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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的深处

  秋季的雨下得很有耐心,凄凄惨惨似乎在倾诉什么。我带着一壶水酒,相约友人冒雨到长平古战场尸骨坑,为两千二百多年前,被秦将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五万降卒的尸骨出土进行安魂仪式。滂沱大雨不仅没有洗去尸骨的风尘,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极浓的血雨腥风,是一股铮铮傲骨凛凛风威的气势,这是憋了两千二百多年的血腥味。我品着这味,感觉着这势,两手紧紧攥着刚翻出来湿漉漉的土,似乎从指头缝里渗出了当年将士们的鲜血。骷髅凝固着春秋时代将士们的惊恐和绝望,记录着人性中的无奈和无辜,痉挛了两千二百多年的手骨架姿式中表现了战士的倔犟和坚强。看着那一具具参差不齐、互相参搅在一起白森森的尸骨,想象着那遥远冷兵器时代的绝响,似乎看出了生命的流动,听到了无声的呐喊。两千二百多年前没有******,没有爆炸,那就是砍头或者活埋。我没有勇气再想象下去,只有一种理性的追述,力求从血腥的渗透层和时空间寻找历史沉淀下的文化、经济和人伦。

  长平古战场与世界上其它战争遗址一样,留下的象征物很少,但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当年的胜利者或失败者,都坚定地活在中国人的心里,使后人回味了两千二百多年,评说了两千二百多年,长平之战的血腥味不朽地渗透了两千二百多年。为了填充更多的心灵空间,挖掘长平之战的深刻,我在故纸堆中消耗着自己。翻阅史书是一个很累的事,既怕打扰那些疲倦的古人,又怕惊醒那些痛苦过而长眠的将士之灵。苏联伟大的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个人与社会的不幸是伟大作品的源泉”。这场曾经波澜壮阔的厮杀场面,这场鲜血浸透长平厚土,染红丹河水色的战争,果然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做了重要史料,为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提供了详细的情节,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也作了真实的记载。

  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0年,但酝酿秦、赵之间更为激烈、更大规模的长平之战却是在早10年的公元前270年。当时赵国在三晋中兵力最强,是秦统一六国的最大障碍,秦赵在阏与之战中牗今山西和顺县牘赵国战败了秦国。公元前262年,秦攻取赵国太行南阳地(今河南沁阳牘,使韩国与上党完全隔绝,迫使韩国献上党郡向秦求和,上党郡守为保国土拒不服从,韩惠王又派冯亭去接替,冯亭不肯降秦,权衡再三把十七县献赵,以此保韩。赵孝成王派廉颇率重军驻守长平牗高平西北牘以备秦军,而秦军选派了声震天下的强将白起,此次战争,两国都选派了重军和名将,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战争。秦赵两军在丹河两边相距5里,共饮一川之水,持续三年,不分胜负。在艰难的相持中,赵中了秦的反间计,临阵换将,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代替了经验丰富的廉颇。结果赵军被困四十六天,饥饿乏食,仍分四队轮流向秦进攻,终未突出重围,赵括亲自带精兵搏斗,中箭而死。赵军大败,全军四十五万多人被俘,白起竟全部活埋。这种残酷性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秦的战略战术不在争土地,而是歼灭赵的战斗力,为统一天下作了重要的军事铺垫。

  中国人习惯用脸谱来识别好人与坏人,而长平之战涉及到的秦、赵、韩三国君王、名相、大将以及小人物冯亭、上党郡守,还有败将赵括,使我无法在心里丑化他们,留下的只有一种敬重。太史公在《史记》里歌颂白起出众的军事才华,文章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又在《史记》八十一卷《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对战争的对立方赵国名相蔺相如作了很高的评述:“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太史公的伟大之处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记述史事,同时又站在“天下”的角度去评说英雄。这些鲜活的古人,传给了我们一个隔世信号,就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凛凛风威、恢宏道德,是列祖列宗用壮烈的生命和不朽的热血铸造的。秦帝国的伟大强盛归功于白起为首的先烈们,他们攻城掠地的勇敢精神,他们为国效力的责任感,都表现在秦统一的结果上。长平之战秦、赵、韩的将士们用痛苦的代价,用生命的代价,研出了一种哲学,留下了一种启示,那就是气节;拧出了一种国风,造就了一种宗教,那就是爱国。战争远去了,但战争没有消灭,英雄远去了,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永远是国人的崇尚。

  中华民族从它的童年时期就有崇尚英雄的美德。远古时期古人在自然斗争中就塑造出了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的英雄,黄帝和炎帝为了捍卫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食物也是从荒蛮中砍杀出来的英雄。有了国家概念以后,每个朝代、每个民族为求生存,都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战争。在失败和胜利的较量中,在鲜血和战火的洗礼中,沉淀下的人都是荡激时代的英雄。是他们用对抗性的、残酷性的形式寻找统一,雕琢平安。我出生在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在小说里读到过民族战争,听大人们讲述过抗日战争,在学校里聆听过解放战争,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红岩》里的江姐、许云峰,课本里的黄继光、董存瑞等,他们是我孩提时的模仿,少女时的偶像。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有名的英雄和没有印象的小人物,他们在非常时期用自己的无畏和“天下观”打造了国家的脊梁,他们的事迹撞击着几代人的灵魂。这或许是对长平之战两千二百多年血腥味渗透的一种解释,是许多人对一种事物的共同认识,是对祖国历史、民族精神的一种集体记忆。

  遗存了两千二百多年的血腥渗透在物质生活中,与其说是印痕倒不如说是财富。战争留给长平的不仅是荒凉的废墟和森森白骨,还留下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文化堆积层和发达的生产力。春秋时一百多国通过战争统一为七国,又通过战争达到大一统。《吕氏春秋》记载“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话不免有夸大之辞,但农人有了剩余是事实,战争用自己的特殊形式催生着市井的裂变。《战国策》记载“临淄之途,车毂击”“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遥想当年的城市,是战争催生着和平,和平撬动着繁荣,繁华中充斥着殷实,殷实中富有浪漫,浪漫中浸淫着文化。

  战国战事频仍,战争规模之大不可想象。因统一发起战争,因战争需要给养,因给养拉动了经济。新的武器装备出现了,矛、戟、剑由青钢改为铁制,又延伸出了铁胄、铁甲。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里那种武器的阵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触目惊心。弩机的阵势、弩机的数量、弩机的科技含量虽说是用艺术的手法表现的,但仍然让人有一种不次于******的威慑感。由此使我想到了晋城九头十八匠的村名,仅我的家乡就有马匠、段匠、孔匠、司匠……,它们给了我长时间的悬念,今天从这场战争中似乎悟出了“匠”的含义,从“匠”里似乎发现了炼铁史的悠久来由。是不是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就了铁器的成熟,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匠人,由此产生了匠村。这些或许是春秋时的兵工厂,没有严格的考证,仅是我的假想。战国时期兴起的铁范叠铸、铸铁柔化等技术到西汉已成熟,成为冶铁作坊的常规工艺,随着脱炭工艺的出现,导致人们有意识的在高温下炒、炼、煅。战争结束了,这些兵工厂要转入民用打造生产。据考古冶炼业专家讲,在长平战场范围内的长治分水岭出土战国时的铁器达十三件,是很先进的铁农具。南北朝阳城牗今晋城阳城县牘的冶炼最盛时犁镜炉近百座,产品有五百多种规格,年产600余万件,除供应国内,还远销朝鲜、日本、尼泊尔、不丹。《中国实业志》记载,清代山西冶铁中心仅晋城一县牗今晋城市泽州县牘,熟铁炉业全县炉数约计百余座。

  两千二百多年后的人们更大程度是在文化遗产角度来打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种生产力,远古的战争需要武器,但生存的百姓需要生活,因而产生了炼铁技术和铸造技术,这些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犁镜的生产出现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推动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我的家乡马匠村是一个有悠久冶炼历史的村庄,我推测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一个制造武器的匠村,这仅是一家之言。今天村民们延续着祖先的路子,在搞现代化的铸造业,仅一个晨辉铸造中心一天可吃掉300吨铁,又一次引领了冶炼技术。从武器的制造到农业工具的生产,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冶炼铸造业,应该说这是一次技术的广泛应用,又是一次动能的裂变。在世界文化史上,青铜器制作和两千多年的铁水长流均为中国所特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战争催生了文明。

  金属给了战争一种力度,血腥凝固了永恒的几何学。沁水、阳城境内依沁河建筑的湘峪古城、皇城、郭峪城、砥泊城,都是明清时代战争留下的不朽几何学。这些城堡建筑展现了防御与进攻的辉煌规模,这种建筑文化有一种保守内敛,亘古不变几乎是不屈不挠的特质,这种特质体现了太行山人的倔犟,蔺相如后代的风骨,中国人特有的气节。城堡的标志性建筑———河山楼、三都堂、豫楼、铜阁等,匠心独具,寓意深刻。特别是上游的湘峪古城,建于明代,城堡的指挥系统与防御系统庞大而合理,砥泊城从地形位置就使人一目了然,匠心独具,利用水势建城,更具安全性。城堡虽反映在经济生活中,但从功能、位置和名字都反映出它们是战争的见证物。

  遗存了两千二百多年的血腥渗透在思想文化层面,更是丰富多彩。真可谓百家之学,百家争鸣,博采众长,成就了一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无可争议的黄金时代,是政治家、军事家忙碌的时代,也是文学家、学术者激情昂扬的时代。政治家运筹帷幄用战争追寻和平,军事家以军人的天职或勇敢进攻或坚守阵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时时在撞击着文学家那敏感的笔头,由此造就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和伟大的学术家,学术家们各执一词,在矛盾中对立,又在对立中统一,在这种伟大的统一动力作用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屈原的《离骚》,宋玉的《楚辞》,想象丰富,词藻瑰丽,给春秋战国的政治增加了文化营养。道家、儒家、法家、兵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法家以“法”治国,代表人物韩非子尖锐地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的主张为结束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了理论铺垫。在那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的割据时期,法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儒家以“仁政”治国,代表人物孟子理性地提出了“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主张温和改良,温和的主张使社会得到了和谐。道家则具有科学性,一部《道德经》把事物中的大小、有无、长短、抑扬、生死对立的两方面用一个“道”字描述的哲学而哲学,深刻而深刻,它在宣扬一个“度”,就是规律,在当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兵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种重要文化,代表人物孙武智慧地提出“寡可胜众,弱可胜强”,一部《孙子兵法》渗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每一场战争中,因为《孙子兵法》的实践性是古人用血写出来的,毛泽东用它演释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炼出伟大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秦统一中国这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规律,这种宿命与规律是法家的“法”,道家的“道”,儒家的“仁”,兵家的“谋”交织在一起,推动着社会的统一和发展。这些学术决定了政治家时刻在追寻和平,止戈为武;军事家时刻准备打仗,虽大国,忘战必危;经济学家时刻在研究利润的扩大化;文化大师时刻在雕刻历史印痕,使社会摆脱平庸。

  长平之战中那种金戈铁马的惨烈声远去了,留给我们今天的人们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一种围绕战争这个题目形成的庞大的排它性的文化系统。高平的米山、大粮山成了长平古战场的旅游地,泽州的蔺相如庙,还有那冯亭献城、围魏救赵、纸上谈兵的典故,成了教育子孙的启蒙教材。无论当年长平之战各方是输家还是赢家,作为古人,他们的思想完全凝固不动了,在离开人世那一刻就永远把自己内心的憧憬定格在《史记》里。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故事有结束的时候,历史总是以千丝万缕的方式联系和重复着。遗存了两千二百多年的血腥味还没来得及消除,战争又在制造新的血腥。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一夜之间脱了轨,出轨的地点就是被称为圣地的耶路撒冷,作乱者则是中东政坛上的知名人物沙龙。2004年矛盾的对立方阿拉法特以战士的身份倒在了异国他乡。2005年沙龙没有了对手感到过分孤独,抱病离开政界,这可能就是长平之战的重复。当然也有长平之战的翻版,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寻求和平,在我的记事中真正为了和平放弃战争的是印度的甘地和中国的傅作义先生,北京解放未动一枪一炮,按中国的思维衡量是投降,而这种结果留给人们是一种平安并完整的保留了京城和它的细部。傅作义先生的义举是不言而喻的。经历过社会冲突的人们更懂得和谐的可贵,理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寻求和谐得到世界赞誉。陈水扁企图挑起家庭不和,连战又带着微笑寻根求缘,中国人以豁达的心态给了一奶同胞的台湾一个和谐的答案,一笑兄弟在,相逢泯恩仇,血腥味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给了世界一个高大的背影。

  战争留给人那种丧魂失魄的惨叫声、毛骨悚然的嘶杀声、震人心弦的马蹄声、摧枯拉朽的兵器声消失了,远去了。长平古战场遗址上又塑造出了一座新兴的城市,古韩国的子孙们正用一种宽容的精神,接纳着来自四方的商人在这里办学、办医、办商、办厂。在这里人们找到了共同交往的地平线,那就是沟通、宽容、和谐、发展。

  站在长平古战场的遗址上,看着遗址边上这座宁静的城市,我的思绪飞到了两千二百多年前的古战场。白起如果活着,面对安逸的长平会想什么,是愧疚吗?秦昭王如果活着,面对和谐的中国会想什么,是欣慰吗?参战的将士们如果活着,他们又会想什么,是理解、遗憾,还是仇恨?但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台湾回归,还东方雄鸡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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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本文作者:赵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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