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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山,血染的风采

  只要看到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四八”烈士的名字,探访黑茶山的念头便在我的心头涌动,不仅想揭开黑茶山神秘的面纱,更想弄清烈士遇难的详情及善后处理的细枝末节。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在去年9月12日来到了黑茶山。

  黑茶山,并不神秘

  61年前那场空难,给这个偏僻的荒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以为它很高很险,气候非常恶劣。小孩子想象它是云雾缭绕,杀气腾腾,可能居住着妖魔鬼怪。
  横亘在我面前的黑茶山犹如屹立在大地上的一道屏障,冈峦起伏、莽莽苍苍,东西绵延30华里,海拔平均为2000米,最高峰高2203米,是吕梁市境内最高的山峰。但对壮阔的吕梁山来说,它只是一条普通的支脉,比遥遥相对的二青山高,显得颇为雄伟。山因出一种黑茶而得名,这种黑茶能治许多病,因而流传着一些黑茶治病的神话传说故事,但今天黑茶已经绝迹。它不像华山那样险,也不像黄山那样奇。山体有裸露的岩石,也有茂密的森林,有松、柏、杨、桦等乔木,也有山茶、山杏、山桃、山梨、樱桃、木瓜等灌木,为天然林资源保护区。五月,金黄色的马玉花盛开,是最美丽的季节。山脚下的7股泉水,涓涓细流,汇聚成湫水河的源头。
  “天下名山僧占多”,黑茶山虽不出名,明清时期却也寺庙林立,有阳山寺、惠明寺、七德寺、玉泉寺、岱王庙等,每个寺庙都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发生过正义战胜邪恶、为民解除疾苦之类的故事,赢得群众的尊敬,因而和尚云集,香客络绎不绝。由于世事沧桑,现在空留遗址。
  黑茶山气候也没有什么特别,云雾缭绕的天气并不多,经常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像“四八”烈士遇难时的那种大雾迷漫天气十分罕见。

  目击者的叙说

  1946年春,重庆谈判达成的实现和平建国有关协议在贯彻中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方面重重阻挠,驻在重庆的我方谈判代表无法开展工作,眼看实现和平统一成为泡影。在这危急关头,需要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以便采取对策。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3人,于4月8日,在重庆乘坐美国运输机冒着恶劣天气起飞。离渝后曾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取得联络。飞机在西安降落加油后,于11时55分起飞,离开西安30分钟后,与延安电台联系过一次,机场接到准时到达的通知。这时延安天空乌云低沉,时有时无地飘着雨丝,等待在机场欢迎的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听到云层里传来隆隆的飞机声顿时兴奋起来,可是,那高空的飞机声,响不多久,隐隐约约听不见了。疑惑、不安笼罩着机场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待着,直到下午4时多才慢慢散去。毛泽东等回到驻地,分析着种种可能,指示有关部门向西安询问。5时许得到西安方面回答,飞机未曾返航。领导层预感到不测,立即向各边区发出搜索的指示,晋绥分局接到指示后随即派出10多支小分队搜索。
  据有关资料记录,飞机离开西安与延安电台联系的时间为12时25分,飞抵延安上空时,雨雾沉沉,能见度低,与地面失掉联系,只好返航。返回西安途中迷失方向,南辕北辙,误向晋西北方向飞去。黑茶山脚下的庄上村的农民经历过那场灾难,现在还有三名目击者健在,他们是当时的民兵中队长张耕儿和马四则、张海民,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回忆说,那天早晨雾气很大,到了中午又浓又黑,三米之外看不见人影,一切生产活动都停止了。下午2时左右,农民们正在吃中午饭,听见飞机的隆隆声,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带着噪音,非常刺耳,就好像从头顶上压下来一样。大家都在议论,这飞机要掉下来呀!在人们惊恐的议论声中,传来一声巨响,就像倒下来一簸箕废铜烂铁的响声,大家都明白飞机坠毁了。当时住在白石洼的几户农民,离出事地点最近。马四则的哥哥试图上山看个究竟,因雾大,崎岖的山道上还有冰雪,上不去,就赶忙向上滩沟村公所汇报。副村长李文堂看到天气已暗,上山有困难,决定明天再去查看。
  第二天李文堂带领四个民兵上山,他们看到巨石被撞掉一大块,山洼里一片狼藉,树木烧焦了,满地是飞机碎片,遇难者的遗体烧得变了形,有的肢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在遗物中发现了秦邦宪、黄齐生的名章和一些文件,但他们不知道秦邦宪、黄齐生是何人,有的还以为是阎锡山的大官。他们带了遗物和降落伞回到村公所,研究如何向第四区委报告。晚上12时,风风火火闯进来几个人,是区里的民兵队长。他们急忙汇报了失事飞机的情况。民兵队长说,那是我们的人,赶快向区委汇报。晋绥分局在蔡家崖村,离黑茶山有100多里路,交通就靠两条腿,10日晚才将消息送到晋绥分局。
  当村民们知道遇难者是领袖人物时,被这惊人的噩耗吓呆了。庄上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村干部、民兵、青壮年每人带着一把斧头、一根绳子,上山收殓烈士尸体,寻找遗物。晋绥分局得到消息,派保安处长谭政文及地委干部苗逢树带领干部战士40余人连夜赶来。12日早晨,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晋绥行署领导,一专署领导以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郁文也赶来处理善后事宜,村里架起了电台,直接与延安与晋绥分局联系。经过两天的搜索,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人们砍下松软的柴草,轻轻包裹遗体,两三个人抬一具,对付着走下山来,放在白石洼窑洞里。13日早晨抬到岱王庙里,县里用骡马驮运来大量白布、烧酒,遗体全部用烧酒清洗,一个个辨认清楚(黄晓庄原误认为彭踊左同志),用白布裹身,从周围村庄老百姓家里买来棺材。村民们知道棺材用于遇难烈士,都争先恐后把为自己老人准备下的棺材贡献出来,中午遇难烈士全部装殓入棺。

  为人民而死

  遇难烈士中有5位是党内外著名人物。
  王若飞,时年50岁,1922年入党,是我党早期活动家之一,先后留学法国、苏联,两次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被国民党监禁5年,抗战时任军委秘书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国内团结,四次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与周总理一起代表我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
  秦邦宪(博古),时年39岁,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1任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长征时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谈判,1937年任中央组织部长,参加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1941年11月至1946年为新华社与延安《解放日报》社长。1946年2月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为政协宪章审议小组成员。秦邦宪精通俄语,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
  叶挺,广东人,时年50岁。1924年参加共产党,“北伐名将”,与朱德、周恩来、贺龙一起领导南昌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囚禁5年,1946年3月获释。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
  邓发,广东人,时年40岁,1925年入党,从事工运、民运工作。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执委,国家保卫局局长,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