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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的历史与办学传统

  一所学校的办学传统,是在其所处的整个社会变革中不断演变和逐步形成的。她既要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又要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创办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清光绪二十八年),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创办最早的新式大学之一。她根植于华夏古老黄河文明的沃土中,诞生于中华民族觉醒的二十世纪初,是清未“欧风东渐,兴学育才”的产物,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给山西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渊流长的文化汲养,孕育了别具特色的优良文化传统。。
  
  一、中西合璧———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河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时间很晚,始于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这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惊醒了中国知识界,爱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抛弃了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偏见,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迈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脚步。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接受了朝野上下“兴学育才”的思想,决定西学欧美、东学日本,建立现代教育模式,创办新的教育机构———大学堂。1898年的戊戌变法给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提供了良好契机。光绪皇帝通过梁启超起草、康有为改定的大学堂章程,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要把京师大学堂建设成“为各省之表率,为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件当极详密”的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式大学。这是晚清开明统治者对教育、科学救国的最高认识。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时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朝廷改令德堂为省会大学堂,仿京师大学堂章程,实行中西并课。由此,迈开了山西省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步。而山西省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真正建立的发端,当从山西大学堂的成立算起。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在山西境内从事文化侵略的几名西方传教士在太原被杀。1901年初,新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立即电请曾在山西传教多年的英国上海总教士李提摩太来并“议结教案”。3月,李提摩太提出,用山西赔款在太原设立一所中西大学堂的意见,得到了全国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同意。6月,耶稣教各教会推出了教士敦崇礼、史密斯等8人来太原商讨创办中西大学堂事宜,1901年11月,《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在上海签字。就在与李提摩太等商谈设立中西大学堂的同时,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清政府颁布命令:“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次年正月,岑春煊上奏《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提出“每年筹经费5万两、建学舍、选生徒、定课程、议选举、习礼法”,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四月初一(190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堂接受了令德堂和晋阳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太原市文瀛湖南的乡试贡院为临时校址正式开学。四月初三,李提摩太携聘请的教习抵太原准备开办中西大学堂。不久,当他看到已有山西大学堂成立时,便向山西当局提出将两校合并办理的意见。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于五月初二(6月7日),拟定了《关于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23条》,五月五日(6月10日)得到清政府批准,五月二十一日(6月26日),西学专斋举行开学典礼,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改设为中学专斋,中西文化共融的教育模式由此独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山西大学堂里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就这样,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中,山西大学堂诞生了。她的创建,不仅开创了山西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须设有三科才能成为大学”的规定,其他各省都遵章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当时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词章、外国语及文理课的一般基础课)。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因与外国人订有合同得以继续存在。至同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据史料记载,直到1921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有南开大学等六所,有基督教会大学有16所。而山西大学堂以其较早引进和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点燃了中国近代科学文明之火,对于近代学制改革和新学体系的建设产生的巨大影响奠定了她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山西大学堂是中西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所以说,中西会通是山西大学办学传统的第一个特色。
  
  二、文理兼融———创综合性大学的办学风格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到了中外两种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一方面,西方的文明与思想充满活力,吸引着觉醒的国人。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
   在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开办之初,招生数很少,为各200名学生,待遇也相同。但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制度上却有很大差别,处处都体现出中学与西学的不同。中学专斋在办学体制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教育色彩,教学内容、方法沿袭书院,课程分为经、史、政、艺四种,教学方法循规蹈矩。西学专斋初办时只设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上与英国学校相同。多为外籍教师,也有少量华人教师。所授课程是中国学生闻所未闻的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学、格致、法律、世界史、英文、美术、地理与博物等科目,并开有物理和化学实验课。
   在近代中国教育传统的变革中,教育制度的改革要比教育思想的转变容易得多。当时书院尽管改为大学堂,但是举人和进士的幽灵,仍然盘桓在士人们的脑海中。由于当时的大学生志在科举,所以在学习中就特别重视经史考据。在1902、1903年清末举办的科举考试中,山西大学堂中斋就有不少学生曾赴西安赶考,70多人考中了举人。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在我国正式废除,这些学生才灭了科举取仕的念头。但是,在当时山西大学堂里毕业考试仍然仿照科举的方式进行,并按封建等级授予科举出身资格。西斋学生毕业也同中斋学生同时于省城进行统一毕业考试,考试及格,一律称为“举人”,各专门科毕业生,经过进京应试,及格后授予“进士”。这充分反映了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1904年,新任山西学台宝熙对山西大学堂进行了改革,特别是根据新学制的规定对中斋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大的调整,把高等科改为文、理两类,增设了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等许多新课程,旧课程除保留经学外,其它科目一律取消,并聘请了新教习分别担任新的课程教学。至此,使原来壁垒分明的中西课程逐渐趋于一致。山西大学也由此奠定了她作为综合性大学文理融合的基础。
   时任西斋教习的瑞典人新常富曾写道:山西大学“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当时中西教学内容相互渗透,中外教师交叉代课,新建校舍也尽显中西融合之风格。
   中西文化融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译书院———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的成立。李提摩太于1902年在上海开设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翻译出版了《世界商业史》、《应用教授学》、《中西合历年志》、《迈尔通史》、《世界名人传》等25种高、中等和师范学校教材,为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满足中国开放进步的要求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新常富还在其回忆录中自豪地写道,当时“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1907年,山西大学堂进入兴盛时期。1911年2月,西斋交中方自办。至此,“西学专斋”这一象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办学模式宣告结束。但是,“西学专斋”对山西大学教育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山西大学堂奉令改名为山西大学校,取消中、西两斋,设立预科和本科。初创十年,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共存于山西大学堂,中西两斋的课程基本趋于一致。中西合璧,相得益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相通的楷模。同时,人文精神和科学知识的交流融合,使山西大学创办伊始就形成了开放性、综合性的办学风格。而且这一风格在历代山大学人的努力下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山西大学办学传统的第二个特色。
  
  三、求真崇善———努力建设中国先进文化
  
   山西大学创始于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最后决战的前夜。在各种思潮的此消彼长中,山西大学顺时而行,一方面传承中国的历史文化精华,另一方面大量引进先进的现代科学文化技术,“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办学之道。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奠定了山西大学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
   早在二、三十年代,山西大学改革创新的特色就显耀教育界。1918年称作“国立第三大学”。1919年,北京大学胡适博士与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博士莅校讲学,胡适先生承诺山西大学预科毕业生可不经过考试直接升入北京大学就读,文法两科学生则可以直接转学到期北京大学就读,由此可见山西大学当时的办学质量。1931年,山西大学设立文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后来又增设理学院和教育学院,五个学院17个系,率先采用学分制。所开设的32门课程代表了当时国内高等教育的领先水平。国民党立法委员、校友邓励豪曾如是评价时任王录勋校长,“公之治校原则,一本科学分工,无为精神,拱手携领;其教育特点,则实行思想开放,学术自由。所持作风与北京蔡元培先生大体相似。校内科系林立,在思想见解,竟可分歧对立,文科学长与法科学长,常因学术问题发生争辩,甚至怒目相向;学生与教授辩论问题,在教室不得下台。鼓荡相习,蔚成校风。其培植之学子,绝无一个思想模式脱出者。”浓郁的文化氛围,自由的学术气氛,吸引国内名宿云集。章太炎弟子“南黄北李”的黄侃、李镜蓉,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江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大法官梅汝遨等学界名流曾任教山大。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第四届年会,也因此选在山西大学召开。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俞平伯、徐志摩、熊希龄、郑振铎、叶恭绰、胡适、朱自清、柳亚子、梁漱溟、赵元任、周作人等国内学界名流群贤毕至,名流荟萃,被传为文化界佳话。
   可以说,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经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洗礼从而具有了爱国民主传统的大学并不多,而山西大学算是其中的一个。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培养了一大批视民族兴亡与振兴为己任、“求真崇善”的有志之士。她有爱国和革命的光荣传统,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数以百计的山西大学学生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走上了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如在党的“七大”委员中,就有李雪峰、戎子和、嘉康杰等7名山大的毕业生;有追求科学、重视学术的传统,有如人文科学家邓初民、梁园东、国际大法官梅汝敖,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中国四大名医的施今墨、中国农作物育种科学的奠基人王绶等一批毕业生;有既重视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在建校之初,学校就有十多名外国教习在校任教,为中国学生传授先进的科学文化。
   建国以后的山西大学,尽管经历了调整、改造和恢复的曲折阶段,但她以顽强的生命力建立了自己完整的教育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一是确立了党对学校的领导。1949年5月山西大学从北平返并时就成立了中共山西大学临时党支部,后来一步步发展为党总支、党委会。到1953年,山西大学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摆脱了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对旧山西大学的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教育道路;二是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优势。山西大学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院系调整人心动荡,到迁址郊区艰苦创业(甚至到后来的十年“文革”),山西大学能够经受“冲击”,军心不散、稳步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功不可没;三是重视教育教学质量。无论在山西大学还是山西师范学院时期,学校始终特别重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设成绩很大。特别是教材建设在全国很有影响,有32种教材在全国高校交流使用,自编教材180多种。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部”,旨在指导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改进教学方法。科研工作在仅有一般性号召而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决大多数教师能够根据自己的专长紧密结合教学工作进行,取得了一定成就;四是有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在建国之初艰苦创业的条件下,山西大学依照培养目标,加强教学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一方面把国内外的知名学者请到学校作学术交流,邀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侯外庐、吴晗、商承祚、何国柱、汤佩松等到学校讲学,对推动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认真培养自己的学生或者接纳省外的优秀毕业生补充到教师队伍中。即便是在后来十年“文革”这样的逆境中,一批优秀的山大人仍凭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学生的挚爱,顶着压力、刻苦奋进,为日后山西大学的东山再起保存了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和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要求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改革。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山西大学的办学传统在校党委高擎的爱国主义教育旗帜下进一步发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学校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几年来,学校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建立了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使学校形成了健康、和谐的改革气氛和良好的育人环境。学校是全国全省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校,领导班子被树立为全国高校五个先进典型之一。几年来,学校紧紧围绕教学科研工作,始终把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科研攻关中,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初步形成全方位立体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稳定了师资队伍,激励了山大师生发扬山西人民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和为兴晋富民做贡献的热情,从而为提高育人质量,再创新的辉煌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整整一个世纪,山西大学厚重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山西大学的时代精神。众多的学子汲取山西大学的文化给养,成为为时代增辉的杰出人才,为国家特别是山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说,求真崇善是山西大学办学传统的第三个特色。
  
   四、自强不息———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卓著
  
   山西大学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须具有自强不息的品格。因为她创办于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痛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身上。1905年,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为了保护山西矿权,又发起了旨在反对殖民掠夺的争矿运动,与英商福公司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李培仁为争回矿权而蹈海殉国,以死抗议。扩大了争矿运动的影响,在国内外都造成了一定的声势。终于使这一运动获得胜利。这场运动给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活动以致命的打击,保护了山西资源,体现了山西各界反帝反封建的意志,开创了近代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河。
   后来,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景耀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建工作,并曾担任同盟会的组织干事。同盟会成立后,山西大学堂的留日学生纷纷申请入会,当年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荣炳、景耀月、王用宾、荣福桐、王国祜、刘绵训等人,后来发展为几十人。当时谷思慎被任命为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兼陕西省会员入会主盟人。不久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在东京成立,景耀月、谷思慎、王用宾、荣福桐等人曾为其负责人。他们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会员,到1906年仅在日本入会的山西籍留学生就有50多人,列北方各省之首。从此,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们便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斗争。
   1918年,参议院议员中央选举会,将山西大学列入国立范围。一度与国立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并列,称国立第三大学。1919年,山西大学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毅然冲出校园,走上街头,举行了游行示威。1925年,发起了反房税运动。1931年7月,山西大学校改称山西大学。在随后的几年中,山西大学院系不断调整,到1937年6月发展为文、法、理、工和教育五个学院,下设14个学系的综合大学。占地面积209亩4分,有专职教师86人、学生700人左右。办学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山西大学的发展步伐。从此以后一直到解放前夕,山西大学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她的发展非常缓慢。抗日战争中,山西大学流离失所,一度停办。在蒋阎的黑暗统治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山西大学的生存也处于艰难维系的状况。
   新中国建立后,华北人民政府任命著名学者邓初民为解放后山大的第一任校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山西大学经过恢复、整顿、改造,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教学科研转入正轨,并迅速扩充为文、理、医、工、法五个学院,下设18个系和6个专修科,成为当时全国办学规模最大的综合大学之一,由国家教育部直接领导。建国之初的山西大学扬名于三晋大地,享誉于海内外,是中国在联合国最早注册的高校之一,成为山西人民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可是,到了1952年,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为了改变旧中国通才教育和重文法轻理工的倾向,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这次调整,全国的综合大学由49所减少到14所,工业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医学院校由22所增至29所,农业院校由18所增至29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3所。根据教育部确定的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山西大学服从国家发展的大局,于1952年到1953年间进行了彻底改组。根据国家院系调整政策,医学院、工学院先后从山西大学分离出去,独立建院为山西医学院和太原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合并改称山西师范学院,直接由教育部统一领导,由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分层管理。法学院改称财经学院,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冶金工程系划归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纺织和采矿工程系并入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山西高等教育,也从此才由一所大学开始形成多所院校共同发展的格局。
  
   这次院系调整,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作为中国建校历史最为悠久、建校时间最早的大学之一,山西大学以她博大的胸怀,为新中国高教事业的奠基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今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等院校,都与山西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但是这种调整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许多的著名的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了文理大学或工科大学,使文理分家、理工分家,为今后的改革留下了消极的影响。当年山西大学作为综合大学的消失,使得山西省的高等教育在以后的六年中一直缺少专门培养文理人才的机构。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恢复综合性山西大学的任务又成为社会发展的必需。于是,1961年6月,山西师范学院与1959年成立的新山大合并,恢复了山西大学校名。1962年下半年,山西体育学院、山西艺术学院相继并入,成为山西大学的两个系科,使山西大学的综合性更为广泛。山西大学再度成为山西省唯一一所兼容并蓄、文理综合的综合大学,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后来,文革十年山西大学陷入混乱,停滞不前,只有缓慢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西大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欣逢盛世的山西大学朝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阔步向前,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1992年山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对这一所曾为中国教育界谱写壮丽篇章的老校殷殷关怀,对走向新世纪的山西大学寄予深切厚望。后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学校为了进入“211工程”,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使各方面工作有了巨大的发展。短短十年间,山西大学形成了博士、硕士、学士以及专科生、成人生、留学生等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相互衔接的人才培养平台。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拥有10大学科门类本科专业达到65个;硕士点由改革开放初的18个增加到现在的90个,博士点从无到有,由1993年的1个增加到现在的24个。学位点在各大学科中合理布局,综合潜力巨大。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实验室,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光学和科技哲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在高校设立的重点基地,山西大学全部拥有。先后承担国家“973”项目、“863”项目、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和各级各类项目1200余项,科研经费达1亿元以上。在解决山西重大难题的科技项目中占到58.3%。以销往美、法等发达国家的激光器为主的系列光电产品;以生物菌肥、生物制药为主的系列生物产品;以激光全息防伪、电镀添加剂、无尘粉笔为主的化学化工产品等,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近些年来,山西大学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素质教育资源和本校的学科优势,“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积极开展富有特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已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山西地方特色和综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成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总之,一所学校的办学传统是在自己的发展变化中长期积淀而成的。但是影响办学传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笔者认为,山西大学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致力于兴学育人,传播科学文化,推行科学教育,形成了“中西会通、文理兼融、求真崇善、自强不息”的办学传统。“中西会通”就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文理兼融”就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求真崇善”就是知识学习与道德养成的融合。“自强不息”就是艰苦创业与开拓创新的融合。这个传统是山西大学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3 年12期;本文作者:张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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