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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征中的宣传队

  黄河,在人们心目中,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但也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可怕。
 
  1936年1月,为了实现对日作战,挽救华北危局,直接参加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发展中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党中央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28日,我红一军团在临真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指战员们厉兵秣马,意气风发。国民党反动派,对领导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极端仇视,统治山西的老牌军阀阎锡山和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在沿黄河东岸20余县有利的地形上,构筑工事,修建堡垒,妄图以黄河为屏障,阻止红军东进抗日。

  西北高原的初春,冰雪未消。红一军团、十五军团趁夜幕长途跋涉,极其隐蔽地来到黄河西岸,在沟口至河口一线,紧张而秘密地进行渡河准备。

  2月20日晚,没有月光,没有星星。红一军团奉命渡河。那时,宣传队一部分同志下到师团做宣传鼓动工作,留下的一部分向志,在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的带领下,踏着皑皑白雪,来到绥德县沟口。这里,地势由东向西倾斜,岸边有一段几十米宽的冰排,湍急的河水打着漩涡,发出轰鸣飞流而去。我们站在高高的河岸上,看着浊浪滔滔的黄河水,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过去。这里,除了黄河的咆哮声、冰凌的碰撞声夹杂着几声战马的嘶鸣外,听不到什么声息。我们不时仰望天空,担心敌机前来空袭。水面上,6条小船正紧张地来回穿梭摆渡,等待渡河的队伍密密麻麻挤满了渡口附近的河滩。每条小船只能乘坐十几个人,渡河的速度很慢。当时,前卫二师的队伍还没有过完,按渡河序列政治部还要在司令部之后。罗荣桓同志为了布置和开展群众工作,征得司令部训练科长、军团机关渡河司令员孙毅同志同意,带领我们部分人员提前过河。

  在前卫二师担任渡河突击队的五团三连副班长、后调到军团宣传队的徐柏生带着木仓支、手****,便坐上渡河第一船了。

  推船的磨擦声惊动了敌人,于是,敌人开始疯狂地向我渡河部队射击。24名健儿紧握着手中武器,警惕地注视着前方,随时准备同敌人拼搏格斗。为了加快划速,徐柏生不断鼓动大家:“加油!加油!登上岸就是胜利!浪花溅入船中,衣服被打湿了,渐渐结成冰。他协助船工操船,双手摆动橹桨,奋力向前划。小木船的速度加快了,绕过冰排,越过惊涛,向东岸驶去……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路突击部队都已上了岸。阎锡山吹嘘的“攻不破的黄河防线”,被撕裂开几道大口子。红军的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地渡向河东。黄河岸上到处是胜利的歌声: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
  摩拳擦掌杀气高,
  是我们铁的红军……

  徐柏生根据他协助船工拉、推、划船的体会和突击队在船上与敌人战斗的英雄形象,与细道生、刘乾益、傅必福等同志一起编演了一个《东渡黄河舞》。

  红军东渡黄河后,兵分三路,直捣阎锡山的老巢太原。2月25日,左路军红一军团在中阳县关上村全歼阎锡山的主力独二旅1个团。3月初,在红十五军团配合下,于孝义县兑九峪重创敌两个团,接着又乘阎锡山重兵被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路军和十五军团所牵制,南线兵力空虚之机,一举突破汾河堡垒线,然后沿同蒲路南下,经霍县、赵城、洪洞、浮山、襄汾一路横扫,直逼晋南重镇侯马。

  在这一期间,宣传队根据罗荣桓同志的指示,开展了打土豪筹款,宣传抗日主张,发展党组织,扩大红军等工作。

  晋南一带人烟稠密,地域富饶,物质文化比较发达。我们看到,地主除土地、羊群以外,往往宅第连云。有的地主家里好多套大车,几十匹一色骡马。开钱庄当铺的也不少。而许多破产农民赤身露体,生活极为困苦。我们一方面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一方面普遍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

  一路上,宣传队按照军团政治部编发的《宣传提纲》进行抗日宣传,张贴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这些抗日救国、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标语,很快就流传开,家喻户晓。

  部队南下围困霍县时,电话员在一片开阔地收线,正当钟仁辉同志写完标语东行经过时,藏在城墙里的敌人迅速瞄准了他。听到枪声,几名宣传队员马上赶到;把钟仁辉背了下来,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帮他卸下背包,叫来卫生员包扎了伤口,聂荣臻政委、左权参谋长、朱瑞主任、罗荣桓副主任、邓小平部长等都赶来看他,询问受伤情况,当即指示送到军团野战医院养伤。

  在洪洞附近的万安镇,宣传队耐心做长工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揭发,没收了一户恶霸大地主的当铺,把一些金银首饰、衣服等财物分给了一些贫苦的群众,得到他们的拥护。

  在扩红中,宣传队一马当先。每到一地,文艺演出吸引了不少人,好多青年围着宣传队报名,要求当一名“演戏的兵”。那时,宣传队还开展了“扩红竞赛”,看谁扩红最多。结果,平均每人就扩红30多个。樊文烈、崔宝珠、孟成义、田东海、王宗垄等同志就是这时参军补充到宣传队里来的。有的一家几兄弟全都参了军。我们还扩充1名40多岁的饲养员参加红军。本来不想收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硬要跟红军走,苦苦哀求说:“我不能扛枪,可我能给你们做饭吃,喂牲口,别丢下我。”

  东征的红军,沿途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红军所到之处,播下了抗日的种子。无论红军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一片欢呼。到处唱起民谣:

  山西有个阎锡山,
  家住五台河边村,
  土豪里面称大王,
  剥削同胞好痛心。
  哎呀哎呀阎锡山,
  剥削同胞好痛心!
  共产党、红军天下顺,
  普天下的老百姓心随红军。
  抗捐抗税当红军哟!
  阎老西心上着了慌。

  红军东征,在晋西北、晋中、晋南纵横驰骋,搞得阎锡山胆战心惊,坐卧不宁。他只得向蒋介石呼救;蒋介石乘机抽调15万军队入晋。阎锡山派5个师向西压来。与此同时,黄河以西的国民党部队也沿河北上,妄图包抄红军的后路。

  为了避免内战进一步扩大,保存抗日力量,党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布红军回师。西渡之前,部队打开了乡宁和吉县,活捉了敌人的县长。宣传队乘胜进城,展开了打土豪分浮财,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

  5月上旬,东征红军返回陕北。5月11日至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川大相寺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历时75天东征的收获。指出:此次东征,宣传了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扩大了政治影响,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补充了红军,筹集了款子,达到了预期目的。会后,宣传队演出了文艺节目。宣传队听了会议精神的传达,非常高兴。自然,这收获里,也有自己的一份啊!

  我们这支宣传队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尽管生活环境是那样艰苦,每天只有6分钱的菜金,但大家互相团结友爱,无愧是一群出色的战士。在二三十名宣传队员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那一老一少——樊文烈和崔宝珠了。

  1936年3月,罗荣桓同志带领政治部和宣传队随军团部东征来到山西赵城、洪洞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宣传、筹款、筹粮,补充红军。樊文烈、崔宝珠就是这时参军的。樊文烈家住赵城双昌村。那时,外国人在临近的洪洞县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叫普润中学。教书的大都是些拔贡、举人、秀才。樊文烈托亲戚、熟人好不容易才人学。学校里,有一名党派来的年轻的体育教员谭富兴,秘密发展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加入了党的组织。普润中学闹学潮,反对卖国的《马关条约》,禁止洋货,学生们结伙打了留着“仁丹胡子”的日本人,学校就把领头的樊文烈开除了。

  樊文烈到处飘流,寻找生路,他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士兵,后来到郑州时开了小差。为了糊口,他当过大烟店、骡马店的伙计,卖过油条、豆腐、小菜,破烂,凑够了路费,回到家乡。为了抵偿父亲留下的冤枉债,被迫把地也卖光了,弄得一贫如洗。

  红军到洪洞的第二天,他就来找部队,对军团司令部教育参谋王秉璋说:“我是专门来找你们的,我要当兵广王秉璋见他穿着长袍,留着胡子,迟疑了一会/L,没有立即答复。

  樊文烈追问道:“你不敢要我是吗?我家离这儿只有七八里地,你们去调查一下行吗?”王秉璋派人去调查,村里的人都说,这个人在学校打了鬼子,在村里反对建庙,爱闹点事,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样,王秉璋就把他留下来了。樊文烈很高兴,问王秉璋“你们要什么?”

  “我们要人、要钱、要牲口!”

  “我能办到。你带人去,说不定还把人家吓跑了。只要给我一匹马,一个班,你坐镇左家沟,等着收好了。”樊文烈说。

  王秉璋交给他一匹马,吩咐一个班跟着他行动。樊文烈做过生意,对这一带自然很熟悉。那时,驻赵城、洪洞的阎锡山部队,听说红军东征到了山西,极度惊慌。当兵的纷纷拖枪开小差。谁家有几条枪,几匹骡子,富不富裕,他都略知一二。樊文烈穿上军装,扬鞭策马,跑了十几个村庄。每到一户他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好条子,动员他们出几条枪、几匹骡子、多少钱,由各家各户送到指定的地点。十多天,就收了一百多支长短枪、几十匹骡马和一部分款子。在樊文烈的鼓动下,仅他所在的村里就有六七个青年报名参军。

  事后,王秉璋很满意,问樊文烈:“你想干什么工作?”

  樊文烈感到自己虚弱的身体干武的吃不消,干文的墨水又不多,只好说:“我在国民党军队宣传队干过。”“那好,我们也有宣传队。”王秉璋把樊文烈的情况向宣传部长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由通信员带樊文烈来宣传队报到。

  队长梁必业打量着樊文烈,看到他个头不高,又黑又瘦,胡子拉茬的。便问道:“多大年纪了?”

  樊文烈回答:“三十二了。”

  梁队长告诉通信员:“带回去,我们宣传队不要胡子兵。”

  过了一会儿,邓部长的警卫员又把樊文烈带来,并交给梁队长一张纸条,传首长指示说:“不要也得要。”

  梁队长执行指示,把樊文烈收了下来,分到赖怀梓那个分队。

  樊文烈的愿望总算实现了。这位经历过旧社会磨难,读过“老先生书’’的人,从此结束了徘徊,成为红军的一名宣传队员了。几个月后,他又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宣传队里,樊文烈像个长兄。部队行军,他跑前顾后,帮助年小体弱的队员扛枪,背行装。一到驻地,他就忙着号房子,安排同志们的住处。他还承担起管理演出道具.的工作。那时,演出道具很简单,只有几套舞蹈服装、粗劣的化妆晶、假发套、一套小锣鼓、一盏汽灯和一块前台幕布。全部“家当”一匹骡子驮着。樊文烈能吃苦,爱劳动,行军路上,他总是牵着骡子。

  排演节目,他扮演过恶霸、地主、账房先生。至今他还记得和队长梁必业扮演地主收租时的几句台词:

  左手拿烟管,
  右手拿算盘,
  狗日王老大,
  赶快把钱拿,
  如不然,。
  老子就要把你抓!
  ……

  宣传队没有女同志,他的年龄大一些,扮相老成,扮演个老太太是再好不过的了。梁必业同志后来还夸奖他说:“想不到他扮演个老太太还是个角色哩!”

  在我们住的洪洞县河西石止村,还遇到这样一个小娃娃,叫崔宝珠。他父母双亡,是个孤儿,靠亲戚、朋友抚养。红军来到村里开展工作,他才12岁。红彤彤的脸盘,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部队出操、宣传、打土豪、分浮财,他都要围着看半天。特别是宣传队搭起戏台,一敲锣鼓,他就跑来看热闹。天还没黑,连饭也顾不上吃,搬个凳子坐在最前面。部队一动员扩红,他就报了名。起初,抚养他的姑母想到他参军离开家乡,无人照顾,再加上他年幼体弱,还有些犹豫,经我们一宣传,他姑母对我说:“那就让宝珠给你做个干儿子好不好?”

  她把宝珠拉过来:“快给干爹磕头。”

  我急忙把宝珠扶起来,在场的同志都笑了。

  “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姑母如释重负地说着,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

  当时我们考虑,宣传队演出节目也需要个小孩,就把他收下了。

  后来,朱瑞主任和一些同志还经常开玩笑说:“你这位文化娱乐科长还收了这么个干儿子!”

  崔宝珠穿上宽大的军服,袖子几乎垂到膝盖,裤腿也卷了好几层,戴上帽子,把眉毛都遮没了,真是个“娃娃兵”!

  行军路上,开始,他的兴致还很高,走了半天,就一瘸一拐地走不动了。鼻涕、眼泪也一齐急出来了。见此情景,我们就让这位儿童演员骑上宣传队驮道具的那匹骡子。晚上站岗,年纪大一些的队员便主动替他。从而,使他感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

  后来,崔宝珠果然发挥了儿童演员的作用。宣传队排演戏剧,需要有个小孩当配角,他就上场。排演舞蹈,他和刘谦益、细道生、徐柏生一起,更少不了。什么《儿童舞》、《渡黄河舞》、《叮铃舞》呀,他都有份。斯诺拍摄的《红星舞》的照片,穿“红五星”服装的那个演员就是他。
 

本文来源:《战歌春秋》;本文作者:潘振武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7-1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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