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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湮没的历史——山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纪实

  文物大省,先得用数量说话

  2008年春季到2009年5月底,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0186处,其中新发现19173处。尤其是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商业老字号、乡土建筑以及20世纪遗产等新类型逐步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不仅给人们以强烈震撼与深刻感悟,也唤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文化自觉。
  相比第二次文物普查,“三普”结果令人欣慰,现存数量增加了1万余处。目前,我省文物新家底全国名列第四位。
  截至4月30日,全省119个县、市、区中,有24个全部完成了普查任务。其中,太原市104个乡镇已完成98个,晋中市132个乡镇已完成92个,大同市137个乡镇已完成92个,朔州市74个乡镇已完成49个,运城市154个乡镇已完成99个,晋城市86个乡镇已完成52个。晋城、运城、晋中、临汾等地的文物登记总量都超过了3000处;翼城、高平、襄汾、洪洞、新绛等8个县(市)各自的文物登记量超过500处,成为文物大县。“除了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文物点要进行复查外,文物工作者还得去发现新的文物遗迹,以及20世纪遗产等新型文物,大家任务都比较重,况且山西地形比较复杂,野外作业有很多的难点,无形中会增加工作者的工作难度,全省各市‘三普’工作的启动时间不一致,难免会有些滞后的现象,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还很大,今后也会有更多发现,预计年底总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5000余处,巩固文物大省的地位并不难。”采访中,省文物局负责人表示。

  一个新话题:20世纪文化遗产

  “在20世纪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从文化传承的高度看待100年内的文化遗产,不要在我们刚刚转身,文化链条就在身后发生断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如是说。
  在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当我们转过身去,惊喜看到一个个文物发现,就像一个个链环,正把这条悠长的文化链条连接起来。
  市民的诧异
  2007年,悉尼歌剧院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时的它只有34“岁”。
  2008年,“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被列入北京市“20世纪文化遗产”,此时它们刚刚1岁。
  2009年,山西一大批建筑或项目入列“20世纪文化遗产”,他们分别是迎泽大街、太旧高速公路、五一大楼、并州饭店、太原市工人文化宫、大寨、江阳化工厂、太钢渣山公园……
  6月9日上午,迎泽大街青年路段。
  “这条大街是20世纪文化遗产?前年刚重修了一遍,崭新的路啊”,面对记者的提问,一市民满脸诧异。
  眼前的这条大街,是省城太原闻名遐迩的交通主干道:因其建的于太原明清老城之迎泽门(俗称大南门)外而得名;号称是山西的罗马大道、太原的长安大街;它始建于1956年,全长10公里,设计宽度70米,一度创下了中国省会城市街道宽度之最;这条街道不仅是省城的标志性、交通性、景观性和生活性主干道,也见证了太原市的繁荣与发展……
  “您走在迎泽大街上想到这些时,会不会有穿越历史的感觉?”,记者如此一番“点拨”,这位市民若有所思,频频点头。
  “我们太钢渣山公园也是文物?真是想不到。”6月10日,记者在太钢集团门前随意拦下一位太钢职工,他听完记者的介绍后连连感叹,“我当年还参与过渣山公园的修建呢!”
  在惊喜中普查
  “对我们来说,‘20世纪文化遗产’也是个比较新的课题。在‘三普’中,队员们一普查到这一类型时,都很兴奋和惊喜。”6月10日上午,太原市文物局一位“三普”队长对记者说。
  “人们习惯把久远的物件当作文物和遗产,并进行悉心保护,但面对只有几十年历史的东西,则往往不以为然。相对于丰厚的古代遗产,近代遗产只有近百年或几十年的历史,但它们同样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承载了大量社会发展的信息。”采访中,省文物局一位专家说,“它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是最为年轻,也正因为如此,保护更为重要”。
  去年4月,第三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举行,主题就是“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会上专家指出,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厚古薄今”:20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快的时代,20世纪文化遗产直观反映了人类社会变迁中这一最剧烈迅速的发展进程。虽然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但它们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精神,如果身处宝山而不自知,不把其中最珍贵的部分保护下来,其承载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信息将会受到损失。
  截至目前,我省共发现20世纪文化遗产千余处,包括工业遗产、农业遗产、交通设施、乡土建筑、老字号等,遍及全省各地。
  一个鲜活的保护标本
  从1898年的太原机器局发展创建至今,山西北方风雷集团(原为247厂)已有上百年历史,作为此次普查中新发现的工业遗产,近十间老厂房、中西合璧风格的办公楼,让普查队员颇感欣慰。该工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完整性,并自发进行保护。
  “我们集团每个员工都了解公司创建的历程,知道公司百年间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那近2000平方米的厂房旧址,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始终对这片工业遗址进行有效的保护。”山西北方风雷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厂子里的这处工业遗址,专门有专人进行保护维修,同时我们还跟所有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工兵、老工人手中征集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和资料,但凡能够完整在现这段历史的物件,都统统摆放在陈列馆里。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专家的建议,准备申请报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文化遗产是我们身边“活着的遗产”,而如何保护它也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话题。省文物局一专家说,“利用中保护”是最好的办法,例如将老厂房打造为创意中心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北京“798”、上海的“8号桥”创意产业园、南京的世界之窗软件园等,都为老厂房赋予了新的生命。
  “所以说,风雷集团这种做法,是山西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和标本。”

  【数字“三普”】
  11544。1956年“一普”,由于规模小、不规范,未留下准确数据;1981年至1985年“二普”,山西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8642处;2008年春到2009年5月底,“三普”共登记30186处,已比整个“二普”超出11544处。
  4000万元。已落实的“三普”经费。
  51%。目前全省“三普”的完成率。
  722个。全省1400个乡镇中已有722个乡镇完成普查。
  233.75万平方米。始建于1954年的大同机车厂占地面积233.75万平方米,曾是我国最大的蒸汽机车制造厂。
  140.7公里。太旧高速公路起点位于太原武宿,途经晋中、阳泉腹地,终点至平定旧关,全长140.7公里,堪称山西最长的“20世纪文化遗产”。
  30年。陵川县锡崖沟人为冲破闭塞、走出大山,历时30年,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全长7.5公里的“之”字形挂壁公路,闻名全国。
  2100吨。河津市龙门村禹门口铁路桥,建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4月,总重量2100吨。在当时条件下,工程规模之大、技术难度之高和建造时间之短,为交通史上壮举。
  271人。禹门口抗日纪念摩崖石刻位于河津市禹门口。1939年9月,为纪念禹门口战役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一师271名抗日将士,将林森、孔祥熙、阎锡山、于右任、宋希濂、李文6位军政要员的题词汇刻于此。
  1969年。山西大学北校门内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于1969年,是“文革”时期风行全国的典型雕塑,具有一定的政治、历史意义。
  2000米海拔。宁武县涔山乡石泉村背依悬崖,面临深渊,建在海拔2000多米的绝壁上,整个村落犹如悬于空中。
  700亩。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西坡著名的大寨梯田。在20世纪50-70年代,大寨人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土层厚、团粒结构好的保水、保土、保肥的“海绵式”梯田,共700亩。
  三普关键词点击
  老字号
  老字号是数百年商业和手工业竞争中留下的极品,都各自经历了艰苦奋斗的发家史而最终统领一行。其品牌也是人们公认的质量的同义语。现代经济的发展,使老字号显得有些失落,但它仍以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这些老字号,是中华悠久历史的一部分。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孙轶琼

  当我们为一个个新的发现而惊奇,你可曾想到,无论是盛夏流火,还是冰雪皑皑,山野间、河流旁、厂矿里、街市上,到处闪现着普查队员奔忙的身影。他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直面历史岁月,探寻文明印迹,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文物资源宝库……
  云深林密寻古佛
  榆次区文物普查队寻找露天古佛费了周折。
  此前,榆次普查队里早就听说榆次的庆城林场深处有一尊古佛像,据说还挺大,可是普查队员谁也没有见过。2008年12月16日,第三次文物普查到达庆城林场所属的长凝镇时,队员们心里想,吃多大的苦也要拜访这尊神秘大佛。
  先是在林场就碰到“软钉子”,林场方面讲了各种原因,说路不好找,甚至“山里没有通讯,万一发生意外,救援不方便”。最后一句狠话是“你们找不见!”果然被林场方面说准了,普查队千辛万苦转了一圈,没寻见古佛。
  当天中午,普查队垂头丧气地返回到最近的村庄王寨村。一位老村民听说白跑了一趟,没寻到石佛,自己顾不上吃饭,领着普查队一头扎进了深山密林。就在普查队员们曾经驻足四处观望的地方,老农扶起路边一簇杂草,露出一条多年没人走的小道儿。猫腰前行了十几分钟,直起身一抬头,一尊4米多高的石佛赫然出现在眼前。
  石佛初步考证是隋朝文物,是由沙石雕刻而成,露天风化损毁严重,佛头虽在,唇鼻皆残,眼珠被盗,令人扼腕痛心。最让人称奇的,经常见到的佛像是面向山外,背对石壁,而这尊石佛正相反,面壁,背后是悬崖。“山里有豹子,天黑前必须下山。”听向导这样说,普查队员们工作一结束赶紧返回。结果,现在他们都在遗憾,“当时怎么就没在佛像前留张影?”
  系三条裤带的普查队员
  怀仁县文物普查队的安孝文两次手术,第一次切除了左肾,时隔两年后的2006年又切除了膀胱。去年6月份,“三普”工作开始后,为了照顾他病残的身体,普查队安排他在家填写登记表,不用下乡。但安孝文不想“闭门造车”,怀仁县普查队里就多了一位身系三条裤带的普查队员。
  安孝文开玩笑说:我把暖水袋吊在身上,所以不耐冷。安孝文说的“暖水袋”是指代替膀胱常年吊在身上的尿袋。所以,安孝文除了系裤子的一条裤带,还有身上这条绑“暖水袋”的“裤带”。此外,安孝文身上还藏有一条“裤带”,这也是大夫给捆的,两次手术后,安孝文容易患疝气,捆这条“裤带”的目的是控制住疝气并发症。
  普查文物中,队员们处处照顾这位特殊队员。但安孝文告诉队友,一工作就能忘了病,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疗养静心”的好偏方。
  封死庙门 保护一张纸
  2008年10月13日,绛县普查队在该县安峪镇冯村进行普查时,在距该村6公里外一道山岭上发现了一座建于清代的关帝庙。
  在村干部和村民陪同下,普查队来到关帝庙。关帝庙正殿前,每根殿柱子下面都有一个厚重的“水泥包”。冯村村委会主任张建设告诉普查队,那是前几年,有几个文物贩子要盗走柱子下面的石礅子,为了保护石礅子,村里人就用水泥把它包裹起来了。
  水泥包石礅子让人奇怪,更奇怪的是,关帝庙根本进不去,因为庙门早已被砖封死了。因为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村民们拆除了封门的砖块,当普查队员走进庙里,人们张大嘴,半天没有声音。
  一张已经贴在墙上177年的红纸让普查队员们目瞪口呆。正殿西墙上的这张枚红纸,上面用毛笔正楷书写的是《道光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同众清算庙工账目》,账目所列5笔收入和12笔支出清晰醒目,红纸色泽鲜艳,清新如初。
  冯村上百村民就是在这里抓住那5名文物盗窃者的。去年秋天那个晚上,村委会主任张建设和同村的一个年轻人回家时,发现有几个人影向关帝庙方向移动。他俩就尾随上山,发现山下有小汽车接应,当即判断是一伙文物盗窃分子。张建设马上用手机通知村里的年轻人上山抓贼。文物盗窃分子发现有人跟踪后,立即逃窜,张建设他们两人穷追不舍,山下上来的上百名村民合围堵截,当场抓住了这5个家伙。
  很早以前,村民们就有预感,所以采取了封死庙门的办法来保护古庙。普查队结束普查工作离开时,村委会主任没有送行,他寸步不离开古庙,眼看着村民再一次把庙门封死。
  绛县文物局局长参加了这次普查任务,返回县城当天,在局长提议下,文物局领导班子一致同意,年底为冯村全体村民召开表彰大会,大张旗鼓地表扬村民们保护文物的行为。
  病床上,短信发进深山
  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没有发现装病的,只有扛病的,身体不适不吭声,还跟着队伍行进。确实扛不住了,才进医院。躺在了病床上,想一想队友们还在扛着仪器爬山,心里过意不去,总要发个短信表个歉意。
  2008年11月7日9点42分,临猗县文物普查队队长王立忠一手打着点滴一手挨个给队员们发了一条短信,是条老长的短信:
  风干物燥,五脏浮火,茫茫原野,试看风流;翻沟越坎,爬墙钻洞。披星戴月,几闻鸡鸣。病毒顽疾,屡屡刁缠,看我队员,力乏神倦。困难骤至,群情激扬,思谋良方,自我调剂,其效虽微,其情可喜!精神不倒,方显神奇,堂堂中华,精萃兆亿,三普决策,毕其一役,河东临猗,不让当仁,领导有方,队员竭力。当代神功,千秋留史!送三普兄弟姐妹以共勉——王立忠。
  5个队员手机一个挨一个地响起,全是病床上的队长发来的同一个短信。当时普查队正在临猗县猗氏镇陈范屯进行野外普查。120多字的手机短信,可想而知,王立忠队长很是下了一番工夫。
  这是王立忠两次住院了。头一次患重感冒住院治疗,病情刚有好转,拔掉输液针头又赶赴普查现场,受风寒二度染病,又躺进了医院。
  有爱心“粉丝”成专家
  晋城市遗址专题调查队的队长裴池善,“三普”开始前,在晋城市政协从事地方古代文化的研究。老裴是位文物普查社会爱好者,不过比其他爱好者要狂热,准确点说,是位文物普查工作的“铁杆粉丝”。“三普”给了他一个机会。
  2008年12月10日,老裴被借调到晋城市旅游文物局,当起了晋城市城区文物普查队队长。3个月时间,老裴他们就在城区奇迹般新发现了41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这让历来古建多遗址少的晋城人对他们刮目相看。此后,老裴他们的普查队成为晋城市遗址专题调查队,负责普查全市的文化遗址。
  2009年4月18日,正在野外普查时,队员小赵突然大叫着跳了起来,原来这天是小赵的生日,她父亲发来短信,自己才记起来。老裴开玩笑说:“今天你能第一个找到一处遗址,晚上全队给你过生日。”小赵还当了真,跑在队伍最前头,仔细搜寻每一寸土地,终于是她第一个发现了文物残片。晚上,普查队为小赵买了生日蛋糕,队员们和她一起吹灭了生日蜡烛。
  三普关键词点击
  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是记录人类文明的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遗迹,主要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等。
  本报记者 尚云

  素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发现总是让人惊喜连连,而在新世纪之际,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接踵而至,不仅震惊全国,也令世界考古界叹为观止。在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之际,我省评选出“新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为我省考古界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是古遗址,还是一件破损的旧瓷片,在考古工作者眼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文物,总有它的来历,而在那些令人揣测的历史背后,总有或精彩跌宕、或绚烂神奇的故事。在我省“新世纪十大考古发现”揭晓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各个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听他们讲述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真实故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城址
  “异想天开”后的重大发现
  一次不经意的钻探,一次大胆的猜测,竟然能换来一次重大发现,这就是陶寺遗址中关于观象台的发掘。提及这次与传统考古学“背道而驰”的发掘,当时负责该项目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何驽博士也连叹神奇:大概是我考古生涯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次。
  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城址是何驽博士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考古项目,没想到在山西一呆就是七年。“多年前,我们队长就在襄汾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陶寺城址。当时我刚参与,觉得这个时期的城址肯定会有祭祀场所,所以就想找个地方挖挖,完全是一种试一试的心态。”
  正是何驽的“异想天开”,才让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了城址中央的土墙周围,尽管很多考古专家已经把这截土墙视为城址内的城墙,可何驽总觉得别扭,“城市中央立个墙,把城市分成东西两半?这有些不可能。”
  于是,考古工作者开始继续钻探,最终在城址内发掘出一座总面积为1400平方米的半圆形大型夯土基址,并发现了三道夯土挡土墙和11根夯土株遗迹,透过夯土墙留出的几道缝隙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这也就是古人观天象之地。这个发现证实了《尧典》中观天授时的记载,也将我国古代观天授时的考古证据上推到4100年以前。“一般来说,考古工作都是边挖边琢磨,但这次考古不同,我们是在先期猜测的情况下进行发掘的,可以说是理论为先验证为后。”面对这次不经意间的发现,何驽坦言,他这种与传统的考古背道而驰的方法,曾经在考古界受到了很大的争议,还好他坚持了。
  其实,这个观象台就在我们身边,假如您去山西博物院的话,就会在某个展厅内发现这个小型的观象台,而这个与观众互动的主意,正是何驽送给山西文博事业的小礼物。
  浮山桥北商周墓地
  一次痛心疾首的挖掘
  在浮山县城东北桥北村的浮山桥北商周墓地,共发掘商、西周及春秋时期墓葬31座,其中一些大型墓葬的规格还很高,可是等考古工作者逐渐掀开该墓葬谜底时,却发现里面的殉葬品所剩无几,青铜器更是一件不留,千年的历史信息被盗掠一空,考古队长田建文如此形容,“心就和墓葬内的陶片一样,碎了!”“考古工作本身就很被动,我们不能主动性挖掘,只能进行抢救挖掘,而接手浮山桥北商周墓地,就是因为那块常常有盗墓贼光顾。等我们赶到现场时,发现了很多盗洞,而且还在盗洞旁发现了矿泉水瓶等生活垃圾和一个手电筒。”田建文告诉记者,那个手电筒竟然还能用,发出强烈的光芒,可见盗墓贼刚刚光顾过此地。
  挖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率先发现了一个长20米的墓道,“墓道越长,墓主人的规格就越高。这个墓道竟然比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的墓道还长,其规模可见一斑。”田建文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喜,因此他干起工作来也特带劲,没日没夜地守在墓地旁。
  接受采访时,田建文回忆:“发掘以前,我给自己的老师打电话,说如果挖掘出有铭文的青铜器,就一定要推荐该墓葬上榜为本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一件铜器也没有,5座大型墓葬中的文物加起来还不够原有文物的1/10。“通过墓葬内殉人、殉狗等迹象,我们判断这是商周时期的墓地。要知道晋南很少发现商代遗址,这对研究晋国早期文化、来源和构成有着不可多得的意义。只可惜……”田建文遗憾万分,“这是我一生中抱有希望最大的考古项目,可到头来失望也最大……”
  话虽如此,但浮山桥北商周墓地依然为考古工作者研究晋文化提供了有利的佐证,而且从公安部门追回的青铜器上判断,此地是一处先氏(国)墓地,因为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中有“先”的字样和族徽,也因此证实该处是晋国的一块封地。
  太山龙泉寺金棺
  唐代金棺为何至今没打开
  因一樽疑为盛放佛舍利的金棺,距晋祠风景名胜区5公里的太山龙泉寺扬名全国。作为山西迄今发现的惟一一处唐代舍利瘗埋地宫,太山龙泉寺唐代塔基遗址被列入此次“新世纪十大考古发现”。
  龙泉寺因山涧上流下的泉水得名,可眼看流出来的泉水越来越少,太山文管所所长张志敏大手一挥,决定在山坡上的一处平地上挖个人工湖,谁知道这一挖就挖出来了千年宝贝,石函、木函、铜鎏金棺椁、银椁、金棺层层光彩夺目,件件巧夺天工。去年,在金棺问世之时,本报记者曾赶赴考古现场,目睹这一盛况。
  时隔一年,金棺为何迟迟未能开启,里面是否含有佛舍利,这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金棺未能开启,是因为缠绕在金棺外面的丝绸是最大的技术难题。”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在我国其他地方出土的金棺,要么没有丝绸包裹,要么丝绸已经腐烂,保存完好的唐朝丝带缠绕整个金棺,还是第一次发现,“棺椁是文物,缠绕在上面的丝绸同样是文物,我们在想开启金棺的同时,也想保护这段丝绸不受破坏,可是这保存了1300年之久的丝绸太酥脆了,一动就碎了。”至于如何破解丝绸这一难关,考古工作者依旧努力着。
  不过,专家们还是通过X光射线来探究金棺内的秘密,“在这种透视设备的检测下,里面有聚成堆的颗粒状物体,应该就是大家所说的舍利。”
  曲沃羊舌晋侯墓地
  “著名”的无名尸骨
  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天马、曲村之间发现了天马—曲村遗址,并在1979年正式开始对遗址展开挖掘。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考古工作者确定该遗址为晋侯遗址。正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这块距今3000多年的晋国古都遗址时,却发现在距其36米处,还有一组伤痕累累、布满盗洞的墓地,不过最让考古人员费解的是,墓葬中墓主人的遗骸只存有头骨。
  “这组墓葬的规格比对岸天马—曲村遗址发掘的晋侯墓要宏伟,可见墓主人在当时有很高的地位,但墓室内空无一物,根本找不到记载墓主人身份的物件,这个无名尸骨究竟是什么人的?”这似乎是一步“死棋”,考古工作者没有办法判断墓葬主人的身份,因此这位比晋侯墓地中墓主人身份还高贵的无名尸骨,彻彻底底成了一个“谜”。
  根据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铭文,考古学家发现,铭文中出现的晋侯名字有6个,而且根据羊舌墓地出土的玉器、金器来看,该墓葬主人在生前又是何等的荣华。“史料记载,大玉戈、大玉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样的玉器只有在高级别的贵族墓葬中才能见到,而羊舌墓的墓主人身上有七八件之多,可见身份非常高贵。”经过综合分析,专家认为墓主人有可能为晋国两周之际的一代名君晋文侯。
  汾阳东龙观宋金墓群
  让考古工作更亲民
  考古工作神秘吧?距今800多年前的古代人又拥有怎样的世俗生活?曾经,让很多人迷惑的问题终于在汾阳东龙观宋金墓群中得到了答案,因为在此次发掘过程中,本报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全国之先河,成功举办了“考古大讲堂”公益讲座。
  在开办公益讲座的同时,我们还请30多位文物爱好者走近考古现场,与宋金墓近距离接触,亲眼目睹了墓室内人物造像、生活场景等精美砖雕及彩绘壁画。一扇半掩的门,雍容华贵的古代妇人微微探出头来;在八角的砖石墓葬内,精美的砖雕,描绘着墓主人当年的生活:热气腾腾的包子,正在沏茶的两位男士;在木栅栏内外,还站着一男一女,女士手持一贯钱,而男士手中仿佛拿着一张纸,这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钱庄……精美的壁画让参观者目瞪口呆,古人们的生活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而每位参与者都仿佛搭乘时光快车,回到了那古老的岁月,去触摸那段古老文明。
  活动最后,省考古研究所编纂了一本名为《走近考古步入宋金》的书,全程记录本次讲座、以及文物爱好者走近古墓的过程和经历。这种与考古的“亲民”方式,不仅在山西,乃至全国都是首次。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
  晋国豪华车队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曾看过这样的场面,王孙贵族出游,总会备着车队,而且功能和用途不尽相同,有作战用的,有饮食起居用的……种类繁多,功能齐全,一点也不次于现在明星们坐的豪华房车。在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一号车马坑,就完整反映了晋国时期贵族出行的豪华场景。
  车马坑里,共有40辆马车得以完整面世,这是考古工作者根据马车出土的性状来复原的。因为在这尘封了2800年的历史中,木质马车大部分化作尘土,只依稀有青铜等构件,因此这个豪华车队是考古工作者在土中“找土”的过程中清理出的。
  据记者了解,这个晋国时期的豪华车队,是我国发现的西周时期殉葬车辆最多的车马坑,对研究古代陪葬车马礼制有重要意义,而在今年本报与省考古研究所举办的第二期“考古大讲堂”中,还邀请了众多读者,走近车马坑,共同感受晋国的古代文明。
  侯马西高祭祀遗址
  为汾河水神而设
  汾河,山西的母亲河。在千年前,哗啦啦的汾河水就已经是山西人的宝贝,但也有一些人因此水而颇感头疼。就拿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来说,因为水神作祟,当时的晋平公就饱受病痛折磨,这时候有算卦的大师说了,“要想保平安,就得祭祀汾河水神——台骀”,所以侯马西高祭祀遗址就由此而来。“台骀,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来历,其实这只是传说时代中的人,要说它管理水利,比大禹还早500多年呢!”该考古项目的队长田建文告诉记者。与饱经沧桑的浮山桥北商周墓地相比,此次田建文负责挖掘的西高祭祀遗址保护良好,这是让考古队员最欣慰的事情,而令他们最兴奋的是,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石器,其中玉器256件,仅龙形佩就有30多件,而且每一件玉龙都如同行云一般,变化多端,是我省目前所有祭祀遗址中最为精美的玉器。田建文说:“祭祀玉龙,说明祭祀者对神灵的尊重。如此精美的玉器,证实了这块遗址的价值,尽管它为晋都新田遗址新发现的第十一处祭祀遗址,但在规模和等级上都略高一筹。”
  如果你想近距离领略这些玉龙的精美程度,不妨就到山西博物院,因为院内馆藏的玉龙和玉人等祭祀类玉器,大多出土自侯马西高祭祀遗址。
  黎城西关西周墓地
  一件青铜壶揭开古国秘密
  “黎城,古称黎侯国,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今天这句话之所以能毫无争议地写进黎城县政府网站里,得益于一次考古研究。
  2005年,黎城西周墓地吸引了盗墓贼的光顾,甚至几伙盗墓贼因各自利益开始持枪火拼,由此这片古黎国成为考古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一年多之后,我们发掘了大型墓葬2座,中型墓葬5座和3座小型墓葬,但由于可以保护历史信息最丰富的大型墓葬遭到了严重的盗掘,能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少之甚少。”工作人员痛心地告诉记者。一般来说,考古工作者都会根据当地历史或者史书记载进行研究和分析,但由于黎城县在山西境内地处偏狭,多少年来,关于西周时期文物资料几乎无人所知。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考古工作人员对8号墓葬进行清理中,发现了一件青铜圆壶,体形细长,鼓腹偏下,套环兽耳位于颈部,壶盖厚重,圈足状捉手。盖部饰窃曲纹,壶颈部饰“公”字形宽带纹,腹部饰瓦楞纹,通高43厘米。壶上一共三行九字“□侯宰□作宝壶永用”,“铭文上刻的第一个字大家都不知道,但根据分析,这个字应该是这个诸侯国的国名。”按照这个思路,考古工作者查阅了很多历史书籍,终于在《殷商金文集成》中发现了这个“楷”字,读皆音,由于“皆”与“稽”“黎”等字在《古文四声韵》中均属同音字,而在古代文献中借同音假借的例子又有很多,所以因此断定黎城所发现的墓地就是古黎国的墓葬区,这个神秘古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展示在世人眼前。
  大同操场城北魏皇家建筑遗址
  深埋地下的皇家府邸
  大同,真是一块宝地,昔日的北魏皇城就在这所古城中。
  北魏平城遗址,早已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多年来因没有实物载体而显得颇为尴尬。这座距今千年之余的城市到底在哪里埋藏?该发掘项目的领队张庆捷告诉记者,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始终牵挂平城遗址,终于在大同城东南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遗址的踪影。“根据发现的明堂遗址,我们确定该遗址的宫城就是在大同北门外的操场城街了。”随后,在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又发现了大量瓦当,上面印有“皇万岁”、“大代(万岁)”等字样,而且瓦当体量很大,长80厘米,宽50厘米,属于皇家建筑的等级,因此考古工作者就此推断该遗址应当是北魏皇家建筑遗址。
  发掘这座皇家宫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正值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很多工程都已停工,不过张庆捷和队友们仍然坚持在发掘工程的第一线,“为了不耽误挖掘进程,我们封闭工地进行勘探,还专门请了一位大夫常驻工地。大家有家不能回,只能呆在考古现场上,非常辛苦,但为了进一步找到北魏皇宫的位置,谁都没有埋怨过。”张庆捷感慨道。
  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
  黑马!冲刺今年全国“十大”
  作为最近进行的考古项目,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但别小看这项考古发掘,它有望冲击2009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项,为山西考古界迎来崭新的辉煌。
  2007年开始,领队谢尧亭就和众多考古工作者一起,在大河口安营扎寨。经过初步勘探,此处至少有400余座墓葬是西周时期的墓葬群,而就目前抢救性发掘的6座墓葬来看,不仅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甚至出土了很多漆器和木器,这在全国同一时代的墓葬中很少出现。
  漆器和木器都是实用器物,肯定是墓主人的随葬品。不过在北方考古项目中,很少出现此类器物,因为北方气候原因,这类器物很难保存,而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漆木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保存完整。”据谢尧亭介绍,在著名的马王堆汉墓中,也曾出土过漆木器,但山西的这座西周墓地,比马王堆早了1000年之久,因此墓葬中发现的随葬木俑,可能是目前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实物资料。
  为何谢尧亭有信心以该项目冲刺本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呢?要知道为了争夺这一奖项,全国各地的考古部门纷纷献宝,呈现的都是绝世佳品。面对记者的疑问,谢尧亭信心满满地说:“首先,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墓葬很多,我们目前仍在发掘中,肯定会带给大家很多惊喜;其次,一座墓葬就能出土60多件青铜器,可见规模和等级有多高;第三,有数量多、质量好的漆器和木器;第四,墓室上方的四个角分别有斜洞,这是属于西周时期的特色,全国几乎没有类似的发现;第五,在墓室二层台面上发现11个壁龛,里面放着原始瓷器、陶器和铜兵器、漆盾牌,这也是墓葬中很少见的。”
  相关链接
  山西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省在考古项目中屡有建树,几乎每年至少有一个项目能入选我国考古界的最高奖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甚至在2005年度,山西的两项考古工作获此殊荣。
  2001年——吉县柿子滩旧石器遗址群:是中国目前距今2-1万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
  2002年——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保存最好的大型壁画墓,1400余年前北齐高级官员的显赫威仪和奢华绮丽的生活场面,通过壁画中历历在目。
  2004年——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该墓地位于中原的核心地区,是史前时期拥有成批殉人罕见的实例,也是中原地区大量随葬玉器年代最早的墓地之一。
  2005年——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和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横水西周墓地共发现墓葬300余座,其中,一、二号大型墓保存完好。尤为特别和重要的是,在一号墓内发现了目前我国同时代下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荒帷,为红色、刺绣有凤鸟图案的丝织品;沙岭北魏壁画墓年代较早、墓主明确,内容丰富,这在北魏平城时期众多墓葬中是惟一的。
  2006年——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在吕梁山区的石楼、柳林、保德、永和等地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只是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比较分散,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集中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三普关键词点击
  乡土建筑
  带有 “本土建筑”、“自发建筑”、“民间建筑”、“传统建筑”等描述特征的建筑,主要特点在于自发性和朴素性。通俗地讲,乡土建筑就是乡村里的、土生土长的传统建筑。除了有单纯的住宅外,还有寺庙、祠堂、书院、戏台、酒楼、商铺、作坊、牌坊、小桥等。
  本报记者 孙轶琼

  国家寻宝:为了明天保护今天
  本报记者专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
  一段斑驳的引水渠,一家沧桑的老字号,一座“文革”时期建的礼堂、一条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大街……别小看我们身边的一景一物,它们不仅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钟情的对象,更是人类的宝贵财富。“6.13”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普查过程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权威解读。
  等同于“国家寻宝”
  山西晚报:此次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很多人称其为“国家寻宝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施联秀: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国先后开展了两次全国文物普查,但只是行业内部的普查,由于受资金、技术等制约,漏查甚至根本没有普查到的情况相当普遍。这次文物普查是由国务院部署的,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的国家文物保护基础工程,不仅是一次级别最高的文物普查,也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之一。
  山西晚报:我省为此次普查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空前的吧?
  施联秀:这次文物普查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已经投入文物普查经费4000余万元,我省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三普”领导组及“三普”工作机构,共有工作人员1500人,组建了97个专业的普查队。此外,省“三普”办还组织了省考古研究所及古建所的27位专家,加强对全省“三普”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和审核,保证了普查工作的严谨性和学术性,而在技术层面,则运用了大量的信息网络、数码技术、GPS等现代科技手段。
  百姓身边的20世纪遗产
  山西晚报:这次文物普查类型有很多极具新意的提法,如文化景观、乡土建筑、工业遗产等,尤其是“20世纪遗产”的提法,让很多人都觉新奇,为什么会普查这方面的内容?
  施联秀:20世纪遗产最初以保护“革命文物”起步,后发展成其他文物类型。近10年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20世纪遗产有很多,它不仅是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还包括人们在创造时的精神理念。就拿山西的大寨来说,不仅是一个综合性的20世纪遗产,里面有水利遗产、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重要的还有大寨人的精神,是值得人们传承和发扬的。
  山西晚报:现在大家身边很多耳熟能详的景观都被列入20世纪遗产,比如太原的文瀛湖公园、迎泽大街、工人文化宫,您觉得这些文物遗产有什么特殊性?
  施联秀:拿文瀛湖来说,是明代贡院和近代学堂的所在地,还是山西民主革命活动地以及中共山西党团组织诞生地,公园经历文瀛、中山、新民、民众、人民、儿童等更名衍替,逐步形成了遍布文物古迹的环文瀛湖文化圈,是集文化聚会、传统教育、民俗风情、经济集散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景观。你说这样的地方能不独特吗?通过此次普查,我们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这类遗产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大家保护身边的文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了明天而保护今天。
  山西晚报:这次普查中,有没有令您感到意外的20世纪遗产?
  施联秀:有很多,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徐万亩古葡萄园。谁也没有将葡萄联系到文物身上,但实际上清徐葡萄种植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现在葡萄园内还有二十余株明清时期的葡萄树。现在看来,很多农业遗产、工业遗产都很精彩,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普查队中有百姓身影
  山西晚报:此次普查除了文物考古人员外,普通百姓的反应也很热烈,这在前两次的普查中也不多见吧?
  施联秀:是的。在“三普”过程中,有很多人、很多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晋城市政协的裴池善是一位文物爱好者,“三普”期间,他特别组建了一支由社会文物爱好者组成的普查队,入深山、下田地,做出很多贡献。不少在校大学生、大学生村官,以及从事照相、制图技术专长的人们,也自发地成为普查队中的一员,帮文物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文物普查是一项长期的野外调查工作,队员们需要不停地搜索和寻找,很多当地百姓就成为我们的领路人,为文物普查节省了很多宝贵时间。
  山西晚报:通过一年多来的野外调查,您觉得普查中的难点是什么?
  施联秀:套句老话,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山西是文物大省,在过去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就达到2万余处,所以为了详尽、仔细、科学地摸清家底,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省有着悠久历史,本身就有很多传统类型的文物遗迹,再加上“三普”中的新类型遗产,无疑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此外,大家都知道山西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增加了实地普查的难度。还有,省内一些地方经济不平衡,经费不到位,这也是制约普查进度的因素。
  最怕“前脚发现,后脚破坏”
  山西晚报:晚报在撰写“湮没的历史”系列报道中,关注过大同一个民国四年建的老火车站,但不久之后,火车站就被呼和浩特铁路部门拆除了,普查结束后的保护应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吧?
  施联秀:是,而且非常必要。如果出现“前脚发现,后脚破坏”的被动局面,普查结束时公布的新发现文物,相当一部分就可能已经成为了“消失的文物”,不仅无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也违背了开展文物普查的初衷。
  山西晚报:此次的发现是不是应该被设置成为必要的文物保护单位?有无具体的时间安排?
  施联秀:我们要求边调查、边保护,意思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在当地先建立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然后及时公布该地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话就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畴,就有利于当地和百姓们对该处文物遗址进行及时保护。
  山西晚报:有成功的事例吗?
  施联秀:山西北方风雷集团原为247厂,前身是太原机器局,是洋务运动中山西第一个工业企业,厂区内现存办公楼、厂房建于1914年至1931年间,是别具风格的中西合璧建筑。普查工作者和厂区进行了沟通,厂区迅速开始保护并力求恢复原貌,除了让现有人员搬离办公楼外,还从厂史入手,找到了详尽的历史资料,并且建起一个展览馆,将保存完好的老设备以及照片资料等进行展示。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三普”工作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文物遗产的保护。
  采访最后,当记者提及此次“三普”工作带给施联秀最大的感动,以及最让他欣慰的事时,这位一向雷厉风行的局长陷入沉思中,“有一张工作照让我特不是滋味,那是大同普查队一位女队员发来的,她还开玩笑说她们所在的普查村落里,只有6口人,加上她和队友,全村人口数上升了……要知道,普查中一些女同志都是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扔下,把工作地当成了家;朔州普查队中,有位80多岁的老人,尽管他早已从文物系统退休,但依然加入普查队,跟小伙子们一起没白没黑地在野外工作。还有石楼的一位队员,一年多来都是自己骑着摩托车去普查,有些村落摩托车上不去,他就步行着翻山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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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遗产
  20世纪遗产是根据时间阶段进行划分的文化遗产集合,包括了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遗产。其种类繁多,既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遗迹为背景的物质载体,也有反映不同流派特点、艺术风格和时代精神为特征的建筑载体。其风格迥异,往往是功能延续着的“活着的遗产”。
  本报记者 吕国俊 孙轶琼

 

太原机器局旧址

原西北实业公司厂房

原西北实业公司的机器

本文来源:山西晚报;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9-0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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