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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山西经济建设史简述

  当代山西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创业史,也在三晋5000多年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有成功的喜悦和经验,也有失败的痛苦和教训,更有诸多重大决策、历史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了解和认识这些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对于研究当代山西历史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而且会给人们以探索和解决新问题的聪明才智,给人们以继续前进的鼓舞力量。
  
  一、走在全国最前列的农业合作化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极其伟大、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山西以领先的地位走在最前列,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山西的农业合作化,是采取由互助合作到半社会主义初级合作化、再到社会主义高级合作化的逐步过渡形式完成的。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是整齐划一,而是相互交错进行的。农业互助合作,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山西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农业互助合作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这是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源头,也是山西农业合作化在全国率先起步和最早实现的重要条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就从减租减息运动中开始着手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1943年,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以增加生产、支援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和克服经济困难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而带来的农业生产力的新解放,随着战争的急需所导致的劳力、畜力、财力紧张和发展农业生产矛盾的加剧,使解放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以更加充满生机的活力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且比抗日战争时期的互助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和重大进步。
  解放以后山西省建制恢复,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成立。土地改革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完成(解放后的土改主要是新解放区土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西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步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和更高层次。根据新形势的需要,按照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省委、省政府采取了分类指导的原则和方法:在老解放区,着力进一步充实互助合作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发展生产的迫切要求,提出了“组织起形,与技术相结合,与供销合作相结合,与副业相结合”的发展方针,继续带领群众前进;在新解放区,则借鉴老区互助合作的经验,把农民翻身解放所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及时地引导到互助合作和恢复发展生产上来。这样,历经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到1951年底,全省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即达1071086户,占总农户的33%。而且,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同时,还开始试办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如同一切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二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山西的诞生也不是偶然的。它的试办,是从革命老区长治地区开始的。这里是原太行、太岳两个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区,党组织比较坚强,干部队伍整齐,群众觉悟较高,土改完成得早,农业互助合作的基础雄厚。刚刚解放后的1949年底,全区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已达70%以上,武乡、黎城、平顺等县则达到80%以上。但是,随着战争转入和平、农村经济复兴、农民生活提高和生产条件的改善,那种原来意义上的劳动互助合作,非但不能满足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要求,反而使农民的积极性日益消沉下来,甚至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农会趋于自然消亡,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如何把老区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问题,便尖锐地提了出来。中共长治地委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任务和要求,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已经变化发展的新情况,寻求比互助组更为恰当而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组织形式的开创性探索。
  当中共长治地委把调查研究的情况及其在调查研究中产生的想法、思考、结论和建议向中共山西省委报告后,省委即根据长治地委的报告,在深入研究和把握老解放区全局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指导方针和战略任务,并且批准长治地委于1951年春在武乡、平顺、壶关、屯留、襄垣、长治、黎城等县的10个村庄试办了第一批以“土地人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获得了成功。当年,10个社的粮食亩均产量、社员户总产量都大大超过上年的水平,社员人均收人为互助组人均收入的118.6%,为单干户人均收人的124.7%。而且在宏观上,这种以“土地人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利于因地种植,使地尽其力;有利于分工分业,使人尽其能;有利于购置公有生产资料,实行扩大再生产;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便于把产、供、销逐步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这表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生事物一出世,就以比互助组更大的优越性展现了光明前途。它是互助组向前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高级形式,也是引导农民开始由私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有益尝试。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即肯定了山西以“土地人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要求各地党组织遵循“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同时,有选择、有重点地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依照中共中央的《决议》精神,山西省委、省政府一面继续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一面继续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全省的互助组发展为199120个,人组农户占总农户的42%;初级社发展为56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0.4%。
  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大规模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年2月,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修改并正式公布。同年12月,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这两个《决议》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同时,也将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普遍推广开来。在山西,先是经守典型示范、全面部署和大发展三个阶段,到1955年底,全省基本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合作化,接着,又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到1956年2月,实现了全省的社会主义高级农业合作化。仅用5年时间,山西就在全国最早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差不多比全国提一年。
  诚然,从全国来看,在这项工作中,尤其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发生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就整个说来,它无疑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确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它“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打下了好的基础”。在农业合作化后的头一年即1956年,国家尽管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但仍然增产粮食880万吨,1957年和1958年仍继续保持了增产或稳产的势头。就山西论,如果以增产粮食200万吨左右为一个台阶的话,那么,从1949年的260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872万吨,全省粮食生产便连续上了3个新台阶。其中“第一个台阶从1949年至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260万吨增加到462万吨,9年时间增产202万吨。上这个台阶的原因,主要是进行了土地改革,继而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和实践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总是迂回曲折的,山西省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一场非同小可的激烈争论中坚持进行的;而这场争论不但一般地反映在党内,而月.反映在高层,反映在中央。中共中央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很显然,这些批评是严重的、尖锐的,对山西省委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山西省委在认真讨论、研究这些批评意见后,仍然感到自己所坚持的原则、方向没有错,所以就毫不动摇地、反复地向华北局和华北局的领导陈述了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客观依据和理论依据。他们紧紧抓住“在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结束之后,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实现这一目的”;“在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不能供应农村大量拖拉机的情况下,允许不允许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力”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读马列,学毛著,反复讨论,深入研究,终于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按照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地(而不是粗暴的)把互助组加以提高,使合作的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充分地显示它的优越性,来吸引农民群众倾向于它。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个渐进的形式,也就是走向农业集体化、近代化的一个过渡形式。”就这样,双方争论持续了长达5个月时间,直到1951年8月初毛泽东明确表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场争论方告结束。从争论开始到争论终结,从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山西省委所表现的那种尊重实际、坚持真理、勇于开拓、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范和高尚情操,实在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而臣这种风范和情操,无论在过去、今天和将来都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毫不夸大地讲,在农业合作化这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社会变革中,山西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充分发扬了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真正表现了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其强烈的革命进取精神,并且为中国共产党开创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山西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表彰,以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竟收入山西的典型材料达16篇,是收入篇数量最多的省份,其中的8篇由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一再肯定了山西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宝贵经验。
  
  二、探寻发展山西农业的根本出路

  60年代初期至中期,全国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以后自我反省而力挽危局的一次成功实践。如同全国一样,随着经济调整的逐步发展和深入进行,1963年,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1965年,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人们没有、也

不会忘记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大跃进”以来所受到的严重挫折和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失。这种历史失误和挫折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所致,另一方面也有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从过去的实际经验中,特别是从造成连续3年经济困难的两个方面的因素中,山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更使中共山西省委日益清醒和自觉起来:社会主义不只是理论上的,书本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实践,是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人民得到实惠,过上好日子。作为执政党的一个省委,如果长期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问题了”。省委从反中得出结论:要从根本上改变山西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广大人民群众比较地富裕起来,就必须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他行业的发展程度,这就是经济规律。如果忽视农业的基础作用,那就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同样,生产条件是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改变得如何,直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自然规律。如果忽视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那就必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严厉惩罚。因此,省委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首先必须牢固地确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观念,下大决心、用大力气、花大本钱发展农业,把粮食和棉花生产搞上去;而要发展农业,把粮食和棉花生产搞上去,又首先必须紧紧抓住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这个根本,带领全省人民找到一条治穷致富的正确道路。总之,省委的结论是:第一,要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第二,要高度重视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应当指出,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具有特殊的经济地理环境。矿产资源丰富,煤、铁和铝矾土的储藏量均居全国之冠,素称“乌金墨玉之乡”,对于发展以煤炭能源为主的工业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从发展农业来看,它是一个多山地带,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2%以上,土地贫瘠,水源奇缺,在总体上呈现出一副荒山秃岭的落后面貌。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了频繁的旱灾和农业产量的低下和不稳。据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0年到1965年的16个年头中,全省农业生产的丰年、平年、灾年呈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