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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山西故事

  楔子

    嘉(庆)道(光)以来,清廷逐渐腐败,眼见又到了王朝更替之时了。可是此时的世界已然不同于旧时了,自法国革命以来,民权四播、王冠坠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方兴未艾。于是有1840年的****战争,天朝国门自此被打开,欧风美雨无时无刻不侵蚀着这个腐败的王朝。洋务运动、立宪运动踵时而起,但满人自囿于识见,颟顸不化,有孙文从中崛起,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相号召,自是中国进入革命时代。

    我山西地处腹地,清末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洪杨革命,遍地兵燹,中国四亿人口,受此重创,人口减少几乎一半。唯独山西尚算完整,但由此各种捐税纷纷派加在山西人的头上,此是另一种祸害。光绪初年,山西三年几乎滴雨不下,山西一千万人口,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自此元气大伤,直到清末也未得恢复。然自山西大学堂初创,留日学生运动勃兴,山西面貌为之一变,同盟会组织在山西省城成立,《新民丛报》、《民报》等启蒙刊物在地下传播,由此,山西人开始知道所谓民族者何,国家者何,利权者何,共和者何。于是乎,三晋民众争利权,收回英国福公司之矿产权,设立保晋公司;创建同蒲铁路公司,以保卫山西人之利益。之后清政府开始新政,组建新军,留日学生纷纷加入,山西新军成为革命者之大本营。于是辛亥十月,武昌枪声,促成太原起义。燕晋联军,威胁京畿,清帝腹心由此动摇。最终南北和谈,二千年帝制终被废除。民国建立,山西起义与有力焉!民国初肇,孙中山先生即来山西视察,他在太原海子边劝业楼上演讲,对山西辛亥之役大加赞赏,以为民国之创造,与山西起义同志在北方对清廷的打击,大有关系。

    此一段故事专门谈及山西辛亥革命有关事件,取材都为有确切证明的史料。传说轶闻,若无证明,概不澜入。

毓贤泄愤灭洋教 西林设学传新知

    1898年前后,华北平原出现了一种名曰“义和拳”的组织,专门与西方基督教为敌。一个重要人物的介入,使得这种组织滋生壮大,最终遍布中国北方,几乎造成亡国之险。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

    当时,慈禧对英法公使公开干涉内政,气愤难当,“义和团”公开打着的“扶清灭洋”旗号,正中慈禧下怀。这大概就是毓贤支持“义和团”的重要原因。但毓贤的马屁拍的有些过于早了。1899年的西太后还一直拿不定主意与洋人撕破脸皮,但山东“义和团”的形势可是如星火燎原,英法公使发飙,要求革退毓贤。毓贤被调回北京,不久就改任山西巡抚。

    改任山西的毓贤对洋人可谓 “国恨家仇”一并图报了,山西“义和团”的兴起爆发与毓贤的扶持有很大关系。毓贤扶持“义和团”为的是灭洋,于是各县凡有教堂的地方,大多浓烟滚滚、杀声震天,终于引发了“庚子拳变”。总计“庚子拳变”,山西杀死外国传教士四十余人,杀死本土籍的教徒数百人,焚毁教堂数十座,成为“义和团”运动各行省中,损失最严重的省份。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匆忙 “西狩”。毓贤在战战兢兢中将“两宫”迎入太原,在勉强过了中秋节后,两宫再复西逃,驻跸西安。山西因为杀伤洋人太重,联军扬言要入晋屠戮,以示报复。九月初,就有少量联军入娘子关、天镇县,山西民众惴惴不安。

    山西问题是中外和谈的一个重要内容。被洋人吓破了胆的慈禧,此时真个是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清廷任命“晚清三屠”之一的岑春煊为山西巡抚,负责办理山西教案(岑为广西西林人,当时人呼之为“岑西林”。所谓三屠,一是钱屠张之洞,一是人屠袁世凯,一是官屠岑春煊。意谓岑为人强梁,对晚清政风深恶痛绝,动辄弹劾官僚)。因为山西义和团杀伤教民确实太过严重,岑西林也是一筹莫展。有幕僚建议岑联系与山西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山西“丁戊奇荒”时,曾来山西办理赈济,与当时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关系密切。在李鸿章的牵线搭桥下,李提摩太与山西当局建立起了关系。

    李提摩太是一个中国通,在晚清政坛中,李提摩太折冲樽俎、影响巨大。李提摩太认为与其用罚款和杀戮来报复山西人,不如建立一所大学堂,用“新知来启蒙山西人”,使山西民众民智渐开。于是在岑春煊和李提摩太主持下,双方函电往驰,最终达成一项协议:用50万两的赔款,建立一座大学堂,每年投入5万,投入十年,然后将大学堂归还山西当局。岑春煊为防止教育权利被外人把持,且担心学生西化,建议在大学堂另外设立中斋,教授中国传统儒学。相对于中斋的就是西斋,西斋主要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这就是山西大学堂初创时中西斋并立的情况。

    山西大学堂西斋建立以后,所聘教师几乎都是外国人,尤其以英国人居多,课本都用英国原版教材,授课都用英文。各种学科如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世界历史等次第设立,物理化学实验室逐渐建立。总而言之,山西大学堂的成立,意味着现代科学教育体制第一次在山西的土地上创建。当时有瑞典人新常富,将英式足球带入山西大学堂,大学堂学生对此项运动非常着迷。因此看来,足球是进入山西最早的现代体育项目。另外,山西大学堂理化实验室的仪器,如电石气灯、发电机、电灯、蒸汽机、机床等,使得僻处的山西人大开眼界,求知欲因此大增,清末民初的山西工程师大多毕业自大学堂西斋。

    另外有太谷人孔祥熙,在“庚子拳变”中救济过传教士。孔祥熙之后留学美国欧柏林大学,游说大学当局,在太谷建立了铭贤纪念学校,用西方科学教授学生。铭贤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大学,为山西农业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山西大学堂校址在太原的侯家巷,至今主楼巍然耸立。而现在山西农业大学占用的就是当时铭贤学校的旧址,其中亭台楼阁,依然保存完整。

    山西大学堂、铭贤学校以及其他新式学堂的建立,为山西输入了新知,并为山西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辛亥山西一役,参与者多是新学堂的学生。简言之,山西大学堂以及其他新式学堂的建立,客观上为山西辛亥革命做了组织、舆论的准备。

三晋学子留日潮 革命同志建同盟

    在“庚子拳变”受重创之后,清廷被迫实行“新政”——— 编练新军、普及教育、兴办警政、倡导留学。训练新军必须有新式军官,于是全国各行省纷纷建立新式军事学堂,比较著名者有保定陆军学堂——— 与日本士官学校、黄埔军校并称为民国军官系统三大系,云南讲武堂——— 蔡锷、唐继尧、朱德毕业于此,西南军事人才多半出自该校,山西武备学堂亦在此时应时而起。当时国人仍受传统重文轻武之影响,报考武备学堂者寥寥无几。所谓时势造英雄也,有人乘机从中崛起,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山西政治。

    山西五台山高林密、气候寒冷,向来为苦寒之地。但五台与定襄接壤处,却是另一番风采,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可以资滹沱河水灌溉良田,俗语“县不如镇,镇不如村”,说的是五台县不如东冶镇,东冶镇不如河边村。阎锡山就出生在河边村,不过当时他叫万喜子。万喜子的父亲阎书堂以买卖银钱为业,结果因为一次投资失败,父子为躲债被迫逃亡太原。恰好武备学堂招生,阎氏父子走投无路,万喜子改名阎锡山,考入武备学堂。1903年山西武备学堂送阎锡山等一批学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培养近代新式的军事人才。前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的山西留学生还有姚以价、张维清、黄国樑、张瑜、乔煦、温寿泉等,他们几乎都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另外一批留日学生,则多来自山西大学堂。山西地方政府为推动新政、普及教育,1904年派遣大批山西大学堂学生留日,著名者有景耀月、李镜蓉、荣福桐、谷思慎、徐一清、冯司直等人,其中景耀月、谷思慎、荣福桐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李镜蓉在日本入章太炎门下问学,学问冠绝一时,与黄侃并称为“南黄北李”。其他人民国时多供职于山西教育、实业各届,多有建树。

    其中对山西同盟会建立成绩最大者为谷思慎。谷思慎是山西神池人,其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其叔谷如庸晚清任户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司长),其父曾任教谕(一个县的教育长官)。谷思慎从小便落拓不羁,曾任晋北哥老会龙头老大,“两宫西狩”时曾策划刺杀西太后的计划,意欲推翻满清统治。山西大学堂建立后,谷如墉任大学堂监督,谷思慎因缘入大学堂读书。留学日本后,早就有光复思想的谷思慎马上与东京的革命派一拍即合,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谷思慎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后,谷思慎介绍了一大批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其中著名者如阎锡山、荣福桐、景梅九、景耀月、黄国樑等人。最有意思者为阎锡山,曾加同盟会之后的阎锡山对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不大了解,曾经当面质疑孙总理,孙中山谆谆善诱,最终使阎锡山了解了“民生主义”的核心。阎锡山曾参加过黄兴领导的刺杀组织“铁血丈夫团”,回国时身携****,和赵戴文面不改色地穿越清政府的海关。而谷思慎、景梅九、王用宾等人成为东京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他们在东京编辑《晋报》、《第一白话报》,宣传革命,吸收山西留学生参加同盟会,并伺机将《民报》、《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宣传片带回山西大学堂,启蒙山西的莘莘学子。谷思慎、景梅九等人在东京的革命活动非常积极,当时梁启超仍然标榜“立宪保皇”,在日本各地开展演讲巧舌蛊惑青年学子。谷思慎、景梅九等积极分子,在同盟会授意下,突然在梁启超的演讲会上发难,将梁启超赶出会场。

    斯时的山西大学堂,在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成为全省青年学子的圣地。在留日学长的影响下,大学堂的学生日趋激烈,追求革命。山西大学堂中斋的续西峰便是其中的代表。续西峰,号桐溪,山西崞县人(今原平县),少年时代便怀有推翻满清统治的决心。续西峰为人机变,喜欢和下层社会、会党分子打交道。当留学生潮泛起时,续西峰积极为同学联络留日事宜,而自己坚持留在国内团结下层民众。他以为革命需要两种力量,一种就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一种就是底层社会的力量。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以后,积极和续西峰联络,介绍续西峰加入同盟会,并要求他在山西开展活动。续西峰在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在宁武创建中学堂,在家乡创建川路学堂,表面上为地方政府兴办教育,其实为训练革命骨干的基地。学堂除了学习现代文化知识,还教授军事知识,操练器械,为日后的反清革命培养军事人才。

    总之,参加同盟会的山西留日学生成为“普罗米修斯”,他们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山西。山西的青年学生,或者建立同盟会组织,或者培养军事人才,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军事和培养骨干的准备。

“文交惨案”流蜚语 拔丁去夏夺兵权

    1842年第一次****战争失败以后,西方向中国走私****合法化,****毒瘤像吸血鬼一样,吸附在中国人身上,成为近代中国的噩梦——— 白银大量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民间道德败坏,近代日本人呼中国人曰“东亚病夫”者,盖因国人大量吸食****之故也。在西方****贸易合法化以后,清政府为防止白银进一步外流,对土烟种植采取默许态度,因此,****在中国迅速泛滥。到19世纪60年代,山西很多地区因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适宜罂粟生长,如代县、文水、交城等地,成为全国著名的****产地。每到春夏之际,罂粟花开,文水交城交界的开栅镇盆地,无论山坳还是梯田,都是一片花的海洋,莽莽苍苍、馥香四溢。山西****多自种自吸,晋商的中心祁县、太谷、平遥成为****消费的大户,太谷出产的烟灯“太谷灯”,因制作精良,还曾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1880年,富有理想的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他描述山西人吸食****说:城市里吸食者十之八九,乡村吸食者十之五六,形容省城太原为一座“死城”。虽然不乏夸张,但由此可窥见山西烟祸之烈!20世纪初,毒品泛滥日益成为全世界的问题,英美等列强开始强力打击毒品走私,并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向清政府承诺不向中国走私****,同时要求清政府尽快禁烟。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发出上谕,要求各行省给出禁烟时间表,严厉禁止罂粟种植。当时山西巡抚为宝,宝在满人中以开明著称,宝手下有一员干吏,就是当时的山西布政使丁宝铨。在丁宝铨的力主之下,宝承诺一年时间内禁绝****。于是,宝在全省范围内发布公文,严格禁烟功令,要求各地方官在1908年一年内禁绝罂粟种植。1909年,宝向清政府上奏,山西全省****种植一律禁绝。很快,宝调任河南巡抚。丁宝铨因在禁烟运动中表现出色,升任山西巡抚。

    清政府为验证各省禁烟实情,1910年派员到各省巡视。丁宝铨对此颇有压力,其实禁烟不是如此轻易之举。尤其在文水、交城一带,近五十年来此地农民依靠种植罂粟为生,****收入成为他们的支柱产业。朝廷功令,一夜之间要求拔尽所有罂粟苗,文、交之间的开栅镇烟民敲钟聚集,要求山西巡抚放宽禁烟功令。群众愈聚愈多,声势汹汹。地方官无法弹压,山西巡抚派管带夏学津前往开栅镇。结果夏学津所率新军与群众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镇压抗禁民众,开栅民众死伤惨重。这就是“文交惨案”的大概经过。

    山西同盟会中的新军将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夺取军队指挥权,并借机驱除丁宝铨。

    前面讲到清政府实施新政,练新军是其中重中之重。山西拟编练一镇(师),因为财政困窘,最后编成一个协(旅),下设两个步兵标(团),一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队(连),一个辎重队,全部新军大概有六千余人。当时山西混成协协统是姚鸿法,两个标统是齐允和马龙标。夏学津为三营管带,夏学津与丁宝铨、姚鸿法关系密切,很快,夏学津就代替马龙标任二标标统。

    前文提到,丁宝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能审时度势,顺应山西民众日益发酵的民族心理,刊印明末清初山西大思想家傅山的著作《霜红龛集》;在政治上,团结山西谘议局众议员,推进新政,消弭潜在的革命因素。越是干吏,越对山西的革命不利,所谓敌人支持的就反对,敌人反对的就支持,山西同盟会众深得其髓,禁烟运动本身不错,不过是你丁宝铨干的,那就对不起了。另外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是,夏学津等人把持军权,那将山西籍的同盟会员置于何地?“文交惨案”给了山西同盟会最好的机会。

    在此之前,同盟会中坚分子王用宾主笔《晋阳公报》,使之成为革命派的宣传阵地。为配合山西新军的夺权工作,王用宾散布言论说:夏学津的小妾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暧昧,夏学津本来平庸,靠其老婆上位。并在太原各地散发传单,以引起公愤——桃色新闻永远是打击政敌最好的工具。在“文交惨案”发生后,王用宾派出记者张树帜、王虎臣往交城、文水调查,将“文交惨案”的事实添油加醋、无限夸大,然后在《晋阳公报》、《国闻报》上大肆宣传,攻击丁宝铨纵容夏学津枪毙良民、强奸民妇、抢劫财产。山西同盟会员狄楼海正在京师大学堂工作,鼓动御史上奏折弹劾丁宝铨纵容士兵枪杀良民。经过这一番折腾,夏学津被迫去职,山西同盟会重要成员黄国樑、阎锡山于191012月间,先后接任山西陆军混成协第一、第二两标的标统,大批的同盟会员借此机缘进入新军队伍。经此事件后,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丁宝铨萌生退意,终于在1911年年初辞职回乡。

    “文交惨案”的发生和处理,使得山西新军重新洗牌,同盟会员牢牢把持新军,为革命的最终爆发作了武装上的准备。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干练的丁宝铨去职,此为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搬掉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并州举义旗 三晋庆光复

    1911年,清王朝的统治局势急转直下。先有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入两广总督府;后有因清政府颟顸政策导致的四川“保路运动”。前面讲过,为了应付时局,清政府一度搞新政,希望能敉平内外纷乱的局面,其中一项就是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之间修筑铁路干线,如卢汉铁路(北京卢沟桥——— 汉口)、川汉铁路(成都——— 汉口)、粤汉铁路(广州———汉口)等重要铁路线。此前,这些铁路线大都被地方政府出卖给西人,经过各地绅士、学生的斗争,到1905年前后,这些铁路都被收回,各省地方成立铁路有限公司,召集民间股份,修筑铁路。之后近代著名洋务运动领袖盛宣怀入主邮传部,他大力提倡铁路干线国有,将上文提到的三个重要干线收归国有,形成了一场巨大的“国进民退”的风潮。其中川汉铁路情况最为复杂,清政府对四川民众最为苛刻,最终导致“成都血案”,四川同盟会同志联合“保路同志会”乘机在四川成都各地纷纷独立。清政府派端方由湖北进入四川镇压“川路”事变,结果造成武汉三镇兵力空虚,19111010日,革命党人一声枪响,夺取武昌,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此时山西的主政者为陆钟琦,此君刚刚由北京到并州上任,不过四十余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使得陆巡抚颇为紧张,1022日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义,并有攻入山西夺取解州盐池以作军费的打算。陆钟琦大惊失色,首先他感到太原城中六千余新军的威胁,其次他害怕陕军入晋引起山西革命。再三思忖,陆钟琦决定调一部分新军(一标的两个营)往河东沿风陵渡一带布防:一是防止陕军入晋,一是将新军拆散,防止“祸起萧墙”。

    消息传出后,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如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诸人开会,决定“将计就计”,等待山西巡抚将弹药发给新军后,伺机起义。原来清政府对新军一直心存疑虑,新军士兵有枪无弹,以防新军暴动。

    1028日新军一营离开省城太原,当夜驻扎在太原南门外狄村。1029日即为农历重阳节前一天,重阳是民间登高赏菊花的好日子,很多太原的文人士子早早歇息了,他们要养精蓄锐应付后天的诗酒之会。1029日凌晨,狄村操场上人影绰绰,新军革命派士兵正在调集军队,准备起义。新军一营营官为姚以价,姚以价也是留日学生,但他没有参加同盟会。新军士兵拿不准姚的意见,他们几个人持枪去见姚以价,如果姚不同意起义,只能干掉姚以价重新选出领袖。出乎意料的是,姚以价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也是汉人,满人压迫我们很久了,应该种族革命了。虽然我不是同盟会,但我同情革命。”于是新军一营集合在狄村操场,左胳膊上缠白布,以防误伤同志。姚以价在操场上发布檄文,要求革命同志:“光复太原,建立革命政府。”黎明时分,一营革命同志悄悄地埋伏在太原城迎泽门外的壕沟里,静静地等待城门的打开。凌晨五点多钟后,守门人打着哈欠将城门大开,太原城还笼罩在一片晨雾中——— 突然,埋伏的士兵发出一声喊,冲入迎泽门——— 民国成立后,迎泽门改名为“首义门”,即取义于此。

    新军士兵冲入太原城后,分三路进攻:一路占领子弹库,以夺取军事物资;一路攻打满城,满城是太原旗人聚居的地方,原来在太原的柳巷一带,后来因为水淹,迁居到城东小五台一带。满城中的满人是清政府统治的坚决拥护者,因此攻打满城是当时革命党首要任务之一。但此时的满人已经不能和刚入关时相比了,当年的金戈铁马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八旗子弟”——— 肩不能挑、手不能拿,没有谋生手段的寄生人群了。在革命军将大炮调过来,开过几炮之后,这群乌合之众就举起了白旗,投降了。新军最重要的进攻对象是山西巡抚衙门,当新军冲进巡抚衙门时,天刚蒙蒙亮。前几天,陆巡抚的儿子陆光煦由京赴晋,希望化解日渐紧张的局势,据说陆光煦本人亦是同盟会员。父子相对几次后,也只有等待时局发展,见招拆招了。陆巡抚听到枪声后,草草起床,派出的哈什戈还没有回来禀告信息时,新军士兵就闯了进来,为首的是同盟会员张树帜。陆钟琦见到新军后大怒:“我刚刚来你们山西不到两个月,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山西人的!你们要干什么?”话音刚落,几声枪响,陆巡抚为大清殉职。陆光煦还没有起床,也被乱枪打死,陆家几口都死于战乱。每到朝代更替时,总有忠臣遗老为先朝殉葬,如文天祥、陆秀夫之于宋;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之于明。而每每翻阅《清史稿》,辛亥革命一役,少有为这个腐败王朝殉葬者,若有,则就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了。其实,辛亥革命不是简单的王朝更替,她被革命党人赋予了种族革命的含义,亦是共和革命。陆钟琦为此腐败王朝殉葬,不值甚耶!

    革命成功以后,山西同盟会重要领袖、参加太原辛亥起义的重要人物和谘议局的议员,在山西谘议局召开会议,商讨成立山西军政府。当时山西谘议局议长为梁善济,梁善济动员议员,要通过投票决定山西军政府都督。革命派士兵张树帜、张汉杰掏出手枪,厉声喝道:“选阎锡山为都督,同意的举手。”在武力逼迫之下,全体会员都举手通过,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宣布山西独立。山西巡抚衙门成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府,都督府外飘扬着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卦旗,经历了数千年帝制的山西由此摆脱了皇权专制的胁迫,由此走上民主共和的路子。

    太原辛亥起义,是黄河以北第一个起义的省份。太原起义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动,王公贵族纷纷逃离北京,由此有力地支援了武昌革命军,打乱了北洋军对武昌的围攻,为辛亥革命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弓老大结交江湖亡命客续桐溪组织忻代宁公团

    上文讲到太原起义之后,清廷视山西军政府为肘腋之患,欲灭之而后快。山西都督阎锡山为减轻太原的压力,一方面派军驻守娘子关,防止清军入关;一方面联络山西同盟会员续桐溪组建一支军队北上大同,伺机威胁京师。

    续桐溪是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不清楚,但他的族弟续范亭大家大概都有耳闻。续范亭当年为抗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曾在中山陵自杀。被救不死,名满天下。其实其兄续桐溪对民国历史的影响更大。续桐溪,字西峰,号寒泉,山西崞县(今原平)同川路西社村人。续桐溪生长在一个工商业家庭,少年时代即怀有民族主义思想,读书注重实践,蔑视埋头死读书的儒生,行为放荡不羁。1902年山西大学堂建立,续桐溪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学习。续桐溪在大学期间根本就不是老师们眼中的好学生,他不计较分数,甚至经常逃课。但谈论到古今成败得失,则大发议论。山西大学堂总办谷如墉则视续桐溪为山西“奇才”;之后有山东同盟会著名领袖刘冠三在华北各省访求革命同志,曾晤见续西峰,向别人评价说:“吾见续西峰于崞,叹观止,故不复北游。”由此可见续桐溪在当时革命同志中的地位。

    1905年前后,山西政府公派大学堂学生留学日本。续桐溪则积极推动此事,但自己却留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 此和十几年之后的湖南毛润之非常相似,毛曾积极推动“新民学会”成员留法,自己却留在国内研究中国的现实。续桐溪与毛润之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续桐溪曾这样回答他留在国内的原因:“国危矣,诸君此去当与同志有定约,归而举事,3000劲卒,我独任之。”原来续桐溪是要发动基层社会的积极分子,秘密进行军事准备。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要运动基层的积极分子参加革命活动,是颇为困难的事。首先基层的士绅阶层不容易运动。绅士阶层多数有田产,他们要顾及财产和家小,虽然他们是中国最具有现代知识的群体,但他们更愿意走温和改良的道路。其次是广大农民阶层不容易运动。农民阶层是小私有者,只要有几亩薄田,他们一定恪守“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不会为那个乌托邦的革命卖命。而基层社会最有革命性的阶层,则是所谓的“流氓无产者”。几十年之后,毛润之在调查了湖南的农民运动之后,系统地论述了所谓“痞子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所谓农民运动,大概多是这些“流氓无产者”参与的运动。其实在毛润之所谓的“农民运动”之前的晚清社会,续桐溪即认识到了基层革命的依靠力量,就是运动基层社会的“痞子”。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续桐溪致函日本的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之后续桐溪从山西大学堂辍学,在家乡设立“川路学校”,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作为教材教授学生,并用兵法训练学生,以养成革命军队。同时结识江湖亡命客,即所谓的“痞子”,运动基层群众。

    “痞子”,在山西晋北地区被称之为“白花”、“野鬼”。续桐溪倾心结交的一位大“白花”就是原平弓富魁。弓富魁是崞县原平镇人,字海亭。性好赌博、广交友,与忻州的十大野鬼赵贵根等结识,经常出入于庙会赌场,与当时晋北乃至绥远的江湖亡命客时常有交往。因为弓富魁行侠仗义、为人讲信用,所以时人称之曰“弓老大”。当年有晋商落魄于归绥,不能回家。有人介绍他见弓老大,意欲借钱若干返乡。当时弓老大正在抽烟,随手将硕大烟锅递给晋商,告诉他到某某钱庄借钱若干。那晋商半信半疑,到钱庄一亮烟锅,银钱马上到手。由此可见弓老大在晋北乃至归绥的影响力有多大。

    弓富魁平时以领戏班为生,行走在晋省北部地区。到某地演戏之后,弓富魁即在当地设立赌场,以抽取赌资为生。表面上跅弛不羁,实际上暗结同志、筹措革命经费。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凡是经过原平解往太原的犯人,或者发配各地的囚犯,不论死刑、徒流,弓富魁都给他们每人铜钱200文,作为资助。由此弓富魁在下层社会中有很高的威望。续桐溪依弓富魁为左右手,看重的就是弓富魁在基层社会的威望和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为减轻太原的压力,阎锡山请续桐溪到太原讨论军政大事。续当时住在西羊市复兴永布庄,但续为提高身价没有主动见阎。阎锡山则在一个晚上,亲自去布庄见续桐溪,以显示阎都督的礼贤下士。阎到布店后,续桐溪正在抽大烟,一榻横陈、吞云吐雾。见到阎锡山后,续并未下炕接待,只是欠身点头让座。阎的部下忿忿不平,但因为要借助续桐溪的力量,兹事体大,礼貌不礼貌的琐事,只能搁置一边了。阎锡山要求续桐溪立即组织军队,作为太原的后盾。

    续桐溪在农历九月下旬返回老家崞县西社,开始组织忻代宁公团。因为之前弓富魁所作的组织工作,公团很快聚起两千多人并在原平成立。娘子关失守之后,阎锡山率领残部向晋北退却,决定在大同归绥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忻代宁公团奉命配合革命军北伐。

    “白花”、“野鬼”等基层社会的不安分子大规模的出现,意味着晚清社会的失控,但失控的根子还在于专制制度造成的贫富不均和吏治腐败。由这些不安分子为主体组成的忻代宁公团,在山西辛亥革命濒于夭折时大现光彩,为山西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偷渡茹越口坚守大同城

    忻代宁公团组成以后,与张瑜为团长的山西军政府北伐军互为犄角,向晋北重镇大同运动。

    大同为晋北重镇,扼京师、口外、太原之交通要道,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明朝为防止蒙古侵扰边疆,在北部设立边关九镇,大同就是当时九镇之一。满人入关之后,在大同设置总兵,以拱卫京师。续桐溪在太原起义之后不久曾游说阎锡山,取大同,进居庸关,袭击北京。当时阎锡山没有采纳,现在娘子关被突破,山西革命岌岌可危,取大同成为军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要攻取大同,必须攻取雁门关,然后才能北进。

    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山西北部的重要屏障,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传说每年大雁北归,口衔芦叶,飞到雁门关盘旋,直到叶落才可以过关。雁门关之名由此而来。阎锡山成为“山西王”统治山西近四十年,其间也颇有几次险情,依靠雁门关的地势,都化险为夷。首先是军阀混战时期,冯玉祥在“直奉大战”败退之后,觊觎山西的富庶,意欲抢占山西。阎锡山依靠雁门关挡住了冯部队进攻。之后有北伐战争,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出击奉军。奉军夺取大同,晋军岌岌可危。又是依靠雁门关,晋军将奉军阻击得寸步难行。民国时期,在所有军阀中,晋军获得“善守”的名头,主要是依靠山西省内的群山陡峰,还有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威力巨大的手****——— 这都是后话。

    如何飞渡雁门关成为当时北伐军的一个难题:因为在太原起义之后,大同总兵王得胜为防止革命军北伐,即派援兵把守雁门关。之后清廷又派武卫左军左路米振标支援大同,王得胜又将米部派往雁门关,由此,雁门关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守军众多。续桐溪建议张瑜:“清兵守关,居高临下,且实力颇厚。吾子趋羊肠九折之路,仰攻殊不易。盍少待,吾将从间道直取应州,断敌交通,反攻雁门。君然后乘之夹击,可立尽也。”张瑜没有采取续桐溪的建议,决定强攻雁门关,结果在敌军反击下,北伐军损失惨重。续桐溪则率领忻代宁公团,直趋繁峙,故意对外宣传要进攻平型关。队伍出城之后,突然北折进入茹越口。茹越口也是由关南进入雁北的重要关口,但敌人的注意力主要在雁门关和平型关,忻代宁公团得以从容过关。茹越口山路崎岖,加上积雪数尺,公团疲惫不堪。续桐溪鼓励大家说:赶紧走,我们的先锋已经进入大同了。但力量薄弱,如果稍为有耽搁则大同不保。大家精神一震,穿过茹越口,取下应州、怀仁,直趋大同。雁门关守敌得知茹越口不守后,害怕民军前后夹击,赶紧撤离雁门关,返回大同,雁门关由此被北伐军抢占。

    确实如续桐溪所言,大同在农历十月初十即有革命党暴动,总兵王得胜、知府李某逃走。但大同革命党核心只有武装十余人、步枪六支,起义之后虽然也扩充队伍,终究势单力薄。当时清廷派毅军10个营火速支援,加上王得胜残军,还有米振标部,大约数万人,意图夺回大同。敌我双方在比赛速度,谁先进入大同即能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农历十月十五傍晚,忻代宁公团抢先进入大同西门,开始占领全城。同时,清军由东门进入城内,恰好两军相遇,互相枪击。当时天已昏黑,清军不知虚实,退出大同城,驻扎城外。

    当时敌我实力相差太大。敌人十数倍于我,且有大炮等重火器,忻代宁公团只能依靠城墙,以轻兵器对抗攻城清军。而且塞上气候,农历十月之后天气非常寒冷,士兵常有冻坏者。为防止大同陷入敌手,革命军曾有救援行动,但在怀仁秀女村一带被敌人击垮。当时大同城内的忻代宁公团可谓困顿至极。续桐溪给阎锡山写的《告急书》描述了当时的困境:“粮食尚有,煤炭甚乏,冻死者日有所闻。我军军械无多,奸细时出,内忧外患,四面麇集。乞兄怜此一方百姓,大发慈悲,以救倒悬之危,勿存观望之心。”续桐溪是何等心高气傲之人,但在危局之下,也不得不祈求阎锡山救援。此时阎锡山远在绥远一带自顾不暇,忻代宁公团只能依靠自己。

    首先续桐溪命令士兵用土填塞城门,分将领防守四城。并利用大同当地士绅组织政府办理军政事务,开仓济民,要求各商户开市。若有不公平买卖,恃强虐民者,以军法从事。发行公债票,以纾解经济上的困难。由此大同城内商民日渐安谧,秩序渐趋正常。

    清军数次攻城无果,敌我双方态势陷入僵持。当时太原陷落,阎锡山北走绥远。续桐溪内乏粮草、外缺援兵。面对这种情况,续桐溪四弟派人送信给续,让他赶紧撤围。如果革命军知道这种情况,军心肯定要瓦解。续桐溪佯装此信为敌人伪造,命令军法官狠狠毒打送信人,由此全军军心才又镇定下来。

    续桐溪依靠数量不多的公团,与数倍的敌人相持了40余天,直到袁世凯开始和南方军政府议和,各省停战之后,山西咨议局局长梁善济派副议长杜上化等人前往大同调停,忻代宁公团才从大同撤军,回到关南。

    大同起义严重威胁到京师的安全,因此清军孤注一掷要夺回大同。在大同守城的四十余天,忻代宁公团屡挫十数倍于己的敌人,缓和了清军对阎锡山北伐军的压力,为山西辛亥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回澜公司聚同志山陕民军复运城

    所谓“时势造英雄”,晚清共和革命,中华大地人才辈出,内陆省份山西亦藏龙卧虎,一时豪杰风云际会。辛亥革命五台阎百川应时而起,巧妙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垄断山西政权几十年,以“不倒翁”名著于世。所以谈山西近代人物,一则曰阎百川,再则曰阎百川。其实清末民初,山西第一流人物有三,除阎百川,还有崞县(原平)续桐溪,安邑(运城)李鸣凤也。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意志顿减的阎锡山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投靠袁世凯。续桐溪、李凤鸣一直在秦、川、滇等各省运动“去阎反袁”,续桐溪曾对李鸣凤自诩说:“山西吾两人而已,百川(阎锡山)能为督军,山西其无人乎!”所以阎锡山对此二人非常忌惮,欲除之而后快。

    李鸣凤,山西安邑人,性倜傥,广交游,夙有大志,不拘小节。晚清调入太原令德堂肄业,令德堂为晚清重臣张之洞抚晋时设立,为当时山西最高学府,后来令德堂归并到山西大学堂。入堂以后,李鸣凤鄙视功名,离开令德堂回籍,希望以实业救国,集资牧羊。与李鸣凤同乡的景定成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以后,鼓动河东书院监督和老师们共同集资,筹办运城回澜公司,名义上是一个文化机构,其实是晋南同盟会总部。回澜公司以李鸣凤为经理,大量贩运中国留日学生著作和报纸。之后临晋县革命党人张士秀接替李鸣凤为经理,试制粉笔成功,在山西大量销售,籍以筹措革命资金。离开回澜公司后,李鸣凤入山西铁路专科学校读书,在太原新南门街红市牌楼开设“大亨栈”,作为革命掩护机关。每逢周末,各学校的学生和新军,特别是晋南各县的学生和新军,多到大亨栈聚会。回澜公司和大亨栈成为晋南同盟会的组织和聚会场所,之后晋南辛亥革命党人多出自这两个地方。

    太原辛亥起义成功后,因为山西孤悬于黄河以北,军政府顿感清廷的压力。当时晋南革命党魁如景定成、王用宾、刘绵训都在北京,阎锡山派人通知各党人赶紧回省协助革命。景定成由京赶回太原,斯时娘子关已经被突破,阎锡山、赵戴文北走绥远。李凤鸣也从兰州赶回并州,景、李与山西军政府副都督温寿泉会商,收集散兵,重振旗鼓,以杨彭龄为行军司令,李鸣凤为参谋长,沿汾河向南撤退。

    当时晋南的清军部署如下:

    清代晋南重镇临汾设有总兵,巡防河东、上党36州县。清末绿营军改编为巡防队,当时驻平阳府总兵为谢有功,帮统为陈政诗,有巡防队两千余人。辛亥起义后,为防堵革命军,巡防队又招募新兵两千人,共四千余人,成为晋南革命的重要障碍。太原起义后不久,军政府曾经派刘汉卿为南路筹饷军司令,带兵一营进军晋南。在晋南革命党人的配合下,曾经占领晋南重镇临汾,结果刘汉卿在侯马南隘口战死,临汾已经投降的巡防队哗变,残杀留在城内的革命军多人。谢有功占据临汾城,负隅顽抗。陈政诗部则驻新绛。

    在研究了敌我形势之后,李鸣凤决定不攻临汾,绕道走襄陵、太平、稷山,向河津进军,以便靠近陕西,与陕西革命军接洽。

    太原起义之后,滞留在北京的晋南革命党魁、《晋阳公报》主编王用宾在接到阎锡山的邀请后,迟于景定成二日后,坐车回并。结果石家庄被封锁,王用宾绕道河南,返回晋南。王用宾回到河东后,召集各县同志,与晋南各地方政府谈判,释放政治犯,作为革命基干;联络地方民团和洪帮,组织革命队伍;另外派张士秀往陕西乞师援助。

    陕西革命早于山西,但陕军军饷异常匮乏。而山西运城盐池,是山西、陕西、河南人民食盐的重要产区,陕军早有过河筹饷的意愿。191111月初,陕军陈树藩部渡河援晋,119日晚抵达运城,第二天拂晓攻击,河东盐法道逃跑,运城光复。为振奋革命士气,革命军在运城成立河东军政分府,以温寿泉为副都督,王用宾(不久为张士秀)为民政长,李鸣凤为旅长。

    河东军政府虽告成立,但谢有功仍据临汾死守。加以杀害刘汉卿等诸位革命同志的罪行,军政府决定讨伐谢有功。临汾号称卧牛城,易守难攻。此时的辛亥革命军没有大炮等重武器,炸药亦少,要攻破临汾城,谈何容易!加上来自太原清军的援助,河东军政府一直没有攻破临汾城,但清军也没有力量主动对抗河东军政府。

    斯时南北和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袁世凯借口山西兵变不承认山西为首义省份。温寿泉电请临时参议院议员、晋南人刘盥训,联合在南京的晋人,向孙中山力争。孙中山电袁,如不承认山西首义地位,谈判破裂在所不惜。袁世凯最后被迫承认山西的首义地位。

    相对于山西其他地区,晋南辛亥起义头绪较为复杂,过程也比较跌宕起伏,尤其以刘汉卿为首的战死在临汾的烈士最为壮烈!晋南起义,分散了清军对山西军政府的压力,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南桂馨受命求援解困孙中山盛赞山西之力

    前文讲过,山西辛亥起义发生在清政府的统治中心,续桐溪一直策划由大同进军北京。计划虽然没有实施,却造成了京师的极大震动。当时甚至有传言,清廷要迁都热河以避开山西革命党。视山西革命党为心腹之患,大概是清廷的共识,因而镇压山西革命,是袁世凯的首要任务。对革命党来说,最要命的是,山西远离革命的中心武汉和南京,孤立无援,最易被清军击破。吴禄贞被刺后,阎锡山顿感时局的危险,于是派出军政府的“策士”南桂馨向陕西求援。

    在山西近代史上,南桂馨是一个很另类的人物。南桂馨其人机警善变,口若悬河,为阎锡山手下苏秦、张仪一类的人物。阎锡山要游说某政治人物,派出的特使多是南桂馨。南桂馨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他是宁武县的一名秀才,1902年入山西大学堂中斋读书,不久因为学潮被开除。因为受同盟会影响,南桂馨又入太原武备学堂读书,结果又没有读完。做了几年教师之后,1906年南桂馨东渡日本,入了警察学校。南桂馨读过大学堂,学过军事,又是警察学校出身,经历足够丰富,学识也够庞杂,这也是南桂馨施展纵横术的资本。南桂馨从日本回国以后,依靠新军中同盟会同志的关系,在八十五标任军需官,全面参与了太原辛亥革命的策划和行动。在接到阎锡山的命令后,南桂馨开始了他的求援之行。

    因为革命军和北洋军混战,加上太原电报线被截断,山西和南方各革命省份一直处于隔绝状态。南方革命诸省知道山西起义,但具体情况一直不是非常明了。上海出版的《申报》在上海光复以后,马上成为了独立诸省份的喉舌。《申报》大量宣传各省革命党情况,但对于山西的革命军动态,一直语焉不详,甚至多有揣测之词。山西军政府在吴禄贞被刺后,很快退出娘子关,退往绥远,但《申报》一直报道山西革命军在正定与清军鏖战。山西军政府的具体情况,直到南桂馨求援之后,才逐渐被南方各省了解。

    南桂馨首先到陕西求援。但陕西革命党四分五裂,自顾不暇,陕西东路军都督张钫建议南桂馨向武昌求援。南桂馨经过多次辗转,在武昌见到了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黎元洪表示湖北、山西两省隔绝甚远,加上汉口被北洋军占领,武昌形势危急,无力支援山西。黎元洪建议南桂馨到上海,因为黄兴和孙中山都在上海。南桂馨到上海后,见到了山西最早的革命党人乔宜生,并由乔介绍,见到了孙中山,并向孙报告了山西革命的经过。随后南桂馨与孙中山同车到南京,孙中山当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桂馨住在总统府中。

    当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南京政府给袁世凯开出了推袁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于是南北双方议定停战,但山西和陕西不在停战范围内。袁世凯的意思很明白,即使南北和谈成功,清廷退位,北洋势力难免还要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决战,袁世凯不愿意在家门口有同盟会的都督。南方各省亦有牺牲山陕两省,以换取和平的意思。南桂馨当即谒见孙中山,痛陈山陕革命的牺牲,希望孙中山力争山陕两省的首义合法地位。孙中山说:“宁可和谈破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你们尽可放心。”在南方政府的压力之下,袁世凯无奈承认了山西陕西两省的首义合法地位。

    1912年,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国是。918日下午五时,孙先生来晋考察,21日上午离开山西。在19日、20日两天中,孙先生对太原各界共发表了五次演讲,其中有对山西辛亥革命的评价,也有对山西未来现代化的期许。

    1912919日,孙先生在太原各界的欢迎会上,高度评价山西辛亥革命,他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而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先生对山西未来的现代化也有指导,他说:“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铁钢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之后阎锡山在太原建立兵工厂、西北炼铁厂、西北公司,使山西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与孙先生的教诲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山西辛亥革命是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革命党人一度东出娘子关,截断了南北交通;之后又承受了北洋军巨大的军事进攻压力,客观上掩护了南方诸省的独立;山西革命党人为民国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牺牲,他们遗留下来的奋斗精神,应该是山西人重要的精神财富。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本文作者:周山仁(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山西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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