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艾伟德与中国、与山西的这段特殊经历和缘分，让我目瞪口呆，之后又感慨深深。首先是当这位富有牺牲精神和大爱的小妇人“感动世界”的时候，我们却一无所知，中国大陆不知道，山西不知道，阳城不知道！而在欧美，据说她的名字近乎于雷锋，影响了西方整整几代人。不仅如此，阳城这个山中小域也被西方人所熟知，如同中国人知晓朝鲜的上甘岭，知晓法国诺曼底一样。我不禁要想，我们的文化和导向究竟缺失了什么？是什么导致我们如此闭塞，如此麻木？
除了遗憾，我们只有感慨。我们的文化有问题，我们的观点是“父母在，不远游”，过多地关注自己及本族的事情，而对外面的世界，则显得有些被动、小气！一度时期，我们的价值判断有问题，我们的思维太狭隘，除了关注内部的事情，我们对海外太隔膜了。即使对内部，我们的关注点也有问题，像国军在晋东南的抗日，像“控烟狂人”卓祥表1985年走上长治街头……等等，我们一直是茫然不觉，或者熟视无睹！关于这位加入中国籍的英国人，在1950年代已经是世界闻名，而中国却懵然未知。
那么，中国人当时在干什么？作为一个民族的“先知先觉”的文化人又在干什么？历史记载，大陆所有人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反右。当时与世封闭的社会极少有人知道奥斯卡金像奖为何物，也不会去抄心此等咸淡事。再说，中国大陆当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与西方社会融到一起。半个世纪啊，这桩足可以与“辛德勒的名单”媲美的故事竟然被雪藏了这么久！因此，面对过去，我们需要内省。
然而，大陆还是解冻了。先生是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位英国女子的图书《八福客栈》，接着，近几年，郑州大学的一帮中外客人上到太行山，辗转阳城，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怀着朝圣的心情”，寻访格里蒂丝·艾伟德的遗迹。太行日报以《寻找六福客栈》为文，对此事进行报道，有文章披露，客人“不仅找到了艾伟德的残存到只剩下一眼枯井的八福客栈，还见到两个孤儿的后代”。打破这种雪藏的仍然是外国人。
2007年秋，我也根据网上资料对八福客栈进行寻踪。很遗憾，这个建筑已毁，其位置应在阳城县东关明月小区内，原址已经被一幢新家属楼覆盖。遗址向北隔一胡同，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门侧砖墙上仍然留有“基督教堂”的字迹。这就是70余年前珍妮·劳生和艾伟德传教之所。一个令无数西方人景仰、追寻之地。而我的感觉，震撼之后却异常复杂，真的想不到晋东南这块崎岖山地中，竟然栖息过这样一颗卓异的灵魂，我不知是该觉得这位传道者伟大，还是感到晋东南的神奇呢？！
也许都有。
另外，牵动世人浓厚兴趣的还有那些孤儿的下落。现在，已经很难调查清楚。仅知散落在阳城的两个孤儿里，其中一个就是演礼乡台底村的成敏贤（1935——1997）。他原名叫成张虎，9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他走。在信徒帮助下，他被送到八福客栈，后来迁徙西安后上了几年学，脱离教会当了国民党兵，后被俘虏投入解放军行列，随军占领大西南。复员后，成敏贤根据他儿时的记忆，重新回到了故乡以种地立身。并在这里结婚生子，直至去世。现遗有老伴及三子一女，皆为平常百姓，与普通人没有两样。其妻是聋哑人，比成敏贤小七岁，在老屋里孤独度日，唯有一串串辣椒相伴。儿女们忙于生计，对于父亲的传奇，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那位英国小妇人的了解。
此外，晋城遗有艾伟德用过的书房，她的个别学生还存世，已届耄耋之年。想起她，我总是感慨不已。在我看来，晋东南虽然名人无数，但这个异族人却尤其让人惊叹。在其身上，我们看到了本土人所匮乏的超然大爱，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而这些都与其信仰有关。因为有信仰，她才能远涉重洋，才能够救护孤儿，才能反抗日军，才能眷恋中土……这是许多凡夫们所很难做到的。
我由此想到许多外国人曾经帮助过中国，二战时期，他们从异国他乡来到晋东南，其中有美国人韩丁，有朝鲜人陈光华和石鼎，有日本人崔清志，有印度人柯迪华等等……已知和未知的还有很多，他们身上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的外族血统而将其遗忘。山西人应该学会感激，这如同犹太人对中国在二战时期的上海保护他们心存感恩一样。好在艾伟德的事迹重又被我们所记起，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愉悦的！
记住格里蒂丝·艾伟德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意思，她是民国时代内陆山西与国际社会交流的一个极好范本。由她，封闭的阳城、晋东南、山西可以跟欧美联系起来，可以跟英格丽·褒曼、英国女皇、蒋介石联系起来，可以跟二战、游击战、内战、联系起来，可以跟台湾、香港、西安、成都、晋城联系起来……这么多的文化历史元素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实在是不多见的，我们理应为山西接纳过这个异国女子而欣慰，也为这个英国人帮助山西而感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想到什么呢？！
修改于201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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