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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通玄墓在盂县

  太原人李通玄于武则天在位时,开始研究《华严经》。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中有不少独创的见解,所以能于贤首、清凉等华严宗师的著述外别树一帜;而论中应用《易经》的思想来解释《华严》,也是引起学者注意并促使此论推广、流行的一个因素。他的《华严经合论》不但在内地佛教界有巨大影响,在香港、台湾地区也影响广泛,而且影响到日本、韩国的佛教界。

    作家侯讵望先生的 《李通玄墓在盂县》一文,对李通玄的墓址进行了详尽的考证。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编  

    李通玄是位居士,后人尊称他为李长(zhang)者,被誉为“中华第一大居士”,他是以注释《华严经》而著称于世的。

    综合历代多家记载,我们对李通玄的生平可以理出如下大致脉络:

    李通玄,尊称李长者,又称李宾。有人说他是北京(今太原)人,也有说是河北沧州人,系唐宗室。人很聪明。40岁前主要研究《易经》,40岁后,也就是到了武则天在位时,开始研究《华严经》。当时《华严经》的新译本刚好印出。他感到经文比较浩博,而且多家解释互有参差,认为后学者寻文摘句都来不及,怎么能修行呢?鉴于此,他开始自己注释《华严经》。

    按照五台山《清凉山志》的说法,他是在五台山得道的。志书记载,他在善住院曾遇到一位奇异和尚,对他讲授了《华严经》的主要精神。后他随和尚上了北山峰顶,峰顶有方圆一里多的火光,光中有紫金幢,先前那位奇异的和尚就坐在紫金幢下,他就踊身投了进去,没有想到里面却十分清凉。他正向前司礼的时候,那僧人却看不见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文殊菩萨。考虑到文殊菩萨已经给自己讲了《华严经》的精神,自己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他见五台山太寒冷,于是就向南面走,来到了盂县,开始著述。

    这时是唐开元七年,他游东方山,过着隐居的生活。东方山在山西盂县一侧,下面是盂县铜颖乡(今盂县南娄镇)。从现在的寿阳县方山林场盂县一侧往北,有一条可以开进汽车的山路。车往北走一段,不下坡,东拐,会来到一处山顶上。山顶有数十亩的建筑遗址,有古塔基等遗迹,上面有南北朝时的瓦罐残片(阳泉文物专家鉴定结论)。从这里望下去,就是盂县南娄镇的西南庄村。此处就是过去东方山的逝多林兰若所在地。

    现在有人把西方山和东方山混淆了,这除了时代的久远以外,主要是因为从东方山寺毁败到西方山寺建立,中间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事件,即唐武宗会昌灭佛运动。

    按照记载,李通玄没有在寺院居住,而是来到盂县铜颖乡的大贤村高山奴家,因为这家人乐施好善,腾出一处安静的房子让他居住。他在那里住了三年,后来又在该乡东南面马家的山谷中住了五年;之后,又迁移到西北的韩公庄上呆了三年(有的记载忽略了此时间)。还有的说,他让猛虎驮着佛经,到了神福山原(今寿阳方山寺),到一土(石)龛内,又写作了五年。经过是他在冠盖村(今盂县拦掌村)遇一猛虎,虎却听话地伏在地上,李通玄说,我想注释《华严经》,你能给我找个地方吗?老虎就站了起来,李通玄就抚摸着它,把装经书的袋子挂在老虎背上,老虎就把他引到了离这里20多里的神福山上的一个石龛中。据说龛旁原来没有水,他来后晚上风雨大作,拔去一松,化为一潭。传说他口出白光当烛。在山里住着的时候,还有两个妙龄女子为他汲水焚香,供给饭食。等他写了五年把经写好后,女子就不见了。有人说俩女子是白鹤所化生。

    他是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离世的;也有说他是在龛中坐化的。说忽然有一天,他出山访旧,正遇村里人们宴会,他向人们告别说,你们好好生活,我要回去了。人们以为他要回老家,都挽留他。他说,纵在百年,也要回去。众人送他回龛。第二天,众人一起送他上路时,发现他已经圆寂了,但面貌和活着时一样。

    记载说,李通玄身长七尺,一双大眼,目光清澈,红唇,紫色而茂盛的长胡须;貌美臂长,圆直发,黑里透红的颜色,毛端右旋;头戴桦皮帽子,身穿麻布衣服,长裙大袖,不系腰带,平时光脚走路;不怎么吃饭,每天早晨只吃大枣十颗,像铜钱大小的柏叶饼子一枚,人称“枣柏大士”。

    他去世后,葬在了“山北槲树林之石丘”旁。

    过去,研究学者王乃积、郭华荣先生曾撰文认为,李通玄的安葬地至少有两处,其一是寿阳方山,其二是盂县。那么,他的安葬地到底在何处呢?下面我们分别进行分析。

    照明和尚是接受过李通玄亲传的弟子,他在《华严经决疑论序》中,没有记载李通玄墓地的具体地点;但在唐碑《神福山寺灵迹记》上才有一个现在看来是含糊的记载。

    《华严经决疑论序》是在李通玄逝世40年左右写的,而唐碑是在李通玄去世170多年后一位居士所立。他立碑的原因是僧人法弘在寿阳方山建起了新的寺院,而这个寺院要与李通玄有些瓜葛才行。其实,为了建寺院,僧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造势工作,比如关于土龛的说法,比如关于老虎驮经的故事,比如双鹤变作二女子为长者做饭的传说等等。碑文说,李通玄在盂县共是11年,即高家三年,马家谷五年,韩公庄三年,开元十八年故去,到这里时间正好。但为了与新建起的寺院联系起来,增加了李通玄离开盂县到方山土龛写论的内容。这五年其实是没有的,如果有,就与照明的序文所记述的去世时间相冲突了。所以,在唐碑上,李通玄的年龄就被模糊了,只是说“九十有龄”。如果我们相信照明序文的权威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五年的时间减掉,也就是说,李通玄根本没有到过什么土龛(有的说是石龛)。

    我们看所谓寿阳李通玄墓,按照王乃积、郭华荣先生文章:唐碑和《寿阳县志》及众多李通玄传略文章的记载是一致的,或“长者灵骨葬在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或“垒石葬于山北”。传说当年当地曾派人轮流守护长者陵墓,可是在千年岁月流逝中,随着山上万顷松涛和世事更替,再无人知晓长者陵墓在何处了,甚至有“500年找不到长者的墓地”之说。因而199894日《山西日报》一版《寿阳发现唐代华严学者活动遗址》的消息,引起佛教界极大关注,国家宗教局曾向山西省宗教局专门询问此事,并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考察确认山北石丘李通玄陵墓为唐代墓园。

    其一,寿阳的李通玄墓是1998年发现的,证据是“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考察确认山北石丘李通玄陵墓为唐代墓园”。在清乾隆版《平定州志》中,“方山”在盂县和寿阳县都有条目,而寿阳的方山条目下,并没有李通玄墓的记载。而关于李通玄墓的记载,在清乾隆版的《重修盂县志》中却记载明确,而且盂县历代名人或驻盂的外籍名人都有诗文记载,如郭时亮,就有《题李长者墓》:“李氏当年著佛书/此邦犹记旧居庐/因公寻访松生语/不识何人为守株。”据说郭是宋代人。

    其二,寿阳现认为是李通玄墓的地方,从方位上讲,不在山北,而是在山南,即现山凹中方山寺院翻过南面山头后才见,是寺院南侧,也是方山中轴南侧,这与古书记载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是在一处山头上,不是什么石丘上,或石丘旁。至于槲树林,因年代久远,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树了,我们不能强求。

    其三,在李通玄逝世时,现在的寿阳方山寺还没有建立,它是在李通玄逝世170多年后才修建的。宋代张商英在《决疑论后记》中明确记载,其墓地在盂县境,并“再造石塔”。说明他的墓地原是有塔的,而在现在的所谓李通玄墓地,并无任何塔的遗迹。那么这处被考古专家鉴定为唐墓的遗迹又是谁的墓园呢?我认为,它只能是方山寺建立后,寺院里的僧人圆寂后的葬地。

    其四,寿阳自古为人杰地灵之所,曾出过祁隽藻这样的人物,他们不可能对地方文物不重视。恰恰相反,祁氏对方山是十分重视的。在方山有他许多的题刻,包括《神福山寺灵迹记》碑的碑额。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他谒寿阳李通玄墓的诗文,这就奇怪了。难道他不知道方山埋有李氏的灵骨吗?显然不是,而是那里根本就没有李通玄墓。

    其五,仅以唐墓就断定该处系李通玄墓,从论证的角度讲,显然是孤证;从考古的角度讲,显然有些草率。

    再研究考证盂县的李通玄墓。明、清两代的《盂县志》皆曰:“李宾山上有福佑泉,内有长者墓。”这是怎么回事?上引论文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了“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

    第一,比丘照明的序文未说明逝者所葬何地,是因为当时李通玄的墓地是十分明确的,所以没有必要再加以说明。

    第二,到了唐碑 《神福山寺灵迹记》中,有了关于李通玄葬地的记载,“长者灵骨葬在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这个记载当时也是明确的,因为长者的墓还在,没有因灭佛运动而遭到破坏,也没有迁葬,更没有被平毁,当地人知道其所在,所以这句话也是没有歧义的。此外,撰碑文之人没有以新建的寺院为参照,没有说在寺北或寺南,而是以山为参照,说明该墓距新建的方山寺院较远。山北显然指方山北——是方山上的北面还是方山之外的北面呢?从方山上的北面而论,我们在方山北面实地找不到有关的任何遗迹,现在所谓的李通玄墓又在山之南,显然与记述不符。那只能是指山之外的北面。山外的北面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文献资料知道,指的就是盂县的李宾山。

    第三,从实地考察可知,李通玄墓确实在盂县的李宾山南麓。李宾山有北寺和南寺,北寺在秀寨的北寺山——即李宾山,南寺在哪里呢?有论者说在北寺对面的山上,非也。访当地一胡姓老人得知,南寺在李宾山南麓,即现在的大贤村往南上社走的路旁,大贤村往西的河滩旁,叫“老坟”的地方。该处紧傍一小山丘,该山丘为石丘,上有丈余的树丛,其下是一耕地,原在地中有一九层高塔,据杨姓村民讲,1972年学大寨时,当时姓杨的书记带领村民给拆毁了。这个地方正在方山之东北,而且“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查《康熙字典》,“槲木高丈余,与栎相类,亦有斗”。槲是一种高丈余的“大木”。石丘是标志,墓在槲林中,而不在石丘中。从这里,有小路可以到达北寺,村民讲,过去庙会经常从这里走到北寺。从古人诗词中,我们证实了村民的讲述。清初武全文有《南寺李长者墓》诗一首:“冠盖当年谁伏虎/南寺古渡余衰柳/双鹤不鸣天姥老/一甃(读昼音)还为长者有”。说明南寺和长者墓在河旁,当时古渡还在。这与现在的方位是一致的,只是河里已经没有了潺潺流水而已。

    第四,我们从宋著名大居士张商英(无尽)的《决疑论后记》的记述中也可以证明,李通玄的墓就在盂县的李宾山南寺。文中写道:李通玄“以开元七年隐于方山土龛造论。十八年三月二十八卒,垒石葬于山北。至清泰中,村民拨石,得连珠金骨,扣之如簧。以天福三年再造石塔,葬于山之东七里,今在盂县境上”。文中的清泰(934-936年)属五代后唐一个朝代,是李通玄逝世安葬205年后之事。天福三年(938年)属五代后晋,紧连着清泰二三年时间。“山”指方山,方山之东七里,恰是李宾山南寺。

    如果真有几处墓地,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大德故去,舍利或灵骨分几处供奉是有的。但张无尽说“再造石塔”,说明是原址再造,如果是另觅葬地,不会用这样的辞藻。

    从以上分析可知,李通玄安葬地在盂县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00510;本文作者:侯讵望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0-0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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