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底，一个28岁的英国女子做出了改变其一生的决定：到中国做人道工作。她叫格蕾蒂斯·艾伟德。在中国人眼里，至今仍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
有关其简历是这样：
格蕾蒂斯·艾伟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侍女，在伦敦又被称为“客厅女仆”，在中国叫保姆。
从这个女子的情况看，她不能代表英国人，英国人在我们印象里，身材牛高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伟德与内地会》）
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
她在27岁信仰天主后，首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内地会为英国医生戴德生（1832—1905年）于1865年创办，专门负责对华传教，是当时最大的同类的组织。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
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1930年初，她又靠近卫理公会。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她呆的地方。
依据我们今天的思维，很难理解，这些英国人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中国？
这就需要阐述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近代以来，西方人把中国作为宣教的目的地，而20世纪初以后的中国、山西缺宣教士，亟需补充。这种情况与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有关。
1900年，义和团运动开始后，国人与在华的西方人矛盾激化，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西方人受到威胁。山东巡抚毓贤（字佐臣，属汉军正黄旗人）仇洋人最烈，等他调任山西巡抚，立刻推行极端的“仇洋政策”，与义和团搞到一起，很快就发生“庚子教难”，全世界的目光就聚集在山西。
情况是这样：同年6月27日，毓贤鼓动团民先将太原洋人办的教会、医院烧掉，毓贤在衙门登高观看后，兴奋地说：“天意也。”营官准备施救，毓贤不许。而后，毓贤看守城门，禁止教士出入，把避难于抚署的教士及家属儿童控制起来。次日，毓贤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命人对这些寻求托庇的西方人大开杀戒，在场的西方人无一幸存。计有男女老幼30余人，仆役20余人，包括包括11名幼童。而后，毓贤命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馀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诸女遍饮……（见近人笔记《拳变余闻》）”
另一资料显示，毓贤将这46人尽数杀害，毓贤亲手杀死。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山西巡抚毓贤杀害内地会58名传教士和21名儿童，有的家庭甚至全家被灭门，连襁褓中的婴儿也难逃大劫。据说，毓贤曾亲手“手刃数人”
，其中有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有的母子被推入火中烧死。这次屠杀加上本土教民据说死人数千，为祸最烈的地方，计有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等地。山西成为“基督徒流血最多的地方”。
有关义和团运动，国内、国际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几乎是对立的，有待历史检验。但不论如何讲，残杀西方妇幼是残忍的暴力行为，套用今天的观点，那是政府恐怖。主谋和组织者应该受到严惩。事实上，“屠夫”毓贤后来也受到清廷惩罚（迫于国际压力）——先是发配新疆，等走到甘肃时，又被改行正法收去性命，毓贤无疑成为了替罪羊。据说他临死时，自嘲：我杀洋人，洋人杀慈禧，慈禧杀我。
这次“庚子教难”，损失最大的是中国内地会。这个组织是19世纪末中国规模最大的传教团体，于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在1850—1950年一个世纪中，共派出超过6000名传教士到中国服务。1964年以后称海外基督使团。在这种情况下，内地会的戴德生，仍然坚持信仰初衷，不放弃、不离开、不申诉。还登报声明：内地会放弃对中国的索赔。这一声明震撼了英美两国的基督徒，受他的影响，更多的传教士继续深入中国。到了1914年，以传教士人数来算，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差会。1927年到1932年间，他的继任者何斯德在英美发起“200人专案”活动，从1200名申请人中挑选了203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1934年内地会势力达到高峰，共有1934名传教士。在1929年1月，艾伟德到中国的前一年，中国内地会的宣教站达到840个。这时正是它的鼎盛期。山西的宣教站在中国可能是最多的，早期分布在以下13个地方，洪洞是1886年山西省总部,到1933年上半年，已有38个县的教区。
1930年10月，正是带着宣教的目的，艾伟德这个28岁的英国女子来到中国。
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启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带著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着一本圣经和衣物，另一个是食物和煮饭的酒精炉），还有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2英镑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她们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而后她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
欧洲人到中国，当时最好的路线是选择坐船到天津，但是费用要比陆路贵两倍。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铁路。她的旅行路线是：沿铁路东行，穿越东欧，经过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
结果呢，这一旅程很不顺利。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Chita）的地方。
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
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她指着护照的工作栏说：问题出在这里。原来“宣教士（missionary）”被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由于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当地官员就粗暴地把她强行扣留了。
艾伟德恍然大悟。那个妇人警告她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强留在西伯利亚。艾伟德双手一摊，面露难色，她说她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讲，怎样能离开这寒冷的大西伯利亚呢？那个妇人说会有人帮助她，说：“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坐火车到海参威，回头有人会安排。”面对这个神秘妇人，艾伟德她无法判断真伪，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过一事，一名地方官员在为她办交涉时，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苏联留给她的印象很恶劣。
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跟着他，上了火车。经过长时间行驶，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下车后已是黑夜，旅资已经所剩无几。她结识了车站附近一名妇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带她去码头。对方帮助了她。她终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
等艾伟德弃船踏上中国大陆后，已身无分文。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多么艰辛的行程呵。她终于完成了。■
003 连结中国与国际的“八福客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