本书时有改动。作者郝良真 )

本文摘自河北省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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