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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十里河

  一直都想以十里河为题,写点文章,把自己一生与十里河的情结表达出来,排遣长期流淌在心中苦涩的情绪,尽管它是一篇有如河殇一样的文字。

  十里河,“郡城之脉由西北而来,亥龙也。”古称武周川水,它发源于左云县城南、城北玉泉山丘沟壑之中。1978年以前,左云县南的马道头乡诸多山沟中,还有山泉潺潺流出,向北流入县城西十里河水库;城北15公里处,有一座海拔1965米的和尚峁,它南边的山涧石缝中,也有十余处山泉涓涓流出,向南汇入十里河。十里河的源头,就是由一组组山泉组成的,最北面的一条支流河源,发源于内蒙古凉城,最西面的一条发源于右玉。山西是地下水十分丰富的地区,当然十里河更大的水源是由地表水构成的,每年的七、八、九月临汛期,十里河洪水滔天,波澜壮阔,据水文记载,1959年汛期径流达到1亿立方米,所以十里河是典型的季节河。

  十里河之名起于何时,从目前所读书来看,它起用于近代。从左云河的源头起,十里河一直向东,千折百回,由旧高山入境南郊,经高山镇、云冈镇,在马军营乡小站村西出山,向南10公里环流至田村东汇入御河,为合河,流入桑干河,全长89公里。河床宽度150―――400米,流域面积2000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0.4亿立方米。因河出小站向南阳十里,又向东南十里,河距大同城十里,故称十里河。武周川水存于古籍之中,主要是指小站上中游。

  十里河历史悠久,武周川水古书多有载之。武周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秦为防匈奴侵边,在形势险要之地,高阙为塞,建立城堡要塞。据考古学家考证,武周塞就在今左云河的源头、河谷一带,它非一堡一寨,可能是由三个或更多城堡组成的,形格势禁,互为犄角之势,武周川水因此而得名。北魏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地理学家郦道元为武周川水留下了较为详尽的文字:“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经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缔,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大同的文人墨客,都为《水经注.漯水》这段文字而欢欣鼓舞,赵一德老先生为此段文字作了较为准确的诠释。确实山西北部有历史悠久的佛文化,以禅为魂,珍贵的文化古迹,如大武周石窟寺,即云冈石窟,却因少的可怜的文字,而令人困惑不已。

  武周川水边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早在1975年就被人发现,青磁窑煤矿附近道路施工时,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和石片,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大同考古人员发掘动物化石鉴定,遗址中出土的化石与桑干河许家窑动物群成员同期,还有人类文化遗物,石制品近千件,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后段遗址,据今已有十余万年的历史。1982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又与大同考古人员合作,在武周川水出山口小站村西坡台地上,试掘采集到石制品四百多件,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砧等,经考古研究,科学家的结论是小站遗址是青磁窑旧石器遗址人类活动生息、繁衍的延续,是大同市发现的唯一的旧石器晚期的遗址。遗址处于大同盆地西北缘,这时大同湖已经消亡,仅留下零星的洼地,湖底露出水面,盆地出现,桑干河水蜿蜒流过,盆地内广阔平坦,气候凉爽,与青磁窑遗址相比,小站遗址石器业有明显的进步,雕刻器的使用证明小站人“丰衣足食”,而且懂得装饰和美化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发展正向着新石器时代迈进,小站遗址距今有一万年以上。

  1958年,山西文物局和大同考古人员在云冈南梁开挖探方,发现一座半地房穴基址,有门道、灶膛、柱洞、烧土、石器、骨器、红陶片及灰坑。石器中有斧、刀、凿、铲、网坠等,陶器从器形看,有盆、碗、钵、罐、尖底瓶等,骨器有针、簪。遗址经考证距今有五千多年,属新石器时代,同期的还有高山镇遗址,这些遗址都在十里河边,说明十里河是我们人类祖先赖以生存的重要河流。

  十里河,武周川水与人类的关系,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没有中断过。根据古代交通史介绍,人类的流动迁徙,都与河流密不可分,人类长途跋涉行走大都傍河而行,一是河沿平坦,二是行走需饮水生活。武周川是最利于人行走,便捷的古道之一,是古代华北平原,通向西域、东亚的必经之道,汉王昭君远嫁匈奴,住平城东胜客栈(后称琵琶老店)经此道,达匈奴王庭。川字中间是水,两边是道,与其说古平城是赵武灵王开疆拓土的产物,勿宁说平城是匈奴人南迁的结果。北魏鲜卑人建都平城,就是最好的例证,北魏时期是武周川最发达的时期之一。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从盛乐迁都平城,武周川是必经之道,行路之上可谓是旗幡招展,浩浩荡荡。一路发生了多少逸闻趣事,具有弘韬大略的道武帝一路之上又是如何指点江山的,我们可从事后遗存在武周川的焦山石窟寺、吴官屯石窟、云冈石窟、青磁窑石窟、观音堂佛字湾等古迹之中可见一斑。特别是从西凉掳迁大批工匠,用举国之力开凿的云冈石窟,可见当时北魏统治者崇佛的良苦用心及治国之道,这一系列石窟既彰显国力的强大,又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既弘扬了佛法,更张扬了华夏文化博采众长的精神。从此,印度的僧人,中亚的香客,欧洲的商人,成了武周川的常客。在辽金元时期,战马嘶鸣,金戈铁马,屡遭战火洗礼的武周川,又演绎了多少“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一语报平安”千秋佳话,如辽乾亨四年(公元982年)景宗崩于焦山行宫,其子十二岁的耶律隆绪称制灵柩前,是为圣宗。其母萧燕燕协耶律斜轸和汉臣韩德让决政事。到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辽天祚帝自燕京出居庸,旋被金兵尾追,仓皇之中,将传国玉玺丢失于桑干河中,落脚于西京大同,复又经武周川逃遁于漠北。金宗翰、宗干以精兵,履道复追之,辽国覆灭。元大都,现在的北京,通向西域方向的京西大道,就是沿着桑干河,溯河而上,一直到达西京大同,再经武周川这条北丝绸之路,到河套、甘肃通往西域的。明清时期,武周川成了军旅、茶马通向大漠最大的贸易通道,由左云城向西至北,坐落在苍头河谷的杀虎口是清政府税收最多的卡子之一。明朝自朱棣迁都北京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北方边戍的措施,修长城增筑城堡。“九边”之一的大同设二十六卫,士卒十三万。正统至嘉靖年间,战事频繁,每岁必战,武周川烽火连绵,生灵涂炭。庞大的军需,单就粮草一项,日费千金,军屯、民屯外沿途军输不断,晋商由此而滥觞,清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之乱,晋商得以飞跃发展。昔日武周川的车水马龙,不是今人所想象的苍凉、孤寂,而是风风火火闯九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金光大道,晋商红遍中国,是有它一份功劳的。

  十里河对大同的贡献是巨大的,虽然它是一条季节河,但它与左邻右舍御河和口泉河相比,它开发早,灌溉面积广大,占有巨大的灌溉之利。据清道光十(公元1830)年《大同县志》记载,“玉(御)河自收入武周川,水势盖大,由智家堡、艾家庄而南,至落阵营等村,不特开渠浇灌,且砂砾平滩,一二年间淤成膏腴,此利于民用者亦复不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里河西王家园渠,是由王家园村人兴建,无坝引水灌溉20顷。建国后王家园渠几经整修,建拦河坝,引水闸等设施59座,干支渠18条56公里,灌溉两乡十三村农田2.3万亩。1920年在小站村,十里河东岸修汉济渠,灌溉马军营、城关等十个村近万亩土地,建国后又经多次改造,新建进水闸两孔,防洪坝涵洞一处,大小建筑物38座,干渠一条变两条,支渠都有增加,渠长超过97公里,灌溉面积增加到2.49万亩,受益村19个。十里河干渠是在平旺电厂东后墙,十里河西人工开挖的一条干渠,他穿越平旺、西韩岭乡远到怀仁等乡镇,多村受益的干渠。1976年以前这些干渠都基本发挥着灌溉之力,十里河流域是大同有名的米粮川。1978年以后,随着十里河周边乡镇煤矿和矿务局大型煤矿开足马力采掘煤田,十里河水量逐年减少,首先是十里河源头泉水消失,十里河道干涸,近年来就连夏季雨水充沛期,十里河道也难见洪水了,由于煤矿无序开采,地下水位下降,地下空洞增加,武周川的千沟万壑,像一个巨大的筛子,无论多大的雨水,都被地沟吸走,十里河床能见到的只有厂矿的排污水。

  2003年,市政府投资在云冈石窟南十里河床修建起人工蓄水橡胶坝,装点门面。去年我去观看这一宏伟的工程,由于无水,橡胶坝工程设施形同虚设,橡胶坝蓄水难现一景,发挥不出他应有的功能,对地下资源超量过度的开采,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儿时在十里河逐浪滔天中嬉水,也只能是留存在脑海中美好的记忆而已。2006年5月,坐落在十里河边的左云县张家场新井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井下56名矿工已命随黄鹤去,这就是十里河,地上河变成了地下河,酿下天灾人祸,不为人所用,必为人之害。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十里河边,赖此生活的人们,应该记取暗河漂杵的教训,引起深刻的反思。

  呜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十里河”。(吉庆刚)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7-0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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