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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新军二一三旅的战斗历程

  从汾城县抗日自卫队发展壮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向我华北各地进攻,平津相继失陷,山西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北方局从天津迁移太原,坚持抗战,党的抗日统—战线组织——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并发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了抗日武装青年抗敌决死队。
  8月间,牺盟曲沃中心区派中共党员欧阳一生来汾城县担任牺盟特派员,开展牺盟会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10月间,牺盟会在县城文庙内举办自卫队骨干训练班,共100多人参加,训练20天后,回村组织不脱产的农民自卫队,为汾城创建脱产自卫队奠定了基础。11月,汾城县自卫队在县城女子高校成立,由县长胡作敬兼任总队长(胡又名西安,中共党员,1947年被捕失节),韩固任副总队长,欧阳一生任政治部主任,郭庆基任政治指导员,建立了以中共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汾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
  当时,汾城形势很好。汾城县背托吕梁山麓,面对汾河谷地,地形优越,有利于游击战争;政权基础稳固,县长胡作敬是地下党员,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多是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员,政权基本上掌握在我党手里;群众基础好,1936年红军东征时曾到汾城,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党的工作有了良好的基础;政治条件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程谷梁(中共党员)也相继来到汾城开展工作,中共乡吉特委、牺盟会乡宁中心区也驻在汾城。这些有利因素,给汾城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下旬,汾城县牺盟会举办了第二期农民自卫队骨干训练班。全县280多名青年参加了训练,学习时间一个月,除由牺盟会抽调50多人到各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外,其余200余人编入县自卫队,组成两个中队,由红军干部白先文、张汉丞分别担任一、二中队长。随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军事政治整训。整训是按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进行的,由张汉丞主持,军事上以基本常识为主,还学了一些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政治训练主要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内容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建军原则,并向战士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及抗日时事等,在整训的基础上,抓紧部队建党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使部队逐步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武装。
  1938年2月27日,日机轰炸县城,形势日益紧张,抗日的政府人员、牺盟组织、群众团体和自卫队相继由县城转到吕梁山下盘道村,为适应抗日形势,自卫队改名为汾城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胡作敬,副支队长韩固,参谋长韩经武,政治部主任欧阳一生,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政治保卫队,一中队长白先文,政治指导员程谷梁;二中队长张汉丞,政治指导员贾久民;三中队由公安队组成,队长曹乐生,政治指导员张文治;政治保卫队队长董仲南,政治指导员郭庆基。支队发展到400余人,战斗力日益增强。
  
  1938年3月3日,日军占领了汾城县城。抗日政府、群众团体及县抗日游击支队转移到乡宁县野头、石邱、鹤坡一带,同时,经常在盘道等村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取得了阻击日军进犯峪口的胜利,此役击毙日军1人,获战马1匹,马枪1支,逼敌逃回县城。不久日军骑兵又进犯高腴村,我支队派战士潜入村里,埋伏监视,待敌晚上向村外突围时,遭到我预伏小分队痛击。日军狼狈逃窜,我获三八步枪1支、子弹2箱、手表1只和其他战利品。3月中旬,我游击支队侦知驻汾城日军“清水师团”一部骑兵又要扫荡北高腴村,事先动员群众将几十张铁耙齿朝上埋在汾城通往北高腴的路上,战士埋伏在附近沟里,等待伏击敌人。果然日军几十名骑兵出动,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马匹突然被绊倒,耙齿扎入马肚,惊慌乱跳,马上日军有的摔伤,有的被刺伤,我游击支队乘机开火,几名日军被当场打死,日军仓皇逃回汾城县城。同时,我游击支队二中队又抬上棺材,佯装出殡,奇袭了赵康镇敌人据点,打死打伤日伪军十几人,俘获战马1匹。
  在我游击支队的不断袭扰打击下,5月17日,日军被迫撤离汾城县城。为适应形势,游击支队和县政府机关、牺盟会及群众团体,又从山上进驻盘道。在驻军八路军、决死队的配合下,集中力量,消灭了盘据在二区自称“义勇军”的土匪300余人,还争取其中40余人反正,补充到县游击支队,并将伪县长阎文勤捕获枪决。在此情况下,游击支队进行了一次调整改编,清除了3个别异分子,扣押了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不法分子军法处长张壮侯,纯洁了队伍。在此基础上,将抗日游击支队改为汾城县抗日自卫队,也称汾城自卫队,总队长亢在庚,副总队长郝丕德、韩固,政治部主任程谷梁。一中队长郝玉玺,二中队长张汉丞,四中队长陈明高,政卫队长董仲南。还出版了《战斗导报》,向部队和群众进行宣传。
  
  抗日战争艰苦时期的山西新军政治保卫第二支队
  
  1938年春,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长张友清来乡吉特委检查工作,并和特委书记武光、汾城县委书记程谷梁等谈话,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着重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抗日武装。根据张友清的指示,由乡吉特委书记武光代表牺盟会乡宁中心区,召开了襄陵、新绛、乡宁、吉县、河津、稷山和汾城等七县自卫队联席会议,决定七县自卫队联合起来,组建一支新军,取名政治保卫第二支队。通过讨论,一致同意由原汾城自卫一中队长郝玉玺任支队长,原襄陵牺盟特派员纪锦章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纪不久调离后由汾城县委书记程谷梁担任,新绛县自卫队长张焕任支队参谋长,支队领导班子配齐后,为在名义上取得合法地位名正言顺地向山西当局要武器装备和军饷粮食,由武光同志以牺盟乡宁中心区的名义,到秋林去见阎锡山,很快得到同意建立这支新军,并答应给予必要的供应。1938年10月政卫二支队正式成立,乡吉特委、牺盟乡宁中心区在汾城西中黄召开了以汾城自卫队为基础,联合襄、稷、吉、乡、(新)绛、(河)津六县武装合编为山西政治保卫第二支队的建队大会,共编6个大队、18个中队、军政干校1所,共2000余人。省委负责人张友清、特委书记武光、汾城县委书记程谷梁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支队成立后的具体编制和干部配备:支队长郝玉玺,政委胡作敬,政治部主任纪锦章(后为程谷梁),参谋长张焕(后为周义中),组织科长雷起云,宣传科长郭林军,敌工股长郑怀礼(汾城县委宣传委员),军事干校负贵人雷起云(兼),政工队长张克;一大队大队长林远征,副队长刘增业;二大队大队长周义中,政治指导员张汉丞,副大队长李景春,政治指导员贾久民;三大队大队长王浮萍,政治指导员吴功美;四大队大队长董××,政治指导员刘振尧;五大队大队长任达,政治指导员高恩堂;六大队大队长郭庆基。支队成立后,支队机关设在汾城盘道村,部队分布在汾、襄、稷、新绛等县打游击。此时,部队加强了党的建设,党组织发展很快,党员占全队人数的20%,部队素质的不断提高,战斗力也随之不断加强,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争烈火般地开展起来。
  1938年10月,我二大队先后两次在三官峪伏击日伪军,打死日伪军百余人;之后,我二大队乘敌立足未定,夜袭襄陵西王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军数十人;不久,敌增兵千余人扫荡我汾城沿山根据地,我二大队掩护支队机关和群众撤进山区后,在盘道村附近与敌激战一天,当敌人冲进盘道村时,我军在村外围攻袭挠,逼使敌人当晚狼狈撤退,我军立即帮助群众灭火。此役我二大队打死日伪军近百人。   
  1939年2月3日,日军牛岛师团后藤联队再次侵占汾城县城,接着在赵康、荀董、南贾、古城等村修筑碉堡,建立据点。为打击敌人气焰,我二大队配合区武装在“内线”接应下,赶走荀董据点日军;之后,我二大队四中队又在汾(城)史(村)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炸毁军车一辆,消灭日军数十人;2月下旬,我支队三大队八中队,夜袭前往南贾抢粮的日军,日军死伤十余人。3月间,我支队三大队到襄陵河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4月8日在景村、西阳村与敌遭遇,大队长王浮萍在激战中光荣牺牲,襄陵县长曹文保在战斗中被俘,部队在七中队指导员韩灵甫率领下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在激战中我军战士英勇搏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显示出我军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慨。与此同时,日军又在汾城北贾岗、北高腴等村设立据点,封锁西山,并在沿山根据地各村实行“三光政策”,先后火烧了盘道、尉村、三公村、北贾岗、北贾坊、西安平、侯村等村庄,给群众造成严重损失。为打击日军暴行,我军配合县、区政权,开展除奸活动,先后在汾城二区捕杀了5名敌探,镇压了连村维持会长。一大队配合掩护汾城二区区分队,经常由陈郭过河,破路基、拆铁轨、搬枕木,使日军控制的同蒲铁路长期中断,从此,抗日战争走上犬牙交错的相持阶段。
  在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政卫二支队还积极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得到地方党政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不到一年时间,部队由20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当时驻在晋南的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常给部队重要指示,使部队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武装。在部队内部,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支队有党委,大队中队有支部,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的15%到20%,仅二大队就有党员70多名,成为中坚核心力量。支队还建立了进步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制度,加强了革命教育和民主教育,使党在军队中建立了坚强巩固的基础。由于部队坚持抗战,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处处保护群众利益,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当地人民都亲切地称这支部队是坚决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
  
  改编为山西新军二一三旅后的战斗历程
  
  1939年3月,山西当局在陕西秋林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举办所谓的军官集训团,由阎锡山亲自主持领导。政卫二支队派参谋长张焕、二大队长张汉丞和韩固(都是党员)3人参加,训练内容除军事科目外,公开宣传什么“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要准备反共”等言论,预示着政治形势已经逆转。“秋林会议”时,山西当局提出:对山西新军进行全面改编,将新军决死队包括政治保卫第二支队撤销纵队建制改编为旅,政卫二支队于1939年6月改编为新军二一三旅。山西新军的所有部队基本上全部纳入山西旧军的序列,目的是要把新军并入旧军,以此手段来达到消灭新军的目的。
  政卫二支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了保持人民军队性质不变的原则,在改编时,部队只把番号和组织形式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变动,改名为新军二一三旅。把原来的6个大队,分别合编为五十七团和五十八团。各级军政干部基本上还是政卫二支队的原班人马。旅长郝玉玺,政治主任程谷梁,参谋长张焕;五十七团团长张汉丞,副团长韩震、曹增荣,政治主任贾久民;五十八团团长周义中,副团长刘增业、韩固,政治主任郭寿天(后来在中条山成立五十九团,团长王清川)。当时,汾城县委宣传部长郑怀礼兼任旅部敌工科长,县委书记廉怀德也在二一三旅兼职。改编后,部队建制更加集中,装备也有了新的发展,八路军总部还配给一部电台,旅部还组建了一所医院。为鼓舞部队士气,政治部还编了一首旅歌:
  血战两年敌胆寒,抗日已走上新阶段。二一三旅英勇的姿态,誓为民族坚决抗战。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谁愿忍气受人涂炭。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谁愿任人横暴摧残。英勇团结,刻苦顽强,发扬我们优良传统,站在革命最前线,战!还我锦绣河山!
  二一三旅成立后,遭到山西当局的忌恨和仇视,受到山西当局的监视和限制,如派所谓的“联络官”,到部队造谣中伤,进行破坏捣乱。1939年秋,配备机枪和****炮的日军200余人,突然向我五十七团二营进犯,部队当时毫无发觉,二营奉命向山里转移,日军则在背后追击,当二营转移到驻旧军六十一军的崖底村时,旧军前哨摆开阵势阻止通过,二营只得从旧军阵地旁侧紧急绕过去。此事分明是旧军有意企图与日军前后夹击,消灭我二营队伍。但数天后的山西当局在《阵中日报》刊载消息,反诬我二营袭击旧军。后经调查,原是驻五十七团的“联络官”伪造的消息。然而,斗争越来越复杂。此时,二一三旅既受背后旧军威胁捣乱,又面临日伪军不断袭击,又有敌探汉奸暗中窥视,因此需要经常派干部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捕捉汉奸。一天,五十七团四连连长陈明高率排长李云山深入敌后侦察,正在南贾饭店吃饭时,被敌探告密,当即被包围,陈明高眼疾手快,击毙带头冲入的敌伪军班长,二人迅速越墙脱险,被群众传为佳话。
  二一三旅部队一直在汾城、襄陵、乡宁境内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一面进行对敌斗争,一面加强内部建设,一面狠抓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使干部战士认清形势,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经过一系列艰苦锻炼,部队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进一步团结、巩固和成熟,成为一支能够应付任何突发事变的新型抗日武装。
  1939年12月,山西当局充当了国民党第一支反共高潮的急先锋,一手积极制造摩擦准备反共,企图勾结日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消灭山西所有抗日部队,摧毁我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除在政治上派遣所谓“精建会”、“突击队”和“敌工团”进入汾城、襄陵县制造摩擦,准备发动内乱,在军事上,派兵遣将,由旧军六十一军、三十四军、八十三军的十一个团将我二一三旅以及乡宁、襄陵、汾城县政府驻地石邱、鹤坡(在乡宁山上)等地北、西、南三面包围,置新军与抗日政府于日、伪、顽包围之中,同时,旧军又以二一三旅为攻击目标构筑工事,派其小部队经常到汾城沿山一带我新军部队驻地骚扰,抓我干部,抢我粮食,摩擦事件时有发生,形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2月下旬,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在从秋林返回路上经吉县三侯村时,突然遭到旧军便衣袭击牺牲;同时,旧军以召开联防会议为名,将二一三旅参谋长张焕骗去开会突然扣押,并假以张焕名义写信给旅部进行恫吓威胁。面对这一严重形势,我军和各县政府机关团体作了紧急应变准备。
  1939年12月30日,蒋、阎策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晋西、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乡(宁)吉(县)地区爆发了。阎锡山的顽军以11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从南、北、西三面向我二一三旅发动猛烈进攻。此时,汾城、襄陵两县区以上干部及身份公开的同志分别编为基干队,由汾城县长岳维藩、襄陵县长纪锦章率领随部队转移。
  战斗打响后,顽军以优势兵力,在炮火掩护下用密集队形向我主力五十七团猛扑,我五十七团利用有利地形对十倍于我军的敌人进行猛烈反击,打退敌人几十次轮番冲锋,战斗持续到31日下午,顽军死伤惨重,尸横遍野,我军也有伤亡,到傍晚奉命撤出阵地,经桃花洞,急行军到盘道与旅部和五十八团会合,急行军向襄陵刘庄前进。前进中,顽军随后追击上来。为掩护全军撤退,五十七团九连奉命在盘道村西边的凹疙瘩阻击,九连在几十倍的强大敌人面前奋勇作战,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坚持到第二天即1940年1月1日傍晚,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为全旅安全转移争得了时间。
  
  挺进太岳山的山西新军二一三旅
  
  1940年1月1日拂晓,全旅行进到汾河西岸的刘庄一带,隐蔽一天后,晚上午夜时分,全旅从鱼池、湖里两个渡口过河,当时因找不到渡河工具,战士们把枪和手****及脱下的棉衣捆好吊在脖子上,跳到齐腰的激流,手拉手过河,1月2日凌晨到达汾河东岸的上西梁一带,隐蔽休息。
  部队渡过汾河后向太岳山前进中,曾与日军几次遭遇作战,一次次击退日军的袭击阻挠,经过数日急行军,到达安泽县的韩姆里林。整休数日后,于1940年1月中旬到达沁源县周围的山村待命。受到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的热烈欢迎和慰问。在盛大欢迎会上,战士们愤怒声讨山西当局发动“十二月政变”的罪行,决心以战斗来粉碎蒋、阎发动的反共高潮,誓死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不久,部队进行改编,二一三旅全体合编为太岳军区新二团,仍驻沁源境内。接着又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意见,新二团又改为五十七团,团长张汉丞,战友们又共同战斗在抗日疆场上。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5年第06期;本文作者:邱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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