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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回忆残留山西——安井清先生访谈录

   (2007年3月,在冈山县安井先生的自家住宅)

  记者: 今天承蒙您给与了宝贵时间,谢谢。最近因电影《蚂蚁兵》的公开上映等,在年轻人中间,才得以知晓(日军)残留山西事件。我通过安井先生寄给《公民馆消息》的手稿,拜读了您写的作为元泉旅团的一员而残留山西的内容,我打搅先生的缘由,就是说什么也想请教于先生,谈谈您的往事。

  安井:是吗?实际上我也通过元泉阁下的闺女(次女)那里,与《公民馆消息》接上了关系,收到书信的,下边就给你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说实在的,包括残留山西在内的,有关战争时代的故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跟家里人也几乎没有谈过。我的情况是,昭和19年(1944年)出征,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昭和22年(1947年)11月了,整整出征了三年。
  在出征期间,我也了参加了战斗、经历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受伤、丧命的过程。我对战争和军队都是讨厌的。对于我来说,在战地度过三年的时光,是将宝贵的青春时代徒劳无益地抛弃了的时期,这一期间的回忆并不是美好的,战友会的聚会,我连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轮廓,我生于大正13年(1924年),今年82岁了。生在冈山长在冈山。旧制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中央大学的预科。因为是战争时期,修学年限被特例缩短,昭和19年(1944年)20岁时应征参军,我从东京回到家乡冈山,于同年11月加入了冈山的第48部队,一周后为了接受新兵的培训教育,离开了冈山。
  入伍之后我所感受到的,就是配发的武装用具过于寒酸,简直就像残兵败卒似的。没有饭盒,水壶是竹筒,也不配发军靴,而是穿着日本式的布袜下地。步枪只发给中学以上毕业的人,整个新兵的半数左右是没有武器的。
  我们从冈山去下关,在下关登上关釜之间的航船,奔向了朝鲜的釜山。在玄界滩,轮船晃荡得厉害,好多同年兵翻肠吐胃,而在渔夫家长大的我却毫不在乎,竟吃光了三碗米饭。另一方面,到了朝鲜,在最初宿营的时候,吃饭却费了不少周折。尽管招呼着开饭了,可就像我前边所说的那样,因为并没有配发给我们饭盒和餐具,所以没法进行用餐。没办法,只能用出征时领到的太阳旗取饭,将米饭包在太阳旗里带回内务班时,米饭已经变成块状物,我记得又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进一步将其分开。
  从釜山乘上火车,经过新义州进入了满洲,再南下到达北京,之后向西变换方位,这才进入了山西省。在草木稀少的荒凉大地,一旦远离了日本,心境就如同死去一般。在山西省,经过榆次最终在路安(现在的长治市)下了车。
  我被分配的地方是距路安五、六里的一个驻屯守备队。从路安徒步行军奔向了那里,就这样,我被分配置到独立步兵第14旅团(垒兵团),旅团长是元泉馨阁下。
  在守备队阵地周围,我们挖出了两道战壕,夜间徒步巡逻,不过,这里的治安稳定,敌人也没有来袭击。

  记者:你是在那个守备队接受了新兵教育的吧?!

  安井:是的,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教育。新兵教育结束之后不久,就向部队下达了出动的名令。据说是攻击洛阳,我们渡过了黄河,向河南省进攻。我记得周围有很多马匹,所以我想我大概是被配置在重机关枪中队了。黄河的河面很宽,而比河面更让我吃惊的是,在河的两岸近一公里(的河床上)覆盖着泥土,据说发洪水时,将采用这些泥土作为耕地而加以利用。作战时完全看不见自己的飞机,飞来的全是国民政府军的飞机。

  记者:那是老河口作战吧!作战的目的是毁灭敌人的机场 。

  安井:是吗?我们是地位低下的士兵,所以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作战,仅仅听说是攻击洛阳。
  作战结束后,我们一返回到路安,旅团就接到了移驻满洲的内部命令。那时已经是距离战争结束近在咫尺的时候了。就在训练对坦克的攻击和准备向满洲移动的途中,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记者:因为战争结束,向残留方向转变的活动就将要开始了吧?
  安井:是的,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结束了,这就形成了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这两方都来做劝诱(日军)残留的态势。结果是我们加入了国民政府军(阎锡山的山西军),而在中共军里,我想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参加了,因为有日本人组成的部队。

  记者:中共军里边也有日本人组成的部队吗?

  安井:嗯,有的。若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中共军里边也有日本人?这是因为我们的部队与中共军的日本人部队实际打过仗。
  当初,中共军虽然对国民政府军发动了积极的攻势,但是敌不过残留的日本人部队,所以如果发生冲突,总是对方退却。可是有一天,不管怎么说,还是遇到了一支顽强抵抗的中共军,我们感到奇怪,就派遣出密探侦察,一打听原来是日本人指挥的。于是,两军在暗地里密谈,商谈的结果达成了协议,在相同的日本人之间发生战斗时就要停止。

  记者:请告诉我残留的原委。

  安井:由于战争结束了,我们就停止了向满洲的移动,在为推进复原回国而做准备的这一阶段,形成了这么一种态势,即如果日军不残留下几成部队,铁路也就不能动弹,全体军人就不能复原。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当时国民政府军与中共军对立起来了,在内战正式化之前,引发了要借用日军军力的动向。

  记者:在驻留山西省的日军里,好像元泉旅团也是最早进行残留部队组编的部队,在安井先生的周围,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安井:事情是这样的,残留是以来到中国时间还不长的人为中心而展开的,要让长子以及服兵役时间长的人回国。在我们的中队里,决定让当了三年或四年的士兵先期复原,而以当年的新兵为中心进行残留。因此,我也不得不残留下来。在我们的元泉旅团,旅团长元泉阁下也留下不走了。我加入了中国政府军之后,也经常参加作战,还承担对中国兵的教育培训等工作。

  记者:现在安井先生使用“参加了政府军”这样的词汇,可这不是日军的一部分,而是加入阎锡山的山西军,这一点您明确地认识到了吗?

  安井:对此我有明确的认识。

  记者:认识到是从日军退伍之后,再到山西军就职的吗?

  安井: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其身份来说是被山西军雇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雇佣兵。

  记者:在残留山西的问题上,以一部分官兵为中心,并不知道他们是以就地退伍的条件而残留的,回国后对他们没有成为享受养老金的对象而感到愤怒,遂以被军队欺骗、被出卖为情由,提起了诉讼等。这里边的情况很复杂。

  安井:是吗?还产生了那样的问题?我并不知道这些。就养老金这件事而言,我是1944年(昭和19年)应招的,即使算上山西军时代的年数,也不会成为军人养老的对象,所以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在我们的中队,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即,是以日军的状态就那么残留下来的。战后发生了(像养老金诉讼那样的)骚动也是我今天才初次知道的。

  记者:在山西军就职的薪金等待遇方面,这怎样一种情况呢?

  安井:对于加入中国政府军的日本人,(阎锡山将)其军衔全部晋升,给我也配发了一所独院和勤务兵,这是部队转移到太原之后的事情了。工钱并不是以实物支付的,而应该是以金钱支付的,因为我们经常上街在餐馆吃喝。将度数很高的白酒倒在碗里,点着火玩耍,也是在餐馆吃饭时发生的事情。
  记者:武器以及武装用具,使用的是些什么样东西?

  安井:使用了日军时代的东西,元泉旅团在复原的时候,将野战仓库原封不动地给留给残留部队了。只是武器全部一次性地上交了。大约有数个月的时间我们是赤手空拳。再往后又重新配发了武器。

  记者:一般认为那是作为日军的武装解除吧。另外,听说安井先生也与元泉将军相识?

  安井:唉,是的。部队转移到太原以后,我得到了元泉阁下的知遇之恩。我从学生时代起就下围棋,相信自己在技能方面还是有两下子的。因为这个围棋缘故,我常常被元泉阁下召唤。每两个月或一个月被阁下召唤一次,在阁下城里的自家住宅下围棋。
  元泉阁下是阎政府军的中将(旧军时代的少将),但寓所本身并不特别风雅奢侈,是一座普通的寓所。当然要比我们的住宅好得多。因为我们的中队在太原城外一、二里远的地方,我每次骑马或乘坐其它交通工具,来打扰元泉的官邸。因为太麻烦,有一次我拒绝说:‘不能去了,因为我腿痛’,没想到他派了插着将官旗帜的汽车来接我,通过城门的时候,阎政府军的卫兵致以举枪礼,这让我非常高兴。

  记者:听说元泉将军还研究俳句等,这好像是一个远离军人的风流雅士吧?

  安井:似乎是那样的吧。除了元泉阁下,经常与我下围棋的人,还有残留部队的幕僚、少将林先生。他住在我家的斜对面,我和他也经常下围棋。

  记者:这个叫林少将的是个中国人吗?

  安井:不是,他是日本人,只是没听到他的日本名字。在当时的残留兵之间,对方以中国名字自报姓名,除此以外什么也不问,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我总觉得林先生在战争结束前,就好像参加了山西军,他是被俘虏的呢?还是志愿加入的呢?这我就不清楚了。

  记者:当时具有各式各样处境的人都残留下来了,在山西省,除了元泉旅团以外,其它各兵团也都组织了残留部队。

  安井:还有其它残留部队,这个我也知道,不过,我没有与自己中队以外的残留兵见过面。因为在太原,除了我们中队就再也没有其它残留部队了。山西公司的职员,他们好像残留了相当多的民间人士等,常常在街上就能看到。

  记者:是河本大作先生任社长的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吧,当时在山西省,以山西产业的职员为中心,多达数千人残留下来了。

  安井:是吗?残留下那么多的民间人士?

  记者:安井先生是昭和22年(1947年)回国的吧?

  安井:是的,昭和22年(1947年)的10月从那边出发,进了冈山的自己家门的时候,已经是11月1日了,所以从出征算起,整整过了三年才回来的。

  记者:具体是因什么样的原委而回国的呢?

  安井:昭和22年(1947年)的夏天,出现了回国运输的业务,呈现出了这样的态势,即愿意回国者请自己报名!我原本就讨厌军队、讨厌战争,再说硬让我大学途中辍学当了兵,所以我考虑如果能回去,还是愿意回国。于是我就向元泉阁下和幕僚林少将转达了回国的愿望,并且得到了他们二人的许可,回国了。

  记者:作为手续虽然是基于申请的许可,但去留的自由应该是被确保的吧。

  安井:是的,至少在我的周围回国与不回国都是自由选择的。

  记者:据说在其它残留部队,一提出回国的申请,就被施加以压力,好像有类似的事例,可是……

  安井:在我们中队是没有那样压力的。只是元泉阁下进行了挽留。大概是一旦没有了围棋的对手,他会苦闷吧!(笑)我是在大学预科的途中被征召的,所以想回国完成大学的学业,毕业后一定还会回来的。我与他约定这些内容后,元泉阁下也就明白了。其结果是,我听说先期复原的全部同学,他们将要毕业,所以我就变得没心思复学,因而也就没有返校。
  记者:从太原到北京是乘坐飞机的吧?!

  安井:是的,因为铁路已被多处截断,回国者全部在太原机场登机,被空运到丰台机场,然后再乘列车到达大沽。

  记者:在大沽那里再乘船回日本?

  安井:乘回国船到佐世保下船。在大沽乘船的时候,在船上我看见“遵照进驻军的命令”等等之类的标语,我记得我当时在考虑着所谓的“进驻军”,究竟是什么呢?
  回国之际,严格限制所带的物品,我记得一个人准带一件。我只带回来一块毛毯,可里边居然有个善于经商的人,他带了一万个打火石,塞在皮箱的底下带回了日本,在佐世保下了船以后,就把那些东西卖掉了。一个打火石赚5日元。当时,厚生省给每位回国者5千日元的慰问金,而那个人把卖掉打火石钱算上,到手的钱就是5万5千日元。因为当时一个公司的职员的月薪是1千日元左右,所以说是一笔数目很大的现金,我记得很佩服他。

  记者:什么时代也有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呀,安井先生回国后,关于残留部队的消息,您听到些什么?

  安井:实际情况是,元泉阁下隐蔽的地方被敌人发现了,他好像是被射杀的吧。

  记者:哎?是自杀的嘛?!

  安井:是的,我是通过元泉阁下的闺女的来信或电话得知的。残留部队溃灭之后,虽然元泉阁下退却到某个村子里隐蔽起来了,但他所在的地方被中国人发现了,据说是被射杀的。

  记者:就是他闺女在来信里也写的那个“小常村”吧,据传记以及当事人的证言,一般认为,元泉将军在小常村被落在极近距离的炮弹炸伤,他命令副官用手枪杀死了自己。

  安井:射杀的传说,据说是元泉阁下的儿子,在战后访问那个村子的时候听到的。据说那个村子的村长就是射杀元泉阁下的罪魁祸首,据说他是因为那时的功绩而当上了村长。

  记者:如果是事实的话,的确让人吃惊。只是还不清楚本来的正实面目。村长只是发现了自杀的遗体,作为邀功请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相反,也许日本方面为了元泉将军的名誉,设定了不做俘虏而采取了自杀的行为。

  安井:也许也有那样的事情吧。

  记者:今天您让我听到了珍贵的故事,谢谢。
 

本文来源:网络;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8-0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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