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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山西经济建设史简述

  当代山西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创业史,也在三晋5000多年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有成功的喜悦和经验,也有失败的痛苦和教训,更有诸多重大决策、历史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了解和认识这些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对于研究当代山西历史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而且会给人们以探索和解决新问题的聪明才智,给人们以继续前进的鼓舞力量。
  
  一、走在全国最前列的农业合作化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极其伟大、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山西以领先的地位走在最前列,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山西的农业合作化,是采取由互助合作到半社会主义初级合作化、再到社会主义高级合作化的逐步过渡形式完成的。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是整齐划一,而是相互交错进行的。农业互助合作,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山西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农业互助合作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这是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源头,也是山西农业合作化在全国率先起步和最早实现的重要条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就从减租减息运动中开始着手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1943年,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以增加生产、支援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和克服经济困难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而带来的农业生产力的新解放,随着战争的急需所导致的劳力、畜力、财力紧张和发展农业生产矛盾的加剧,使解放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以更加充满生机的活力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且比抗日战争时期的互助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和重大进步。
  解放以后山西省建制恢复,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成立。土地改革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完成(解放后的土改主要是新解放区土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西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步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和更高层次。根据新形势的需要,按照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省委、省政府采取了分类指导的原则和方法:在老解放区,着力进一步充实互助合作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发展生产的迫切要求,提出了“组织起形,与技术相结合,与供销合作相结合,与副业相结合”的发展方针,继续带领群众前进;在新解放区,则借鉴老区互助合作的经验,把农民翻身解放所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及时地引导到互助合作和恢复发展生产上来。这样,历经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到1951年底,全省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即达1071086户,占总农户的33%。而且,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同时,还开始试办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如同一切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二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山西的诞生也不是偶然的。它的试办,是从革命老区长治地区开始的。这里是原太行、太岳两个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区,党组织比较坚强,干部队伍整齐,群众觉悟较高,土改完成得早,农业互助合作的基础雄厚。刚刚解放后的1949年底,全区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已达70%以上,武乡、黎城、平顺等县则达到80%以上。但是,随着战争转入和平、农村经济复兴、农民生活提高和生产条件的改善,那种原来意义上的劳动互助合作,非但不能满足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要求,反而使农民的积极性日益消沉下来,甚至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农会趋于自然消亡,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如何把老区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问题,便尖锐地提了出来。中共长治地委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任务和要求,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已经变化发展的新情况,寻求比互助组更为恰当而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组织形式的开创性探索。
  当中共长治地委把调查研究的情况及其在调查研究中产生的想法、思考、结论和建议向中共山西省委报告后,省委即根据长治地委的报告,在深入研究和把握老解放区全局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指导方针和战略任务,并且批准长治地委于1951年春在武乡、平顺、壶关、屯留、襄垣、长治、黎城等县的10个村庄试办了第一批以“土地人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获得了成功。当年,10个社的粮食亩均产量、社员户总产量都大大超过上年的水平,社员人均收人为互助组人均收入的118.6%,为单干户人均收人的124.7%。而且在宏观上,这种以“土地人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利于因地种植,使地尽其力;有利于分工分业,使人尽其能;有利于购置公有生产资料,实行扩大再生产;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便于把产、供、销逐步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这表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生事物一出世,就以比互助组更大的优越性展现了光明前途。它是互助组向前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高级形式,也是引导农民开始由私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有益尝试。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即肯定了山西以“土地人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要求各地党组织遵循“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同时,有选择、有重点地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依照中共中央的《决议》精神,山西省委、省政府一面继续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一面继续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全省的互助组发展为199120个,人组农户占总农户的42%;初级社发展为56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0.4%。
  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大规模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年2月,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修改并正式公布。同年12月,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这两个《决议》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同时,也将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普遍推广开来。在山西,先是经守典型示范、全面部署和大发展三个阶段,到1955年底,全省基本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合作化,接着,又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到1956年2月,实现了全省的社会主义高级农业合作化。仅用5年时间,山西就在全国最早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差不多比全国提一年。
  诚然,从全国来看,在这项工作中,尤其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发生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就整个说来,它无疑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确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它“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打下了好的基础”。在农业合作化后的头一年即1956年,国家尽管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但仍然增产粮食880万吨,1957年和1958年仍继续保持了增产或稳产的势头。就山西论,如果以增产粮食200万吨左右为一个台阶的话,那么,从1949年的260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872万吨,全省粮食生产便连续上了3个新台阶。其中“第一个台阶从1949年至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260万吨增加到462万吨,9年时间增产202万吨。上这个台阶的原因,主要是进行了土地改革,继而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和实践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总是迂回曲折的,山西省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一场非同小可的激烈争论中坚持进行的;而这场争论不但一般地反映在党内,而月.反映在高层,反映在中央。中共中央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很显然,这些批评是严重的、尖锐的,对山西省委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山西省委在认真讨论、研究这些批评意见后,仍然感到自己所坚持的原则、方向没有错,所以就毫不动摇地、反复地向华北局和华北局的领导陈述了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客观依据和理论依据。他们紧紧抓住“在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结束之后,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实现这一目的”;“在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不能供应农村大量拖拉机的情况下,允许不允许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力”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读马列,学毛著,反复讨论,深入研究,终于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按照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地(而不是粗暴的)把互助组加以提高,使合作的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充分地显示它的优越性,来吸引农民群众倾向于它。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个渐进的形式,也就是走向农业集体化、近代化的一个过渡形式。”就这样,双方争论持续了长达5个月时间,直到1951年8月初毛泽东明确表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场争论方告结束。从争论开始到争论终结,从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山西省委所表现的那种尊重实际、坚持真理、勇于开拓、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范和高尚情操,实在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而臣这种风范和情操,无论在过去、今天和将来都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毫不夸大地讲,在农业合作化这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社会变革中,山西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充分发扬了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真正表现了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其强烈的革命进取精神,并且为中国共产党开创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山西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表彰,以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竟收入山西的典型材料达16篇,是收入篇数量最多的省份,其中的8篇由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一再肯定了山西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宝贵经验。
  
  二、探寻发展山西农业的根本出路

  60年代初期至中期,全国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以后自我反省而力挽危局的一次成功实践。如同全国一样,随着经济调整的逐步发展和深入进行,1963年,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1965年,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人们没有、也

不会忘记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大跃进”以来所受到的严重挫折和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失。这种历史失误和挫折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所致,另一方面也有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从过去的实际经验中,特别是从造成连续3年经济困难的两个方面的因素中,山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更使中共山西省委日益清醒和自觉起来:社会主义不只是理论上的,书本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实践,是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人民得到实惠,过上好日子。作为执政党的一个省委,如果长期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问题了”。省委从反中得出结论:要从根本上改变山西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广大人民群众比较地富裕起来,就必须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他行业的发展程度,这就是经济规律。如果忽视农业的基础作用,那就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同样,生产条件是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改变得如何,直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自然规律。如果忽视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那就必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严厉惩罚。因此,省委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首先必须牢固地确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观念,下大决心、用大力气、花大本钱发展农业,把粮食和棉花生产搞上去;而要发展农业,把粮食和棉花生产搞上去,又首先必须紧紧抓住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这个根本,带领全省人民找到一条治穷致富的正确道路。总之,省委的结论是:第一,要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第二,要高度重视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应当指出,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具有特殊的经济地理环境。矿产资源丰富,煤、铁和铝矾土的储藏量均居全国之冠,素称“乌金墨玉之乡”,对于发展以煤炭能源为主的工业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从发展农业来看,它是一个多山地带,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2%以上,土地贫瘠,水源奇缺,在总体上呈现出一副荒山秃岭的落后面貌。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了频繁的旱灾和农业产量的低下和不稳。据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0年到1965年的16个年头中,全省农业生产的丰年、平年、灾年呈4:6:6之态势。其中的6个灾年,又都是旱灾。即使在丰年和平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至于在历史上酿成的旱灾年,那就难以计数了。这就是山西所谓“十年九旱”和“十年九不收”传统说法的由来。历史和现实表明,旱灾一直成为制约和困扰山西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代,山西人民被严酷的大自然无可奈何地摆布了几千年。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国民经济调整,挣脱大自然奴役的沉重枷锁,开始主宰自己的前途命运,结束贫穷落后的悲惨历史,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
  事实上,山西农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是从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入手的。早在1961年初,即刚刚开始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取得“发言权”。中共山西省委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带领各级党组织进行了长时间的、富有显著成效的调查研究。省委领导同志东上太行、西登吕梁、南临黄河、北出雁门,奔波于三晋大地,深入到社社村村,走家串户,问寒问暖,探索发展农业的客观规律,寻求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正确途径。他们既和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促膝畅谈,又反复征求农业战线各类先进代表的意见;既和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深人讨论,又细心倾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并且从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与其共商征服大自然的良策,探索大办农业的计谋。
  中共山西省委也曾再三考虑:山西这样恶劣的生产条件,如此落后的经济面貌,能够改变得了吗?但是从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中,特别是从那些建设山区致富的典型中,省委终于找到了答案,坚定了信心。西沟是这样的典型,川底、羊井底是这样的典型,大寨更是这样的典型。省委从这些改变了生产条件而获得稳产高产的典型身上,尤其是从大寨这个生产典型的身上,清楚地看到:尽管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但只要人们遵从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发扬“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年复一年地苦干下去,就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到达理想的彼岸。这正是山西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任何一种正确的思想和观念,都是从实践中抽出来,再回到实践中得到证明的。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以便取得面上的治山治水、改变农村生产条件的新经验,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山西省情,中共山西省委即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树了起来,并且逐渐将视线转向农业学大寨运动。于是,在全省逐步地、然而也是迅速地呈现出了“学大寨之志,长大寨之风,走大寨之路”的振奋人心的热烈景象。
  经过将近3年的调查研究,在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索的基础上,1963年12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了全省长期规划领导组会议,提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发展战略的设想。这个“战略设想”的基本内容是:全省耕地面积共有6500万亩,除去经济作物的面积外,粮田面积达5500万亩。如果从1966年开始,经过10年的奋发努力,到1975年,可否考虑:其中3500万亩单产过“黄河”,若以亩产200公斤计算,产粮70亿公斤;其余的2000万亩单产突破百斤关,如以亩产75公斤至100公斤计算,产粮15亿公斤至20亿公斤。两项合计,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将可达到85亿公斤至90亿公斤。为了把既定方针变成现实,将主观意愿见之于客观的实践,在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后,省委确定把“十年战略设想”分作两步实施:前5年,集中在3000万亩粮田上下功夫;后5年,利用已有的基础,进一步在2500万亩粮田上作文章。据此,在1965年10月下旬召开的省委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所谓两个1500万亩,就是在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有水源的地区,建成1500万亩水地,在无水源的地区,建成1500万亩大寨式农田。《决议》指出,只要实现了这一战略目标,全省农业生产的面貌在5年后就将大大地改观:(1)水地亩产可稳定在200公斤以上,大寨式农田亩产可稳定在150公斤左右,全省粮食总产量将达到65亿公斤左右,基本上适应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增加了对国家的贡献。(2)全省的农田有将近50%变成稳产高产田,为进一步治理全部农田,加速改变整个农业生产条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3)连续5年建设实践,必然会出经验、出技术、出人才,这不仅会有力地促进全省农业的发展,而且将会大大推动全省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前进。
  然而,随之即来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了这一战略规划的实施,但正如当时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山西省省长,后来又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谦指出的:“这个决议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诬之为反对学大寨的修正主义黑纲领,但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证明了它对山西农业的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事实上,这一战略规划的主旨,也就是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大延伸、大扩展或具体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10年“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深深地受到了这一战略规划的影响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政治方向上发生逆转,出现了“左”的偏差,导致严重不良后果,但是,全省人民连续12年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很大的。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变,带来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196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463万吨,到1978年即上升到707万吨,增长了52.7%。如果把时间跨度再放得更长一点加以考察,到198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即上升到872万吨,较1965年增长了88.3%,登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粮食生产的第三个台阶。这固然是因为农村实施改革,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缘故,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它同全省“两个1500万亩”农业发展战略规划的问世及1965年以来的20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造就的物质积累也是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大力发展农业、巩固和强化农业基础的今天,回味这段饶有兴趣的历史,其意义就更加重大而深远。

  三、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战略的确立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工作重点的新时期。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制订一个新的山西经济发展规划,便成为当务之急。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战略的确立,就是适应这一新的历史时期要求的必然产物。
  1978年3月,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山西省委向大会提出了在1985年以前,把山西建设成为稳产高产的农业基地和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具有山西特点的工业基地的奋斗目标。在这个奋斗目标中包含了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初步构想。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西省委确立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战略的源头和开端,也是山西经济指导工作实现历史性转变所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经过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山西省委和省革委将建设煤炭能源基地的设想进一步具体化,于1979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以煤炭开发和综合利用为重点的能源基地建设目标,开始纳入到山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中来。到1980年7月,省政府又根据全国长期计划座谈会的精神,组成由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工作班子,在广泛征求各部门、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又拟定并向国务院报送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纲要(草案)》。这期间,即1980年5月 20日,《人民日报》以头版的位置和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尽快把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指出:“尽快地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不仅对山西,而且对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有重要的意义。”从此,煤炭能源基地建设的问题突破山西范围,成为全国以致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尽快把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的战略决策,山西省政府于 1982年4月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开展煤炭基地建设综合经济规划研究工作的通知》。于是,制订山西煤炭能源基地建设的战略规划工作全面展开。规划制订工作,是由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直接领导、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有关部委具体帮助,采取上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一方面,邀请省内外200多个单位和部门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 1400多人,着力进行总体规划编制;另一方面,又部署各行各业召开行业规划论证会,编写和提供有关基础材料。毫无疑义,这是继20世纪60年代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省情调查。所不同的是,范围扩大了,并且赋予了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相结合的新特点。历经差不多1年半时间,《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草案)》于1983年8月正式脱稿了。同年10月,省政府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的报告》。这个《综合规划(草案)》,是原有《规划纲要(草案)》的继续和发展,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从建设山西煤炭能源基地设想的提出,到《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纲要(草案)》的拟定,再到《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草案)》的确立,前后经历了将近6年的时间。六年中,省委、省政府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中,从对省情的调查研究中,清晰地认识到,严重影响山西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是没有紧紧立足于山西的资源条件,围绕煤炭生产这个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结果导致了“一种谋求门类齐全的彼此脱节、比较松散的经济结构”。按照山西的实际和资源条件,本应作为重点发展的煤炭工业和以煤炭工业为中心的电力、煤化工能源工业,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并未放在应有的突出的位置上,而却不适当地盲目突出了冶金、机械和国防工业。这种轻重倒置的不合理状况,明显地反映在基本建设的投资上面,在“三五”和“四五”两个时期中,煤炭工业基建投资和冶金工业基建投资相比,年平均率分别为 14%和32%、13.8%和20.28%。由于脱离实际,没有充分发挥山西固有的资源优势,因而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具有山西特色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吸取历史经验,立足现实状况,紧紧从山西省情出发,把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放在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这个中心上来,就既突出和充分发挥了山西的最大资源优势,又能够把山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正确轨道而展现出光明前景。
  依照上述指导思想,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确定了1981年到2000年的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目标。这就是:遵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动员全省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智力开发,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严格控制投资规模,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按照开放式经济模式,重点发展煤炭工业、电力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协调发展农业和其他多项事业,并加强同省内外、国内外的技术经济协作,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强大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在狠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山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根据这样的战略方针和目标,省委、省政府又规定了到本世纪末山西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
  在能源基地建设设想提出和规划制订的整个过程中,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余秋里等先后亲临山西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薄一波就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和开发煤炭问题,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并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专题调查报告。很显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战略,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和专家、干部和群众相结合而共同取得的一项集大成果。它以极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指引与鼓舞着山西人民胜利前进。经过10年的建设实践,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雄姿已经初步展现在三晋大地。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8年的10年间,全省对能源工业基建投资总额达140.27亿元,是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的能源工业基建投资总额的2.8倍。其中,煤炭工业基建 10年投资总额达91.95亿元,是改革开放前29年投资总额的3.1倍;10年新增煤炭开采能力达5046万吨,相当于改革开放前29年增加开采能力总和的114.3%。电力工业基建10年投资总额达 44.92亿元,是改革开放前29年投资总额的2.4倍;截至1988年年底,全省发电设备装机容量达507.08万千瓦小时,比1978年增长1.4倍。1988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能源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 197.12亿元,比1978年增长3.3倍;拥有固定资产净值达132.4亿元,比1978年增长 2.5倍。从而使全省能源工业生产规模比 1978年扩大了3倍多。10年中,全省原煤总产量达17.6亿吨,是改革开放前29年原煤总产量的1.5倍。1988年全省原煤总产量达2.46亿吨,比1878年增长1.5倍。10年中,全省发电总量达1760.38亿千瓦小时,是改革开放前29年发电总量的1.9倍。1988年全省发电总量达277.74亿千瓦小时,比1978年增长1.6倍。10年中,山西支援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煤炭总量达11.76亿吨,电力总量达217.44亿千瓦小时,分别是改革开放前29年支援总量的2.3倍和13.1倍。1988年外调兄弟省、市、自治区煤炭总量达1.75亿吨,比1978年增长2.2倍;供应外贸出口煤炭总量达970万吨,比1978年增长 18.7倍;输出电力占全国各省、市净输出总量的 25.6%,同样居全国第一。10年中,全省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能源工业销售税金总额达36.99亿元,销售利润总额达88.21亿元,外调煤炭补贴总额达66.45亿元,合计总收入为192.52亿元。其中煤炭]:业总收入为147.13亿元,电力工业总收入为45.39亿元,分别占能源工业总收入的76.8%和23.2%。1988年全省能源工业总产值达69.10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27.2%;实现利税总额达14亿元,占全省工业利税总额的35%。而且,能源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业、农村经济等各行各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表明,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它不但促进了全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且为推动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然而,不能不指出,这一时期山西在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中因价格不合理而造成的双向价值流失的问题。一方面,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以煤炭为重头的初级产品;另一方面,又以较高的价格购进以消费品为主的终级产品。这种价格上的一低一高,给山西造成了惊人的经济损失,导致了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低下。如果没有这种双向价值流失,或者双向价值流失问题仅仅一般地存在,那么,这个时期的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如何摆正国家整体利益和山西地方利益的关系?怎样才能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同时,充分注意到山西的经济发展?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方可使山西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方可把“兴晋富民”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方可从根本上提高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整体效益,从而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三个基础、四个重点”的经济发展新战略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不仅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光辉思想,强调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且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了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三利于”的根本标准,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深入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山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获得再一次大解放,并由此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经济上新台阶的大讨论。“这是一次审视自己、寻找差距、迎头追赶的大讨论。随着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又把这一大讨论推向高潮、引向深入。”在讨论中,那种全省上下团结一致、共谋发展的热烈场景,令人感奋不已。在大讨论的基础上,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先于 1992年11月提出了《关于促进经济上新台阶的意见》,紧接着又制定了狠抓“三个基础”、突出“四个重点”的经济发展新战略。所谓“三个基础”,就是农业基础、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所谓“四个重点”,就是“挖煤、输电、引水、修路”。狠抓农业基础,旨在改变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以加速农业大发展的需要;狠抓基础设施,旨在改善和强化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狠抓基础工业,旨在发挥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优势,把整个工业带动起来。突出“挖煤、输电”,是为了将以输煤为主变作输煤、输电并重,以充分发挥能源大省的优势;突出“引水、修路”,则是为了解决水资源紧缺和交通不畅的问题,以克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很明显,“三个基础、四个重点”的发展战略,把扬长治短密切结合起来,既强调了发挥山西的资源优势,又注重了克服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是在新形势下对以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为中心的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发展与振兴山西经济的新谋略。
  为了实施“三个基础、四个重点”的战略,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又专门作出了关于大力开展重点工程建设、公路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三项建设”的重大决策。
  这一时期,全省先后上马和完成了50多项重点工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太原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太原飞机场改扩建工程、孝(义)柳(林)铁路、神(池)河(曲)铁路、阳(泉)涉(县)铁路、侯(马)月(山)铁路一期、华能榆社发电厂、神头第二发电厂、山西水泥厂、山西铝厂二期、尖山铁矿、大同水泥厂改扩建工程等。而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重点工程,则是太(原)旧(关)高速公路、万家寨引黄工程和阳城电厂三大工程。
  太旧高速公路全长144公里,总投资28亿元, 1993年6月动工修建,1996年6月竣工通车。太旧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其根本意义就在于真正发扬了老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当代山西历史上树立了“愚公移山”的高大形象;就在于在山西历史上开了建设高速公路之先河,实现了零的突破,所以把它誉之为“三晋第一路”一点也不为过。对于太旧高速公路的修建,中共中央、国务院给予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江泽民为之亲笔题写了路名:“太旧高速公路”;李鹏则题词夸赞:“群策群力,建设高速公路;如虎添翼,振兴山西经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薄一波均致信省委、省政府,表示热烈祝贺。“太旧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明显地缓解了长期以来晋煤外运的紧张状况,使山西每年可运出煤炭2000---3000万吨,既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万家寨引黄工程,“是山西人民的生命工程,希望工程”。它的上马,是历届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努力运筹的结果。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提出并得到毛泽东肯准,历时将近40个春秋的酝酿、考察和论证,终于在1993年5月奠基开工。整个工程包括枢纽工程、引水工程两大部分;引水工程又由总干线、南干线、北干线等组成。枢纽工程以引水蓄水为主,兼有发电、防洪、防凌等多种功能,可蓄水量达8.96亿立方米。总干线全长44.35公里,年引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枢纽工程由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水利部合建,总投资64亿元,其中山西投资27.5亿元;向山西引水的总干线、南干线和北干线,总投资106亿。两项合计,山西投资额达133.5亿元。枢纽工程于1995年12月实现大坝截流,1998年底开始蓄水发电,2001年11月总干线、南干线全部贯通,2002年10月引水到省城。“历经9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滔滔黄河水被提升636米,穿越160公里隧洞汇入汾河,流入太原”。这一世界级高扬程、长隧道的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的兴建,使几代人“引黄入晋”的愿望开始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并将从根本上缓解山西水资源紧缺的状况。“造福今人,泽及子孙”的万家寨引黄工程,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业,是在山西发展史上树起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阳城电厂占地近4000亩,建设规模为210万千瓦。整个工程由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华北电力集团公司、江苏省投资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山西省能源产业集团、山西省电力公司合资建设,总投资近132亿。工程于1997年1月开始破土,到2002年, 6台机组全部投入商业运营;阳城电厂的兴建,不仅使山西的电业建设在全国独领风骚,而且自立于世界之林,它是目前我国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第一个大型坑口电站,也是世界上特大型无烟煤火力发电厂之一。按原来预计,阳城电厂建城后,年向外输电量为 100多亿千瓦时,相当于1990年山西全省发电总量的 1/3;每年可给山西创利税9.7亿元;年消化晋城地区无烟煤末500多万吨,可为之增加收入6.5亿元。目前,这一世界级无烟煤发电厂正在朝着它预定的目标,开始发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想富,先修路”。在公路建设方面,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兴晋富民”的长远战略,为根本改变交通落后、道路不畅的现状,作出了“全民动员,义务修路”的决定,即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革命战争年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利用若干冬春的时间,义务修建省会太原通往各地、市的“大”字型公路主骨架,改选、提高“三纵六横”公路网的质量和标准,实现县县通油路、乡乡通公路、村村通机动车的“三通”目标,把山西的公路建设推上一个崭新的大台阶。从1993年到1997年的连续5年间,三晋大地全民义务修路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呈现出一派全民动手、大打交通建设翻身仗的可喜景象,并且取得了振奋人心的卓著成效:公路通车里程持续增长;高等级公路格局基本形成;乡村道路发展快速;出省公路大大增加。截止1997年11月,全省公路由1992年的1.77万公里增加到4.4万公里,增幅148.6%;公路密度由1992年20.2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到48.2公里百平方公里。1996年至1997年,太旧高速公路、太原东山过境高速公路、祁县东观至长治二级汽车专用公路、307国道汾阳至柳林一、二级汽车专用公路、晋城至阳城高速公路、运城至风陵渡一级汽车专/H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县县通油路、乡乡通公路、村村通机动车的“三通”目标胜利实现。至1997年底,出省公路增加到20多条,且全部与国家主干线连通,从而大大加强了山西与周边省份及沿海地区的联系。
  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同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93年至1998年这一阶段,全省重点抓了基本农田建设、兴修水利工程、对滩涂和盐碱地的开发改造。在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评比中,1993年山西省位居榜首,1994年荣获第二名,1995年又以新的成绩迎来了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在山西召开。如果从1988年开始贯彻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算起,到1998年的10年间,全省新修和整修各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工程 116.3万处,新增有效灌溉而积270.93万亩,改善有效灌溉面积2564.32万亩,完成水土保持治理而积 2390.71万亩。随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富有成效的持续开展,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农业综合治理能力逐步得到提高。10年问,全省平均粮食年产量达 91.2亿公斤,比前10年的年均产量增长18%,最高年产量突破100亿公斤;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两番,“并逐步开创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发展、良性循环的局面”。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我们党在世纪之交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在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的过程中,全省上下激发出一种振兴山西的强烈紧迫感,“山西究竟怎么办?”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街谈巷议的重要热门话题。有鉴于此,中共山西省委在深入分析全省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三年实现“三个基本”目标的构想,即到本世纪末的2000年,国有企业基本走出困境、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全省农村基本达小康。随即,在省委七届七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到2000年实现“三个基本”目标的决议》。“三个基本”目标的构想,实际上是“三个基础、四个重点”战略的补充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正确决策。为了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农村达小康步伐的意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山西省国有企业三年走出困境的“375”攻坚计划》、《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分别对实现“三个基本”目标的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历史表明,这些《意见》和《计划》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明显成效。经过3年的艰苦拼搏,全省累计省59户大中型亏损企业实现扭亏消亏,脱困率达72.8%,其中,15户千万元以上亏损大户,有 14户扭亏脱困。全省80%以上的国有中小型企业,通过不同形式的改制,也逐渐融入活跃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实现了产权制的创新。在扶贫攻坚方面,到2000年,全省的50个贫困县、381万贫困人口中,已有28个县、320万人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关于农村小康建设,至2001年,全省已有64个县整体达小康;在没有整体达小康的县(市、区)中,也有一大批乡镇、村庄、农户达小康。全省农村小康综合实现程度达到95%。可以说,原定的三年实现“三个基本”目标的任务基本完成,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五、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跨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山西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把一个什么样的山西带人21世纪?”就成为摆在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头等重大课题。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势在必行。
  为切实把握省情,给实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客观依据和决策依据,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入实际,进行了大量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调查研究中所得的结论是:从纵向比较,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也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就横向比较,和先进兄弟省、市确有不小差距,经济发展滞后。经济结构性的矛盾已成为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其总体情况是:第一产业基础不牢;第二产业效益不高;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就第一产业讲,全省人均耕地2.1亩,高于全国人均水平,但质:量不高,有效灌溉面积仅占24.4%,低于全国30.6%;加之有效降雨量少、无霜期短、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导致了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低下。从第二产业看,支柱产业单一,而且经济效益比较低。占全省工业将近半壁江山的煤炭、冶金这两个行业,1988年的资金利税率,竟比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资金利税率分别低30%和43%。在第三产业方面,成长性好和带动力强的产业,诸如信息产业、社会服务业、旅游业等的发展,远远落在后头。尤为严重的是表现为重型结构的第二产业,技术装备差,产品初级化,科技含量低,致使名牌产品、拳头产品、高精尖产品少且附加值低,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消耗大、价格高,缺乏竞争力,不仅无法占领国际市场,就连国内甚至省内市场都难保。再看所有制结构,全省的国有经济比重过大而质量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且后劲弱。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 24%,山西反为9%;“三资”企业投资规模总量小,具有一定投资规模的企业也很少。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带来的是低劣的经济效益,这不仅给振兴山西造成了很大困难,而且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在70至80年代,全省人均国内总产值名列全国第10位,到1998年则退居第18位;199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名排全国第21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排全国倒数第2位,至1999年上半年,又降成全国倒数第一。
  面对跨世纪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对山西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即作出了实行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决策,并以 1999年10月底在运城召开的全省调整经济结构工作会议为起点,正式拉开了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序幕。同年12月上旬,省委召开七届九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确定经济结构调整是全省近中期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并且明确和形成了山西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抓好“五项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人才机制创新、环境创新、观念创新),实现“三个提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提高全省综合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2000年底,省委在七届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不仅重申了抓好“五项创新”,实现“三个提高”的战略思路,而且又绘制了实施“八大战略工程”,构建“六大支撑体系”的宏伟蓝图。“八大战略工程”是:(一)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施特色农业工程;(二)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实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程;(三)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实施旅游产业开发工程;(四)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实施信息化工程;(六)改善城乡经济结构,实施城镇化工程;(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八)推进可持续发展,实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程。“六大支撑体系”是:(一)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构建人才支撑体系;(二)推进财政改革和金融创新,构建金融支撑体系;(三)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构建产权多元化支撑体系;(四)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构建对外开放支撑体系;(五)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构建社会保障支撑体系;(六)改善经济发展外部条件,构建软环境支撑体系。从抓好“五项创新”,实现“三个提高”的思路的提出,到实施“八大战略工程”,构建“六大支撑体系”的蓝图的绘制,标志着山西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确定地把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放置在全省经济工作的中心位置上来;标志着山西经济结构的新一轮战略性调整,开始进入历史性跨越的发展阶段。
  为切实推动“八大战略工程”、“六大支撑体系”的实施和构建,促进全省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制订“361”工业调产计划和农业“百龙工程计划”之后,又于2001年9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1311”规划的意见》。《意见》确定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要集中力量抓好1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0个战略性工业潜力产品、10个旅游景区景点和100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此,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加大工作力度,集中全力予以实施;要建立省级领导协调联系制、部门领导协调责任制和项目属地领导协调责任制;有关部门应按照统筹安排、专款专用的原则,确保规划项目所需的政府资金及时到位,以贴息人股或资本金人股的方式,支持项目建设;各级政府要在改善软环境方面花力气、用功夫,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协调解决规划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必须指出,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难度很大,其根本目标的实现,需要历经一个艰苦的长过程。为此,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确定了“一年起步,两年人轨,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有大的变化,十年达到全国的中等水平”的阶段性奋斗目标。   
  到2003年,1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90个得到推进,35个建成投产,其中9个进入全国重点龙头企业行列。特色农业产值比重提高到45%,农产品加工增值率达到43%。64个工业重点调产项目基本达产达效。30个战略性工业潜力产品项目,已有80%以上建成投产。全省10个旅游景区,即云冈石窟、五台山、晋祠、平遥古城、壶口瀑布、关帝庙、鹳雀楼、恒山、绵山、芦芽山均被列入国家4A级景区;旅游企业增长 3倍多,直接从业人员增长近50%。文化产业方兴未艾。100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有60个建成投产。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又有新进展。全省新增公路通车里程3510公里,开工建设县际与通乡公路4000公里。贯通晋境南北、总长达666公里的大运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成为山西高速公路之“最”。2003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45.6亿元,比上年增长13.2%;财政总收入379.5亿元,比上年增长2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05元,比上年增长12.4%;农民人均纯收入2299.4元,比上年增长7%。全省经济结构调整的“起步”、“入轨”和“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并且正在以强劲的势头,继续朝着新的阶段性目标迈进。山西将在历史性跨越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中开始腾飞。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4年第07期;本文作者:张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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