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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马街一号院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杏花岭区的上马街一号院,旁边就是太原六中(进山中学)。

    一号院是个很大很大的大杂院,很有特色。它常让我想到当时的一部电影《向阳院的故事》,有很多孩子和回味无穷的故事。大院的右边是一个粮店,粮店的右边是小卖铺,卖的全是必需的日用生活品,是人们最喜欢光顾的场所。

    这个住了上百户人家的大院子,有9排房子整齐并列,每排十余户人家。院子临街有一个大门,正对着第二排人家,我家就在这个位置。一排二排每家每户都有小院,各自安个简易的小门,这样可以相对独立、安全和私密,特别是我家和附近的几家,一定要这样,否则,所有进入大院的人可以直接走进去。当然,正常情况下,人们从我家经过后就拐到后面第三排、第四排……第九排他们自己的家。院子里无论何时都很热闹,而我一直很少玩闹,这也许是我曾跟随奶奶在乡下住过几年的缘故吧。

    童年的印象零星散落。幼年时代,奶奶带着我在老家住着,还在那里上过一两年的小学,奶奶在我10岁时去世了,之后我就很少有机会离开这个大院了。院子尽管很大,但我几乎没有往第三排以后去过。第三排最东边的两所房子,有段时间做了民办小学,弟弟妹妹的一年级或学前班在那里度过。后院太远太长了,也没有认识的人家,于是,后排的院子对我来说很陌生也很神秘。这个大院是我住得最久的,在那里,我度过了小学、中学的时光。

    那时的我很乖巧文静,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下课回到家忙完功课后,坐在自家的小院里看书。由排房和各家厨房之间隔出来的地方可以洗衣服、晾衣服。我喜欢看小说,尽管能找到的不多,却也看过不少,印象很深的是一本叫《小兵闯大山》的小说,很有趣。还有喜欢做梦,穿过我家的小门,直望着大门外,我应该有过无数的梦想、企盼。现在想来估计与离开、远走高飞有关。

    整条上马街上,六中的门楼高大威严,是整条街上最醒目的。走进大门,一条直而宽阔的路通向教学楼,路两边是两排笔直向上的白杨树。最早在入口处还有一个毛主席挥手直向前方的白色塑像,后来不见了。教学楼是深红色的三层楼。我初中在一楼最东边的教室上课,下课后,同学们一帮一帮地跑着,叫着,闹着,看着。我和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总在看热闹。

    因为学校离家很近,有时和同学去去学校玩,有时带弟妹去。学校有两个大操场,平整宽大,西边操场旁有个大礼堂,每年全校大型活动时会用一用,平常仿佛一个堂皇的装饰。教学楼后面是教师办公室,后面还有个特别的小花园及一两排教工宿舍。最早一次去小花园,被它迷住,很有些喜欢,尽管也有高高的杂草,但盛开的美丽鲜花和飞来飞去的蝴蝶让我喜悦。到高中时候,小花园已经被改造了,那里盖了房子。

    清纯的中学年代,父母极保守。那个年代也封闭、单纯,任何想法都会被批判。如果对异性有一丝朦胧的意念,也会被自己熄灭。没有明确喜欢的男生,似乎也没有发现被喜欢。有最要好的女生,一起说笑,一起走路上学下学,串门,到她家或到我家。

    一号院左边的街道是山右巷。当时街道看上去平整宽阔。

    这条街道很杂,有住户也有单位。我们常经过那里,街道热闹有趣。

    当时,弟弟是家里的重心,他很喜欢玩,常常不在院子里就在那条街上。我们大院对面是27中的教师宿舍,也有他认识的朋友。为了找他回家吃饭,我和妹妹常去这两个地方。父母无疑是最爱他的,他是他们所有的希望寄托,但弟弟经常惹事生非,我发现就会威胁他:“不听话,就告诉爸爸。”

    我是家里的老大,放学之后,主要的任务是干家务,空闲时间再看看书。弟妹比我幸运,他们可以在外面玩闹,当然,他们毕竟年龄小,也干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通常在外面玩回来就会继续在家里争执,我好像是旁观者,没有干涉或者阻止过他们,每次直到父母出现,对他们一顿打骂才罢休。

    父母年轻时,在家话不多,可能都是当老师的缘故,对着外面的孩子讲了太多。不记得他们曾对我们的学习、未来生活、婚姻家庭等事情有过建设性的设计和计划。爸爸永远在写作,沉浸在自我奋斗的乐趣中。不多的工资,除了家庭开支外,他最擅长买书。每天晚上他都是在伏案疾书,也许只有他自己勤奋的行动才告诉我们生活的艰难。

    在大杂院我家住第二排。第二排都是父亲单位的同事人家。当时他们单位叫教干校,后来叫教育学院。左边第一家的男主人是总务处的王姓叔叔一家6口,阿姨姓张,在小学当老师,他们有4个孩子,一个宝贝儿子;王叔叔家隔壁,是王师傅一家7口。回想起来,周围人家都是女孩多,与我同龄的男孩没几个。王师傅是老军人,打过日本鬼子,还去过朝鲜战场。他非常会讲故事,身边经常围着大人孩子,听他讲绵山深处神秘奇特的故事。

    王师傅也只有一个宝贝儿子,他儿子非常顽皮,不爱学习。父亲对儿子总是心里的溺爱加外表的棍棒,所以,他儿子挨打是常事,且是公开的事情。如果他儿子错误较严重,那么,全院的大人孩子都会知道,因为王师傅让儿子跪在大门口,每个经过大院的人都会从他儿子面前经过。

    孩子的逆反心理大人可能永远不懂,越是如此,他儿子越是淘气,从未改变。

    弟弟就羡慕那孩子的能耐:人家做了很多坏事却不被发现,自己很想试试。

    一天下午,弟弟放学后经新城街回家,我远远地跟在后面。弟弟走到副食品店门口,看到正在卖小果子,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我走到跟前时,他正注视着筐里的果子,手伸进去。我很惊异,这家伙要干什么?周围的人也看到了。我不知如何阻止他。眼看着他拿到一个果子。人们发现了,立刻抓住他。

    弟弟很可怜的样子。我不得不站出来,大声说:“我也是他们学校的,我带他走,把他交给老师。”

    人们又责怪了一会,我找机会马上把弟弟拉走了。我们默默无语地回家。

    这个事情,当时很久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我在4所小学就读过:老家村里的小学、桥头街小学、小五台小学和文津巷小学。我上每个小学都是转学插班进去的。一般都是老师带我进去,准备要上课了或者已经上了两节课时,我“空降”而来,默默跟着新学校的班主任进入教室,所有的同学一齐望着我,老师介绍:“今天来了新同学,大家欢迎。”尽管我个子很低,但大部分时候会被安排在后面几排,因为只有那里才有空座位。三四年级时,我家住大杂院时,有个住在山右巷的女同学和我同班,个子比我高一些,我们每天一同上下学,我却想不起她的名字,不知道她家是不是还住在那里。当时,她家房子比较大,是自家独自的院子和并排的几间房子。

整个小学,只有两个老师让我印象深刻。

小五台小学的马老师,她教我三、四年级。马老师当时三十来岁,教语文课,有一对黝黑发亮的大辫子。那时政治活动很多,学习不重要,文化课学了些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业余活动是经常性和必需的。马老师对男同学很严厉。我会画画,会出墙报、板报,无论班级还是年级的宣传活动都有我的份。有一段时间搞“批林批孔”运动,我每天下午下课后会留在学校,照着画册画漫画,画了很多幅“批林批孔”的漫画,挂在学校。有时我还参加宣传队的活动。课外活动很丰富啊。

五年级时,我转学到文津巷小学,出了院子大门往右转走上马街,之后经过崇善寺那条街。那条街道总是寂静,棕红色的院墙使整条街道显得深沉;再往南,走到文津巷转弯就要到侯家巷的地方就是那所小学。那里虽然离我家远了些,但学校条件、同学状态都和原来大不相同。这里有很多干部家庭子弟,同学们的穿着打扮也整齐干净许多。

五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个子高大,戴副眼镜,她的丈夫是军人。

那年的冬天和春天,王老师安排大家早操,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开始,要求在学校操场跑一圈。我家离学校远,早上起不来,去到学校往往赶不上,常常逃避。

王老师对早操很重视。一天运气不好,我没有参加早操,以为可以逃脱,但是,王老师很严厉地让我和另一名没有参加早操的同学在大街上跑一圈才能上课。等我们用了大概20分钟回到教室后,同学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明显感觉有些异样,但这些对我无所谓,我已经顶着地主后代的帽子被异样的眼光关照过很久了。过了一段时间,几个女同学才悄悄告诉我,当我离开后,王老师说,我妈妈和她是同学,专门找过她,要求照顾我不参加早操。王老师对同学们说:“这怎么可以!大家都一样,不能搞特殊化。如果她不说,我也可以照顾,越是这样越要严格要求!”

当时的时代就是这样。人们只能在环境中适应。我们现在无法评判老师和家长对待孩子的教育方法。我现在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存在对错、好坏。 

在文津巷小学上五年级和初一时,学校组织过两次大型的学农活动。地点都是去同一个地方:祁县古县公社的一个大队。春天一次秋天一次。第一次去时,同学们各自早上从家里出发,我要经过五龙口到老火车站,距离我家半个小时距离。

我和家人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刚上车,火车就启动了,当时超紧张。

两三个小时后,我们到达祁县。刚刚下过几天的大雨,仍然是阴天。到达目的地还要走8里路。几百个城里的学生,每人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跟着一个,只能走路两旁被马车道压过的地方,因为其它地方全部是泥水,脚放进去就提不出来,好容易拔出一只脚后再想办法放另一只。土路的两旁是庄稼地。一开始,图新鲜,同学们还不断说笑,到后来就很安静了。一直到天黑了才到达村里。

所有的人每天到大队部吃饭,两餐大锅饭,很香甜美味,特别是新鲜的玉米面窝窝头。

早上很早起床,同学们都是迷迷糊糊地排着队一个靠着一个到干活的田地里。记得干过拔杂草、摘蓖麻、背高粱秆等活计。有的男同学很能干,一次能背很多,我们比较瘦小的孩子,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晚上,分配男女同学分别住在不同的老乡家里。我和另外3个同学住在村边的一户人家。天黑的时候,风吹过野外哗哗作响,于是,每次进院门时大家吓得争先恐后地往小门里挤。我们4个挤在一个炕上,两个头东两个头西,天冷被子薄,大家共享。有个女同学常站起来,说:我要放屁了,就对着外面放,否则几个人都要臭哄哄地睡觉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无数次地响起,把大家叫醒去干活。

我曾有几次不用参加劳动,因为我是宣传队的成员,要排演节目。我有个独唱的节目,歌名叫《我是公社小社员》。另外,我还参加一个集体舞。我们穿着自己改的藏族女花裙,裙子上面的每条花纹都是用彩色的纸剪出来缝上去的。

那次劳动结束回火车站的时候,我因为发烧被安排坐在马车上,看着同学们又一次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八里路到达县城火车站。

初中时,学校安排了两次学工活动:一次到太原陶瓷厂,一次去食品厂。

太原陶瓷厂的地点位于火车站以北,东山附近,经过好几条街道,拐几个弯,上个大坡才到,距离我家也要半小时以上。当时,大家都骑自行车。为了学自行车,我摔倒了无数次,有时车上带着弟妹也一起摔倒过。腿上、身上常有伤痕。那时的自行车很少有小型和女式的,我骑的是直梁28型的。

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到陶瓷厂后被分配到各个车间的不同小组,碗、碟、杯子等陶瓷用品的生产、设计、制作、检查、包装等整套流程我们都学习了。我和两个女生分在上釉子车间,当其他车间的师傅把烧好的碗碟一排排摆好运来,我们接过来整理排队,由我们的师傅、一个40岁左右的阿姨用手熟练地在大白色釉子大缸里一过,她每次都很快很优美很圆满地完成上釉工作。我和同学帮忙打下手,师傅从没有让我们操作过。制模车间的同学就自己操作,很得意,在碗上、碟子上贴花的同学也过了一把瘾。有两个男同学在锅炉房干活,每天对着高温大锅炉铲煤、铲煤、再铲煤……

另一次,我们班被安排在食品厂实习,任务很简单,就是每天坐着掰开蜜枣,将里面的核取出来。那个厂离学校不远,就在宁化府旁边那条街道,地方不大。只有20几个同学被分到那个厂实习。其他同学好像分到了太原皮鞋厂实习,他们的实习内容是:给每只皮鞋配对,组成一双合适的皮鞋。

每次参加学工学农劳动的时候可以不上课,对初中的我们来说相对是愉快的,何况安排给我们的活还算轻松,每天下午4点就可以回家了。劳动结束后,大家还在期待着下一次学工劳动呢。 

住在大院那些年,尽管整个社会物质贫乏,但人们生活简单,很少物质金钱欲望。有的人家夫妻都工作,孩子少,吃喝穿戴就稍好些;有的人家孩子多,生活就将就,从衣服上可以看出,很多同龄的孩子们都穿打着补丁或者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子。我弟弟、妹妹就得穿我穿小了的衣服。他们穿的裤子膝盖上有补丁,裤腿短了再接一截布。大家也这样穿着去上学,同学们都不觉得怎样。好在我们的姥姥是裁缝,会把旧的衣服缝补得协调、搭配好看些。

孩子们离开学校回到大院,课外活动很多,主要就是玩。所谓玩游戏,大多是户外、大众化、群体的活动。大院热闹极了,家家户户都有三四个孩子。下午,不上学的时候就是聚在一起玩闹,男孩喜欢玩弹玻璃球、打枣核、弹弓、下棋、滚铁环、烟盒叠的元宝、那种嘎嘎响的水枪等等,女孩子爱玩过家家、跳皮筋、扔沙包、丢羊拐等等,有些只需要用简单自制的“玩具”即可。大家可以一直玩到天很黑,一个一个被大人叫回家才罢。常常是某家孩子的哭闹就提前结束游戏,孩子们之间小矛盾断不了,但第二天又和好如初。晚上吃饭时大院才安静下来。

小朋友们会轮流交换看小人书,普遍流传的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红日》等。由于传来传去,到我们手上时都有些陈旧了。

那时,太原六中的学生常常演文艺节目,他们载歌载舞,演出有《北京的金山上》、《洗衣舞》、《叛徒李三刀你往哪里跑》等歌舞节目;在大操场上,偶尔还放露天电影,所有的孩子都早早去那里占座位。我们一、二排教干校的子弟组织表演节目,节目离不开当时最流行、也是独有的艺术品种:八大样板戏。我那时模样清秀可爱,就被安排演《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心里蛮得意,好像排练了很多次,最终给大人们表演了一两次。

后来,有了电视机,孩子们的业余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看电视成了一件大事。当时,大院第一排有一家有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孩子的父亲曾是军人,孩子比我们大些,经济宽裕。我们一、二排的孩子们去他家挤到一起看。记得那时演连续剧《霍元甲》《万水千山总是情》《敌营十八年》和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等等,每部片都非常新鲜刺激。由于他家院子太小,很多时候大家晚饭后去教干校院子里看公家的黑白大电视。孩子太多,常因为抢占最好的位置闹事。我一般去得晚些,坐在弟妹的后面,照看着他们。有一次,另外一个院子的男孩子和我瘦小的妹妹抢地方,我看到后气愤不过,上去就在他的背上狠狠地捶了几拳。那时,我是姐姐,总想保护弟妹,一旦发现他们受别人欺负,我就伺机报复。

到电影院看电影对孩子们更是充满期待。上小学时,学校有时组织一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几百个孩子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从学校到电影院。进到昏暗的电影院,两三个同学挤一个座位,我常坐在最前面。看过《卖花姑娘》《草原英雄小姐妹》《红灯记》和《白毛女》等。尽管有的电影看了好几遍,但漆黑的电影院和银幕表现出来的神秘感,还是让人回味无穷。

后来,看电影成了我和弟妹最喜欢的文化活动。但那时放映的影片相对较少,所以,但凡有新电影,电影院便座无虚席。票价很便宜,不过,再便宜也不是随便想看就可以看的。小孩为了看电影,有时设法跟在大人的后面混进去;我有时买一张票把弟妹都带进去,挤在一起看。那时最常去的是五龙口附近的东安电影院。那时的电影院设备简陋,也谈不上什么音响效果,电影放映过程中人们大声说着话,孩子们吵闹着,坐在前排的人能好好看,后排的,不是听不清,就是被前面高高低低的脑袋挡住。有时电影放着放着会忽然停下来,“啪”地屏幕黑了,画面没了,灯亮了,原因是停电或是胶片送不过来。不管停演多久,人们都愿意等待,除非不能演了,就在门口领票,下次重新看。就这样,人们仍然期盼着下一部新电影的放映。

本文来源:晚报;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1-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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