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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太原工程队”的浸血岁月

  (一)   走访:太原集中营曾是日军的“血库” 

    位于太原北大街南、小东门街北的山西机器制造公司院内,70年前那座高墙耸立、戒备森严、占地300余亩的战俘集中营,如今已被一排排淡蓝色的现代化厂房所替代。惟独公司后院的西北角,有两排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旧式砖瓦库房,静静地遮掩在树丛中。

    走入库房,昏暗的灯光、水泥铺就的地台,还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狭长通道,阴森而压抑。挂满蛛网的木质梁架上,屋顶的天窗虽然能够投射进来一些光线,但白天仍然需要灯光照明。这两间仓库就是“太原工程队”旧址,正是当年集中营关押战俘的牢房。据介绍,当时这样的牢房有8间,每间牢房长度达150米,面积1500多平方米,最多时住500多名战俘。经测量,现址仅剩70多米长保留完好。长期以来,保留下来的这两间牢房一直被工厂当作仓库使用,原貌仍颇为完整,两边七八厘米高的水泥地台就是曾经战俘睡觉的大通铺。走进去,深邃、黑暗的牢房透着些许阴森,仿佛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血腥气息,令人不寒而栗。

    “太原工程队”曾是阎锡山炮兵部队的营房。1938年建立之初,只是关押少量战俘。1939年夏天,“太原工程队”第一次大批关进战俘。这年5月,日军同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晋中西部的柳林作战,俘虏晋绥军1000多人。日军将这批人押到太原集中营,采用以华治华、以俘管俘的办法,指定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为工程队队长,七十师四三零团团长汤家汉为副队长,管理整个集中营的战俘。

    战俘营为三进大院,前院驻扎日军看守人员,中院驻扎一个中队的伪军,后院排列着十余栋营房,每栋营房可以容纳近百人,用于关押战俘。战俘常进常出,平均保持1400人的数量。据一些幸存者回忆,由于居住和饮食条件恶劣,疾病流行,同时还要承担劳役,战俘营几乎每天都有人病死,有时候一天就多达数十人。

    在距离小东门街不远的敦化南路60号大院里,还有一处古建筑“观马亭”。太原沦陷后,这里成了日寇军官观看新兵拿战俘练刺杀的地方。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2726日至8月上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分两批对新兵进行惨无人道的“试胆教育”,也就是以太原工程队的战俘为活靶进行刺杀训练。在这两次大屠杀中,共有340余人遇害,其中包括50余名抗日军政大学分校的女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云南省蒙自地委书记、民政厅厅长的赵培宪,是这场屠杀中惟一的幸存者,他侥幸挣脱绳索逃回解放区后,日军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暴行得以揭露。19566月,参与赛马场大屠杀的双料战犯住冈义一在太原接受了审判,他当时的身份是检阅辅佐官和新兵教官。在此之前,住冈义一曾被带往赛马场指认现场,然而,当年的埋尸地点已经盖起了一座三层大楼,为了获得屠杀证据,维护程序正义,这座刚刚落成的楼房被拆除,重见天日的死难者尸骨成为直接的罪证。

从网上搜索“太原工程队”,对它的描述有很多:日军医院的“血库”、活体细菌实验品、供新兵刺杀和狼狗撕咬的活靶子……一个个血淋淋的字眼,让人不禁毛骨悚然。日军为什么要在太原设立战俘集中营?这里又是怎样一所人间地狱?

 

(二)谎言:日军建集中营是为了让俘虏“安居乐业”? 

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在战地被俘虏的敌兵,要作为基于战时国际法的“战争俘虏”来处置和对待。获得了俘虏的国家承担如下的义务:即由捆绑部队将俘虏送往后方,收容于自己国家设置的俘虏收容所,在进行必要的监督以及提供援助的同时,将该俘虏已被收容的事实通知对方。

根据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编《文史研究》记载,在华北的日军对中国军队俘虏的处置方针,在事变初期的1937910日和太平洋战争前的19411120日,就两次决定了“关于处置俘虏的规程”。第一次规程因为没有史料的正式文本,所以具体情况不详,不过一般认为其内容是“让其回乡,使其安居乐业的方针”。具体的运作是,临时设置收容所收容俘虏,服役一定时期的劳役后,进行释放(归乡)或协助安排职业(劳工派遣)。

193910月,在管辖山西省的日军第一军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书里,就设置于太原的俘虏收容所“太原工程队”,做了如下的报告:

由各部队解送的归顺兵及俘虏,一度时期被收容在太原工程队指导部,(他们)理解皇军的真意,清醒过来,恢复了正常的心理状态,高高兴兴地服务于劳役,连一名逃亡者都没有,他们的成绩极其良好。

    A,本月队员的活动情况

    宁武林厂:200 从事森林的伐木作业;

    队外劳役扩展人员:922名从事太原市公署道路修补作业,或在各部队服杂役;

    队内劳役:剩下的人员 从事农耕作业或从事准备冬营的工程作业;

    再转属:161 在转入第一野战运输队的人员里边,有161名完成补给道路的作业后,又将这些人转入宁武林厂,从事林木的采伐作业。

    B,释放

    在收容人员里,由于被强制征用而成为中国兵的人,以及缺乏活动能力的年少者合计35名,对他们两次支付了旅费,让其归乡务农,他们都发誓要在新政权下做一个良民,在感激中离队。

    C,队员的移动

    将校 下士官 计上月底 315退伍者 242入伍者 32现有人员 105

一切都是谎言!曾就职于省文物部门的老专家张文冲为记者分析:“从报告书最后的人员表里可以粗略地知道,收容的人数相当少了,而且还可以窥知其收容和释放是以相当快的周期循环进行的。就其收容能力这一点看,包括太原在内的华北收容所,似乎大致具有1500名左右的收容能力。而且,从太原俘虏的回忆以及其他收容所留下的运作记录来看,其收容的时间,大致为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经过短期收容就释放了,基于这种情形,作为累计的总人数,可以考虑各个收容所一年达到了相当于一万人以上的数字。”

“‘俘虏’和‘劳工’这样的关键词语,作为战争期间的人权侵害而遭到指责,它让人想起‘强行绑架’。后院不干净,传染病经常蔓延,天天都有数个、数十个俘虏死亡。因为染病,每隔一个月就释放一次重病人,但事实上,因病被释放的俘虏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都作为苦力被送到远方。日军用家畜食用的饲料维持俘虏的生命,在这样糟糕的待遇上,还被苛以繁重的劳动……眼看着俘虏们瘦得仅剩下皮包骨头,饿死、累死、病死,他们便会被遗弃在小东门外白骨累累的壕沟里,成为野狗和乌鸦的食物……”张老说,“什么‘太原工程队’,就是战俘集中营,就是奥斯维辛,就是一所人间地狱!战俘在集中营连最起码的人权都没有,何谈‘安居乐业’?”

就在日军大肆宣扬让战俘“安居乐业”之时,《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却赤裸裸地揭示了“太原工程队”的真实面目:1942730日,日军乘车来到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那里已押来一批俘虏。第1中队的新兵约50人首先开始活靶刺杀,50名俘虏被捆绑在他们前面10米远的地方,一声令下,日本兵跑着朝前面俘虏的胸膛刺去。这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刺杀,220名俘虏丧生。8月上旬,日军又用同样的办法刺杀了120名俘虏,其中有50名女俘虏。两次共计残杀俘虏340名。在第一次屠杀时,发生了一件日本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名日本兵的刺刀深深刺进一个战俘的胸膛时,拔了两下都没有拔出来,就在场上有点紧张混乱时,紧挨他身旁的一名战俘,瞅准这个机会,奋力挣脱了绳索,拼命跑向远方。就是这场屠杀的惟一幸存者——山西太原的赵培宪,回到了解放区,在《新华日报》上首次揭露了“太原工程队”的真相。

 

三、梦魇:在日军监狱的悲惨生活 

    六天以上的战役他打过108次,曾有一次就干掉12个日本兵。他曾有过抗日的辉煌,在鞋面里藏火柴,烧毁日军长治机场;但也有过一生的噩梦,在“太原工程队”被折磨了七天……今年90岁高龄的朱纪富是一名老八路,现居住在甘肃省兰州市,当记者与他电话连线时,朱老愤慨地说:“我身上现在还留着六处伤疤,心里埋着仇恨啊!”

    19407月,朱纪富参加八路军,被编入刚刚完成整编的第129师新1126连。当时,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取得了磁武涉林战役的胜利。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及抗日反扫荡斗争。“六天以上的战役我打过108次,有一次就搞掉12个日本兵。”朱老说,他虽然是甘肃人,但他的整个革命生涯却都献给了太行老区。“1941年,刚好是农历腊月三十,我们摸准了晋城的日本宪兵队都在准备过年,警哨会松一些,就准备晚上偷袭。天黑下来后,营长杜成功带着几十个战士出发。营长和我走在前面探路,到宪兵营外,看见只有一个哨兵在灯下晃悠。我悄悄地从背后猛扑过去,一只手捂住哨兵的嘴巴,另一只胳膊夹住他的脖子,使劲一拧就搞掉了。进屋里一看,敌人都睡得正香,我和营长进到灶房里摸出来一把菜刀,挨个儿在他们的脖子上来了一刀。这时候,后面的战士也打了进来,没费什么劲,就端掉了日军宪兵队的窝。我一数,被我们用菜刀抹脖子杀死的日本鬼子有12个。”

    战争能留给人美好的东西毕竟很少,朱老的儿子告诉记者:“在太原战俘集中营里,父亲的脑子受到了些刺激,到现在还经常发作,每一次发作都紧张、恐惧、说不出话来,好像又做了一场噩梦一样。”

    1944年下半年,在一次偷袭敌人军营的战斗中,朱纪富和战友一共20多人被日军俘虏,一辆汽车将他们送到“太原工程队”。“一路上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为了防止我们逃跑,还把我们的衣服扒去,用鞭子抽了一顿,才关入囚室里。”据朱纪富回忆,他们当时住的囚室只是几张席子搭成的,一下雨,地上全是水,潮湿难耐。一个囚室里至少囚禁几十人,多者几百人,人挤人,肩碰肩,空气十分污浊。一天吃两顿饭,每顿都是二两玉米粒,橡子面,饭里还掺上沙子;菜通常是烂菜帮子或臭酸菜。由于条件恶劣,吃得太差,经常有人患病,每天都要拉出去三五具尸体,随便抛在荒郊野外,任凭野狗啃。“我进去头一天晚上就被打了一顿,问我是不是八路。我不说,他们没办法又把我扔进囚室里。第二天,我们又被拉了出来,就在大院子里,日本兵一起拉出来20多个中国妇女,扒掉了衣服当着我们的面轮着欺负……他们简直是禽兽啊!我还听囚室的人说,日军还经常把俘虏当做活靶子,拉出去让士兵练习刺杀或射击,还在俘虏们痛得呀呀叫的时候,就用石头土块活埋了。”

    在关押的7天里,朱纪富和战友被过过电,钉过竹签,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里面有个姓张的中国翻译是个好人,他暗地里告诉我,要我什么都不要说,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弄不清楚朱纪富和战友的身份的情况下,日军将他们送上拉物资的火车运往东北。在火车上,朱纪富和战友成立了党小组,进行了严密的分工,暗中寻找逃跑的机会。当列车行进到石家庄附近时,他们借车速减慢之际,干掉看押的两个日本兵,全部跳下火车成功逃走。

    在“太原工程队”的77夜,是留给朱老一生的噩梦,也是留给任何一位幸存者一生的噩梦。刘侵霄、王丕绪、肖平、赵培宪、郭基羚……一个个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一幕幕悲惨的经历,在他们的内心埋下了巨大的伤痛。

    吃不饱,没水喝,这是日军集中营中最普遍的事。到了秋冬,战俘要忍受的还有寒冷。王丕绪老人回忆,集中营里发的牢服难以遮体,再加上营房四处透风,很多人活活被冻死。很多战俘为了御寒常常两三个搭伴儿挤在一块儿睡。睡觉时人都好好的,可是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在集中营还流传着“只要进病栋,就难逃活命”的说法。肖平老人说,病栋是日军医生为战俘治病的地方,其实却是“阎王殿”。狭小的病栋经常拥挤着三四百人,室内臭气扑鼻,而且并不医治,也无药品,有的只是医生的棍棒。尽管“工程队”的胶皮运尸车从早忙到晚,但仍有很多尸体来不及运出,成为老鼠的食物。

    屯住济南的日军防疫给水部是和731部队一样的细菌部队,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培植伤寒、霍乱、赤痢病菌等。在济南“新华院”,该部队常常以为战俘治病为名,将细菌、病毒注入其肌体,检验病菌效力,并进行活体解剖。而“太原工程队”,就是“新华院”的后方,常常为其提供大量的血液,也被称为日军研究细菌武器的“血库”。

在这里,最残酷的死亡一天都没有停止;在疯狂的屠刀下,劳工活着是一个过于奢侈的事情。然而就在此时,战俘们组建的秘密地下斗争也在悄然展开……

 

(四)反抗:地下斗争从未停止 

在“太原工程队”,非人的待遇并没有使被俘的共产党员意志消亡。虽然日军有意识地采用“以俘治俘”、“以华治华”策略,区别对待阎锡山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共产党八路军俘虏,但刘侵霄、李滋和李一夫等人还是利用李滋当俘虏营苦力队队长的机会,于1941年在狱中秘密成立地下党支部,与敌人展开公开和隐蔽的斗争。

在狱中,地下党组织通过收买中国翻译陈财和医疗所医生陈跃庭,利用开假病历释放病俘,或借助陈财获取情报,随时与敌人展开斗争,为营救更多的仁人志士创造条件。几年间,地下党支部掩护和营救了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并秘密将集中营的小队长、班长、炊事员等换成八路军战俘,使战俘劳工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同时,他们还暗中物色对象,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注意消除晋绥军被俘官兵对共产党的偏见,团结争取国民党士兵,并在其连排干部中培养一批穷苦人出身的骨干,启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暴动哗变,投奔八路军。

一次,日军押送1500名战俘到唐山做劳工。中途停车时,几名战俘嚷着要解手,当日军解开捆在战俘胳膊上的绳索时,一声哨起,1000多人朝四面八方跑开,日军只抓回200多人,跑出来的人很多都回到了抗日根据地。还有一次,日军押送1000名战俘到抚顺煤矿做劳工,火车未过山海关,战俘中的骨干就组织暴动,使不少人脱离虎口。今年83岁的张开明老人就是一位幸存者和见证人。他回忆说,在“太原工程队”,他被地下党安排做勤务员,是地下党组织的营救,才使自己没有惨死在日军的魔爪下。

就在地下党积极组织营救更多的同志时,在突围中被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却在日军的摧残凌虐下,不幸牺牲在“太原工程队”。他也是敌人俘获的我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张友清是陕西人,早年担任过中共北平、天津市委书记。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被捕入狱,这使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张友清来到山西,担任工委书记,和薄一波同志领导了山西的抗日救亡工作。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来到太行山后,张友清还担任过北方局统战部长和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

在一次突围中,刚刚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仅3个月的张友清,按照总部的突围方案,掩蔽设备,清理文件,组织动员,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与部署。敌人的合围开始后,大多数同志成功地突围出去,敌人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的时候,张友清在敌人监狱里落下的腿疾却制约了他的行动,使他掉到了队伍的后面。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敌人冲上来的最后一刻,他和警卫员沉着镇定地烧毁了随身所带的全部文件,使我党我军的机密得以安全保存。

被俘后,张友清被日军送到“太原工程队”集中营。他化名吴乃人,以“会计”的身份继续与敌人进行周旋。无论是严刑拷打,还是威胁利诱,敌人都始终未能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也始终未从他嘴里得到一个有用的字。非人的凌虐、恶劣的环境,加上张永清本就虚弱的身体,最终在敌人的棍鞭下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37岁。

1945年,漫长的囚禁岁月走到了尽头。尽管日本人竭力封锁渠道,但日本投降的消息不可阻挡地潜入集中营。据幸存者刘侵霄的后人介绍:“一天,张翻译去火车站看病,看到日本人都跪在大喇叭下听着什么,一打听才知道是日本投降了。那些天,大家觉得日本人的确骂得少了,打得少了。有一次,工头经过,大家就一起过去,拳打脚踢,把他打了一顿。随后,他托美国人向大家道歉,并且发给每个人一点钱。这回大家确信日本投降了。地狱般的日子终于有了转机。”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386月建立到19458月结束,7年间,“太原工程队”关押人数大约有6万之多,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押到日本当劳工的平均死亡率是17.5%,押到伪满一些劳工作业地,死亡率也高达40%。幸存者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忘记那段屈辱、噩梦般的记忆,快乐地生活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按照张文冲老人的记忆,截止到2007年,山西范围内逃离“太原工程队”的幸存者不足百人,而且很多人都因在集中营受到严重的摧残,以致身体留下了终生的不适与残缺,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日本投降后,“太原工程队”旧址先后成为晋绥军的马圈和山西机器制造公司的辅料仓库,虽然目前残存的部分只是当年几分之一,但对于这种材质和用途的建筑而言,能够保留并使用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虽然一些往事逐渐被人淡忘,虽然伴随着雨打风吹,这些建筑日趋破败,然而,它却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是历史留给太原这座城市的伤痕,让我们永远铭记曾经的屈辱和伤痛。

 

(五)保护:让日本侵华的罪证永久保存 

“日军在亚洲设置集中营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20多年持续调查研究日军在华集中营状况的石家庄市退休干部何天义曾在一次报告中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人,如果算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战俘收容所、留置场,足有上百个,关押战俘约在百万人以上。而在这些遍布中国各地的集中营里,华北的石家庄、北平、太原、洛阳、天津、济南、青岛、塘沽等集中营规模最大。”

那么,太原以外的其他几个战俘营目前的状况如何?

石家庄当时的战俘集中营叫“南兵营”,也是华北集中营中关押人数最多的。随着城市的进程,“南兵营”在“文革”期间被夷为平地,1976年,在集中营旧址上建起一座主题公园——平安公园。纵然每天有很多人在平安公园游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60多年前,那里就是日军建立的中国军民的炼狱之地。为了纪念那段屈辱的历史,1997年公园进行改造,西南围墙改为透空栏杆,建成石家庄市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并确定为石家庄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济南的日军集中营叫“新华院”,由于驻有日军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派遣支部,所以济南集中营的抗日军民被作为日军细菌实验的实验品,成为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货源”。如今只剩下一座办公楼,成了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校址。

在北京,西苑战俘集中营建在颐和园、圆明园、六郎庄和北大之间,国民党29军宋哲元的军营原址上,俘虏营直属于冈村宁次为司令的日军华北方面军,曾经杀害了无数的中国抗日军民。这个被称为“西苑盨生队”的数十个日军杀人魔窟,现在都难复史迹。

 同样,分布在塘沽、青岛、洛阳等地的战俘集中营,都在城市的进程中销声匿迹,而太原工程队旧址,也就成为全国惟一保存的侵华日军战俘集中营。

2001年和2002年,曾在“太原工程队”服役的侵华日军看守高桥幸喜、桐佃米藏,军医竹内丰,专程到“太原工程队”旧址谢罪。他们说:“那段罪恶的历史,使我们失去良心,失去人性,妄想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道路。当想到这些人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我们的心好似要裂了似的难过。想到他们跟家人团聚在一起,过着快乐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就感到惭愧,不知怎样谢罪才好……我们在今后的余生中,要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人们,要反对战争,要维护和平!”如今,他们均是“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连合会”会员。

八年的时间,对于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而言,不过是短短一瞬,但也足以留下一些长久的印迹。这些带有殖民色彩的印迹,有的被人刻意抹去,例如文瀛湖畔的去思碑;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烟消云散,例如杏花岭体育场、汾河洋灰桥;有的依然如故,例如《英勇勋章》中的司令部大楼(太原道注:详见本站探寻太原历史文化遗存第五部:英勇勋章——司令部大楼);还有一些,早已被人淡忘,伴随着雨打风吹而日趋破败,例如“太原工程队”旧址、日军军官宿舍、日军兵营、白家庄矿日伪建筑群、兰村纸厂日伪建筑群等遗址,但破败中却无不诉说着日军当年在这个文明的古城所犯下的滔天大罪。

庆幸的是,从2008年开始,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在太原全面展开,这些尘封多年的历史遗迹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一一被列为珍贵的不可移动、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文物部门也正在考虑保护开发这处慰安所旧址和它附近的日伪时期殖民建筑群,发掘它们背后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201112月初,“太原工程队”旧址正式向太原市政府申报了市级文保单位,期望通过政府的支持,完善地保护这座全国惟一留存的战俘集中营。

无论政府部门是否会批准它成为文保单位,是否会有力地保护这一批历史遗迹,它们都忠实地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我们曾经的屈辱。每当看到这些无言的建筑,心情总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它们都是这座城市难以抚平的伤痕。

本文来源:三晋都市报;本文作者:潘春娟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2-0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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