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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绶参预阎锡山勾结日本活动的自述

  阎锡山和九·一八事变

  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在中原进行了一场大混战,结果阎锡山战败,不得不离开山西,逃居大连。阎锡山选择大连这个地方,有他的用意,一方面仍然可以就近秘密控制山西;另方面可以和日本勾结,想凭借日本力量,图谋东山再起。在大连期间,经常由其亲信靳祥垣、宋澈、李庆芳等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勾结。
  1931年,我仍然充当山西军队的骑兵司令,驻在大同。是年8月4日,随同阎锡山逃往大连的侍从副官张逢吉突然来到我家中。我知道他来必然有要紧事情,所以立刻引入住室,问其由来。张马上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红布条,上边有阎锡山的亲笔字,说即乘飞机回省,要我密接。张逢吉接着和我耳语:“总司令(指阎锡山)明天就坐飞机回来,请司令(指我)务必亲自去接,并且要严守秘密。”我问:“你何不早来两天,我好早作准备。”张答:“这是总司令计划好的日期,早来怕泄露了不好。”第二天,我和张逢吉一起坐上轿车亲到大同飞机场等候,时间很久,飞机才到。降落后,阎锡山身穿绸大衫,头戴草帽,还戴着一副黑色眼镜,从飞机上走下来。我立即上前迎接、敬礼,阎微笑和我握手,随即上车,坐在轿车里边,我和张逢吉分坐车前沿左右,遮住阎锡山,以避免人看见。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既高兴阎锡山回来,又怕蒋介石、张学良知道后问罪。当晚,阎就住在大同城内户部角新教巷2号我的家中,我把家里人都临时迁到外院,把里院腾出专供阎居住,并严禁家人进入里院。我曾试探着问阎:“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阎说:“张汉卿自顾不暇,哪顾上管咱们的事,他也管不了咱们。我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还不回来呢!只要你们好好整顿队伍,有了力量,就好办事。事情不是没有(意指蒋、张找麻烦),但他们绝不能把咱怎么样。”言下之意,好像要让我知道有一种“力量”在后边支持他,我自己也从阎锡山坐日本军用飞机回来一事,看出是日本人在做他的“后台”,所以他才有这样不在乎的口气。阎锡山所谓的“张汉卿自顾不暇”一语,是阎锡山当时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明,另外,阎锡山的亲信刘迪吉,事后也曾告我说:“老总从大连回来,可真不容易,和日本人交涉飞机,就经过不少周折。”其内幕如何,可想而知。    
  阎锡山在大连和日方订有密约详情,我虽知道的不详细,但他从大连又回山西,重新和蒋介石勾结,又当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以后,马上就派一直替他和日方联系的靳祥垣和其财政整理处处长邱仰浚,借考察村政为名,去日本“道歉”,并说明他未能马上履行大连密约的原因。此事大汉奸苏体仁以后向我说过:“老总(指阎锡山)说话不算话,所以事情很难办。如在大连时和人家(指日方)说得好好的,回来就不完全算数。那一年派邱仰浚和靳祥垣去,曾向人家道歉。”这是阎锡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有力证明。

  派我到白壁关和日方会谈

  “晋西事件”以后,阎锡山更进一步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企图依靠日本侵华力量,保持并扩大他的势力。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也认为阎锡山正在“走投无路”关头,是勾引他上钩的大好机会。1940年春,日方先派曾做过阎锡山的区长又当了汉奸的白太冲,偕同一个日本特务,经过两年前投敌的阎锡山部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介绍,和阎部警卫军军长傅存怀勾结。后来又公然派一个日本特务大矢到傅存怀处,经傅派人送往阎锡山的长官部所在地——克难坡,直接和阎锡山见面。当时,我从晋西北撤到晋西隰县。大矢路经隰县,持有傅存怀的信,要我派人护送到克难坡。这次,我虽没有和大矢见面,但阎锡山和日本人公开来往,我已了解了。
  大矢到克难坡见到阎锡山,谈些什么,不得详知,只知阎就此把原来养在克难坡的两个日本俘虏马上释放。阎锡山原来说过,养这两个日本俘虏,是为了准备做“瓦解日军”工作。这时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原来他早已打算叫这两个日本俘虏做他投敌的牵线人。
  大矢和阎锡山见面后,阎马上派他的亲信刘迪吉偕同大矢去太原,公然与日方联系。并通过伪省长苏体仁以及他老早派在沦陷区专门和日方勾结的梁上椿(当时梁的名义是北京纤维学会理事),共同为阎锡山做投敌卖国活动。几次往返磋商,阎、日间的公开勾结,已有眉目。  
  1940年11月间,有一天阎锡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作了一次时间较长的谈话,大意是:“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拢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阎锡山一向是讲他所谓的“中的哲学”),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日本人也想依靠咱们,前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跟他到太原,和象乾(苏体仁字)、西樵(梁上椿字)他们研究研究,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去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去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阎锡山两眼看着我,好像等待我的回答,见我只愣着没有说话,他又接下去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指日方)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接着又告诉我几点具体要求,要我迅速安排前往。
  本来,从“晋西事件”以后,阎锡山因为我在晋西北没有替他拼死命打击新军,部队在撤回晋西时又有损失,对我十分不满,一切重要事情都交给王靖国办理,把我排挤到外边。这次对我谈话,却又表示对我十分信任。这时,我思想极其矛盾,认为掌握大权没有我的份,当汉奸倒派到我头上来了,接受了这个任务,肯定要戴上汉奸帽子,给子孙留下千古骂名。不接受吧,哪敢公然反抗,而且觉得阎锡山讲的话,似乎也有一点道理,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带上当时给我当参谋长的续志仁,换上便衣,秘密地到了孝义县的白壁关村,名义上说是要在白太冲家里摆香堂发展青帮,实际是做通敌叛国勾当。我到达白壁关的次日,苏体仁、梁上椿陪同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到来,他们也都身着便服,遮人耳目。这是抗战以后我和苏体仁、梁上椿第一次见面。苏私下问我:“老总(指阎)是真诚和日方合作呢?还是应付一下?如果只是应付,我好想应付的办法。如果真诚合作,就认真安排合作办法。”我按照出发前阎锡山和我谈话的大意,对苏做了说明,并向苏探询日本方面能不能拨给些粮款以及武器弹药等。苏说:“看情况,只要老总能早日通电脱离重庆,进驻太原和孝义,这些事是可能办到的。”我又探询:“日方是否有合作诚意?”苏说:“日本人是想依靠老总的,华北方面的局面,只有老总才能撑起来。只要老总能回太原或者到北平去,华北方面就会稳定下来。问题就看老总怎样做了。”我依照阎锡山事前嘱咐的话对苏说:“老总进驻孝义或太原,暂时还不能做到,因为在后方的兵工厂和眷属一下子不能迁回来。为了不惹人注意,必须逐步设法向前方移动,那就需要相当时间,而且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条件也不够充分,只有从长计议。”    
  抗战以来,不管阎锡山真抗战假抗战,但我们这些军人,总算和日军打过几次仗,我的部下也死伤过不少。这次突然要和日本人,而且是个侵华的二等头目见面,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十分尴尬。我和楠山秀吉会了面。大概是因为初次会面,也是日方为了有计划的诱降,苏体仁等把我向楠山做了介绍后,楠山对我倒显得比较客气。会谈时,我把阎锡山提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理论,照阎的嘱咐说了一番,又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楠山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说:“只要阎阁下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但又说:“须待回太原后,再商议决定。”
  这次会见,日方主要是试探一下阎锡山的真正意图,所以没提什么具体条件,楠山一再表示“要先看看阎长官的意见和条件如何”。因此,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只口头约定以后再互相派人联系。会谈完了,楠山和苏体仁等马上离开,我也即回克难坡向阎锡山做了交代。紧接着,日军便把孝义县属的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等据点,让给阎锡山,由阎的骑兵军派部队驻防。从此,阎、日间的接触更加频繁,刘迪吉长期住在太原,专门和苏体仁、梁上椿在一起,与阎锡山电报往还,加上白太冲来往联系,日、阎的勾结又前进了一步。
  此时,阎锡山更是加强其内部控制,大讲所谓“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新能存在,旧必灭亡”等谬论。王靖国也在其所控制的“铁军组织”中,散发“精诚团结,光荣发展,因循苟且,残酷灭亡”的印刷品,要求其铁军组织人员,始终忠实于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也要求其会员“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阎锡山又亲自号召其全体部属:“不让说什么,就不说什么。不让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真正的意思是让说什么,做什么,就得说什么,做什么。一句话,叫你当汉奸,你就当汉奸好了。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加强了内部特务控制,在各部队团以上单位,都派有所谓“服务士”,专门监视各级人员的言行。这些“服务士”可以直接向阎锡山打报告,部队长不能干涉。阎对他这种办法,很觉得意,认为他的部属无人敢于反叛他了。

  第二次白壁关会谈

  经过苏体仁、梁上椿、刘迪吉等人在太原和日方进一步勾结,阎锡山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1941年3月,阎锡山又派我到孝义白壁关和日方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我带有骑兵军军长温怀光和续志仁,而日方则只有驻汾阳若松旅团的一个中佐参谋,名叫宫内(这个人是日方指定专和阎锡山联系的)。温怀光参加这次会谈,是阎锡山特别指定的。他对我说:“你这次去,可以带上亮三(温怀光字)一起去,要他和对方见见面,以后有许多事他就可以直接联系了。”在我离开克难坡前,阎还嘱咐要求日方把孝义县城让给骑兵军。他说:“如果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咱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问题,你可用‘联系更方便’为理由,尽力和对方交涉,我看是可以办到的。”  
  日本人派宫内参加会谈,一面是代表“山西派遣军”,但主要是为了解决若松旅团和阎锡山骑兵军的所谓协作问题。由于事前早已谈妥,所以会谈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仪式,只是在白太冲家里会面,双方发表意见后,迅即达成口头协议。大意如下:  
  (1)日、阎双方必须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前线部队彼此友好往来,互派人员联络,不得发生冲突。
  (2)离石——军渡(黄河东岸)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      
  我要求日方把孝义城让出,宫内表示自己同意,并答应向太原军部请示后再作最后决定。      
  宫内要求温怀光派高级军官到汾阳城内和日军“联欢”,并且说:“欢迎温阁下亲自来。”我和温怀光都表示:“如时机成熟,可以去汾阳。”    
  1941年6月间,日军果然把孝义城让给阎锡山。骑一军军部、骑二师师部(师长沈瑞)都进入孝义城,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陈济德)都驻在附近村庄。这时,阎锡山深怕温怀光应付不了局面,要我把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也由隰县移驻孝义城,我也到孝义城指挥一切。阎锡山对我说:“这次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共产党可以直接打咱们,可能为了他们出师有名,大大宣传咱和日本人妥协、投降,对咱很不利。但这个县可以征到不少粮食,一县可抵晋西四五个县,还可以伸展到平遥、介休边上,这又对咱有利。亮三很难应付这个局面,你到孝义去,一定要督促温军长赶快先把孝义城郊防御工事修好,立于不败之地。外围阵地,一定要在敌人(指八路军)炮火打不到城墙的距离以外,选择地形修筑。至于具体办法,待我研究好以后,再告给你们。现在要赶快准备征粮,征得越多越好。”
  我到孝义以后,照阎的“指示”,布置一切。就在这时,听到传说,说我和日本人有勾结等等,心情十分不快,思想也更矛盾。心想,汉奸名是落下了,但又想不出其他办法。所谓“汾阳协定”的情况
  1941年8月间,有一天我正召集骑兵军师长以上人员开会,研究构筑城郊工事和征粮等问题。续志仁交给我一份阎锡山拍来的电报,大意谓:“和日方交涉已办妥,对方要求派一能代表我的人到汾阳签字,我意你可就近代我前往,已派迪吉携我手章去你处,并面达一切。”我因已听到许多关于我要当汉奸的传说,而且对王靖国正加强“铁军组织”一手掌握大权有所不满,正在满腹牢骚,看完电报,马上就说:“当铁军委员和副团长(王靖国是因为当阎锡山的军官集训团副团长,才取得掌握军事大权的机会的)没有我,当汉奸轮到我头上了。静山(续志仁字),你给总司令发个电报(山西军队许多军官一直称阎锡山为总司令),就说我是个军人,不善外交,不长辞令,恐辱君命,请另派别人。”我这样表示,一面是真正发牢骚;一面是要叫我的下级知道,我不是真正要当汉奸。电报发出后,当天就接到阎的复电说:“时间已不允许再派别人,迪吉即到,你即可代我前往。”次日刘迪吉果然携带已经打印好的“协定草案”和阎锡山的图章,以及用第二战区长官部信笺由阎锡山亲笔写着“派赵承绶为全权代表”的所谓“指派书”到来,并传达阎锡山的口头指示,叫我到汾阳去时带上温怀光,其余人员由我挑选。白太冲又告我说:“日方希望骑兵军军、师长都能参加签字仪式。”这时,阎锡山要我正式当汉奸的局面业已形成,我又两次到白壁关和日方会谈,牢骚尽管发,不去可不成,真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    
  经过两天的准备工作,我于1941年8月11日,带上温怀光、续志仁、齐骏鸣(骑兵军参谋长)、赵瑞、刘迪吉、白太冲,由孝义城出发,扬言到前线侦察地形,乘马向孝义、汾阳两县城中间的田屯镇(距孝、汾两城各15华里)驰去。在距离田屯镇不远时,钻进路旁的高粱地里,脱下军装,换上事先准备好的长衫马褂。刘迪吉、白太冲先进入田屯镇内,我们几个人也随后跟进,日方派两个校级参谋到村外迎接,白太冲一一作了介绍,匆匆进入村中,分乘日方备好的汽车,驶入汾阳城,住在日本旅馆。苏体仁、梁上椿在旅馆候迎。原来他们早已从太原来到,也住在这个旅馆。晚上,我和苏、梁商谈签字问题,这两个汉奸十分高兴,还一再给我打气。我问他们:“日本人能不能在签字后立即拨给武器、弹药、粮食和款项?”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当尽力而为,务必设法早日办到,希望老总也能早日通电。”还说日方希望我和温怀光在签字仪式上穿国民党正规军服、佩带军衔,以示郑重。我说:“这些东西在抗战一开始早就丢干净了,现在哪里去找。如果要穿军装,只能穿现有的灰布军衣出席。”由此,我联想到日本人可能要在仪式中照相、拍电影,将来做宣传材料。因此,要求苏、梁两人向日方说明,请不要在仪式进行中照相、拍电影。苏、梁当晚即向日方转达。
  从苏、梁口中得知,日本方面十分重视这次签字仪式,特派其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前来主持。同来的还有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等人,都住在若松旅团部。
  苏、梁还讲了些签字仪式应注意的事。
  1941年8月12日上午9时,我和温怀光两人身着灰布军服,续志仁、齐骏鸣、赵瑞等着便衣偕同苏体仁、梁上椿,由日方茂川、土田两个佐级参谋接至汾阳县城的日军若松族团司令部,和田边盛武、楠山秀吉、若松等正式会见。上午10时,阎、日汾阳协定签字仪式开始。会场上悬有日本的太阳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会场是日方布置的,事前我一切不知,只听对方摆布。田边、楠山、若松、宫内以及土田、茂川等人,均身着日本军服,全佩军衔,首先进入会场,端坐在上首正面,板着面孔,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我和温怀光、续志仁、齐骏鸣、赵瑞、刘迪吉、白太冲以及苏体仁、梁上椿进入会场时,日酋等坐在那里,动也未动,由其参谋人员按指定座位引导入座。日本随军记者多人,马上开始拍照片、电影,还准备有录音机。我十分着急,以目示意苏体仁、梁上椿,要他们劝阻,这两个汉奸只向我微笑着摇摇头。我没其他办法,只好任其拍照。        
  仪式开始,田边盛武首先拿出侵华头子冈村宁次的指派书,我也拿出阎锡山的指派书,两方互相交换。田边看见我的指派书仅寥寥十几个字,摇着头看看我,表示不满,我也不加解释。日方无法,只好按预订程序继续进行。田边和我分别在用中、日文打印好的所谓“停战协定书”上签了字。我签的是阎锡山的名字,盖上阎锡山的图章,另在下边签上“赵承绶代”字样。仪式完成,日酋起立和我握手,说了几句客气话,还碰杯喝了一口香槟酒,才分别退出会场。回到旅馆,我十分懊丧。首先,日方以战胜者自居的高傲态度,使我感到受了极大侮辱,我是个一向高傲自居、骑在别人头上的人,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的最大侮辱,心里自然十分不痛快。第二,明知道这是一个卖国条约,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虽然用了一个“代”字,良心上仍然深自谴责,无以****。第三,日方大拍照片和电影,必然要大肆宣传一番,马上就会臭名远扬,千古骂名也从此落下,今后有何面目见人。可是,当我和苏体仁、梁上椿谈到不该拍照时,这两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还和我开玩笑,说什么“我们的照片比你的多得多了,吃猪肉还怕腥么”。真是无耻至极!  

  这个卖国的“协定书”内容很具体,日方为了收买阎锡山,把他提出的所谓“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几句话做为“原则”,放在“前言”当中,并决定“阎、日双方彻底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亲善友好,共同提携,实现东亚共荣。”其具体条款如下:

  一、日方实行条款如下:
  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5万支,轻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并配给一个动员额的子弹;
  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2000万元,另给阎本人机密费700万元;
  3.日方供给阎方军队给养及一部装备;
  4.日方先拨给阎方能新成立50个团的壮丁及全部武器、装备,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再继续拨给50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以充实阎方力量;
  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全部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阎方,由阎方陆续派人接管,初步接管晋中各县及晋南临汾等县,再逐渐接管其他各县;
  6.日方将山西境内同蒲(宁武以北除外)、正太(娘子关以西)两铁路管理权让给阎方(这一条因有争执,后来日方答应“共管”)。
  二、阎方实行条款如下:
  1.日本人即刻通电,表明脱离重庆政府,发表“独立宣言”;        
  2.日本人第一步先进驻孝义,待日方将晋中各县政权交让后,进驻太原,接管雁门关以南政权,扩充力量,再进驻北平,和“南京政府”“合作”,或担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3.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阎可以组织“华北国”;
  4.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
  5.阎方将通往陕西的黄河渡口小船窝(吉县境内)让给日军驻守。  
  除书面协定外,还口头协议,阎方先在汾阳县城设立办事处,其办事处人员由日方发给特别通行证,可以通过孝义、汾阳间日军哨所,以便经常联系。      
  举行“签字仪式”的当天晚上,田边和楠山,在我住的那个日本旅馆举行宴会,双方参加“签字仪式”人员和苏体仁、梁上椿都参加。日方一变其在“签字仪式”时的高傲态度,极力表示和我“亲近”,企图使我对他们发生好感。
  我这次在汾阳共住了三天,由日方派汽车送至田屯镇,又换上军服回到孝义,随即去克难坡向阎锡山亲自报告:  
  1.“协定书”按原草案一字未动签了字;      
  2.在“签字仪式”中,日方田边、楠山以战胜者自居,态度十分高傲,不像“合作”样子;    
  3.日方在签字时拍了许多照片和电影;        
  4.已口头协定先设立汾阳办事处;  
  5.日方可能先给部分武器和粮食。 
 
  阎锡山听了我的报告后,点头表示满意之外,好像察觉我情绪有点懊丧,鼓励我要“忍辱负重”,还说:“日本人就是这样,办公事时候,态度总是严肃认真,私人接触,又显得十分和蔼、客气。”他要我赶快回孝义,尽快先成立汾阳办事处,人选由我决定,必须按照协定条款先向日方催要东西,特别是先要武器。还说,“要想办法成立太原办事处,以便办理履行细则。”我回孝义后,即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杨向山和白太冲到汾阳筹备,正式成立办事处。此后,日方曾先后给过阎锡山步枪1000支,由骑一军派车于夜间从汾阳拉回,补充各师团。另外还给过一部分粮食,主要是高粱,用民间大车拉到兑九峪等地。
  自所谓“汾阳协定”签定后,阎、日双方勾结已成公开秘密,尤其是阎部骑一军,几乎所有军官,大都知道这件事。团长以上军官有很多人,如骑一师的副师长兼汾阳县长段炳昌,骑二师副师长兼介休县长张玉堂,骑一师参谋长于耀先,骑二师参谋长马学良(后来病死在日军占领的汾阳医院)以及个别团长,都曾换上便衣到过汾阳城,和日军军官举行所谓“联欢会”。有些高级军官还从汾阳城买上布匹、纸烟、火柴和其他物品,私运孝义等地去卖,大做投机生意,大发“洋财”,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太不像话。阎锡山为了制压这种情况,曾把骑兵团团长扣押,几至处死,经我力保,方才获释。但“上行下效”,阎锡山手段虽然毒辣,也没有镇压住投机贪污风气。与此同时,阎锡山却又提升了曾到介休县义棠镇一带对八路军作过威力侦察,而未与日军发生冲突的骑五团团长杨诚作为骑四师师长,并命令骑一军加紧构筑孝义城郊工事,作其进驻孝义的准备。
  这时,日、美和谈之说,正哄传一时。阎锡山认为日、美必然会和,罗斯福可能牺牲中国,迁就日本,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先和日本妥协。阎的高级人员,大都附和阎这个说法,只有孙楚一人认为日、美必战,日本必败。阎锡山根本不理睬孙的意见,抱着他一贯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实力、统治中国人民的野心,深恐美、日妥协,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再扩张后,抛弃掉他。因此,更积极向日方献媚,和其加强勾结。但另一方面,他又怕一下子拿不稳,所以也不得不观望一下,看看日、美和谈的结果如何。他口头上说不愿做汪精卫那样的货色,实际上是时机还不够成熟,怕贸然去到太原,落个“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在太原和日方勾结的情况

  不管阎锡山怎样观望,但还是以和日方加紧勾结为主。自所谓“汾阳协定”订立后,阎、日双方各有打算,双方互催对方早日履行条约,阎锡山是想早日得到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日本方面,东京催促“山西派遣军”早日抓紧对阎锡山进行“工作”,促阎锡山早日上钩。于是,经苏体仁、梁上椿转达阎锡山,要他早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履行条款。这正合阎锡山的意思,便于10月间派我到太原去组织所谓办事处,加紧和日方勾结,促进“汾阳协定”条款早日实现。
  阎锡山电我速到克难坡。我见他后,他说:“咱们得赶快组织太原办事处,我想叫綖武(梁綖武,阎锡山的五妹夫)、宪南(曲宪南,阎锡山的亲戚)和你同去,另外,叫治安(王靖国)派荆谊也同去,其余人员由你选择,你看如何?”我点头应诺。我知道阎锡山派梁綖武、曲宪南是对我监视,荆谊是代表王靖国和“铁军组织”,乐得有人分担责任,因此答应下来。阎锡山又嘱咐我:“给人当代表就是给人做耳目,不是给人做灵魂。你这次去,关系很大,一言一行都照我的指示办,千万不要掺杂你的一点意见。一切都要和綖武、宪南商议,千万不能独断。行为上也要十分注意,不要和不必要的人来往,免得惹人注意。千万不要胡嫖滥赌,叫人家(指日方)小看咱。”阎锡山左一个千万不要这,右一个千万不要那,我心里十分恼火,但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听从而已。

  这次和我一起到太原的,有梁綖武、曲宪南、刘迪吉、白太冲、荆谊、续志仁、齐骏鸣、张永智(七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等人。由孝义先到汾阳,由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是日方指定专和“汾阳办事处”联系的负责人)陪同,乘飞机到太原,先住在典膳所2号“茂川公馆”,后又移住新民街12号(原阎部军长杜春沂抗战前住宅)。由日本太原特务机关派宫本和林龟喜两人招待,又派联络参谋山野专负联络责任(这个山野,在抗战前南佩兰在天津时期,就专门和南联系,专为日方勾结阎锡山)。刘迪吉原来就带有一部电台,这时专归我使用,也设在新民街12号。      
  这时,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是岩松义雄,参谋长仍是楠山秀吉。日方指定楠山秀吉为代表,专和我联系、谈判。我很少和岩松见面,只有时在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举行宴会时,岩松见了我作表面寒暄,应付过几次。他每次总要向我吹捧阎锡山几句,并表示:“希望阎阁下早回太原主持大计。”
  我和楠山秀吉在日军司令部举行“谈判”,双方都要求对方早日履行“汾阳协定”。日本方面主要要求:(1)阎军迅速让出小船窝渡口,使日军得能早日驻进;(2)阎锡山应早日脱离重庆政府,迅速通电独立;(3)阎锡山要早日进驻孝义,再一步进驻太原。我则要求日方早日拨给兵员、武器、弹药,特别是早日拨款。      
  经过几次谈判,双方都一再阐明自己的要求,以期能达到各自的目的。楠山总是说,“阎阁下不早日通电,一切都很难办理,日方是为了阎阁下,为了华北,才这样做的”等等。我照阎锡山的嘱咐,再三以“在后方的兵工厂和高级人员眷属,必须全部迁回,阎才能发表通电。从后方向前移动,要伺机逐步办理,以免被蒋介石察觉发生问题。因此需要日方给予时间,不能要求过急。同时,没有装备起力量来,就贸然发表通电,进驻孝义、太原,既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牵制,更难对付八路军的进攻”等等为理由,要日方先装备力量。这些均无结果。仅达成了阎方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日方交换军事情报(主要是八路军的情报)、交换物资的正式协议。    
  谈判期间,每日都和阎锡山有电报往来,一切言行都按阎电报指示照办。最使阎锡山不满意的是日方把“汾阳协定”中答应拨给阎锡山的2700万元,要以“国币”(汪精卫伪政权纸币)拨付,而阎锡山坚持要“联币”(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纸币)。我一再交涉,楠山拿出“汾阳协定”叫我看,说,“这不明白写的是‘国币’吗?”我据实电报阎锡山,阎电梁綖武说,“印甫办事马虎,常识不够,受了骗,上了当。”要梁多注意。其实,日本人就连所谓“国币”也不轻易放手,始终一元未给。阎锡山这个一向爱财如命的家伙,却始终忘不掉这笔钱。      

  阎锡山原来希望日方先拨给20万壮丁,一面补充他原来军队的空额,一面再新成立几个师、团。楠山先答应由阎锡山派人到山西各县招募,阎回电不同意。楠山说:“日本不能替阎先生抓兵。”最后决定由伪省长苏体仁下命令,要沦陷区各县代征,结果只是一纸具文,阎锡山没收到一个壮丁。
  日军曾邀我在太原参观过一次军械库,我和续志仁、齐骏鸣几个人一起去,看见这个军械库里只有大约1万支步枪,几百挺轻机枪。陪我们参观的日军参谋人员说:“这些枪支都是给你们准备的,只要阎先生早早回来,枪还大大的有,可以陆续拨给你们。”原来日本人邀我参观军械库,是想用这些武器诱惑我,希望我能促进阎锡山早日正式投降。岂知我看了这一堆破烂武器后,认为都是日军掳获蒋、阎军的旧枪支,整修以后,虽能使用,但决不是阎锡山心目中所想的那种“日式武器”,而且数字也和阎的要求相差甚远,证实了我认为日本人是“诱降”的想法。我把这种情况和想法电报阎锡山,得到的“指示”仍然是“要努力多方设法,继续向日方多要求,务求先得到部分人、枪”。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遗缺以日本贵族出身的花谷正少将继任。这个花谷正更是时刻以战胜者自居,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和这家伙接头,那种凶气令人难忍。花谷正一再表示:“阎锡山要想从日本军手里得到‘汾阳协定’中规定的东西,必须先通电脱离重庆,才能办到。”这时,我在太原已经住了三个多月,看到一切将无结果,又憎厌花谷正那种凶神恶煞样子,就想早离开太原,经阎锡山复电同意,决定先回克难坡向阎当面报告。    
  我正准备离开太原的前几天(日期记不确),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认为事态发展太慢,专由南京飞太原亲自布置。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我去会见。我由给我担任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他表示:“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先生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决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能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先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先生致意”等等。我当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冈村显得很高兴,装得好像很诚恳。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哪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19号举行宴会,邀我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我转给阎锡山。冈村虽然极力对我表示“客气”和“诚意”,但我在太原三个多月的观察,知道日方玩的是什么把戏。而且阎锡山的复电还和往常一样先要东西,冈村宁次则是希望阎锡山先投降,双方条件仍有差距,一时不会谈成。我没有把和阎锡山往返电报的内容告诉冈村,仍然说“回晋西去一定把‘贵方’意见详细转报,请放心”。
  第二天,冈村宁次就勿匆飞走。我从苏体仁那里探知,冈村宁次这次到太原,确是专为早日促成“合作”,主要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调到南洋去较多,在华兵力不敷分配,急于想把阎锡山完全控制在手中。几天以后,我也离开太原,回到阎锡山在晋西的根据地——克难坡,所谓“太原办事处”由梁綖武、曲宪南负责。
  我在太原住了三个多月,除了和日本人联系以外,从未和没关系的人来往,更不轻易到其他地方去。连住在太原的老岳母,也没看过一次。怕的是泄露出去,遭人唾骂,更怕八路军地下人员探知情况。想洗个澡,也是在夜间坐上汽车到苏体仁家里去洗。有一次要看牙病,镶牙,也只好趁夜间秘密到日本牙医那里就诊。做这种见不得天日的事,只有像鬼一样地活动。做汉奸的滋味,我算尝到了。
  我向阎锡山报告了一切详细情况,最后向他说:“我在太原住了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阎锡山也不加可否,也不表示态度,只微微点点头,叫我摸不清是什么意思。

  第二次到太原的经过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阎锡山不得不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以决定其正式当汉奸的具体时间。自从我由太原返回克难坡以来,他一方面仍和日方积极交换物资,交换有关八路军的情报。另一方面通过徐永昌(当时是国民党的军令部长)、贾景德(铨叙部长),向蒋介石讨价还价。这两人都带着蒋介石的密旨到过克难坡,和阎锡山密谈过多次,个中内幕别人虽不能详细知道,但阎锡山要他两人代向蒋介石要求补充兵员,增加粮饷,充实力量,我是知道的。当时,蒋介石确实也怕阎锡山先他一步,单独投日,不得不答应了部分条件。  
  这时,日本方面正像苏体仁所说那样,从侵华部队中抽调大量力量到南洋去作战,急切要求在华北有个更有力的汉奸,替他们统治华北,防止真正抗日的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失地。因此,急于要阎锡山就范,威胁、利诱兼施,压迫阎锡山早日上钩。一面于1942年春季(大约是4月间)派梁上椿到克难坡,向阎锡山送“觉书”,促阎锡山早日表明对“汾阳协定”的态度;一面派飞机轰炸克难坡,并以较多的飞机轰炸阎锡山在黄河渡口小船窝附近修建的钢丝木板桥。20几架飞机,三次投弹百余枚,只炸毁两股钢丝绳。阎锡山则是一面向其部下宣扬,要准备进行“大保卫战”,坚决保卫抗战根据地,以虚张声势;一面又要派我到太原去再和日方商谈。他说:“武应付不了局面,你再去一次,看看情形究竟如何。”为了能快点到达太原,我带上续志仁,从乡宁县骑马先到日军占领的河津城,又坐飞机到太原,仍住新民街12号办事处。次日会见花谷正,他气势汹汹地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阎锡山吗?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我又把阎锡山嘱咐的那套“从后方迁移工厂、眷属需要时间;没有力量就前进会遭到八路军打击”的话,向花谷正说了一遍。花谷正完全不理睬这一套,坚待要和阎锡山亲自会谈,要我赶快回去转告阎锡山。  
  花谷正这当头一棒,打得我不知所以,一面急电阎锡山,一面向苏体仁探询究竟。据苏说:“日本人确实急迫想要和老总合作,还是要老总先表示态度。日本人决不肯先拿出东西来,他们实际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求一下子拨付,恐有困难。”我摸到一点底,加上花谷正那种态度,就不想在太原多呆下去,前后共住了一个星期,一切还是没有结果,只得又回到克难坡向阎锡山交代。
  我向阎锡山报告了第二次去太原的经过,他听完以后说:“他们不要你当代表,你就回来好了。”接着又说:“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可不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可不能这么干。”对日方要求和他见面一事,没做任何表示。所谓“安平会议”经过  
  我第二次离开太原后,日方见阎锡山对亲自会谈无甚表示,就继续通过苏体仁、梁上椿胁迫阎锡山,声言要用重兵进攻晋西。又经梁綖武、刘迪吉往返磋商,最后阎锡山同意亲自出马和日方会谈。但又考虑到自己不能去太原或汾阳,叫日本人到晋西来,又怕风声太大,不敢公开这样做。最后选定在山西省吉县南几十里的一个山村,举行会谈,日方同意了这个地点。
  这个村庄距阎、日双方防线各30华里,原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安平”是阎锡山临时起的名。原来阎锡山十分迷信,认为这次和日方会面,很有危险,把这个村庄名为“安平”,又在“吉县”境内,是个“吉庆平安”之兆。作贼心虚,可见一斑。    
  阎锡山为了欺骗他的部下,从克难坡到吉县城后,特意召集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扬言要进行“大保卫战”,还下达了“谁后退就军法从事”的命令。其实,他到吉县城来,是专门为了准备“安平会议”。这时,他在吉县城接待了秘密从太原到吉县的苏体仁、梁上椿,密商和日方见面的事。  
  1942年5月6日,是“安平会议”正式会期。这个村庄的居民,几天以前就被阎锡山派军队扬言要在这里“打大仗”,胁迫迁离。阎锡山又电令其“太原办事处”梁綖武和刘迪吉,要他们由太原携带准备好的上等酒席和招待日方的一切用品,先一日运到安平村(由河津城到安平)。会场布置,则完全由日本方面负责。
  5月6日天还没亮,阎锡山率领我和王靖国、吴绍之(阎的秘书长)、杨贞吉(阎锡山的一个特务头子,敌工团总书记)、苏体仁、梁上椿等人,由其警卫总队掩护,由吉县出发,前往安平村。出发前,指定我和苏体仁、梁上椿负责招待日方,王靖国和杨贞吉负责警卫,吴绍之负责纪录。到安平村后,阎锡山在为他布置好的房子里休息,王靖国查看会场布置,杨贞吉布置警卫总队和事前布置的六十六师一个团(日本方面也布置有警戒部队),我和苏、梁则到日方来路上等待迎接。不久,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驻临汾的清水师团长清水中将、特务头子林龟喜和高级参谋人员到来,也是先到准备好的休息室休息。旋由苏体仁、梁上椿陪同阎锡山到日方休息室会见,苏一一作了介绍,阎锡山和日酋分别握手,岩松义雄立即送给阎锡山一份“白皮书”(内容不详),日军随军记者纷纷拍照。阎锡山事前最怕这一手,曾商妥不拍照片和电影,但事到其间,只得任人摆弄。接着,阎锡山举行招待宴会。        
  接着,举行正式会谈,双方进入会场,日方坐在一边,一字排列,岩松坐在中间;阎锡山进入会场,面对岩松入座,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和苏体仁、梁上椿分别在阎左右侧,杨贞吉没有参加。这时,日方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一齐开动,阎锡山还是没办法。这次没有像“汾阳会谈”时那样,没有双方国旗。日方布置会场为什么这样做,原因不详。
  会议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大讲其所谓“相需”的谬论,大意是“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日本做‘盟主’,我本人也拥护日本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这个‘盟主’。中、日合作是互相需要,要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内政自理更要紧,否则中国人民就会对合作有考虑。请日方表明对中国究竟将采取什么方针”等等。阎锡山每讲一段,由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翻译一段,占的时间很长。日本人听得不耐烦起来,花谷正说,“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讲演。”岩松义雄不等阎锡山把话全说完,就接过去发言,大肆宣扬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促阎锡山立即“觉悟”,早日通电履行“汾阳协定”条款,希望阎锡山认清当前形势,相信“大东亚圣战”有必胜把握,要阎锡山立刻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勿再犹疑。并表示如果阎锡山马上表示态度,可立刻交付现款300万元,步枪1000支。至于“汾阳协定”里所答应的一切,可以陆续交付等等。岩松的发言,由日本人大岛翻译。岩松的态度虽不那样气势汹汹,但也盛气逼人,完全是战胜者口吻。我偷眼看看阎锡山的神情,他还是那副老相,无甚表情。他早已料到日方会让他马上表示态度,立刻就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相当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装备起力量来,能对付了共产党的攻击,就可以推进到孝义去。”花谷正听到这里,极不耐烦,蓦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花谷正说话时,气势更凶,口说手比,旁若无人,弄得阎锡山十分难堪。我再偷眼看看他的神情,这下子有点慌神,眉头皱起来了。这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很难继续下去。苏体仁建议“暂时休会”,双方各暂回休息室休息。
  这时,杨贞吉得到报告,发现在日本人来的路上,有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杨认为是日本人开来炮兵,立刻把这一情况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搓手摇头,十分惊惶。正在着急,他的警卫总队长雷仰汤报告说:“赶快走吧,这房子后边有一条小道可以出去。”阎锡山边点头边站起来,雷和阎的侍从立刻扶着他由小道逃走。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日方进入会场,却等不来阎锡山,我假意去催,回来说“长官已经走了(其实我早已知走了)”。日方十分气愤,岩松对我说:“你们阎长官太无理了,我们会给他惩罚的。”接着宣告中止会谈。日方立刻要动身,我和苏体仁、梁上椿又送到村口,岩松又改变了态度,比较和蔼地对我说:“今天会谈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们对阎长官决无恶意,请你告阎长官放心好了。”接着,收拾会场。这时我才看到来的骡马,驮的是一些步枪和木箱(事后知道是几百万****)。送走日方,我和苏体仁、梁上椿也返回吉县。
  我把岩松义雄的话告诉给阎锡山,他没甚表示。
  几天以后,苏体仁、梁上椿又回太原去了。苏曾对我说:“这一下恐怕事情难办了。”
  “安平会议”以后,日本人把阎锡山和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西安等地散发。阎锡山驻西安的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把捡到的传单寄给阎锡山。阎锡山在克难坡每天早上举行的朝会上,公开向他的部下否认这件事。但后来(时间记不确)有一个“中外记者考察团”到克难坡向阎锡山提出这个问题时,阎锡山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和日本人见过面,但矢口否认和日方有勾结,更不承认通敌叛国的帐。
  日军为了“惩罚”阎锡山在“安平会议”中逃跑,趁阎部三十四军在汾南地区抢征夏粮时,由临汾的清水师团调集兵力,向该军全面进攻,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受伤,四十五师师长王凤山阵亡,部队纷纷溃逃汾北山区。日军仍扬言要进攻吉县,阎锡山更慌了手脚,连忙写信给岩松义雄,说什么“希望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做敌人”。日军这才停止进攻,但不久又在孝义地区围攻骑兵军的“征粮”部队,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杨诚同时投敌。
  日方“报复”了阎锡山,阎锡山仍然不死那条当汉奸的心。从此我虽再没去太原亲自参加汉奸工作,但阎锡山的太原、临汾、汾阳等办事处仍继续和日方加紧勾结,阎锡山也加派他忠实的军政官员投降日方,做他当汉奸傀儡的先导。

本文作者:赵承绶曹近谦整理

本文来源: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5卷P437—44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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