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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奥斯威辛》还原“太原工程队”中的斗争

 

 

 

 

 

  这是一段不屈的抗争史,记录了父辈在魔窟里的顽强斗争;这又是一个沉重的嘱托,饱含着一代人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这还是一个殷切的期望,承载着无数热血忠魂对伟大祖国、对后辈子孙的无限热爱。在第67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本报5年前曾独家连续报道过的“太原工程队”(日军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后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退休教授刘林生从北京来到省城,献上了自己历时25年编撰完成的书籍《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用刘教授的话说,费尽心血编撰此书,是为了却父亲一生的心愿,更是为了让后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1  25年艰难走访

    今年65岁的刘林生教授,退休前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教。5年前6月里的一天,听说位于太原的全国仅存的一处日军集中营旧址将要被拆除,他带着自己收集整理的资料《太原工程队》匆匆赶来,向本报编辑部讲述了当年日军在太原设立战俘集中营——“太原工程队”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刘教授的父亲刘侵宵,早年曾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二纵队游击五团担任敌工科科长。194012月,日军大扫荡交城三道川中庄时,时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财务科长的他与战友李一夫、王丕绪、景涛等人一起被俘,后被转运关押在这个对外称为“太原工程队”、对内实为战俘集中营的地方。在经历了一段非人的生活后,刘侵宵于1941年获救出狱。解放后,刘侵宵曾任总后军需部给养处处长、内蒙古军区正军职顾问等职。刘教授说,父亲在世时只简单介绍过这段历史,他是在父亲去世以后翻阅老人遗留的书稿、日记才知道,在太原曾有这样一个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间地狱”。

    为了完整记录这段史实,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军的暴行,刘教授从1987年开始四处寻访仍然健在的当事人,并通过不断搜集史料、证物,完善自己的书稿。然而,由于很多前辈及其子女都不愿回首这段往事,史料短缺,寻证艰难,也曾令他一度对自己的著书行动产生犹疑。“这是一段大多数人不愿提及的历史,也是一块谁也不愿揭开的伤疤,但这段历史谁也无法回避,更不应忘却。”刘教授说。   

2 秘密支部不屈抗争

    在书中,刘教授将自己多年来奔赴各地收集到的史料总结归纳为两条主线,而这两条主线的核心,就是当年八路军战俘在“太原工程队”中秘密成立的地下党支部,组织和坚持对敌斗争的不屈精神。刘教授介绍,在“太原工程队”存在的7年间,不屈不挠的战俘至少成立过两个秘密党支部,它们在战俘中很有影响、成效也很大。第一个是以晋绥八分区被俘共产党员为主,含少数八路军其它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以刘侵霄、李一夫、景涛和李树德为核心的地下临时党支部。另一个是以八路军太岳第三军分区政委、太岳区三地委书记孙雨亭为书记,彭梦庾、张冶为支部委员,后来在日军专门为给八路军战俘“洗脑”而设立的“特殊教导感化队”中,起到反教化、反宣传等关键作用的地下党支部。

    刘教授说,抗战初期,山西是八路军活动的主要地区,所以“太原工程队”是日军在华所设集中营中关押八路军战俘相对较多的。尽管被关押在“太原工程队”,但大多数人还是想逃出去,回部队、上前线,继续打鬼子。所有这些,从幸存者的自传、回忆录、口述,以及后辈们保存、收集的资料中,从当年日军的交待材料、回忆录等相关参考文献中,都能够得到印证。秘密成立的地下党支部,恰好为当时身处牢狱中的指战员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   

3 积极保护营救战友

    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和完善,牢狱中指战员坚持与敌周旋、进行抗争的历史,在刘林生的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重现眼前。他说,如果不是整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自己也不知道日军有多么残暴;如果不是与幸存者及其后代面对面交流,当年发生在集中营里的史实,对自己也不会有如此深刻的冲撞。

    当年,日军用“太原工程队”中的八路军战俘作人肉靶子练刺杀,用其他战俘作供血机器和手术实验品,还用逃跑被抓的战俘的心当下酒菜,这些暴行让他每次想起都无法释怀。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地下党支部利用收买翻译官、策反狱医、组织暴动等措施,尽可能地为组织、营救战友出狱创造机会。被俘八路军机要人员、电台工作人员,还有女战士,是他们最先营救的目标。为使更多的人逃离魔窟,他们还把八路军战友有步骤地组织起来组成战斗集体,并想方设法将党的火种秘密播撒到每个有进步表现的战俘心中。

    那时,日军每过一段时间要“释放”一些战俘出去,以示“中日友好”、“共建共荣”。对国民党、晋绥军军官和士兵而言,这是“释放”,而对其他大多数战俘而言,所谓的“释放”则是从狼窝到虎口,被押送至煤矿、工厂做苦工。针对这种情况,地下党支部通过潜伏在“太原工程队”当劳工队长的内部人员,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尽量创造有利条件保护和营救自己的战友。例如:在往东北或日本“释放”劳工时,尽量安排一些投降派、顽固派和有汉奸嫌疑的人去,而不安排八路军战俘去;在往山西各地煤矿、工厂或一些便于逃跑的地方“释放”劳工时,则尽量安排自己人……这使得近千名八路军和其他战俘获救。

4 填补抗战历史空白

    日军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对战俘的迫害也令人发指,但八路军战俘不畏强暴,在狱中英勇抗争的行为却值得称道。刘林生说,受东西方文化因素影响,人们对战俘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异。东方文化自古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等说法,正是受这种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不愿回忆和记录被俘的往事,或者试图忘掉、抹去那段屈辱的经历,而这段历史的空缺,恰巧是对日军侵华残暴记录的空缺,这段历史的不完整,也将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不完整。

    刘林生考证发现,在这所侵华日军于19386月建立的战俘集中营中,7年间共收容、关押过10万至12万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战俘以及普通中国百姓。为掩盖战争罪行,它对外称“太原工程队”,对内为“太原俘虏收容所”,由驻守太原的日军驻华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辖。与其同期存在的“太原陆军医院”,则是日军在山西最大的陆军医院,这两个地方是日军用中国战俘做活体解剖最多的地方。日大尉军医汤浅谦就曾经8次带领日军军医用战俘做活体解剖,而日军中尉技术员竹内丰一个人15天之内,就活体解剖中国战俘11人之多……以史为鉴,用遗迹作铁证,向世人披露日军侵华的残暴罪行,纪念抗日志士不屈的斗争,这就是刘林生著书的初衷,他就是要告诫后人不忘国耻,珍惜和平。   

5 建议开辟教育基地

    时至今日,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多都已辞世,当年的日军“太原集中营”也早成为遗迹,面对已被辟为太原市文物单位的“太原工程队”旧址,刘林生既感欣慰,也有焦虑。

    他说,当年太原晚报获知消息第一时间予以报道,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追踪。在太原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努力下,太原工程队旧址这一宝贵遗产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得以保留,十分不易。作为全国仅存的一座侵华日军集中营旧址,“太原工程队旧址”不仅是侵华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物证,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和警示下一代的生动教材。对此,老人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尽快将这一旧址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给后人更多的警醒和启示。67年前的8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7年后,刘林生将自己书籍的首发式,也选在815日这一天。他说,就是要让后代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战争,不要忘记在战争中逝去的先烈,和那些在“魔窟”里坚持斗争的勇士。

 

文来源:太原晚报20120814;本文作者:裴怡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2-0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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