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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京郊山西移民村落

 

 

 

 

 

  一串地名揭开移民传奇

    北京市大兴区有条河叫凤河,相传是供帝后妃子垂钓的河,所以叫凤河。凤河长约50里,在大兴流经5个乡,两岸星罗棋布数十个村庄,沿河边一路走去,能看到村子里成排的平房,以及连接各村并不太宽却很平整的道路,完全是北方普通农村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奇怪的是村名。

    从青云店镇的石州营村开始,包括长子营镇,、采育镇,一直到凤河营镇,细心的人会发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几乎小二十个,诸如孝义营、霍州营、解州营、潞城营、黎城营、沁水营等等,不一而足,而不以山西地名命名单以“营”说的村庄,更是不可胜数,当地有两句俗谚,一是说,“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另一句是说,“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稍显夸张,但也部分符合事实。

    地名的命名素来不会随意,总有其地理或历史的原因,这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说和山西没有关系,那是说不通的。当地人都说,他们都是明朝山西移民的后代,先祖迁徙至此,为解乡思,为志故土,就将所居之地以家乡名字命名。“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谚在当地也是广为人知,妇孺老幼也能说得出来。长子营镇白庙村80岁老人贾朝恩更言之凿凿,先祖是“永乐癸未年”从山西前来的。

    贾朝恩老人的话,他祖祖辈辈也都是这么说的,考诸正史,也有佐证。

    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癸未年是永乐元年,按公元纪年则为1403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自然是永乐改元——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鏖战,取得了史称“靖难之役”的胜利,终于篡逆了他侄子的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盛世的开端。

    不过,当时的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帝国。四年的战火,打断了明初以来的休养生息过程,中原、华北、华东又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尤其是北京地区,作为朱棣的龙兴之地,所以也是靖难之役开始南京建文政权重点打击的区域,兵燹之害尤其严重。据有些记载表明,相较于元末,北京地区人口下降了一半还多。

    永乐元年,朱棣将北平改为北京,称“行在”(皇帝行銮驻跸的所在),亦称顺天府,与应天府南京规格对等,就此拉开了迁都的序幕。

    迁都北京,是朱棣即位后第一件大事,从他个人来讲,他受封燕王、就藩北京二十多年,对这儿感情深厚,且势力根深蒂固,远非南京可比;从国家的层面来说,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部边疆,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后,能够方便有效地调配整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保障帝国的安全。而迁都的第一步,就是用移民以充实北京。

    在改元前一年,即洪武三十五年(也是建文四年,朱棣为抹煞建文帝的影响,将建文在位的四年都沿用洪武年号,变相地让朱元璋多活了四年),朱棣命令户部:

    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

    村落档案

    屯留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03公里,东依凤河,北临104国道。明朝初年,由山西屯留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当时的6户人家为纪念祖籍,取名屯留营。

    下黎城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05公里,东临凤河。明朝初年,山西黎城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原由大圈子营和小圈子营两个自然村合成,为纪念祖籍黎城县,并区别于北面的上黎城营,故取名下黎城营。

    南、北辛店

    该村位于采育东4公里,明朝初年自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由于此地是北京至天津大道的必经之处,往来客商、行人食宿者很多,当地开店的较多,故以得名。明朝万历二年(公元1574)就叫辛店镇,并已有集市。

    1)解放前辛店分成南辛店和北辛店。

    21976年南辛店又分成南辛店一队和南辛店二队;

    1983年公社改乡后,改称南辛店一村和南辛店二村。

    考虑到行政运作,洪武三十五年发布命令,永乐元年移民正式开始是合理的,也和那位贾朝恩老人源自祖辈的说法暗合,明永乐初年山西移民北京的史实确凿无疑。

    史家考证,永乐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共有八次,且出发地大多在山西,目的地多在北京,移民数55万,有效地恢复了靖难之后战火波及地区的社会、经济,为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以大兴区而言,移民“立营58”,使得大兴的户口人数增长了6倍有余,从一万多人,增加到七万多人。

    六百多年后,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移民事件,在正史中只有片言只语可寻,在当地,哪可能见到六百年前的房屋,也难觅纪录家族历史的宗谱,让它终于成为一个久远的传奇,只有那些传承六百年的地名才顽强地承载着移民的记忆。

    大兴区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青云店镇有石州营村、孝义营村、霍州营村、解州营村,采育镇有屯留营村、东潞州村、大同营村、山西营村、下黎城营村、铜佛寺村(原名高平营村),长子营镇有赵县营村、沁水营村、(上、下)长子营村、河津营村、上黎城村、北蒲洲营村、潞城营(一、二、三、四村)、永和庄村、南蒲洲营村、和顺场村。另外,周营村原名叫绛州营村。

    顺义区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赵全营镇(为“赵县营”转音)有东、西绛州营村,忻州营、稷山营、红铜营村(与“洪洞”音同),高丽营镇有河津营村和夏县营村。

    不仅如此,那些并非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根据方志记载,移民村落也非常多。如《大兴县志》就记载:

    于家务,明初从山西省移民成村,相传村内曾建有姜太公庙,庙里竖一根鱼竿,以祝福村民年年有余、幸福,后谐音为于务。清光绪年间名于家务。

    祁各庄,据传明初从山西省迁来王、张、马、周、邢、刘六户,从山东迁来毕姓一户,因七户在此定居,取名七家庄,后谐音改为祁各庄。

    大皮营,明永乐间从山西移民建村,因村中有一皮匠手艺超群,远近闻名,故得名大皮匠村,后简称大皮营。

    哱罗庄,明代建村,村中有柳编作坊,所产笸箩远近闻名,故村名笸箩庄。因字体繁琐,后改名哱罗庄。

    诸葛营,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形成村落。曾名曹庄子,后改朱家营。清末,以村人许半仙智谋过人,遂将村名改为诸葛营。

    ……

    如此计算下来,大兴区共526个自然村,其中110个自然村由山西移民组建。

    亦可证明,永乐年间的数次移民,也并非仅仅是普通的民户移民,如史籍所载,来源亦有罪人,“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皆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也有身怀技术的人,“从山西之平阳、泽、潞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今天的采育镇,仍以葡萄等瓜果蔬菜知名,历史的遗风余绪犹存。

    自然,六百多年过去,如今山西移民后裔早就成为纯粹的北京人,满口的京韵京腔,但中国人素来就有追根溯源的文化传统,在很多人心里,山西并不是离自己很远的一个不太发达的省份,更不是地图上一个枯燥的名字,而依然是,老家。

本报记者    李遇

    请看下文

    曾经,沁水营村在搞基建平整土地的时候,从地下挖出许多骨灰坛来——那些移民的先祖,宁肯违背自古以来的土葬习俗,也要留存一丝再回山西老家落叶归根的希望。到了现代,他们村的三任支书,也踏上了到山西的寻亲之路,只是,时隔六百年,他们还有可能和故乡的宗亲联系上吗?故乡的人,对这些远亲,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三任支书回晋寻祖溯源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每当人们哼唱起这首民谣,不禁想起那场著名的明代大移民。这场发生在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的移民大迁徙,几乎席卷大半个山西。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合,叙旧告别,然后挥泪各奔去处。

    六百年前,交通不便,小小沟壑亦是天堑,荒了人烟,绝了音信,即便是五百公里之外的京师,对于留在山西老家的人来说,也算得上天涯那头。六百年后,有这么些当年移民的后裔,回到山西老家寻根觅祖,想要连接上那条曾被官府生硬割断的血缘链条。这拨回乡寻祖的移民后裔来自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村,带领寻祖考察团的是先后三任村支书——张贺才、冯学文、郭振会,他们心中锁定的老家是山西晋城的沁水县。

    山西有沁水县北京有个沁水营

    本报报道组一行抵达的沁水营村,在北京市东南郊,距六环城区25公里,离大兴区政府所在地黄村东偏南21.5公里,南触凤河傍水而居。村域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千米,村域面积2.59平方公里。在接待本报报道组时,沁水营村当地人“自报家门”说,祖上生活的地方就在现今的山西晋城的沁水县一带,当时由沁水县迁移来的移民共1618户,现已知的有郑、刘、张、韩、赵、豆、吕、冯、任、崔、李、涉、郭、康等1416户移民到凤河北岸建村,为不忘祖居故里,特以原籍沁水县命名,村名为沁水营。

    《沁水县志》记载,沁水县明时隶冀宁道,清代属泽州府。明初,朝廷颁布移民屯田令,半奖励半强迫开垦拓荒,在明初的18次移民中,沁水县向北京地区进行过4次移民。

    而大兴当地的地方志上说,“据《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自山西太原、平阳、泽、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又根据《明太宗实录》其他卷及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等文献推断,沁水营建村的时间应为建文四年(1402年)至永乐五年(1407年)之间,其中,永乐二年(1404年)和永乐五年(1407年)建村的可能性最大。”

    两段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隐隐约约存在某种关联。字间所指,似乎可以穿越历史,看到同一宗族的亲人被朝廷强令分割迁移的画面。可惜两段地方志文字记载的部分语焉不详,总缺乏点实实在在的铁打证据。

    编纂村志,重回故里

    虽然历史久远,很多事情无法具体说清,但沁水营村人心里对先祖根脉的认定却不会减退,他们曾两度专程赴山西考察历史,探访故里,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明自己“身世”的证据。

    在沁水营村村支部会议室,曾任沁水营村村支书,后任长子营镇副调研员的冯学文先生,对本报记者描述起“回家寻祖”的前后经过。

    沁水营村人首次“回家寻祖”是在20098月,但早在两年前,村干部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2008年,沁水营村村支书郭振会正式提议,把沁水营村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最好能形成正式的文字。冯学文先生是大学本科学历,在历任村干部里属高学历,他有随时整理手头资料的习惯,这么多年手头积攒了大约10万字的文字档案,冯先生说:“也就是把以前豆腐账一样的散碎资料,整理成相对有价值的线索。不过,写出来的文稿我感觉并不严谨,很多地方没有印证。”

    20096月,大兴区史志办负责人和沁水营村党支部及编写成员再度商讨沁水营村志编写规划,查看村里的部分设施。史志办负责人建议分两步体现沁水营的发展历程,一是将村子发展搞成展室,以实物展现;二是整理、编修村志,并在20098月,与沁水营村修志人员一起前往山西历时9天寻根溯源,挖掘历史资料,真正了解了明朝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缘由和先人在沁水营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艰辛。

    山西沁水人的后裔,在先祖背井离乡举家迁移的六百年后,终于重履故土。张贺才、冯学文、郭振会等5人考察组先后在太原晋祠、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洪洞县大槐树祭祖园、洪洞县史志办研究了解,当然,考察地的重中之重,还是老家沁水县。

    难觅历史证据,收获浓浓亲情

    沁水营村村支部的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巨幅山水国画图,看不出具体是哪儿的风景,记者开玩笑地问冯学文先生,“是老家山西的风景吗?”冯先生很认真地摇摇头。其实,会议室的布置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山西的痕迹,记者仔细寻找,有点落空了,也许这种落空的感觉,就和沁水营村考察组想在山西找到移民证据时的感受一样。

    冯学文先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山西沁水县志办的同志们见面时的情景。他和张贺才、郭振会这三任村支书刚一进沁水县志办的工作室,自我介绍身份后,对方先是大感意外,但立刻表露出只有老乡相见时特有的浓浓亲情,“他们(沁水县志办)知道有明初移民的历史,但并不知道具体迁移到哪里,更不知道在北京还有我们这样的沁水后裔。

    “说实话,这次有些失望,寄希望能找到山西方面翔实的文字资料,甚至还指望能看到某本沁水县的传世家谱,明确记载着永乐哪年哪月哪村,谁家的小子迁徙到京城了,这样我们的后裔身份就对接上了,但结果一无所获。”双方相互留下联络方式,约好日后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多多走动。山西沁水县赠以“北京亲人”的沁水县志相关内容,也被《沁水营村志》大量直接引用。这种穿越时空的血缘之亲,似乎也算一定程度的重续。

    转过一年,张贺才、冯学文、郭振会带队再回山西考察寻祖,这次回乡队伍的规模更大,共有70人。虽说结果和上次差不多,具体线索寥寥无几,但考察团收获了满满的老家情谊,不少地方邀请他们品尝山西美食,体验山西文化,沁水营村的人的感觉是陌生且熟悉,至今全村仍偏爱面食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在山西没有半点别扭。在晋城市区,他们的大巴找不到高速路口,随便找人问路,热情善良的晋城小伙先是指路示意,后来干脆开车带路专门把他们送到高速口。沁水营村考察团回到北京后,一致认为山西老家人实在、朴实、热情。

    虽说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寻祖目标,但“北京沁水”和“山西沁水”方面共商典籍,还是有些确实的史籍收获。冯学文说,“我们村的移民先祖应该是明初山西大移民的第一拨人,证据就是沁水营村名的命名——明朝官府允许第一代移民以家乡的县名来命名迁移后的聚居村名,后来官府意识到这有可能滋生思乡之情,继而抵抗迁徙令,就禁止再用原来地名命名新村名了。”

    沁水县欢迎移民后裔常回家

    从京返晋,记者联系到了晋城沁水县志办主任侯晋林,向他询问有无可能找到有关移民北京的文献记载,最好是能完成北京那边村里想搞懂谁家的哪个姓,究竟源自沁水哪个村的愿望。

    侯晋林主任坦诚地连道“很难,很难”,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北京沁水那边知道自己的祖籍,而沁水县却不识“北京亲人”的原因:“我们的《县志》内容,主要根据县里保留的清朝康熙、嘉庆、光绪年间的三版旧志而编纂,这三版旧志对明初移民并未明确记载,像‘沁水营’三字更是只字未提,所以真不知道还有这些北京的后裔。”另外,在沁水县范围内找记载了明初移民的家谱,技术难度上比较大,他们也曾在全县寻找过上了年头的家谱,但发现这方面的历史资料非常稀缺。

    貌似寻找家谱机会渺茫,但也绝非毫无可能,侯晋林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前些年,同是明朝移民后裔的河南某村族人携带家谱而来,寻到沁水县嘉峰镇李庄,在当地找到与其家谱记载内容,严丝合缝高度吻合的村人,与当地家谱相对照,二者记载的方位、距离和迁移时间较吻合,两地人家本是一家。

    说到“北京亲人”,侯晋林说当时一看到沁水二字就亲近得不行,那种亲人团聚的感觉直到现在记忆犹新。侯晋林说,沁水县有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做个回访,看看那边是什么样子,沁水县也真心希望和欢迎北京的移民后裔随时回家住住,看看。

    记者临回晋前,冯学文说了这么一句——希望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先祖,通过明明白白的考证,把沁水营的昨天留给沁水营的明天。其实,这句话,对我们山西这边,亦同一理。

本报记者    刘巍

    村落档案

    大黑垡

    该村位于采育东4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移民至此正值黑夜,故取名大黑垡。

    半壁店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55公里,明朝初年建村。当年此地有两座庙宇,定以两庙相对线为准建村,但要在相对线的一侧盖房,形成半部建村,故名半壁店。

    倪家村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6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当时倪姓为村中之首,故取名倪家村。

    祁各庄

    据传明初从山西省迁来王、张、马、周、邢、刘六户,从山东迁来毕姓一户,因七户在此定居,取名七家村,后谐音改为祁各庄。

    请看下文

    沁水营村的三位村支书回到了六百年前的故乡,感受到了家乡人的温暖和亲近,但有关明初移民的详细官方记载和民间家谱却没有找到。他们说:我们是山西人的后裔,可谁知道?有证据吗?

 

槐亦是怀满载移民寄托

 

    大兴区的采育镇到青云店镇有一条路,叫青采路。冬日里,路两侧30里老槐静默安然,透过光秃秃的枝丫把灰蒙蒙的天勾勒成一幅写意的图画,落日余晖的任意涂抹,让这条路显得严肃而深沉。当地人说,这些槐树守在青采路上的时间并不久远,但它们的存在是在延续一份600年无法割舍的乡情,是一种故乡的象征。

    在大兴,在那些用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里,在山西移民后代生活的村里,村民们说,这里曾有一棵与山西同根同源的古槐,是明代移民时从山西带来的。

    全国乃至全世界,从来没有哪一棵树有洪洞大槐树那样高的知名度,它让全球两亿多大槐树移民后裔牵肠挂肚、魂牵梦萦,它被崇拜为根、祖、家的图腾,成为家山故土、灵魂所寄的象征。

    洪洞老槐树植于洪洞县唐代重建的广济寺中,这棵老槐相传为汉代所植。当年洪洞作为转移移民的聚集地,人们守在槐树下不愿离去,扯着老槐树的枝丫,抱着老槐树的枝干,嚎啕不放。无情的刀剑斩断了槐树的枝丫,人们紧握着手中的槐树枝,被驱赶着远离了自己的故土。

    “槐”者,“怀”也

    这份灼人心尖的思乡情被寄托在静默不语的槐树上。

    大兴县《沁水营村志》记载:解放初时沁水营有槐树二十余棵,其中四五百年树龄的槐树有五六棵,皆为汉槐。也就是说,这里种植的那几株老槐都与洪洞广济寺的槐树同根同源。

    古槐,不语,却用年轮一圈一圈记录下与故乡的联系。

    民谣,口口相传,以另一种方式来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来自哪里。

    “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这心酸又无奈的歌谣,被顽强地一代一代传唱。当年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故土时,手中的槐树枝不仅见证了离乡一幕,也同远离的人们一样在异乡扎下了新的根基,长成了一棵参天古树。

    山西移民的许多村落,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大兴县志》和《采育镇志》中都有关于古槐的记载:

    凤河营乡张各庄村,两棵树龄300年的国槐;

    红星区亦庄乡小羊坊村,明代清泉庙遗址500年国槐;

    北营村一棵国槐,

    大黑垡一棵国槐,

    红星区东磁各庄,300年国槐一棵,北京市一级保护林木;

    采育镇广佛寺村一棵国槐,

    屯留营村一棵国槐,

    北辛店村一棵国槐,为北京市二级保护林木。

    按照这些记载,元宵节,我们去探访了当地一些还遗存的古槐。

    来到屯留营,一眼就看到沿着村牌楼进去的水泥路尽头有一棵大槐树,树径一米以上,用铁栏杆精心地保护起来,外面挂着牌子,醒目的红字写着:保护古树,人人有责。村民申丙歧今年已过60岁,他告诉我们,不用说他,村里90多岁的老人说打记事起,这棵树就这么粗了。

    距离屯留不远是北营,村庄已被推平,村民都搬迁到了采育镇新建好的小区内,如今只剩一片被蓝色挡板围住的空地,等待新的建设。挡板一侧有个缺口,缺口处,一棵槐树坚强挺立,同样挂着被保护的标识。它没有被围着,人们可以走近,三个人都抱不拢。猛地发现,槐树下有明显祭拜过的痕迹:插在地里的几把香头簇新,烧过纸的灰烬还没有被吹散,三颗新鲜的橘子散落在树根下。

    沁水营村志里有这样一段话:槐树在新土地上生根长叶了,移民们在新地方住下了,安心了。槐树开花结果了,移民们也在新地方繁衍子孙了。他们把栽植的槐树当做故乡的象征,当做祖先的象征,对它爱护和尊敬。逢年过节,人们面对槐树念故土,想亲人,寄一切情感于槐树。有人烧香,献上供品,朝槐树叩拜。家里有什么难事或灾病也面对槐树,祈求祖先保佑。这种做法沿袭成习。

    槐树在移民心中有另一番异于旁人的情感寄托,在移民后裔的村落中,纵然古槐或是干枯而死,或是砍伐而亡,都不会形神俱灭,这里的人们会再次栽种下新的槐树,那份情结生生不息。

    北营、屯留营的古槐不知几百年,青采路上的国槐不足百年,沁水营新种的国槐不足十年……可无论这些槐树有多少年的历史,它们都承载同一个意象,有着同一个故事。

    “乡”者,“想”矣

    故乡,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当我们远离家乡,当岁月磨掉诸多痕迹,当我们忍不住追问,我来自哪里时,探寻的脚步便会踏上归途。在一点一滴早已淡漠的痕迹中寻找蛛丝马迹的联系。

    沁水营的乡情村史陈列馆中,那些已经变成展品的农具中,有一片巴掌大的铁片,两寸多长,一寸多宽的长方形,一条长边卷着一条粗麻绳结成的绳套。使用这个铁片时,把大拇指之外的四指穿过麻绳套,握住这个铁片,便可以使用了,主要是用于割谷穗或是在不便使用镰刀的地方收割高粱。沁水营的前任书记冯学文告诉我们,这种农具在当地叫爪镰。20098月,他们回山西沁水县找寻移民记录时,曾在沁水县看到过同样的农具,仍然有人在用。

    山西很多地方把收割谷子叫掐谷,谷子是很精细的籽实,经不起大手大脚地摆弄,不能用大镰刀割,要用爪镰一棵一棵地掐下谷穗来。除了在收割谷子时会用爪镰外,给核桃蜕皮也要靠爪镰。核桃是沁水县重要的经济林木。刚入秋的时候,在白露之前,核桃就开始成熟了。成熟的核桃带着青涩的皮打回来,就需要爪镰给它们去青皮。左手用指尖轻捏着青皮核桃,右手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套在爪镰的带里,在核桃上一转圈划过,干干净净新新鲜鲜的核桃就出来了。

    长子营镇白庙村村民贾朝恩说,村子里曾种过谷子,他所知道的刀把齐、大毛刺、龙爪鹰等谷子品种就是过去从山西带来的。长子营镇的很多村子里有一句农谚:“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落荞麦。”三伏天之后种荞麦的种植习惯也与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年在仓促而被迫的状况下远离山西,人们能带走的只是有限的生活必需品。贾朝恩说,过去村里有一种大木轮子的小车,推起来吱吱呀呀的,俗称“叫蚂蚱”,当年的移民就有人推着这种车,车上或者肩上会搭一个“捎马子”,北京叫“褡裢”。“捎马子”这种叫法,在晋商云集的晋中地区非常普遍,走西口的商人们,以及当年的驼队人人都有一个“捎马子”,用来装随身的物品。

    有家就需要有各种家当来过日子,惜物又节俭的山西人总会小心地保护好自家的那点家当。可是岁月长河,600多年足以让很多东西消失于无形中,尤其是杯盘碗盏这些易碎品,被驱赶离家的人又能带走几件这样的易碎品啊,可是一路吃喝总是需要碗碟不是?在大兴的民间收藏家那里,我们有幸看到了几件从村里收藏来的物件,白色的瓷碗、瓷碟,线条流畅,一只盘子中刻画出一朵莲,另一个盘子中则是几条水草和两只圆润的鸭。轻轻敲击时,碗碟发出有如石磬的清音。碗碟是用覆烧的技法烧制的,覆烧技法是历史上定州窑烧制的主要工艺。山西历史上大同、怀仁、平定、阳泉、介休、榆次、霍州等地皆有烧制瓷器的窑口,烧制的瓷器皆属于定州窑系。

    我们不是文物鉴定专家,不能对这些碗碟的历史做出评断。但在碗的底部有一个黑色的卍字图形,一个王字,一个寿字;碟子的底部则是刻出的“官”字。过去在山西一些大户家,家用物品上往往会打上自己家族的印记,也许只有与这些碗碟同源的人才能明白这些字代表的涵义吧。

本报记者    李雅丽

    村落档案

    张各庄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7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当时村中张姓居多,故取名张各庄。

    哱罗庄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75公里,明朝时建村。因当年村中有柳编作坊,且以产簸箩量多质高而闻名,故得村名簸箩庄;又因村名字体繁琐,后改为哱罗庄。

    凤河营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75公里,辽时这里称凤凰里;明朝时改名凤凰营;清朝雍正年间又更名凤窝营;乾隆年间疏治凤河流经村北,以河为名,定名凤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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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槐的年轮,瓷碗上的汉字密码……那些无声的物件所能承载的记录实在太支离破碎。而风俗在人们的生活中往往是世代相承、相沿成习的,我们希望能从这些移民村的风俗习惯中找到和山西类似的模式。

 

沿袭风俗传承文化基因

 

    农历甲午年的正月十五,有些不同寻常。

    虽说国家倡导厉行节约,今年不闹红火,但大正月的山西老家来人了,村民们还是想热闹热闹。

    上午九点半,刚进青云店镇延寿村,就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排成两行的秧歌队已扭了过来。队伍穿着颜色不同,有穿黄的、着绿的、套紫的,是支联合秧歌队。问旁边张罗指挥的人,说是来自康营、延寿村、庙洼营三个村。

    这仨村紧挨着,平素关系就好,600年前,延寿村和庙洼营的大姓季氏还是一个老祖宗从山西移民过来的,虽说是两个村,但就是一家人。就连每年清明节,两个村都要一起开“清明会”——用村里公地上出产的蔬菜瓜果宴请家族亲人。听说这一风俗后,我们一位来自晋东南地区的记者激动地说,“没错,我们那儿确实是这样的!”

    老话说,十里不同乡,百里不同俗。但是,虽然时间悄然走过了600年,经过二十几代人的繁衍发展,即使是两个村的建制,即使是从山西到北京相隔千里,即使那山那水早已在时空变幻中被遗忘,可流淌在骨血中的民风民俗,却依然传承不衰,永远维系着那血浓于水的亲情。

    正月十五散灯花

    十五晚上,照例家家户户要挂红灯笼、吃元宵。但是在李家务,吃元宵前得先散灯花。

    天刚擦黑,红灯笼还没挂起来的时候,李家务村的东西主街上,慢慢走来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头戴混元巾,身着传统道服,一路吹吹打打,逶迤而来。饱浸了香油的灯花被点燃,轻轻放在路边,这样一路走,一路散,如果临街的商铺开着门,摆好了茶桌,那么队伍便停下脚步,专门为他吹奏一曲,许个愿再走。

    听李家务村主任赵学军讲,每年的散灯花多是村里道教音乐会来组织,他们一边沿着主街敲锣打鼓吹笙击铙,一边为大家祈福。

    因为年年做灯花,赵学军对制作过程很熟悉,“有些人家是用彩色皱纹纸来叠,我嘛一般就是用普通的白纸,叠成咱们过去用的那种煤油灯灯捻子的形状,然后用油泡了,就可以点了。散灯花是净街、驱邪,保佑全村人一年平平安安的意思。”

    看似简单的一个仪式,背后却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及延续。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东文化研究丛书”《黄土地民俗风情录》中,有这样一番描写:“河东民间把农历正月十五称为‘小年’,有所谓‘小初一大十五’之说。河东欢度元宵节从十四日晚上开始。相传这一天是门神的生日,人人要敬神,黄昏时分,屋里屋外,门前门后,各神位前都要散灯……灯芯为棉花,用食油作燃。”

    祖宗单子要挂一正月

    83岁的刘庭秀打19岁嫁到康营,就知道高悬的镜子后面,卷着的是刘家的祖宗单子。

    正月十五中午,康营妇女主任刘玉霞带我到刘家的时候,刘庭秀老人端端地坐在炕上,没歇午觉,等着我们。

    老人耳背,要靠侄儿媳妇刘玉霞“翻译”。她不安地说:“我不识字,也不懂啥。就听说早年间是从山西来的,挑着担,还听说只要是打山西来的,小脚趾头都是两瓣的。”

    在几天的寻访中,祖宗单子一直是难点。沁水营村民郭振全说,原来“文革”前,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祖宗单子挂明堂上,供品吃食摆上桌,合家老小对着磕几个头,请祖宗们回来过年,完了正月十五再送走。但是后来“文革”,好多人家的祖宗单子都被毁掉了。

    刘玉霞从镜子后头小心翼翼地取下来一卷纸,约一米多长,外面用报纸包着,落着厚厚的灰。报纸黄脆,是2001年的。慢慢打开,露出类似牛皮纸的一张纸,有对开大报两张那么大,中间已经被折得破损了,上面用钢笔字写着刘氏五代人的姓名,繁体字。

    刘庭秀说,家族里有人去世了,就把名字添到祖宗单子上。刘玉霞说这份祖宗单子是后来置的,她嫁过来时,还记得原来的那份是卷轴的,布的,比这个要讲究得多,后来被毁掉了。这份是家族里老人凭记忆又写的,但只能上推到五代了。“原来一到大年三十儿就挂外面堂屋的正中间,过年的时候,亲戚们来了都要上供品磕头,然后晚辈再给老人们磕头拜年,一直要挂一正月,出了正月才取下来,初一、十五都要上香。不过现在也没人兴这些了,搁那镜子后面都好些年没动过了。”刘庭秀说,依旧笑微微的。

    除了挂祖宗单子,早些年,解州营村家家户户都供着关帝爷的神像,61岁的村民李葆华说,“逢年过节,都要拜一拜关老爷,求他老人家保佑一家子平安。”

    坐花轿,跨火盆

    结婚那天,坐着花轿进婆家,是很多女人引以为傲的。而那些年为女人们张罗结婚花轿的经历,也是李家务村村民王福龙最自豪的事儿。

    坐花轿,也是山西旧式的婚礼形式,始于南宋年间。而在过去,坐花轿也是长子营镇婚礼习俗中最隆重、庄严的仪式。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八抬大轿,明媒正娶”,说的就是结婚坐花轿,意味着婚嫁礼仪正式而神圣。

    正月十五上午,村主任赵学军带我穿过村子的主街,一路来到王福龙的家。因为身患糖尿病,往日带领花轿会活跃在镇上的王福龙,如今几乎瘫痪,成日里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但一听赵学军说我是从山西来的,他立刻挣扎着一点点挪动身体,艰难地直身坐了起来。

    听说我想了解当年花轿会的盛况,老人顿时眼睛一亮,“队伍是1995年建起来的,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一天天发展壮大,最多的时候有70多人。轿子有四人抬、六人抬,还有八人抬的呢!”几年前,王福龙得了病,花轿会就此散了伙,几顶轿子都拆了卖了,旗锣伞扇、锣鼓、轿夫、乐队服装……啥行头都没有了。

    不过,作为远近闻名的花轿会的会头,王福龙亲眼目睹、见证了十里八乡年轻人结婚当天的盛况。“过去结婚,男人骑马,女人坐轿。花轿的轿围是红绸子做的,上面有织锦刺绣,轿顶上插着喜鹊、凤凰、八仙过海的花鸟人物,轿门的门柱、抬杠都用大红的油漆漆得亮铮铮的,鲜艳漂亮,喜庆。轿夫、锣鼓手也穿得漂亮,就跟电视里演的差不多。”

    在晋南,新郎的打扮很有意思,身挂披红,十字交叉,中间一朵用红绸子扎成的大花,外面披大衣。我问王福龙这边的新郎怎么打扮,他兴奋地说,“一样!”

    新郎接了新娘回到家,花轿到门前停下,新郎要搭起一张弓三支箭,两支射门前的草人,另一支从轿顶射过,意思是驱妖邪。新娘下了轿,要垫着红毯子走,两脚不能着地。到了香案前,两人拜天地、拜父母、互拜,然后跨火盆、迈马鞍子,寓意是红红火火、平平安安。

    正月十六“走百病”

    张国亮今年52岁,是河津营村村支书。聊起过去年节时的风俗,他说,“有跑旱船、跑跷、二鬼摔跤……可红火了。现在都不兴这个了,讲究的人家正月十五晚上还挂个灯笼,有些人家灯也不挂,就吃个元宵。”

    过去在河津营村,大家伙晌午歇了工,吃完饭,点根烟,聚在一起聊闲篇儿,有老人说起以前正月十六要“走百病”,但是不是从山西老家那边传过来的,就不得而知了。《采育镇志》上对这个风俗有记载,走百病又叫“散百病”“烤百病”。一般是女人家出去走。正月十六晚上,女人们成群结队地出游,要把家里的病邪驱散。

    采访结束回到太原后,跟一位同事聊起,她说汾阳也有这样的习俗,名字也差不多,叫“游百病”,“到现在人们正月十六还会出去到处逛,就跟郊游一样,把‘百病’丢在山野,丢到外面去。”

    人生礼仪、岁时节令、衣食住行——人的生活运行,皆为民俗。虽然时间过去了几百年,但在大兴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几天里,我们所见所闻,都可发现晋东南、晋南地区民俗的烙印。在大兴区,小孩过百天,姑姑、姥姥、姨都来,姑给小孩做鞋,姨做袜,姥姥给做裤子,“姑的鞋,姨的袜,姥姥裤子长得大”,是民俗;大年初一接祖宗回家过年,十五再放鞭炮送走,是民俗;正月初一家家户户炒黄豆吃,姑娘不许看见娘家灯,初二才能回娘家,还是民俗。这些传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是移民历经千年也抹不去的文化基因。

本报记者    王晓娟

    村落档案

    延寿村

    该村位于采育镇东南7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建村。因当年村西有座古庙叫延寿寺,故取村名延寿村。

    康营

    该村位于采育镇东南6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建村。当年村中只有康、季、崔三姓人家,康姓为大户,故取名康营。

    东潞洲营

    该村位于采育镇东南6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为纪念祖籍取村名潞洲营;后又分成东西二村,此村居东而改称东潞洲营。

    居西者称为西潞洲营。西潞洲后又分出段营、利市营、小皮营、杨堤4个村。

    王化庄

    明初,一个名叫王虎的人由山西大同迁居此地,给皇家看守庄子,故取村名王虎庄。后村人不喜欢这个村名,遂改称王化庄,意为驱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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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是生活方式的体现,可能有意无意间就这么一辈辈传了下来,移民后代们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有没有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衍生呢?

 

文化非遗 融入历史洪流

 

    正月十五,中国最传统的元宵节。一般都会热闹三天,这是中国人的狂欢节,各种文艺活动都会上演,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日子里看到日常看不到的很多习俗活动,总想找到一些他们与山西的渊源。

    周营:坛子会传了600多年

    周营,原名绛县营,明初山西移民迁入得名,后因周姓得名周家村,今简称周营。

    坛子会,类似杂技中的耍坛子。在《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大兴卷》中,187个项目,唯一明确地说由600多年前山西移民带过来的只有它。

    找到周营的时候,已近黄昏。街上没什么人,狗叫得很凶。打听着,一路寻到坛子会的传人李瑞生家。李家在巷子的最里头,刚走到大门口,三条狗汪汪地叫着扑了出来,引出对门的两条狗。吠声引出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喝住了狗吠,对门也出来个男人。

    喝住狗叫的正是李瑞生的二儿子李正华。来周营之前李瑞生的大儿子电话里说,李瑞生老人已经90岁,前段日子摔了一跤,骨折了,年龄大了,脑筋一会清楚一会糊涂,说不成个话,他建议我来村里找找看,问问当年和他父亲一起耍坛子的其他人。“其他人?”李正华笑着,对邻居说:“你知不知道还有谁?”邻居也笑着,摇摇头:“没听说过。”李正华说:“我知道的倒是有几个,不过都……在坟地了。”

    从破四旧后,李正华就再没见父亲和他的伙伴们耍过坛子。少年的记忆里,耍坛子的头顶都磨得光溜溜的,不长头发,耍的时候头上戴一帽垫,大大小小的红色坛子上彩绘着些图案,耍起来上下翻飞,好看得很。最热闹的时候就是1945年到1947年那几年,村里会耍坛子的有三十多个人。到了农闲的时候,大家就到村子的空地一起练功,每人还得举着石头围着村子走上几圈,每年的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八,坛子会都会走街串巷到周围的村镇去表演。“后来就不兴这个了,把坛子全砸了,几十年都没人练了。前好些年也有些人来家里问过这事,那会儿我父亲还将就能比划比划,现在可不行了,能自己走道就不错了。”如今李家哥仨轮流赡养着老父亲,正月轮到了老大。“您听老人家说过没,这耍坛子是不是在移民路上,大家歇息时琢磨出来的玩法——你想手边也就点坛坛罐罐的。”“哎哟喂,这可没听说过。”

    天傍黑了,出村时远远地听到有人说:“这么冷的天儿,跑来问这个,也真不容易。”

    李家务村:民间道教音乐会

    长子营镇李家务村,同为明代山西移民村。

    正月十五长子营李家务村有散灯花的活动,村民李福强家聚集了不少准备演出的村民,大伙儿在这里进行演出前的排练。

    李家院子大,屋子多,敞亮,平常大家伙没事就聚在他家一起排练。在李福强家右侧的厢房里,香案已经摆好,香炉袅袅升烟,一张红纸垂立而下,上书四个大字“道教法坛”。会员们头戴混元巾,身着绸缎做成的道服,在香案两侧面对面,神色恭谨,执器而立。

    据说,李家务村道教音乐会成立于嘉庆八年,现在的会头叫赵丙义,今年76岁,是良善坡庙老道张理成的徒弟、传人。道教音乐会便是从老道这里传授而来的。

    不穿道服的赵丙义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老人,他曾经还是大兴区文化馆艺术团的团长,是道教音乐会里最有艺术气息的人。“我们这个音乐会,光乐器就有好多件,有管子、笙、云锣、横笛、铙、手鼓、大鼓、钹等十余种乐器。”

    随着一声鼓响,已经准备好的音乐会会员们开始了演奏,声音悠扬,琳琅振响,十方肃清,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不敢高语,恐扰了这份雅乐。李家务村的道教音乐会之前演奏的曲目有五六十首,但流传至今,很多曲目已经遗失,现在仅存的是《堂头令》《浪头沙》《翠竹联》等。

    民间音乐带不来经济效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学。这种状况,对于老艺人们来说,多少有些失落。

    再城营:乡间野曲唱成五音大鼓

    再城营村的五音大鼓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元宵节本该团聚的日子里,五音大鼓的演奏成员刘广清和尤春普与我们聊起了五音大鼓。

    再城营村也在凤河岸边,原为五台之一的李台,也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从晋南移民而来的。

    刘广清说:“五音大鼓来自民间,是不是从山西传到咱这儿,也说不好了。反正就是大家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拿个犁铧片敲着敲着,哼哼唧唧唱着,就这么形成了,要不说五音大鼓又叫‘犁铧调’。”以前村里人晚上没啥娱乐活动,唱个曲子,也就一乐子。到了清朝中后期,村里喜欢唱这个的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村里有二三十人玩这个,人多了,就成立了个组织叫“子弟会”,现在还叫“五音大鼓子弟会”。周围村镇一些喜欢说唱艺术的人常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艺。

    五音大鼓的演奏一直以来都遵循着“以弦为媒”的规矩,从不跟人收费。如今要发展下去面临着人和钱的双重问题。表演五音大鼓最少要四个人,刘广清说,现在五音大鼓的演奏人员也只有四五个人,都是兼职在做。他和尤春普两个是最年轻的,都已经奔六了。

    在与我们作别时,刘广清说,听说山西那头有个八音会,能不能跟他们联系联系,在技艺上切磋一下,也想问问他们如何发展的经验。

    神叉老会:受了皇封才改了名

    正月十六下午沁水营安排了一场神叉表演,我们早早赶了过去。神叉老会会头张翠华师傅来得更早,已经在准备下午的表演了。

    “据沁水营村祖辈人讲,‘神叉老会’起源于明代,原先叫‘耍钢叉’‘开路’,到清朝受皇封后才改名叫‘神叉老会’。”张翠华说起了神叉老会的典故,关于“受皇封”,最多的说法是光绪年间,“叉子会”参加慈禧太后66岁寿诞庆典活动时,名列各会之首,“老佛爷”龙颜大悦,赐了一把“龙叉”和书有“神叉老会”四个字的黄旗。

    沁水营村至今相传,“老佛爷”偏爱“神叉老会”是因为她是长治人的缘故,因为地缘亲近所以格外青睐。尽管找不到支持这说法的确凿证据,但这并不影响沁水营村村民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仅张翠华家,从他爷爷那辈开始练叉,他父亲、哥哥、儿子四辈人都在练。“我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起床练一会儿,下午下班后还要练个把小时,一年365天几乎不间断。我小儿子张悦斌从七八岁时开始练,到现在也练了有二十年了。下午的表演他也参加。”张翠华一脸的自豪。

    表演开始后,锣鼓喧天,上至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下至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两代人、十余位“神叉”练家轮番上场,村里人很快都聚集到了村委会,发出阵阵喝彩。

    和其他非遗项目相比,“神叉”表演因为掌握难度相对较低,目前传承得比较好。沁水营村村支书郭振会说:“自2010年起,我们把‘神叉老会’的会员们重新召集起来,每周固定时间在村广场上公开表演,只有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活动中,这项珍贵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潞城营:医者待人厚道 接骨技术精湛

    在大兴的非遗名录中,除了文化艺术类的非遗项目,还有一项医术也列入其中,掌握这项技术的也是山西移民的后裔。

    潞城营,擅长接骨术的申忠林家就在这里。潞城营共有四个村,按序号命名村名,三村四村的住户大都姓申,这里便被唤成申营了。申忠林家在村口,一块大大的村口迎客照壁,便矗于他家门口,甚是方便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投医,申忠林的接骨诊所,就在他家四合院的厢房。

    申家的接骨技术与众不同,摈弃传统的石膏固定,不留残疾。申家祖传的接骨秘方,具体源于何时,申家人从未对外细说,只留下众说纷纭的猜测,接骨术第七代传人的申忠林也不愿多说,只是给出个模糊的时间概念——“二百来年吧”。关于接骨秘方来历,当地人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大致是一位身怀绝技的云游者流落到潞城营后,得到了老申家的热情款待,最终以随身珍藏的接骨秘方为赠。

    治病救人,不收分文,是申忠林的爷爷定下的规矩,直到上世纪70年代,病人增多,医药费上涨,申家才收取少量成本费。申忠林的医德医道在村里堪称楷模,人缘极好。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小时内,有十几位病患前来取药,医患间熟悉得如同家人,每每都是聊得开心了,才去配药抓药,好几位病人来取药,好像也没看见什么钱不钱的。

    接受采访告辞时,申忠林送出门很远,记者忍不住问他接骨术的原理,申忠林憨厚一笑,“老人们传下来的方子,不敢外泄,但肯定对得住良心。”

本报记者    谢燕    王晓娟    李雅丽    贾丽    刘巍

    村落档案

    包头营

    该村位于采育南5公里,明朝初年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始称包头营,延续至今。(村名来历不详,估计和大皮匠营缝鞋 “打包头”有关。)

    山西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南6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为不忘祖籍,故取山西营为村名。

    大同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南6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当年因见村中有一棵老枯树而取村名枯树营;后因移民多为山西大同人,为纪念祖籍,改名大同营。

    六合庄

    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建村,原有孙庄子、小庄等六个小自然村,后形成集团村落,遂以六合庄为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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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传承时间在100年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显现。据说,长子营白庙村的音乐会传承时间已经300年以上,我们寄希望能在白庙获得更多。

 

白庙乐会 奏古曲祈赐福

 

    正月十五上午九点左右,白庙村村邮所已经聚起了十几人。

    近百平米的屋子里没有供暖设备,屋子中央的桌子上摆了三个电热扇,暖气直直地吹给了围在桌子边的七八位老人。

    屋子太大,这点热气增加不了多少热量。这些老人很安静地等待着,因为太冷了,有人劝他们先去别的屋里暖和着,可没有一个人离开。

    他们都等着即将开始的音乐会表演。

    白庙村的音乐会已经完好保存了三百多年了。音乐会是上元节祈福活动的主要仪式,村邮所里根据音乐会演奏的要求布置了一番,屋子里挂了经幡,像教室讲台的位置处挂上了佛像图案,两侧的墙上不仅有佛教挂画,还有多幅十八地狱图,多少有点像水陆道场法会的布置。看得出来白庙村的音乐会与佛教之间有一定的渊源。

    贾廷信是音乐会演奏成员之一,算是这些人中年轻的一位,其余人多数已经六十大几,甚至七十多岁了。

    贾廷信说,屋子里的那些特别的挂画叫佛事图说,破“四旧”前共有244幅画,其中有120张佛牌,是以地藏菩萨为主,还有描画十八地狱的72幅挂画和二十四孝的挂画等,都是为了教化人们要尊孝道、做善事。旧的图已经毁了,现在的图已没有那么多幅了。

    音乐会演奏的乐器主要有云锣、钹、铙、镲、鼓、横笛、管子、笙……白庙村的音乐会是明末时期潭柘寺的三师傅和五师傅出来化缘时,来到白庙村见当地人乐善好施,便把这种音乐教给村里人。这种音乐会具体传了多少代已经说不清楚了,贾家辈辈都有人在乐班子里演奏,从贾廷信上数的“朝”字辈是家族中的第六代传人,他这一辈算是第七辈。

    九点三十分,演奏人员穿起了海青(佛门僧俗礼佛时穿的衣服),披上袈裟,开始白庙村的上元节祈福活动。

    白庙村的音乐会如今已经列入北京市大兴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村里演出。正月十五白天在村邮所,晚上村里人在前面散灯花,音乐会跟在后面演奏绕着白庙村转一周,有时也会到邻近的村里演奏。其目的是为了祈求神佛赐福,保佑一年的丰收和安康。

    村里人听说老家来的记者想要听听有关村里的老事,便热心地把贾朝恩老人请到了村委会的会议室。这位白庙村知道掌故最多的人,是村里的“支客”——支客是当地办红白喜事时,主家掌管礼仪、招待等事务的负责人。

    已经80岁的老人讲到了白庙村音乐会的“前世”。

    白庙村有两种会是从山西带来的,一个是音乐会,一个是狮子会。贾朝恩老人说,村里的音乐会从古就有,明代时只有堂鼓、镲锅子、叫桩,就这么三件,那会儿叫“追老会”,只在白事时用。白庙村七月十五也散灯花,就是从这儿来的,那时没有吹奏音乐。后来有了音乐,传说是被村人称为三师傅和五师傅的两位教会的,老人们说,这两位师傅的家就在距白庙不远的康营。

    “狮子会,过去叫神吼老会,耍的大狮子有两个,一个叫青狮,一个叫黄吼。青狮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黄吼并不是狮子,脑袋看着像狮子,可耳朵是狗耳朵,竖着,过去叫神吼。老人们说,是地藏王的坐骑,神吼老会的叫法就是从这里来的。”贾朝恩老人曾经听说过的狮子会便是这样的。后来记者查阅资料看到,地藏王的坐骑确实有一对狗耳朵,但叫谛听。观音菩萨的坐骑倒是叫“金毛吼”,金毛吼也曾是狮子的一种叫法。

    前几年村里还复兴过狮子会,耍过几次,可是这几年又停了。“现在人耍狮子不像以前了,原来耍狮子讲究要把它舞活,这样它才能保你一年平安。现在已经没人下那功夫了,怕摔着。”

    我问贾老怎么知道这么多?他笑眯眯地说都是听老人们说古听来的,小时候就喜欢围着火盆听家里的五爷、六爷等老人们说古。

    从明朝永乐癸未年的移民开始,从贾家的族谱,白庙的来历,日常的吃喝,家常的用具,地里的庄稼,生活中的习俗讲究,节日活动……贾老从各个方面讲述了自己听到的那些从大明来的旧事,村委会里围了十多人听得津津有味。说起移民,贾朝恩说:“祖上都是从洪洞大槐树受骗过来的。大家不想走就去行贿,官府说不想走的在大槐树下集合,结果一到大槐树都给裹来了。来了,这里房子都盖好了,瓦房,都是标准的房子……贾家是带着先人骨灰铭牌过来的,老祖宗现在还埋在山西呢。”

    与别村不同,白庙这个地名并不对应山西的任何县。贾朝恩说:“具体从哪个地方迁来也不知道了,但祖祖辈辈都说我们家是大槐树底下的,那儿离我们村最近。过去村里人叫我们家是‘槐树底’。”

    如果按照老人说,故乡就在大槐树附近,那应当是如今的洪洞县。在《洪洞大槐树志·社会发展》中有一段这样的记录:洪洞当地狮子舞的狮子颜色以绿色为主,也有少数是黄色。大狮子由两个人扮演,表演时主要动作有搔痒、舔毛、抖毛、打滚、摔跤、抚小狮子,还有跳跃、竖立、登桌或踢、跌扑、腾转、争球等剧烈动作。洪洞县一直从事史志编撰工作的李新民对当地的习俗较为了解,“神吼老会在这边没听说过,不过洪洞以前有追老会。”

    民国之前,洪洞年年正月十五会举办一场追老会,这个活动历史非常悠久,规格非常高,也很隆重。每年腊月里,洪洞县的县太爷和一些大的村子就会给辖区内的60岁以上的老人和私塾先生发出请柬,请他们正月十五参加追老会。

    正月十五这一天,追老会在一阵敲锣打鼓中开始,一般会演奏《荆谷乐》之类的乐曲,还会唱戏,开酒席。

    追老会要摆最高规格的“重八席”,在洪洞当地这种有鼓乐伴奏的宴席叫“吃席打席”。县里政府官员和乡间的乡绅们都要作陪,还要给寿星和先生们行礼。

    到民国时期,出现了国民小学教育,追老会就逐渐消失了。

    如今白庙的音乐会与曾经的追老会已经大不相同了,曾经仅仅是以民间吹打为主的音乐中,融入了僧传笙管乐,成为宗教音乐,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强的艺术生命力。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博士田文波说,“舞狮这种活动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相传与佛教进入中国有关。贾朝恩老人说舞狮中的狮子是某位菩萨的坐骑演变,也是与佛教有关的反向证明。老人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口述史,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在别处追溯到与此相关的确实证据。“过去移民往往是一家人,甚至是整个家族,几百口人一起移,比较容易保存下一些文化形式,没必要一定要求证,我们也不必要对文化的理解和诠释进行创造性的修改。这种修改不一定对,而且也失去了另一个可能,让人无法再看到这种变化流变的过程。事实上,这更符合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特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诠释,这就是文化生活丰富的原因,无需考证。”《大兴报》总编辑卫东海说,古老而底蕴深厚的晋南文化,反映在经历了极端痛苦的大迁徙移民的身上,没有因为迁徙而沉沦,反而经过迁徙而愈加沉淀。

    在六百年的岁月里,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变化,白庙村的山西移民后代们在岁月流转中,以接纳、包容、发展的智慧,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让一种怀乡的艺术形式增加了更加深厚的内涵,多了更加绚丽的华彩因素,形成了更加独特的艺术风格。

本报记者    李雅丽

    村落档案

    利市营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55公里,明朝初年建村。因村北有一个打短雇零工的人市,故取村名利市营。段营后并入利市营。

    小皮营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与大皮营毗邻,且村子比大皮营小,而取名小皮营。

    大皮营

    该村位于采育南4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时年村中有一皮匠手艺超群,很有名气,故得名大皮匠村;后清朝康熙年间更名大皮营。1983年撤销公社改乡时,大皮营分成3个村。即:大皮营一村、大皮营二村、大皮营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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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让太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白庙村曾经的追老会与洪洞的追老会虽然有同一个名字,内涵却是完全不同了。贺知章说,乡音是最难改的,可是六百年后乡音还余几多?

 

方言闪现 乡音最是难觅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代诗人贺知章这两句诗,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乡愁。都说乡音是跟随一辈子的伴侣,可是经过了好几代人、好几辈子之后,是否还能找到些许残存的痕迹?“什么样的乡音最难改,就算普通话再普及,也绝不会忘掉的。”“说时间的话。”“梦话。”“骂人的脏话。”

    ……

    去移民村采访的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但车子一停,跟村里的乡亲们一交谈,我们的心都有些凉。虽然乡亲们纷纷说自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是山西移民的后代”,可他们张口闭口京片子,实在是乡音难觅。

    晌午,妗子

    听说我们想找几个老人聊些过去的旧事,李家务村主任帮忙找来了村民李树仁。

    虽然已经74岁,可李树仁话音朗朗,掷地有声。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北京口音不重,卷舌音、儿化音也没那么多,交流起来很顺畅。“要说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这全村人都知道。怎么知道的?打小就听老一辈人说,老祖宗是从山西迁来的。但是你要想知道更多的事,我这岁数不行,太年轻,你得找上了90岁的老人。不过村里这个年岁的老人都没了,你们要早两年来就好了。”

    见大家都有些遗憾,我赶紧摆摆手,“没事,您就跟我讲讲您小时候听过的事儿吧。”

    李树仁爽朗地笑了,“好啊,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大家伙儿在地里劳动完,晌午吃完饭在地里聊闲篇儿,有些个肚子里故事多的人就打开话匣子了……”

    且慢,老先生刚才话语里有个词听着耳熟,像是晋南的方言——晌午?

    “晌午,就是中午的意思。上午是前晌,下午是晚晌。”

    “我们晋南人也这么说,前晌、晌午、后晌。”

    “真的?哎呦,我就说北京这边儿人不这么说呀,怎么我们都这么说,跟北京人不一样,原来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言哪!”

    采访结束后回到住地,翻开《采育镇志》一看,嗬,果不其然,虽然村民们说的是北京话,发音吐字和北京市里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解放后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标准语音,但是,在大兴地区的一些村庄里,流传着不少方言土语,是北京人不会说而大兴移民村落特有的。

    还有一个称谓,也是很多地方没有的——妗子,意为舅母、舅妈,据《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记载,除了北京大兴区,别的地方都不这么称呼。而在山西晋南、晋东南地区,管舅舅的老婆就叫妗子、妗妗。

    语言不像饮食习惯,平常吃什么、玩什么,一说大概都清楚,毕竟经过了600年的融合、演变,在使用过程中,绝大多数方言土语都已经同化,消失在时间与空间之中。这次寻访方言古语,如果误打误撞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也算是幸运了。

hài(亥音)儿营里发现古音

    但令人兴奋的是,下午在采育镇解州营村,就让我们捡了个漏。

    解州之解,虽然各种辞书注音为xiè(谢音),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说,“解,xiè,水名、地名用字。如解池,湖名;解州,地名,都在山西。”《辞海》“解池”“解县”注音也是xiè。但是,在山西运城,人们管“解州”的“解”读hài(亥音),这是从隋唐之后形成的读音,十分古老。

    从长子营镇到采育镇,一路采访而来,当地人提起解州营,都读作xiè。不知道解州营的人会怎么读自己的村名?抱着这个疑问,正月十五下午,我们来到村子里打探。

    听说我们是从山西来的,村主任郭景学特别高兴,黑红的脸膛上似乎还有一丝关公故乡人的痕迹。他说,解州营一半的人都姓郭,而且村里人都知道,老祖宗是从山西解州移民过来的。

    郭主任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对解州的发音是xiè。于是,我纠正他,“山西人不说解(xiè)州,说解(hài)州!”他听了眼睛一亮,“真的?山西是这么念?解(hài)州,解(hài)州……”郭景学跟着我读了好几遍,突然他一拍大腿,“哎呀巧了,我们村儿还有一个小名儿,就叫‘解(hài,亥音)儿营!”

    大兴这边的村子,除了官方的大名,有些还有小名儿,是方便老百姓口头称呼的。如李家务村,小名就叫李府,当地人说,“逢府必务”,所以李家务又叫李府。

    究竟什么样的方言是经过多少年也很难改变的?“有两个,一是地名,二是亲属称谓。”221日,山西大学语言研究所余跃龙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解州营小名和大名中不同发音的“解”,是移民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可能是长期在北京生活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北京话儿化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把“解(hài)”的古老发音给继承下来了。

    语言是流动的

    在解州营村一些老村民的口头,还流传着不少方言土语,“这些话我们平常就那么说着,自己也不觉着什么,可年轻的孩子们听了都挺纳闷,听不懂。”村民郭福堂笑眯眯地说。

    郭福堂人很朴实,红脸膛,跟村主任郭景学是一个家族的,“我们村的人常说niá、niá们,就是人家的意思,好像没听别村人说过。”而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运城方言志》中就有记录,运城方言niá这个发音,语意就表示“人家”。

    但是,据考证,niá的发音是“人家”一词的合音,在唐五代以来的近代汉语中就已出现。余跃龙说,之所以北京话里没有这样的发音,可能是在不断的更迭演变中脱落了。“跟北京话相比,山西方言有三个最普遍的特点,一是保留着古入声字的读音,如‘哭、毒、吃’等字读起来都是又短又促,如果这些字在当地至今保留入声字的读音,那么应该与山西方言有关。其二,圪头词的保留,比如,圪嘟,圪针,圪台台(台阶)等。第三,指示代词,这,那,这里,兀里,外里。如果有这三点中的一项,那么毫无疑问,说的肯定是山西方言,或者说话人的祖籍跟山西有关。”“语言是有流动性的,”余跃龙表示,一个发音的存在或消亡,并不能说明什么,有可能是山西移民把山西方言带到了北京,从而形成了带有山西特色的北京话,也有可能是山西移民在和周边北京人交流的过程中,受到北京方言的影响,磨损了原来的山西方言,“这没有一个定论。”

    另外,据一些专家考证,今天,北京大兴长子营地区一些生活用语还留有当时移民大迁徙时的痕迹,如:解手、方便、大小便、随便等。当初山西的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开手,我要拉屎尿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方便、大小便,人们就都明白了。

    乡音,它连起了一方土,串起了一些人,勾起了一些事,撩起了一段情。我们不是语言学家,无法用多么科学、严谨的方法去探寻乡音的演变,但是,乡音中哪怕一丁点的残留,也是这样叫人欣喜。

本报记者    王晓娟

    村落档案

    韩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南6公里,由山西移民迁居至此而建村。因村中韩姓居多,故取名韩家营,后定名韩营。

    高平营(铜佛寺)

    该村位于采育西南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高平县移民至此而建村。为不忘祖籍,取名高平营;明朝正统年间,和尚妙湛禅师广募善缘,筹巨资在该村建长庆寺一座;明朝成化二十年(1484)又铸铜佛一尊,高丈许,有千手千眼,供奉于殿内,始改高平营为铜佛寺村。

    广佛寺村

    该村位于采育西南55公里,村民原属枯树营村人。后因枯树营村北修建了庙宇广佛寺,枯树营部分村民移居至广佛寺周围而成村,并取名广佛寺村。

    前、后辛庄

    明初浑河改道西南,此处始有山西移民落户。因村民多受风沙之苦,为祈恳风沙宁息,曾名风宁屯。清初析为二村,改称前、后新房。康熙《宛平县志》记为前、后新店。清乾隆年间,改名前、后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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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即使是乡音已改,但烙在骨子里的乡情总是难忘,即使是乡音难觅,可跳跃在舌尖上独特的饮食喜好、习惯,真的就能彻底丢弃了吗?

 

故乡味道 只有胃才知道

 

    当年7万移民迁到北京,干吗去了?

    在凤河地区的方志上,看到了很多记载。原来明朝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叫蕃育署的机构,它不归北京政府管,直接归上林苑管理。

    上林苑是皇室苑囿,负责掌管皇帝的御花园、狩猎园、畜牧场和菜圃。当年移民们在永定河冲积平原上以原住地聚落成村,辛苦劳作,很多人为皇庄干活,这里就是皇室的副食基地。

    这种历史分工现在依然影响着移民后代的生活,“祖辈种地”,“种葡萄种大棚”是凤河沿岸绝大多数村民的选择。

    为皇室养鸡种菜几百年,他们的饮食习惯中,还能保留多少山西人的饮食习惯?我们真的能从中剥茧抽丝,发现并证明他们是山西人的后代吗?

    山西营里评醋王

    77岁的史清森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之前,老人一直犯愁:“600年了,打哪说去!别说我,90岁的也说不清啊!”山西营村的妇联主任周文玲也撇着嘴直摇头:“我们哪说得来啊!就知道小脚趾两瓣的都是山西那边过来的。”

    在这间从老庙遗址上盖起来的村委会屋子里,他们俩和村支委张景发为我的“不靠谱穿越式采访”直摇头,聊开醋,大家才兴奋起来,“吃面搁、吃饺子蘸、吃饼子蘸,只要吃带馅的都离不开醋。”你一言我一语地评比着,谁家是村里的“吃醋大王”。

    年前有人到平遥旅游,给周文玲买了5斤山西老陈醋,“我都没喝上一口,这家分点,那家分点。哎哟喂,闻着可真香!”她啧啧个不停。

    白庙村80岁的贾朝恩记得,以前村里还有人做醋,后来不种谷子了,没了米糠,也就没法做醋了。过去的醋吃着挂口,那里面有粮食啊,现在超市里买的醋,没味了。

    山西营共有7个姓氏,都是当年移民的后代,其中张、史、刘、王人口多些,爱吃醋是一村人的共性,“哎呀,王家一个月5斤那不算多!比他家能吃醋的还有,一个月10斤!”

    好吧,连我这个纯粹的山西人都甘拜下风。

    “黄蒸”改名“黏豆包”

    再说共性,那就是爱吃面了。我走访过的康营、延寿村、庙洼营、沁水营、山西营、大同营、周营(绛县营)等村,村民最常吃的就是擀面条和揪片,刀削面因为技术水平要求高,一般人家做不来。但有一样晋东南上党地区的吃食——黄蒸,居然现身千里之外的移民村。要知道,这种用黍米(民间叫黄米、软米)面蒸的豆沙包,在晋中、晋北都很少有人吃,或者吃得惯。长治学者曾把慈禧太后爱吃黄蒸作为考证她是长治人的有力证明。

    在移民村落,村民们管黄蒸叫黏豆包,据他们小时的记忆,那也是过年节时才能吃上的美味。

    大同营的姚凤志说,小时候常下地帮大人干活,还记得用爪镰菝谷子、菝黍子。在附近的几个村,黍子面不单用来做黏豆包,正月十五的元宵也用它来做,把做好的元宵馅放在黄米面里摇啊摇,吃的都是黄元宵。还有黏火烧,用黄米面烤的烧饼,那个香啊!

    同样让我没想到的是,晋东南的三和面饸 也在移民村落被发现。沁水营的老支书冯学文说,白面、豆面、白薯(山西叫红薯)面和面,压成饸 吃,以前日子艰难,没卤浇,就浇点老咸菜汤,一样筋道好吃。白庙村的贾朝恩说以前还吃过高粱面和榆皮面的饸 ,饸 床跟村里铡刀那么大。家里人多的时候,就会吃饸 ,这个饭做得快。以前晋东南村里办红白喜事,那就是院里支大锅,锅上架上饸 床,吃流水席。沁水营村村民郭振全补充:我们还爱吃粉皮,熬菜的时候放点儿粉皮,好吃。总的来说,我们这儿饮食习惯跟晋东南差不多。

    咱们山西吃茶汤不

    聊吃喝,小米是注定的话题。山西小米好是出了名的,沁县的小米沁州黄曾为历朝贡品。在大兴地方志里,记载着山西移民带去了优质的小米品种,栽种技术代代相传,整个北京都知道“采育地区的小米,色黄味香,独一无二”。采育镇人大办公室主任袁绍恒,修了20年采育镇志,说采育小米出名,明清两代专贡朝廷。山西营的史清森甚至能清楚说出毛谷、水谷(音)这俩品种的小米更香更黏乎,最爱吃小米饭锅巴,浇点油搁点盐,现在那锅巴比不了!延寿村的季守奇、李家务村74岁的李树仁都记得,过去村里过红白喜事,都要吃小米饭的,“小米干饭熬豆腐”,富裕点儿的人家就吃二米饭。

    “咱们山西吃茶汤不?”沁水营的冯学文问我,“就是把小米磨成面,喝的时候拿水一冲就得。”听起来有点像速食版的小米粥。我们听了后还在那瞎分析,也许是移民路上熬粥不方便,才发展出这样的方便食品,还赞叹了半天移民的生活智慧。返晋后,采访沁水县原实验小学校长刘翠琴,没承想这事在她那里得到了印证——

    “有啊,咱们叫茶。把小麦、谷子去壳,少留点糠皮,再加些玉米、豆子,有的还加药材荆棘,磨成面。二月二的时候沁水人就讲究吃茶饭——打上茶,配上馍,烤得焦黄的馍,好吃着呢!”

    600年来,在移民村落,黍子谷子和小麦一起担负着主粮任务。到1949年,大兴地区种谷子10万亩,小麦10万亩,糜黍三四万亩,水稻仅4000亩。尽管黍子谷子亩产只有五六十公斤,但坚持种了几百年的原因,想来一是农业种植模式,二来生活饮食习惯造成的。

    后来因为产量过低,1975年后陆续不种黍子谷子了。

    这罐蒸就是那灌肠

    这次我们走访的村落,集中在长子营镇、采育镇、青云店镇,方圆一百多公里,200多个自然村,历史上习惯把这块叫采育地区。

    我问采育镇宣传部部长孔驻军,有没有这块区域独有的食物或饮食习惯?他脱口而出:罐蒸啊!只有我们这有,别的地儿你吃不着。

    把荞麦面打成糊,放在陶瓷罐里蒸出来,用刀切成条,拌上蒜醋辣椒吃,可以当饭,也可以当下酒菜。后来用罐的少了,大家都改用碗来蒸,做法是一样的。早年间只有赶集庙会才吃得上,现在饭店里都有,也有叫蒸条子的。解放前采育镇甚至有民间罐蒸四大家:南山东营的周家,西营的田五家,南营的张万仓家,东营的周景升祖上。

    我一听,这不就是灌肠嘛!

    孔驻军连连摇头,那可不一样,灌肠是把肉灌肠子里做出来的!

    我乐了,你说的罐蒸就是我们的灌肠,满山西都吃得到,不是什么稀罕物。

    采育地区处于永定河冲击平原,当年移民过来的时候,这里尽是盐碱水洼地,移民们辛苦劳作,把这里改造成了“皇庄”,成为几百年皇室的专供食品基地。谁都知道荞麦是高寒作物,你们在平原上为啥爱种荞麦?!

    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后人,口音变了,家谱没了,槐树死了,庙拆了,老物件散失了,只知道自己是山西过来的,却空着手不知道拿啥来证明。

    胃!胃知道!

    你们的胃是全身最顽固的器官,它记住了故乡的味道,600年过去了,它还是不吃不欢。

本报记者    谢燕

    村落档案

    辛庄营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3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原属乌云寺(海慧寺)东村,后因繁衍发展独立成村,村中蔡姓居多,故取名蔡辛庄;清康熙年间改称辛庄营;后两村名交替使用,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定名辛庄营。

    潘铁营

    该村位于采育南3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村后有座大庙乌云寺(海慧寺),故取名乌云寺,俗称寺上;明朝崇祯年间,因乌云寺村人负责用大车为铁台运铁,故得名盘铁营;后因不再盘铁,且村中有潘姓大户居住又改名潘铁营;但解放前本地区大部分人都叫寺上,直至解放后才定名潘铁营。

    明洪武二年(1369),大兴县初报民地2661亩,至洪武八年(1375),实在地为228074亩。

    ——《沁水营村志》

    蕃育署原管畜养户2357,分拔畜牧草地152022厘,计畜养鹅8470只,鸭2624只,鸡5540只。

——《大明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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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河沿岸最隆重的吃喝,叫三八席:八道凉菜,八道热菜,八个碗菜。碗菜多是汤水菜,很像山西南部流行的水席。在我们的传统中,供献指的是用饮食来祭祖拜神,饮食往往是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移民村落里,名气最大的是一座叫良善坡的庙。

 

良善坡庙 唯有模型凭吊

 

    提起李瑞堂老人,上长子营村,乃至整个长子营镇的人都知道。好多年前,他因为用普通的白塑料泡沫制作出了良善坡大庙模型而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人们纷纷赞叹老李“手就是巧、记性真好”,只有老人心里明白,自己之所以能耗时两年多做成了这件事,完全是因着对“良善坡”那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感情。

    让李瑞堂心心念念惦记了一辈子的良善坡大庙实为上长子营玉皇庙,因其建在村东北一高大土坡上,且有很多善良的人们来此庙焚香祈祷,故而得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座庙宇,让77岁的老人惦念终生呢?正月十四,在长子营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上长子营李瑞堂老人的家。

    “良善坡庙每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我都门儿清”

    据史料记载,良善坡玉皇庙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建成,庙中有碑文载:“计殿则四十有三,计阁则十有五,为山门与楼者三,塔一,井四,基棚九,廊庑寮舍百二十。前后凡七建,碑碣以志不朽焉。”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玉皇庙建筑规模之宏伟壮观。

    听说有人要来看模型,李瑞堂早早就打开了厢房的门。这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厢房是李瑞堂老人专门腾出来展示良善坡模型的,里面没有暖气,阴冷得很。一组长6米,宽2米的微缩庙宇模型平铺在屋子的当地上,比想像中的还要大,非常震撼。十三层台阶、钟鼓二楼、娘娘庙……20多个建筑物四进院、131间房屋全部青砖灰瓦,一排排朱门红窗画龙点睛一般,使得整件作品登时生动了起来。“那时候,我们李家的老宅子就在这座庙斜对过一二百米的地方。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庙里收了个和我同年仿岁的小道士,老道长专门请了先生教他读书,我和村里另外一个小孩儿被挑进来陪读,整整两年。”李大爷用手指着东边一间屋子:“瞧!我们每天就是在这屋里边上课的。”

    自从模型做好,每次有人来参观,李大爷都会陷入那些久远而温暖的回忆中,“小时候贪玩,不好好读书,总是趁先生不注意和小老道一起在庙里捉迷藏,所以庙里每一间房,每一扇门,每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我都门儿清。”

    最让李大爷记忆深刻的是每年三月初三的庙会,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赶来进香,比过年还热闹。

    三月三庙会方圆百里都有名

    说起三月三庙会,就不得不说说山西洪洞羊獬村“接姑姑回娘家”的典故了。汾河蜿蜒穿过洪洞,河东有一个村叫羊獬,在河西有一地叫历山,两者相去70余华里。四千多年来,两地有一种传承不衰的习俗——接姑姑,迎娘娘。

    羊獬村原名周府村,有一日这里出生了一只独角羊——“獬”,这只神兽能辨善恶。定都平阳(今临汾)的尧王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大女儿娥皇来看稀罕,不料妻子在此分娩了,这个女孩儿堕地能坐,三日能行,五日能言,满月善针织,百日通天文达地理,被起名叫女英。尧觉得这个地方吉祥,便迁居此地,改村名为羊獬。

    舜本是洪洞诸冯人,出生后母亲去世。其继母处处刁难他,舜被逐出家门,到了历山,在此耕种。尧王访贤,在历山见到舜用黄牛和黑牛犁田,舜舍不得鞭打牛,就在牛后面挂一个簸箕,牛走得慢了就敲簸箕,这样两头牛都以为鞭打对方而各自惕励(据说“威风锣鼓”就从此起源)。尧王觉得此人恩及牲畜,一定对百姓有仁爱之心,便选了舜做接班人,并把娥皇女英两女嫁给了舜。

    从此,羊獬和历山就成了两女的娘家和婆家了,羊獬人自认是尧的后代,根据辈分称呼她们为“姑姑”。历山以及其他地方人则称她们为“娘娘”(这里的“娘娘”不是皇妃的意思,而是对奶奶的称呼)。

    每年三月三正值清明时节,两女回娘家扫墓祭祖,住到尧王生日四月二十八。给父亲做寿后当天,历山人又要来羊獬迎娘娘打道回府,因为这时历山地区即将开始夏收,她们要回来与百姓一道参加夏收。这门亲让两地有了血缘关系,四千多年不断,真正是血浓于水。

    三月三“接姑姑,迎娘娘”的习俗也让大槐树下走出的山西移民们带到了680公里之外的北京地区。良善坡三月三庙会的热闹和洪洞庙会如出一辙。

    “玉皇庙外边有一座戏楼,每年三月三赶庙会的日子,戏楼上都会唱大戏,我们家离那儿最近,站在院儿里就能听见外边唱戏。”李大爷兴致勃勃地回忆,“本就香火旺盛的玉皇庙里更是人挤人,每天从十里八乡赶车挑担过来烧香的人少说过万。庙会外边练摊子、做买卖、耍把戏的生意好得很呢,人多时摊子能排出几里地去。”

    可惜1956年,良善坡古庙被拆了。“那年我还在当铸工学徒。拆庙的那天,我刚下工回家,听说挖掘机已经开到庙跟前了,我撒腿就往过跑。庙外头的老乡已经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可没人敢说话,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一座好好的庙成了一片废墟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一想起当年拆庙的情景,李大爷仍心疼不已。

    1960年以前,几乎村村都有庙

    在长子营镇,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诗:“七庙一堂又一阁,刘关二帝洞上坐,逢节鸣钟二十里,初一十五烧香头。”其中所说的“七庙”包括后土庙、炎黄二帝庙、马王庙、子孙奶奶庙、刘关庙、佛爷庙、龙王庙。在采育一带凤河两岸,也一直有以“三桥、四门、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的说法。其中的八庙分别为:采育镇南门外的“观音庙”、南门里的“娘娘庙”、东门外的“药王庙”、东门里的“文庙”、北门外的“真武庙”、北门里的“关帝庙”、西门外的“灶君庙”、西门里的“天齐庙”。但在长子营镇沁水营前任村支书冯学文的印象里,良善坡庙无论从庙宇建筑还是从庙会规模上,都在这些庙宇之上。“1960年以前,我们这儿几乎村村都有庙,光沁水营就有两座庙。一座是观音庙,一座是尼姑庵。但两座庙都算是小庙,尤其是尼姑庵,就一个小院几间房而已,和良善坡是没法比的。”冯学文说。

    解州营的郭福堂对村庙“桃园寺”也有一些印象:“两间瓦房,60平方米的样子,里面供奉着刘、关、张神像。”

    由此可见,称良善坡庙“宏伟壮观”当之无愧。

    李瑞堂老人自20034月非典时期开始刻模型,整整两年,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在用手中的小刀重塑“良善坡”。模型完成后,震惊四方,轰动一时,来家里参观的人一拨接着一拨,甚至有一些老人,专门带着供品过来,非要在模型前面上一炷香。“人们就是想找个精神寄托吧。模型做好的第二年,就有人说要投资重新修庙,那时我算了一下,一间房成本一万块钱吧。可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良善坡庙遗址就在离李瑞堂家几百米的地方。老人很乐意当向导带路去坡上转转。

    那是一个东西约60米,南北近百米的土坡,但土坡前已经没有任何碑文痕迹能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庙。

    和老人一起爬上坡的时候临近中午,土坡四周栽了不少杨树,坡上却光秃秃的。“这地儿原来没这么高,是‘文革’时做工事垫高过的。如果这庙将来要原址重修,得铲下去一半。”平时没事,李大爷经常去土坡上散步,顺便自言自语地合计一下庙的位置。有生之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亲眼看到良善坡庙重建。

本报记者    贾丽

    村落档案

    沙窝营

    该村位于采育南2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集体移民至此而建村。当时因村北有大沙岗,且村中闫姓为大户,故取名闫家沙窝,清朝康熙年间改名为沙窝营。

    李庄子

    据传明朝时此处为一山西人的花园,后此人返乡探亲不归,代为守园的李氏接收其全部家产,定居于此,故称李庄子。

    大羊坊

    明代建村,村民多以牧羊为业,故名羊坊。清代修整南海子,辟羊坊角门于此,名大羊坊村。1981年地名普查时正式定名大羊坊。

    诸葛营

    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形成村落。曾名曹庄子,后改朱家营。清末,以村人许半仙智谋过人,遂将村名改为诸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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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历史,都被浓缩进了模型或者传说。不过,从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细节中,还是能看出些山西的味道。

 

复原重修 家谱代代延续

 

    “找一本家谱真难啊”,这是我们在北京采访明初山西移民历史时最大的感慨。

    本来,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对历史的重视,是华夏民族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史学之发达冠于世界各国。史志向来官修不提,唐宋以前,家谱也非等闲人家可以拥有,在门阀制度下,那是区别于高低贵贱的重要凭证,也是仕宦婚姻的依据,修谱的权力被官方所控制,一直到宋以后,门阀消亡,民间私家修谱的风气播散开来,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传统。

    相比于史、志的煌煌赫赫,家谱这种一姓一族的历史,也许普通而又平淡,让族外人看,或许提不起一点儿兴趣,但就在这种简简单单甚至像流水账一般的叙述中,鲜活的民间图景就此展开,让今天的人还能够藉此遥想祖先的生活。史不绝,则国存;谱有续,则家传。

    但是,没有官方的参与,零散于各个家族中的家谱,续修和保存都非常困难,若是时局动荡,逢到天灾或战乱,百姓四散离乱,生命和生计尚且难以维持,怎么会去操心家谱的事情。“文革”浩劫中,家谱更被视为陈腐的“四旧”,被当作落后的宗法权力的象征,往往被付之一炬,许多家族的历史因此消散在青烟中。

    大兴乃至北京周边上百山西移民村落,从地名以及世代流传的传说,是可以确定那段历史真实存在并非杜撰的。但是,大量的细节——来自山西何县何村、兄弟几人、家乡所剩为谁——已经散失在六百年的历史沧桑中,正史自然不会关注这些,然而但凡家谱,这些却都是首先要记载的东西。可以说,家谱的散失,正是当代研究移民史最大的一个障碍。

    祖宗单子上的世系表

    连续找了几个村子,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没有,‘文革’时烧了”,“小时候还听说过,现在也不知道谁家有这个东西”。幸好,正月十五,采育镇三个村子闹红火,组织了秧歌队在镇政府表演,镇政府工作人员询问带队的支书和妇女主任,康营村妇女主任刘玉霞说,她见过,在她堂婶家就有一个。兴冲冲赶过去,却发现那只是一张记录了祖先姓名的硬纸,用钢笔填写,显见并不久远。

    而且,这东西其实应该叫“祖宗单子”,作用仅仅是逢节叩拜,相当于列祖列宗牌位的一个简易压缩版,比上家谱,作用要少很多。我们在青云店镇解州营找到了个比这个更全的东西。

    解州营村村主任郭景学说,解州营917口人,410人都姓郭,郭是个大户。祖宗单子在族人郭福堂手里了。若论起辈分排行,郭景学管郭福堂叫叔。“我们郭姓以前一代一代都有字辈排行呢,兴、福、景、殿、健,再往下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前四个字儿排得最多,都挺规矩,从健字开始乱了,不随了。”郭景学有些小遗憾。

    郭福堂点点头,“一大家子,人太多,名儿不好起了。你看这上,名字都还没乱呢。”他一边说,一边把搁在旁边的纸卷儿拿了起来。卷成纸筒是为了方便保存、携带,可年深日久,那卷轴的边边角角已经有多处破损。我们急忙把桌上简单清理了一下,细心擦掉茶渍,腾开一个空地。

    见我们这么谨慎,郭福堂的动作也变得轻柔起来,慢慢展开纸卷———约80厘米宽,长约一米,颜色、质地都有点类似牛皮纸,但摸上去比牛皮纸略薄,有些韧性,可能是年代久远了的缘故。

    卷轴的最上方写着八个大字,从右往左念是:“名序祀念,家谱览表”。下一行写着“慎终追远”,然后是“郭氏门中三代宗亲之位”,从下往上数,一共排了六代,左边是母辈,右边是父辈。从祖宗单子上的名字排行可以看出,郭家的名字排序是“从、守、文、永、兴”,加上现有的“福、景、殿、健”,基本可以知道九代人的名字排行。

    跟郭福堂一起来的有个中年人,叫郭殿江,听名字知道是这三个人里辈分最小的。他小时候听老人们讲了不少关于老郭家的事儿,“听上岁数的人说,原先从山西解州老家过来的时候,是姓郭的哥儿俩,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又说,在山西那边郭姓也是大姓,有家谱,‘殿’字辈的还能查着呢!”

    复原的老谱最多上溯十几代

    近些年,国家安定,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在精神上的追求也越来越显示出来。找到自己的根儿,明白自己从哪儿来,让心灵有个寄托,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青云店镇大同营村的姚风志,给我们拿出来他父亲在族中老人回忆下复原的家谱———虽然简单,但却是真正的家谱,这上面有家谱除世系表外的另一个重要元素,阴宅图。可惜姚家老坟早就迁出,不复存在。

    姚姓是村中大姓,300多户,800多人。姚风志指着家谱说,姚家从姚天祥迁来此处,五代单传,从第六代开始才人丁兴旺的,现在村里生活着从第十代万字辈到第十五代玉字辈,他是第十二代风字辈。

    姚风志疑惑地说,不过,姚家到底从哪儿迁来,有两种说法,山西运城或山东郓城,年长日久,也不可考证了。我们说,姚姓是舜帝后人,舜帝故乡在运城,很有可能从运城迁来。

    长子营镇白庙村也是这种情况。村里面的贾姓族谱早毁,支书贾士星的父亲从老家谱上抄了一部分,泛黄的毛边纸上记录下贾家11代人。这本家谱是在“文革”即将结束时,贾士星的父亲从老家谱上抄下来的。

    贾家80岁的贾朝恩说,家谱是从明朝移民过来后,从移民第二代立的。他同时讲到些修谱的规矩,比如老大是没有单独立祖权的,要跟着祖宗的家谱往下续,而且还有一条规矩叫“绝弟不绝兄”,保证长房的传承。

    同镇沁水营村也有这样的规矩,因家族中的长子地位非常重要,如果老大家没有孩子,是可以把兄弟的孩子过继过来的,如果兄弟不愿意过继,老大可以给兄弟另娶一房媳妇,生下孩子归老大。这种规矩的存在,显见移民经过颠沛流离,见惯生离死别后,更加注重血脉延续。

    新修族谱要给每户人家写历史

    沁水营村现在也正在修谱。本来修谱就是个劳心劳力的事儿,但沁水营的工程更为浩大。他们要给全村31姓一起修谱。

    沁水营村明初移民经考证为1618户,目前已知是14姓,加上后来陆续迁移过来的,共31姓。去年3月,村里每户人家都接到过一张表,内容是要填写自己以及家庭成员,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尽量往上追溯自己家的历史。

    这事儿是两个老支书张贺才和冯学文张罗的。为了给村里人编族谱,张贺才和冯学文研究了家谱编修指南,翻阅了唐代编著的《元和姓纂》、宋代的《二十四略通志》,并且把解放后村里的各个时期的户籍资料都搜集来。张贺才他们已经把这31个姓的姓氏起源部分都写好了,并且分了四部分内容,有寻踪探源、繁衍变迁、郡望堂号、名人荟萃,在信纸上写出了厚厚的两叠。

    张贺才和冯学文正在编辑整理的是村里各家的世系录,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以前各家的家谱都在“文革”和破四旧时毁掉了,大家能追到的大多数只有三五代人。张贺才和冯学文就找村里年龄大的人一家一家问,帮着大家尽力往上追。

    在这次编写家谱中,张贺才说,过去女儿是不上家谱的,时代不同了,有的都独生子女,这样这次编写家谱时,女性也上家谱,族中妻女同时入谱。

    张贺才说,这本家谱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完成,全村整个出一本,给每家发一本。费用都是村里支付,不会跟大家收钱。“怕明儿一搬迁,住进楼去,好几个村住到一块儿,‘沁水营’这名儿就没了。”张贺才说,村里人的关系都不错,也怕这个。“大家在一起都这么老辈儿了,600年,不容易。”

本报记者    李遇    王晓娟    李雅丽

    村落档案

    大回城与东回城

    唐置沃州,领滨海县,万岁通天元年(696)侨治于此处,名回城。后城废,渐成村落。明初由山西移民于此处,村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大、小回城二村。1981年,小回城更名为东回城。

    霍州营

    明初由山西省霍州县移民至此成村,故称霍州营,曾名高营、梁营。

    于家务

    明初从山西省移民成村。相传村内曾建有姜太公庙,庙里竖一根鱼竿,以祝福村民年年有余()、幸福。村民称太公庙为鱼府,后谐音为于务,清光绪年间名于家务。

    荆家务

    明初由山西移民建村,因附近荆棘丛生,村民多以荆编为业,故名荆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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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谱的散轶,对于移民后裔和寻访那段历史的我们,都造成了困扰。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他们的姓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会给我们传达更久远更丰富的信息。

 

身世符号 天地变姓不变

 

    族中的家谱难觅,让家族的历史不再有可征可信的文献证明,祖先来于何处、繁衍几代、从事何业、流散何方,都成为语焉不详的几个故事,也让如今北京的山西移民后裔在寻根问祖时疑窦重重。

    好在姓氏不变。

    上古时候,姓和氏并不是一回事,“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也就是说,姓用来区别血缘,而氏用以辨别贵贱,“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到秦汉时期,姓氏合流,一直到今天,某姓等同于某氏。并且,依照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姓氏是祖先的赐予,千载万年不变,改姓换名,被视为对祖先的大不敬,除了犯下不赦之罪被宗族除名的人,或者自觉有辱门风甘愿被放逐的人,没人会舍弃自己的姓氏,即使创下莫大功业被皇帝赐姓,日后再立新功,恢复旧姓也是难得的恩遇。于是,这便给我们追溯移民历史提供了相对确定的线索。

    中国传统的农村,多数会采用聚族而居的形式,且多有用姓氏命名村庄的习惯。加之姓氏的传承有相当的固定性,在移民的迁出地和目的地,如果姓氏和地名能够对应得上,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明,这两个村落的同姓人,存在某种密切的联系。

    不过,中国姓氏几千年发展下来,遍布于全国,尤其是张王李赵等大姓,更是无县无乡没有,这些大姓的移民后裔,考证其源流来自然非常困难。另一方面,若无相对确切的迁出地,以姓氏分布之广,寻找起先祖来,也难免认错。所以,我们本次着重寻找的姓氏,大多也集中在那些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中不太普通的姓氏,通过本省的方志史料相印证,希望尽可能为他们今后的寻根问祖提供些线索。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潞城营村、采育镇的屯留营村祖辈都为申姓的聚集地。

    申姓,源自姜姓,商朝伯夷的后代居住在山陕一代。周宣王时,一支受封于河南,建立申国,后代遂以国为姓。留在原地的,称为西申。据说,南方上海一代也有炎帝后人建立的申国,也为申姓。山西的申姓,自然源自西申。另外,传说中,元末有皇族曰璟,受封为潞王,在易代之际为避祸,在“曰”上加一笔,改为“申”姓,并定居于上党一代。

    长治市潞城市翟店镇有东、西天贡村,被看作是申姓的发祥地,方圆数省的申姓者都来此寻根。但奇怪的是,两村申姓家谱不同,且祠堂分立,也许并非一个祖先传承下来。潞城营的申姓缘于炎黄苗裔还是蒙元皇族后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据说,曰璟在改姓之时,将一口铁锅敲碎成18块,分给自己的18个儿子,如果潞城营和屯留营村的申姓人家,也有“铁锅申”、“打锅申”之类的传说,那么很大可能就为曰璟后人。

    另外,潞城市申庄乡、店上镇、合室乡都有申庄村。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潞城营村另一个大姓为连姓。

    连姓来源复杂,如春秋时齐国大夫连称,在政变中被杀,子孙以其名为姓;春秋楚国公族有连敖、连尹之官,子孙以官职为姓;春秋时伍子胥被封在连邑,人称连公,子孙遂以封邑为姓;彭祖的幼弟名季连,后裔也以名为姓;古代少数民族鲜卑族,有连氏、定连氏、太连氏,孝文帝改汉姓,他们都改称连氏。虽然来源不一,但如今连氏的郡望主要是上党郡,依然在晋东南。

    襄垣是上党连氏的起源之地,县城阳泽河村又是襄垣连氏的起源之地。研究者认为,上党十数县的连姓族人都是从此迁出去的。襄垣县南峰沟村据传有元代至今几百年的族谱。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村,明初移民至此1618户,目前已知的有1416户,其中有豆姓。

    豆姓并非常见姓,但来源甚多:赵姓始祖、周穆王御马师造父的师傅泰豆氏;春秋时楚国王族俞豆氏;唐朝云南某酋长豆圭以及北魏王朝管农业的小官吏“布小豆”等等,郡望有四,在山西为代郡。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山西只有豆姓579人。

    在沁水县嘉峰镇,有豆庄村,包含豆庄、豆山和石柱三个自然村,与豆姓似有渊源。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解州营村,郭姓是其大姓。

    在中国,郭姓也是大姓,排第十八,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多。其来源主要为夏朝的古郭国,春秋时所分封的虢国(西、南、东、北虢相继沿袭),周武王的叔叔虢叔之孙封于太原阳曲,称郭公。郭公之后的郭姓是郭氏的主要支派。其余的郭姓,都来自少数民族的改姓,如满族郭珲氏就改为郭姓。

    运城市解州在解放前一直是县级区划,1958年并入运城县,今为盐湖区下辖镇。镇下辖一个郭家村,据说建村已有600余年,村民大多姓郭,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人,因此村名郭家村。北京大兴区解州营的郭姓,很大可能就源出于此。

    另外,今运城市垣曲县有解峪乡,下辖也有郭家村,也有郭姓人,似乎还可以当作一条线索。

    北京市大兴区解州营村郭姓字辈排行为“从、守、文、永、兴、福、景、殿、健”。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大同营村有姚姓人,自称是先祖从山西运城迁来。

    姚姓是我国当代第六十四大姓,始祖是舜帝,因舜帝出生在姚墟,所以子孙以姚为姓。另外,商王朝子姓被封在今河南、山东一带的姚国,后世子孙就以国为姓。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改姓。

    运城市盐湖区如今能查出关于“姚”的地名,有姚孟(传说是“尧梦”的谐音),有西姚乡及西姚村。

    同时,元末明初时,并无运城之名,大略一般都称为河东。明朝有河东县,隶蒲州府。蒲州,即今天的永济,以舜帝古都知名。大同营村姚姓村民指称的“运城”,其实也有可能是永济。今天永济城西街道办事处西姚温村、东姚温村,栲栳镇有姚村,张营镇有小姚村,都是寻根的线索。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白庙村,有贾、柴、白为大姓。贾、柴都为临汾著姓,所以有可能是从临汾迁来。

    尤其是柴姓。柴姓源出孔子的学生高柴,他孙子就以他名字为姓。还有一些源自少数民族的改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山西、河南为多。

    柴姓的郡望为平阳,平阳即临汾古称。在整个临汾地区,“柴村”的名字非常多,分布在尧都区、襄汾县、曲沃县、洪洞县等地,如果稍微放宽限制,将柴村沟、南柴村、东柴村、柴村堡以及前柴家村、后柴家村都算上,那更难以计数。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霍州营有高姓,为本村三大姓之一。

    高姓现在也是中国大姓,得姓是因为姜太公8世孙、齐文公姜赤的次子受封于高邑,称公子高,后世就以高为姓。另外,十六国时期后燕国王慕容云自称是高阳氏后裔,遂改姓高。高氏建立北齐政权后,赐许多功臣贵族姓高,也成为高姓一大来源。其余少数民族改姓不再赘述。

    在霍州市,有个村子叫高王庄。高王庄古称高家庄,村中居民都为高姓,后来迁入王姓,才改名为高王庄。

本报记者    李遇

    村落档案

    伍各庄

    据传说,明初,山西省后禹州白马庄人迁移至此建村,当时共有李、崔、佟、刘姓村民五户,故取村名伍家庄,后改称伍各庄。

    西里河

    金、元时期,浑河(永定河)流经此处,后主流南移,故道积水,形成“里河”。明初由山西移民在此建村,因地处浑河故道西侧,故称西里河。

    四各庄

    明初,有四户王姓村民从山西迁此定居,村名四哥庄,后谐音为四各庄。

    杨堤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3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当时因杨姓为村中大户,且村址坐落在凤河北岸临堤,故取名杨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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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姓氏,也许能给山西移民后裔提供一些追溯历史的线索,但那毕竟是六百年前的事了。事实上,如今,北京移民村落和山西老家间,并非没有新故事。

 

后裔情怀心中常念故乡

 

    虽然六百多年的分别改变了乡音,切断了联络,但在很多山西移民心目中,“老家人”的情分没有变,回家乡看看的心愿一直有。

    得知女婿是“老家人”老丈人没要一分彩礼

    申宝祥的女婿董建龙是山西人,因为待见这山西女婿,申宝祥嫁独生女儿的时候没要一分钱彩礼,这事在沁水营曾传为佳话。听说山西的记者要来村里采访,在车行做销售的董建龙专门请了半天假来见老乡。

    近几十年来,在三任村支书的带领下,沁水营非常注重村里历史文化的传承工作,不但在村子里开了博物馆,还出了《沁水营志》,现在两位前任老书记又不辞辛劳地为全村人修起了家谱。所以全村人都知道,自个儿的祖先是从山西迁到大兴来的。

    董建龙,今年26岁,是山西万荣县里望乡人。2004年,他考到大兴区第一职业高中学“汽车运用销售”,认识了同班女生申倩。

    “我很偶然地了解到申倩是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人,觉得非常奇怪,就告诉她我们山西也有长子县,有沁水县。申倩回家后专门问起她爸,她爸就给她讲了山西移民的那段历史。还说1984年的时候,他曾在高平县当过兵,部队里就有沁水县的战友,放假的时候他还和战友去过沁水县呢。”董建龙说。

    这段特殊的缘分一下子拉近了两个年轻人的心,平时相处的时候,他们发现彼此还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性格都很实在,都爱吃手擀面,吃面的时候都爱浇很多山西醋。到毕业的时候,两人已经是同学中公认的一对儿了。

    2010年,爱情长跑多年的两个年轻人终于将结婚事宜提上日程。董建龙家里还有两个哥哥,家庭条件很一般。按照当时村里的行情,娶个媳妇怎么也得大几万块钱。但申宝祥和亲家头回见面的时候,没提钱一个字,而是亲亲热热攀了半天老乡。董爸爸开始还担心小儿子在外地成家定居会“受制”,没想到这“外地”居然也尽是“老家人”,他便一百个放心了。

    如今董建龙和申倩已经结婚三年多了,小两口结婚后一直住在沁水营。董建龙已经完全适应了村里的生活:“这边的居住环境和我们村差不多,饮食习惯也相似,我丈母娘人特别朴实,最擅长做手擀面了。我老丈人总念叨着要再去山西沁水县走一走。有时间我一定要陪他回去转转。现在咱山西那边发展得也不错,有时候我也会和老家的大哥二哥合计一些事儿,看能不能介绍这边的移民老乡和家乡人一起合作,发展事业。”

    有机会想和家乡的醋厂合作生产腊八蒜

    和董建龙一样,想靠“老乡”这条纽带做点事的人还真不少。

    今年40岁杨磊是青云店霍州营党支部副书记,打他记事起就听父亲提过,山西也有个霍州市,他们的祖上就是600年前从那儿迁来的。自从近几年,村里开始大力种植白皮大蒜以来,村民们的收入就有了保障。“种蒜省事,每年春天打点药就行,八个月成熟,到时候蒜商会主动上门来收。按去年的收成情况看,亩产能达到600挂(每挂平均100头蒜)。”杨磊说。但身为党支部副书记的霍磊并不仅仅满足于当好一个农民带头人,他常听父亲念叨,霍州营的祖先都是从山西霍州移民过来的,所以早就开始琢磨和家乡人共同发展的事了:“人们都知道山西清徐醋有名,但不知道咱霍州有没有醋厂。如果有厂家愿意合作的话,我们可以联手开一个腊八蒜厂,生产最正宗的霍州腊八蒜。”

    听说山西晚报派记者来采访了,杨磊的父亲杨振孝很快就赶到了村委会,一进门就说:“听说老家来人了,我来瞅瞅。”今年73岁的杨振孝老人也当过霍州营的村支书,大厨出身的他早些年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我去过山西好多回,榆次、大同、太原,我都去工作过。”老书记说,“但还真没去过霍州,那时养家的负担太重,没心思想别的。”

    但由不得自己,老支书心里总惦记着那个陌生又亲切的“老家”。记得有一次看电视,新闻里提到了山西霍州,他急忙招呼老伴儿儿子一起看。“我依稀记着电视里演了一些煤矿的画面,我爸就感叹半天,念叨着说咱老家是这个样子。”杨磊知道,父亲心里对山西霍州,始终有着割不断的故乡情结。

    还在当村支书那会儿,杨振孝去给村里买化肥,还没问价就一眼瞅见一个袋子上写着“山西霍州化肥厂生产”,当即拍板要这个厂家的。“看到‘山西霍州’这几个字,我当时真是心头一热啊,心说不管多钱就买它了。”

    “去年春天,‘老家人’还真被我爸盼来了。”杨磊顺势插话,“因为他们事先没打招呼,是突然过来的,当时我在外边办事回不来,是我爸接待的人家。”。

    “他们是上午来的,大概有四五个人吧。哪个单位的我忘了,只记得他们说是到北京出差,顺道来看看的。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高兴啊!中午我想留他们在家吃饭,但人家死活不吃,说还有事,要急着赶路。走时送给我好几本书,有《谁不说咱霍州好》《魂归太岳》,还有一套画册,都是霍州出版的。”一年后,杨振孝老人重提这事,才无不遗憾地想起该留人家一个电话来着,“唉!人老了,关键时候啥也想不起来。”

    临别,杨振孝坚持让儿子去拿两挂自家种的蒜送给记者。“上次老家来人就啥也没给人拿,这次不能再忘了。”

    山西霍州老乡说希望霍州营村民回家乡参观

    根据杨振孝老人提供的书名,记者辗转联系到了《魂归太岳》的作者邢立山,并通过他找到了去年到霍州营拜访过的山西霍州人赵利先生。

    赵利是原霍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也是现在霍州市旅游开发领导小组的成员。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方面的信息格外关注。20133月,他和几个同事开车去北京出差,恰好赶上参加北京同乡会朋友们的聚会。席间,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老乡偶然提起自己开车途经凤河沿岸时,发现那里很多村名都和山西的县名一模一样。后来这老乡上网一查,发现这不是偶然,还真有渊源。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赵利对此事挂了心。就在北京老乡的陪同下,专程去寻访了一下霍州营。“刚开始村民们没搞清楚我们是去干吗的,都很不耐烦,后来还是那个姓杨的老书记明白了我们的来意,立刻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并亲自给我们端茶倒水。”电话里,赵利对去年大兴区霍州营之行记忆犹新,“因为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刚刚搞了‘中镇霍山·华夏州署第七届文化旅游节’,我车上正好放着不少关于家乡的资料,就送给老人一些。后来我们看老人要张罗着给我们做饭,怕给老人家添麻烦,就赶紧起身告辞了。”

    听说了山西晚报此次去大兴采访的目的,赵利非常感兴趣。他说上次去得太仓促,以后一定再找机会去大兴区的移民村好好考察一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移民老乡们开发一些旅游线路,让他们回家乡看看。

    就在即将发稿的时候,邢立山打来电话,说霍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几个老干部最近在策划出一本关于霍州人在北京的书,很想把霍州营的那段移民史加进去,所以他们很可能也要去霍州营看看。看来过不了多久,老支书杨振孝又能见上“老家人”了。

本报记者    贾丽

    村落档案

    东赵村

    明已成村,村民多为山西、山东移民,村名为魏家村。后改名赵家村,简称赵村。19813月定名为东赵村。

    上、下长子营

    明永乐年间由山西省长子县移民至此成村,分上、中、下长子营,后中长子营并入上长子营。

    留民营

    明永乐年间从山西省移民成村,因有流民之意,故称流民营,曾名柳木营,清时改称留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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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移民传说,在现实生活中,像沁水营、霍州营这样盼着两地互动、共同发展文化经济的是个别现象吗?

 

渴望互动 畅通京晋往来

 

    如果说一百个人心里,会有一百个桃花源的神韵,那么一百个山西明初移民后裔的脑海中,也会有一百种故里老家的模样。朴实热情、历史悠久、山川秀美,这些词汇基本上都是本报记者组采访北京移民村时,从回过山西老家的村民那里听到的。在这些移民后裔眼中,当年祖上就是从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被朝廷强令迁移的,再多的难舍难离,也敌不过朝廷的圣意和刀剑的逼迫。

    除了民间的亲情寻根,官方性质的正式交流,也是不少北京的山西移民村近年来的重要活动。正月十五那天在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河津营村采访时,河津营村村支书张国亮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河津之行,就有很多内涵。

    河津营村:

    学习大棚技术恰好选择了河津市

    张国亮个子不低,身板结实,肤色黝黑,说起话来快人快语,沏茶倒水寒暄几句后,张国亮直奔主题:“都是老家来的记者,有啥要问的尽管说,咱们好好唠唠。”

    关于明初移民史这块内容,张国亮说的不是特别多。他有点不好意思,连连解释村里保存的资料非常少,他所知道的有关移民的东西,都是几十年前在地里农作之余,听老人念叨的。“老人们的文化程度不太高,口述历史这块不算很完整,都是零零散散的一些人和事,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大概十来年前,村里对过去历史典故懂得最多的李大爷去世后,就更没什么人知道那些老事了。像我们这辈儿的人,平时偶尔也会聊到这块,说说谁家打哪儿来,谁家祖上出过什么人,但都不太确切。很多事说说还行,要真写成文字,谁也没这把握。”张国亮也略有些遗憾。

 

    张国亮对老家的直接了解源自2007年。河津营村几百年来根据地形地貌特点,一直种植玉米等寥寥旱性作物,使得农业发展长期处于平滞状态,近些年,镇里和村里都希望能突破这一瓶颈,改变农业种植结构,掌握其他作物种植技术。通过互联网查找相关信息后,他发现,比较符合学习大棚种植技术目标地,居然就是山西河津市。

    张国亮揣着介绍信和村里的基本资料来到河津市农林部门,接待他的是一位姓李的技术人员。张国亮自我介绍,特意强调说自己来自北京大兴河津营村,祖上也是山西移民,很有可能就从河津地区走的。出乎意料的是,姓李的工作人员对这块历史非常熟悉,还替来访的张国亮补充了不少移民典故,双方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原本的工作业务交流几乎要变成邻里街坊之间拉家常。那些日子,双方除了大棚种植的业务工作外,最感兴趣的就是移民史这块话题。

    此后,山西河津市的农林技术人员也到北京河津营村实地交流,一起研究符合当地的大棚技术。虽然由于地形的客观原因,北京河津营村最终没有采用山西河津的技术,但这次接触还是极大地缩短了两地的距离感,彼此感到了亲切和温暖。

    张国亮感慨:“河津是个钟灵毓秀的地方,自古就人才辈出,现在看到家乡景色这么美,经济发展得也不错,更让我们在外地的亲人备受鼓舞。”

    解州营村:

    对关公效应最感兴趣

    回乡探访,除了工作需要,是人们感情寄托,也是未来发展的需要。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家族变小、独生子女增多等原因,同时刺激着寻根问祖成为人们的现实需要。“对祖先和同宗同脉的寻找,其实也是建立当下社会关系和资源交流渠道的重要途径。”大兴区解州营村支书郭景学说,他最关注的是关公信俗。

    武圣关公,闻名天下。关公正是解州人,作为一张最大最风光的金字招牌,关公所代表的忠勇信义,一直是解州人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图腾和人文基因。在北京解州营村,当地人祖祖代代供奉关公牌位,家家户户如此,逢年过节,定要虔诚地进贡上香,半点马虎不得。村民李葆华提供了这个信息,但所有的牌位在破“四旧”的年月,已经被砸了,烧了。供奉关公,就成了解州人心中的记忆。

    李葆华领我们到村口的一片庄稼地上,指着一片开阔地说:“那里就是我们村桃园寺的地方,具体什么时候建寺不知道,但肯定很有年头,正殿供奉刘关张塑像,还有东西厢房。”

    桃园寺在1982年被拆了,在经历了战火兵荒,躲过了破“四旧”的劫难,一度成为村小学校舍,但终究还是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让我意外的是,这些解州人的后裔,居然不知道自己和关公有着最亲近的地缘,他们不知道天天供奉的关公,其实是自己的同乡。

    在了解到解州营村拥有关公这一层名人关系,郭景学立刻表示会认真思考如何在当地把关公效应做大做好,充分挖掘名人资源,同时会着手准备去山西解州地区细致考察,好好研究调研一下关公信俗的内涵。

    郭景学分析说,北京大兴地区没有什么直接反映武圣关公的大规模人文地面遗存,这对整个解州营村、整个长子营镇,乃至北京南部地区,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郭景学希望山西晚报能帮助他们架起与山西的沟通桥梁。

    采育镇:

    准备打造山西移民文化园

    孔驻军,采育镇宣传部部长,分管采育镇的旅游刚一个多月。

    正月十五上午九点,我们赶到采育镇的时候,正好他要到村里去。

    康营、延寿村、庙洼营三个村的村支书、妇女主任都在。大家对我们这个“老家来的人”有问必答,等我挨个把村里的姓氏、民俗、饮食等问遍,孔驻军才开了口:有个事,也许你们也有用。

    他说的是镇里有个规划,要造以山西移民文化为核心的现代休闲基地。

    采育镇的当家宝贝是绿色资源,今年绿化率达到50%,除了平原造林,还有一万多亩的葡萄,还有大白杏,还有草莓种植。“要夏天来看看我们的小环境,空气都不一样,早上起来你一闻都是甜的。”孔驻军说。

    因为紧邻河北廊坊、天津,北京市最大的城南旅游集散中心落在了采育。镇里觉得只有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让老百姓致富的效应,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采育文化最大的财富就是移民历史。就在我们去的康营南边有条韩风路,镇上打算沿这条韩风路产业带,搞屯垦和移民文化,带动全镇16营旅游。

    “展示山西的根源文化,让孩子们在北京寻根”,这个设想听起来更像山西移民版的迪斯尼乐园。有丰富的军屯文化、儿童田园体验内容,建造凤河吊锅一条街、蔬菜见学营、葡萄见学营、草莓见学营、山西营军屯主题博物馆村。

    采育镇打算今年启动项目,五年内建成,把市场就交给市场,在规划完成定稿后,他们希望和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对接,能借鉴山西的寻根文化模式,包括“根塑”造型、姓氏、家谱等。

    “山西移民这段历史,很多北京人不知道,山西人也不知道。希望到时候老家能支持我们,我们联手,一起把移民文化推广出去。”孔驻军说。

本报记者    刘巍    谢燕

    村落档案

    魏善庄

    据传为明初山西移民建村,初为陈、刘、韩三姓。魏善庄之名始见康熙 《大兴县志》,时属公田社。村名或因姓而得。

    北研垡

    明初山西移民建村,因此处多盐碱地,故名盐垡。清康熙年间称北盐垡,后谐音改称北研垡。

    东、西黑垡

    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建村,因土壤黑色故名黑垡。后因水患分为两个村,分别称东黑垡、西黑垡。

    岳街

    明永乐年间由山西移民成村,因有一岳姓满族人在此建庄,故称岳庄子,后改称岳街。

    请看下文

    回到山西老家后,他们感受着山西亲人的热情,在工作交流上也方便了许多,这种地缘上的亲切感,我们同样也在这次赴京采访中切身感受到了,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老家来人了”

 

    六个人,四天时间,一千多公里,三个乡镇二十多个村庄,五十多斤的史料。每天早七点起床,奔赴采访的村庄、人家,晚上九点多回到住处,温习、交流一天的采访收获,直到一点多才收工休息。

    可是,调查的日子再苦再累,心里总充满了温暖,因为,几乎每到一处都能听到让我们感动的这句话:

    224日,为准备这期移民特刊,编辑部正人仰马翻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李遇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

    电话是《大兴报》专题部主任刘洋打来的。他说,打算就山西晚报正月里去北京寻访山西移民的事,做一个关于移民文化的专题报道。

    原来,奔着做新闻而去的我们,被当地媒体也当成了新闻。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正月里走亲戚去了啊!

    一周前在北京的点滴,顿时又浮现在眼前。

    213日,我们沿着凤河先“巡视”了下移民村落,正式开始进村采访。第一步想找本地方志,就遭遇了挫折,折腾到上午11点半,仍无进展。连本地方志都借不到,去哪找人?大海捞针式的采访怎么想怎么不靠谱。情急之下,贾丽试着给114打电话,找到《大兴报》总编辑卫东海的办公电话。

    能不能帮忙,有没有用?大家心里都没数。谢燕试着拨通了电话,那边一听说是山西晚报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家来人了!你们在哪里?”

    谢燕结巴着问,能帮忙借本《大兴志》吗?卫东海说:我办公室就有!你们几个人?我来安顿大家先吃饭!

    就像拆米面口袋时,找对了线头,轻轻一拽,线全开了!

    卫总是山阴县人,是咱山西老乡。一听我们的来意,他立刻将我们和地方对接的活儿全部自动揽了下来,给长子营镇、采育镇、青云店镇打电话联系采访,把收藏多年的移民资料倾囊拿出,还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他撰写的《凤河岸上长子营》。做这些之前,他连我们的记者证都没看,这种信任和支持,只因为我们是从老家来的。

    从那时开始,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们的采访,几乎每到一个移民村,都能看到真诚亲切的笑容:“呀,从山西老家来的啊!”

    正月十五上午10点,李家务村主任赵学军带着我走街串巷,“你不是要看道教音乐会吗?去李福强家就能看着。”

    一进院门,先看见几名妇女戴着塑胶手套,使劲刷洗着浸在冷水盆里的鱼。几个男子也在院里忙活着。见我进来,他们都站起身来,笑。

    村主任介绍说,“这位是山西晚报的记者,来问问你们移民的事儿。”李福强爽朗地笑了,“哎呀,老家来的啊!”旁边几个男子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着,“山西来的!从老家来的!”

    这是个套间,里间算是客厅,方方正正的,坐北朝南,阳光洒进来,很敞亮。当中间摆着一张圆桌,说话间,女主人已经端了好几盘水果、瓜子、花生,摆放得满满当当。

    主人将我让到沙发上落座,其余则站的站,坐的坐,女人、孩子们都上了炕———十几个人,二三十双眼睛都聚焦在我身上。有个小伙儿还扛着摄像机对准了我,我起身,他起身,我移动,他移动,红点点冲我一直拍,走哪儿拍哪儿。

    我一开口问话,立刻从四面八方传来回答的声音,大家的热情让我恨不得变成六耳猕猴。有那么一瞬间,我有些晕乎——我是来采访他们的,可我俨然成了他们眼中明星般的人物。

    采访结束时,已临近中午。大家热情地留我吃饭,我诚恳地拒绝了。男人们围站在门口向我作别,几个女人又不甘心地追出来,“大老远地从老家来,怎么能不吃饭就走?就是加一双筷子的事儿,吃了再走吧!”

    当天的晚饭,我们是一边采访一边吃完的。本来约好了第二天再聊,突然接到五音大鼓传人刘广清的电话,便临时决定一起吃饭,顺便采访。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十个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聊着几百年来五音大鼓的传承,直到最后,大家才想起来,今天是正月十五,该跟家人吃团圆饭的!刘广清说:“我们这是大团圆!”

    离开北京的最后一顿饭,是在沁水营吃的。

    老书记冯学文几乎没怎么动筷子,一直在给我们讲啊讲,恨不能把他知道的都倒给我们。饭后又特意把神叉老会表演队叫来,表演给我们看。零下十度的天气,六七十岁的老人家舞得兴起,赤膊上阵。

    冯学文的心情很矛盾,又想让我们多看看,又担心我们误了火车。

    临出发时,沁水营村支书郭振会又赶了来,他家今天给过世的老人做三周年,家里亲戚一大堆。我们特别过意不去:“郭书记,知道您家里有事,就不用来送我们了!”郭振会憨厚地笑着说:“咱们也是亲戚,老家来人了,我怎么也得好接好待送送大家。”

    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说:我们不单是来采访,还是走亲戚来了。只是有点不好意思,是空手来的,早知道,咋也要背点老陈醋和小米啊!

本报记者    王晓娟

    谢燕日记1

    210日正月十一阴

    出发之前

    从初八上班,心里就一直悬着。

    年前,社长张占鹰突然布置了一个任务,带队去采访北京的山西移民村。

    移民文化的报道,我不陌生。从2004年,我连续5年去洪洞报道大槐树寻根祭祖节。2006年和洪洞方面合作,启动“重走移民路”计划。当时报社交付我,作为和“重走西口路”跨国文化报道的姐妹策划一并运作。2008年所有人员、经费、报道方案到位,却因故叫停。

    所以这次接受任务,算是小偿心愿。

    北京记者站先行联络,年前年后传来的消息,却不乐观。正月十五,大部分村民还在家,可能还有民俗节目可供采访。时间不等人,我决定带着采访团直接扑过去。

    但,去了找谁?

    三晋出版社社长张继红把正准备出版的 《山西移民史》样稿提供给我,翻箱倒柜把所有的移民书籍都送给了我。

    洪洞县史志办主任张青建议我去趟大槐树祭祖园,那里有北京移民后代的寻亲线索。今天一大早不到七点,我和李遇就向洪洞出发,但晚上返回太原时,除了抱回2296页的《大槐树志》,还带回祭祖园的期望:拜托多帮我们搜集些资料。

    出发在即,给大家开过分工会,我心里空落落,沉甸甸。

    此行,我们能顺利完成采访,找到我们想找的人吗?

    李遇日记1

    212日正月十三有雾

    新移民

    北京之行,目的是为采访明初山西移民后代,然而实际上,“移民”无时不在发生。北京这座两千多万人的城市,有多少“坐根儿”的老北京人?恐怕不多,上溯三代,都是移民过来的。

    昨天刚在大兴住下,就遇到了老乡。我们住在亦庄的一家快捷酒店里,近旁有一家饭店,还是大同饭店。点完菜,有人忍不住问服务员,“你们老板是哪儿人啊?”“山西大同的!老板来这儿十多年了!”虽然饭菜不是很地道,但冲着老板是山西老乡的份上,还是给个赞吧!

    今天在一个饭店吃饭,做东的是《大兴报》的卫总,他是山阴人,来北京二十多年。我们就山西移民的话题热火朝天地聊着。一会儿,大堂经理进来,卫总说,喏,这也是山西移民。这位李经理很爽朗,说自己是兴县人,拿起酒杯就走了一个。突然发现,跟前儿站的服务员小姑娘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们,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们就问,你哪儿人啊。小姑娘脆生生地说:平遥的!又想起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水果超市,拢共说了五个字“买几个苹果”,售货员小伙子就问,你们是不是山西来的啊。我们说,嗯。他高兴地说,“一听你们这口音就没错,我祁县的!”

    我总觉得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场景,不论是大规模也好,个别零散也好,改变我们中国的,就是这些移民的脚步,润物无声,影响却深远。我们说,下一个选题可以尝试北京的山西新移民。嗯哪。

 

    李遇日记2

    213日正月十四有雾

    老乡的帮忙

    在北京采访移民史,我们并无具体的对象,仅仅是凭着几个地名就扑过去了。到了后,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600年长不长,短不短,但足够消弭一切痕迹了。我们很着急,幸好有“山西”这份乡情在,移民后裔都尽力帮我们。

    黄玉秋大姐在采育镇一个小区物业公司工作。这个小区,实际上是采育镇拆了13个村后给村民盖的崭新楼房。本来,我们去物业公司只是听向导刘勇说这儿有人有《采育镇志》。到了公司的会议室,黄玉秋大姐也跟了进来,一听我们的来意,她双手一拍,“呀,我也是山西移民!”

    镇志没找到,黄玉秋大姐很遗憾,然后就使劲儿回忆着,给我们提供线索。“啊,我想起来了。二十多年前,我弟弟和一个人去山西打工。那个人找上了在山西的亲戚。”我们一听,也很兴奋,忙请黄大姐带我们去。黄大姐说,她先打听着,有了信儿就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黄大姐打来电话,说没有那个人的电话,只知道他在一个装饰城看门。我们约好,今天去找。

    今天一大早,我们接上黄大姐就去了那个装饰城。路不远,片刻便至,但因为还在正月里,商户们并没有开门,那人当然也没找到。黄大姐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再打听打听。

    我以为这是客套,更何况,作为一个600年前的老乡,黄大姐此番也已算仁至义尽了。对这条线索,也便断了念想。

    不承想,下午我突然接到电话,黄大姐又费了些周折,竟然跑到了那人的家里。遗憾的是,那人是爷爷辈儿迁到山西的,和我们的专题关系不大。

    可是,这份热心却让我感动不已。

    李雅丽日记

    215日正月十六有雾

    采访团的“外挂”

    在踏上火车之前,已经跟刘勇约好,把火车到站的时间发给他。半途,收到他会准时接站的回复,我踏实了。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是郊区,我有点忐忑,有个熟人带路,这样才心安。

    刘勇是北京人,自由撰稿人,主要撰写的就是他在山西的各种游记和考察,因为他是个山西迷。为这,他辞了工作,自己贴钱,孤身一人,一年来山西三四次,走了五六年了,还放不下山西。他说自己:“不在山西,就在去山西的路上。”

    我笑话他:“北京户口给你是可惜了。”

    一出北京西站,刘勇的短信就来了:哪个出站口?

    按照他的指挥,我们从南绕到北,刚到北1出站口,他已经挥着手招呼我们一行六人了。本地人的优势在这一刻就开始显示出来,他和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抄小路直奔停车场,少走了不少弯路。

    一上车,刘勇就告诉我们,他了解我们要去的那些山西移民村,因为对山西的感情,他曾经对那些标注了山西地名的村子,有过特别的关注。

    刘勇是个极好的向导,连乡间小路都非常熟悉。在四天的采访中,他一直任劳任怨地陪着我们,每天7点多出门,从市区赶到大兴亦庄接上我们,晚上再把我们送回酒店,他回家就已经在11点以后了。面对我们的谢意,他总笑呵呵地回一句:为山西人民服务!

    刘勇不仅仅是向导,还是我们的历史顾问。他是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五代十国。采访间隙他把知道的所有与山西移民有关的知识都讲给我们。山西的县,他已经走访了一半,对山西的了解不比我们这些山西人少,是我们采访团名副其实的“外挂”。

    几天的采访结束时,我们每个人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这个“外挂”带给我们采访团的无偿帮助。

    无需我们发出邀请,他正在来山西的路上。

    王晓娟日记

    215日正月十六雾霾

    骨灰坛的故事

    这是离开前的最后一顿饭,跟沁水营几位乡亲们一起吃的。

    我和沁水营村张翠华老人座位相邻。大家边吃边聊,十分开心。饭桌上,不知是被我们即将离别的情绪感染了,还是自己有感而发,张翠华老人突然跟我说,“姑娘,跟你说个事儿啊,前些年,我们村儿春天翻地的时候,经常从里头挖出骨灰坛来。”

    我听了十分好奇,骨灰坛不好好供起来,或者放进公墓,为什么要埋在地里呢?

    张翠华说,山西人恋家,死了也想着有一天能回到家乡,所以就埋在地里,等哪天子孙后代回山西的时候,给他带回去……

    正吃在嘴里的饭,突然怎么也咽不下去了。我很小就出来上学、上班,在外面漂泊的时间比在家乡多,早就习惯了漂的生活,没什么家的概念,更没有故土难离的感受。这骨灰坛寄托的对家乡思念,死了也要回归故里的情感,深深触动了我,狠狠击中了我。

    叶落归根,都说这是一种老人才有的情愫,可那一刻,我这个年轻人突然懂了,树叶再高,离得再远,也依恋着根的怀抱。

    谢燕日记2

    215日正月十六雾霾

    最后一夜

    天快黑了,我们结束了在北京所有的采访,坐着孙保国师傅的车往北京西站赶。大家都想连夜走,说能给报社省一点是一点。

    电话响了,长子营镇宣传部部长王颖打来的:“团长,你们今天怎么样?我刚散会,一直也没顾上招呼你们。”

    王颖为人精干、办事利索,工作节奏超快,这不,她直接给我封了个采访团团长的“官儿”。镇上的工作繁琐忙乱,这几天没见他们休息过,再加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来“添乱”,更是给大家增加了额外的工作。我说,“采访结束了,多谢你们的支持,要没你们这么高效率直接到村到人地联系采访对象,我们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我的感谢发自心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高密度、高强度的采访工作,没有长子营镇、采育镇、青云店镇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采访线索,竭尽所能地为我们解决问题,高效快速的工作节奏让我们叹为观止:不愧是北京城里的乡镇啊!《大兴报》总编辑卫东海说,区里仅博士毕业生就有上千人,这素质,没得说。

    王颖呵呵地笑着,“不要客气,老家的亲人来了,都是应该的。报道出来了,能不能给我们寄些报纸来?说实话,我们也没有抽专人专门梳理过移民文化,我们也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祝亲人们回家的路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啊!”

    车临出大兴,被原长子营宣传部部长马振海“截住”,他没让我们下车,拉开车门,递进一个信封,里面有幅画,墨香扑鼻,是他临时约请大兴民间画家闫咏新先生作的“青竹图”。他说,“给亲人的一点心意,祝大家一路平安。”随即就关上了车门。一向伶牙俐齿的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车继续前行,有短信进来,是马部长的:“文化的生命力就体现在有传承,你们正在赋予移民文化新的生命,感谢你们在我曾用心处再洒汗水。向你及同行全体亲人致敬!希望2014年正月在北京大兴过得开心!”

    请看下文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是工作,更像寻亲。采访临近尾声,我们越来越多地想问:当年的移民除了北京,还曾迁移到过哪里?这样的亲人,在别的地方还有没有?

 

移民甚广 遍布半个中国

 

    一、洪武六年(1373年)

    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处设立移民局,组织大规模移民,迁徙山西、真定(今河北正定)民屯田于凤阳(今安徽省凤阳)。

    二、洪武九年(1376年)

    11月,明政府在大槐树处组织大规模移民,迁徙山西及真定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

    三、洪武十二年(1380年)

   5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移民屯田手续,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屯田。

    四、洪武二十一年(1388)

    8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有关移民手续,迁徙山西泽(今晋城)、潞(今长治)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今河南安阳)、真定、临清(今山东临清)、归德(今河南商丘)、太康(今河南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3年,每户给钞20锭,以备农具。

    五、洪武二十二年(1389)

    8月,后军都督朱荣奏称:“从洪洞大槐树处办理移民手续的山西贫民徙居大名(今河北大名)、广平(今河北邯郸)、东昌(今山东聊城)之府者,凡给田26072顷。”

    六、洪武二十二年(1389)

    9月,山西沁州(今长治)民张从整等116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有关移民手续。

    七、洪武二十五年(1392)

    8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卫(今内蒙古鄂尔多斯)16卫,计平阳(今临汾)选民丁9卫,太原、辽(今左权)、沁、汾(今汾阳)选民7卫。每卫5600人。平阳选民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办理有关立卫军屯事宜。

    八、洪武二十五年(1392)

    12月,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愿徙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今河南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今河南沁阳)7府民徙居者凡598户,计今年所收谷粟麦300余万石,棉花1180300余斤,见种麦苗2180余顷。朱元璋高兴地说“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九、洪武二十八年(1395)

    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00人往塞北(今指山西西北部,包括朔州一带,内蒙古大部,宁夏、甘肃、陕西等部)筑城屯田。

    十、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

   9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2府,泽、潞、辽、沁5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办理移民手续,充实北平(今北京)各府州县。每户仍给钞,使置牛具子种,5年后征其税。

    十一、永乐元年(1403)

    8月,定罪囚于北京(明成祖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为顺天府)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今云南省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朱棣下诏照准。山西布政司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有关事宜。

    十二、永乐二年(1404)

    9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移民手续,发放川资,迁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

    十三、永乐三年(1405)

    9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处移民局办理手续,发放川资,迁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

    十四、永乐四年(1406)

    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214人上言,愿迁移到北京为民。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朱棣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十五、永乐五年(1407)

    5月,朱棣下诏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5000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户给道里费100锭,口粮5斗。

    十六、永乐十二年(1414)

    3月,朱棣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穑,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在洪洞大槐树移民局集中办理手续以实之。隆庆(今四川剑阁)原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峪、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阜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拨田五十亩。

    十七、永乐十四年(1416)

    11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2300余户于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免赋役3年。山西流民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办理迁徙事宜。

    十八、永乐十五年(1417)

    5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今河北蔚县)、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今河北邢台)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朱棣准此议,移民在洪洞大槐树处移民局办理迁徙手续,仍免田租一年。

资料整理本报记者    白洁    制图    闫一鸣

    请看下文

    这是明代官方记录,那么,移民是不是明代独有的现象?山西历史上还有过其他朝代的移民吗?

 

华夏五千年山西移民史

 

    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曾说过,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动来传播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

    具体到山西,自古以来它都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同时也接受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可以说,若是忽视山西移民,则中国移民史就缺少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文化上看,作为华夏文明之光升起之地,作为上古圣王尧舜禹建都之所,作为诸子百家法家和兵家之渊薮,作为盛唐五代龙飞之潜源,作为元代杂剧明代小说播散之舞台,作为晋商汇通天下之基壤,山西一直都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文化重镇和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属于全国最发达之列。先进的文化天然地会辐射和影响周边的区域,而如葛剑雄先生所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赖于人口的流动。

    从地理上说,历来史家都盛赞山西的地理形势,最有代表性的如顾祖禹所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尽得地利,这使得山西即使在分裂和战乱时期,也能保证相当的安定程度,成为难民的庇护之地,经济社会依然有所发展。等到战乱平息,又成为国中少有的能输出人口的地区。

    另外,山西还处于中国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的分界线上,胡汉民族融合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北方草原上大量的少数民族、外来民族内迁,山西都是其归宿,我们所熟知的狄戎、匈奴、羌、鲜卑、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山西早已经与汉民族融为一体。而汉民族的外迁,如清中叶后的走西口,山西亦是其重要孔道。

    正因为如此,移民,在山西历史上可以说无时不在发生,限于篇幅,只能拣选历史上规模、影响较大的几次,稍作介绍,以便让读者对山西移民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

    早期晋国:第一次向外移民

    早期晋国疆域的开拓,从晋南一隅而至晋东南、晋中、晋北,华夏族民与狄、戎等融合,渐渐遍布整个山西地区,一直到秦国商鞅变法,其中一项政策是“徕民”,徕,招揽。即招揽他国人口参与秦国的开发建设,对象主要就是“三晋之民”,这可以看作是在官方主导下,第一次山西向外移民。而移民政策能够实施的原因以及期盼的结果,和后世如明初并无二致,一者三晋地狭人稠,二来去别的地方耕耘。“(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即晋人负责种田,秦人负责打仗。

    毋庸讳言,人口个别的迁徙,虽然也能称之为移民,且时有发生,但只有战争才会使大规模的移民成为可能。因为战争使得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抛荒,政府才会在它的统治区域内,做统一的人口资源调配,且只有在这时候,百姓因生活所迫,或躲避战乱,或寻觅乐土,才会置安土重迁这样的文化传统于不顾,走上移民之路。几乎可以这么说,每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移民事件的先声。

    秦汉魏晋:山西民户南渡

    秦汉魏晋之时,作为胡汉交界之地,草原游牧民族向山西的内迁,是山西移民史上的主流,且不同于其他时期,是在中原政权允许之下才进行的移民,所以虽然缓慢,但影响却深远。

    魏晋之时中原板荡,三国征战之后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华,山西地区作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最集中之地,受害尤其严重。永嘉丧乱,山西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之后“衣冠南渡”,这一中国历史上汉族人口第一次南迁,山西人也是最早的参与者。

    那时候,外迁的山西人组成了流民团体,最著名的一个叫“乞活”——闻名知意,“祈祷能活下去”,显现着多少无奈,多少凄凉。据史料记载,号为乞活的流民团体在10万人左右,多为并州人,流散各处。在整个北方流民潮中,已故历史学家周一良评价说“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区域最广、历时最久”。

    南渡之后的山西民户,东晋政权设置了许多侨县来安置,《晋书·地理志》中说,“以河东人南寓者,于汉武陵县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东郡,统安邑、闻喜、永安、临汾、弘农、谯、松滋、大戚八县,并寄居焉”,“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谭其骧先生曾统计过这些侨县,计有十数个之多。

    东晋政权 (以及之后的宋齐梁陈)本来就是在北方侨姓士族和南方土著士族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这些侨姓士族中,太原王氏、河东卫氏、裴氏、中都(平遥)孙氏、祁县温氏、介休郭氏等屡世有人,在朝为第一等的重臣,在野为第一流的名士,著名人物如王家的王述、王坦之,卫氏的卫璪、卫玠,裴氏的裴頠、裴封之、孙氏的孙统、孙绰,温氏的温峤,郭氏的郭泰等等。

    虽然在正史上,唯有士族的人才能留下名字,但不可忘记的是,没有众多普通的百姓默默耕耘,在魏晋之前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江左之地就不会得到开发,也不会为以后成为中国鱼米之仓奠定基础。

    基本上在同一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即今大同市。为了控制这片广袤的疆域,北魏统治者重要的举措就是向大同地区移民。正史记载,“徙山东(河北地区)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更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捋掠人口,学者计算,这两类移民总数当在百万之上。如此众多的人口充实到大同地区,很快让北魏的国都成为一座雄城。不过,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率领文武官员及军民百姓近百万移往洛阳及河北其它地区,让平城很快衰落下去。

    隋唐:突厥留下“河东九姓”

    到隋唐时,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分裂时期宣告结束,中原王朝的强盛,有效地消弭了边患,在唐朝时,甚至让北部、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成为边疆的保卫者。

    既然当朝的统治者有四海一家的胸襟,那么民族间的融合就更加深入广泛。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户部上奏说,“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这一百二十多万,自然不可能全在山西,但以山西的地理条件,势必会接纳许多。如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突厥首领阿布思率领九个部落南下,进入山西,转变为“河东九姓”。

    唐末五代:非典型“从龙”移民

    唐末五代,天下动荡,相对长安的饱受战乱,山西地区尚算安定,所以官员百姓纷纷来此避难,所谓“衣冠多逃难汾、晋间”。

    这一时期,山西也有向外移民的情况,但情况至为特殊。五代十国中后蜀的建立者孟知祥,原为后唐太原尹。后来出任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几年后就在成都称帝。他出征西川时,率领着许多山西籍官兵,这些人成了后蜀的中坚人物,他们的家眷亲族也入川定居,成为山西移民史上非典型的“从龙”移民。

    北宋:大批人迁往河南湖北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形成了和辽对峙的局面。在攻伐北汉前后,将大批山西民户迁往河南、湖北等地,持续了二十多年,人口二十五万以上,客观上起到了恢复那些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主观意图,却是为了削弱北汉政权,消弭反抗力量,河东地区,也是经年战乱,并不具备大规模向外移民的条件,由此并州地区人口更加稀少,农业更加凋敝,百年后都没能恢复到隋唐时的水平,也是后来北宋政权边疆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权衡利弊,不得不说,历来由官方主导下的移民运动,北宋政权的这一次,可算得不偿失。

    金元:北方游牧民族又来了

    金元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又一次南下,但社会大动荡之后,山西往往恢复较快,这是因为山西士民在北宋末、金末南逃之后,又呈现回流趋势,学者安介生说,“(金末‘贞佑难渡’之后),大批山西平民并没有迫切地外迁避祸,显示出他们抵御政治动乱的顽强精神与能力”。

    明朝:政府主导大移民

    元朝灭亡后,明政府为恢复全国的经济社会,主导了又一次移民。这一次移民,在移民历史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次数最频繁,种类最复杂,知名度也最高。因为出发及集散地有许多次是在临汾市洪洞县,所以“问我老家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成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

    这次大移民,从明朝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前期是为消弭内患而进行的军事性移民,后期才是为消除地区间人口不平衡的垦荒性移民,其中亦有为避免元朝残余势力与百姓勾连反抗,以及永乐年间将犯罪者及其家属迁往人口稀少之处的流放性质的移民。后世学者统计,明初的大移民,持续半个多世纪,有史可考的大规模移民就有十七次,迁往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一省227个县,人口在一百万以上,截至如今,“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已在2亿人以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后裔”,并非是夸张之语。

    明朝中叶,山西遭遇罕见自然灾害,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极广,遍及晋南、晋东南、晋中以及晋北这些素来人口稠密的地方,农作物绝收,官府救灾不力,由此出现了持续了几十年的流民潮,人数保守估计也在数百万左右。这些流民,方向大多是往湖北,史称“荆襄流民”,明政府最开始采用驱赶回乡政策,除了造成流民大量死亡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被迫寄籍安置。不过,事实上,明中叶以后,自然灾害从未停止,流民潮当然绵延不绝,最终明王朝的灭亡,与流民有莫大的关系。

    明清时期:出现商业性移民

    在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兴起,一种新的移民潮也出现了,那就是商业性移民。晋商的生意做到了南至福建台湾,北至外蒙俄罗斯,于是山西人的脚步也遍布了东亚东北亚。据统计,有清一代,出外经商谋生的山西人有1300万人之巨,即使十分之一最终留在了外地,也是个庞大的数字。“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在难留”的歌唱了一代又一代。因为这些商业移民的努力,创造了晋商的辉煌,同时因为减少了依赖于农业的人口,缓和了山西“地窄人稠”的矛盾,所以,清代并没有出现像明代那样严重的流民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南下干部”

    进入20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山西移民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南下干部”。那时,党中央提出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承担接管新解放区的任务。从194811月到19496月,山西各解放区南下的区级以上干部达1万余名,连同随军南下的干部,及后来由部队转业到各地的干部在内,山西支援各地的干部在两万名以上。这两万多名干部南下后,在接管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以及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新解放区的开创事业,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样,也为山西移民史书写下新的篇章。

本报记者    李遇

 

山西是移民精神上的故乡

专访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安介生教授

 

    结束对移民村落的采访,我们返回了太原,但采访远未结束。

    我们6人采访团扩展为9人报道组,带着搜集到的丰富素材,回头对山西方面一一进行印证:方言、饮食、姓氏、民俗、史志……报道组似乎集体陷入一种“寻根”情绪,想把这支离破碎拼出一个面目一新来。

    这种情绪控制着我,在对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先生、安介生先生采访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心心念念的仍是:您能不能从专家的角度,给移民后代指一条“快速有效寻根”的光明大道?

    面对寻根科学的态度是别纠结

    对我的迫切求助,葛剑雄、安介生的态度温和而一致:这就是历史,科学的态度是面对它,接受它,不纠结,不较真。

    这个答案让我意外——我们跑了二十多个村,村民们都说,我们知道祖上是从山西大槐树来的,我们小脚趾都是两瓣的,但回不去了,找不到老家。有的人还回来寻过根,但都是找到洪洞大槐树去了,除了看到姓氏牌位,除了买回一本姓氏起源,也再无收获。当你一次又一次听大家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作为一个山西人,除了想帮他们,还是想帮他们。

    葛剑雄说,有时候传说就是传说,不必要非要去印证。传说中掺杂了很多心理、文化、家族的因素,你完全拿科学的态度来讲是不对的。它是在表达移民的感情,在不可能得到最终的答复之前,大家只有口口相传,要尊重这个态度。

    安介生说,为什么很难吻合,因为历史割裂了——你有你的历史,他有他的历史,故乡有故乡的历史。他们想像的故乡是几百年前的故乡,拿现实的故乡来印证,根本契合不上,因为一切都在改变。如果真没变,那是很可怕的。

    600年后的故乡还维持不变,除非它完全与世隔绝。

    葛剑雄建议大家寻找文化之根,山西已成为移民后代精神上的故乡。尊重这种感情,但不局限于寻到具体的一地一姓。几十年不走动,亲戚还可能说不到一起呢,何况几百年。不用纠结于非要找到,用现在科技手段基因配比是不是能对上,对上了又如何?就请大家满足于寻找到精神上的故乡吧,这种情怀是自然而珍贵的。

    为啥史志上的记载寥寥无几

    我们总把史志当成最权威的文献资料,但中国移民史上影响大、规模大、数量多、范围广的山西明初移民,在山西各地的史志上却少有记载。历史为什么会疏漏至此?即使《明史》《明实录》中有所记载,也是一句话两句话带过。

    历史真的都是这样,只见整体不见个体吗?

    安介生说,你不会是单独的个体,肯定是服从于整体的,只不过你自己很难看到。

    葛剑雄解释,很多山西地方史志里找不到明初移民记载是很正常的现象。当年对个体来说很宏大很重要的事,但对地方来说可能就一笔带过,而且当年移民迁出没有明确的迁徙目标。

    中国的地方志一直到了清乾隆年间才规定60年一修,地方上依据的史料也有限,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就连专家做这种研究,通常也找不到太多证据。

    那为什么在移民中间也鲜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呢?

    葛剑雄说,一是因为大多是底层移民,没有文化,无法记录下来,只能是依靠口口相传(山东、河北、河南有一些村也这样,说自己是大槐树来的),在官方修史的过程中也不会受到重视,但如果说结合其他证据,是可以看做史料的。对于北京周围的移民聚落来说,一是历史上的确记录了多次迁到北京,和移民的说法符合;二是地方的名称以山西地名来命名,比如屯留营啊长子营啊,而且不止一个,在当地的地方志上也有,可以看成为移民记载自己来历的证据。

    但这种聚集村落在华北并不普遍,更证明了它的特殊性。

    如果那些族谱没有被毁掉

    这次采访中,我们最大的难点和遗憾就是,很难找到一份原始完整的族谱,基本都在“文革”期间被毁了。大家总盼着能有好消息,打听到谁家还保留着家谱或族谱,甚至幻想过穿越回50年前看看。

    葛剑雄提醒我们,其实族谱、家谱的记载,也未必都正确。移民可能会有一种从众心理——大家都说是从大槐树来的,那我们写谱的时候也说从大槐树来的,尽管这些移民的故乡实际包括山西各地,洪洞大槐树只是一个官方规定的移民聚集、出发地。

    安介生说,而且移民不是一次完成,是多次分批,除了官方组织的迁徙,还有大量的流民,灾荒性地往出逃,或者官府流放的罪犯,很多是叠加的,是一拨一拨的,情况复杂。他们的后人如果修谱,都要找个自己的名路,为祖先讳言,附会大多数人的说法,或者还有别的社会因素,想加入这个群体。它是种文化现象,文化现象和史实本身是不一定能对接起来的。

    山西移民出去的多,进来的更多

    山西历来是重要的移民策源地(输出地),从秦汉以来,每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都有大批山西人外迁,明初的移民和清晚期的山西人走西口,更是输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口。那么怎么看山西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的情况呢?

    葛剑雄先生明确地说,明朝山西移民对华北地区,尤其是到北京的移民,对首都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成千上万的人走西口,晋商只是走西口中的一部分人口,对内蒙古的影响很大,现在的呼和浩特到包头都是晋语区。

    但历史上山西也接收了大量外来移民。从夏商周时期频繁迁入的部族、封国和宗族,从汉代开始的少数民族内迁,北魏时大规模移民于代地(即今天大同地区),直到近代,大批外来移民在山西定居。山西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区,从很多姓氏就能看出来。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少数民族,比如狄、戎、胡、匈奴、越、羌、鲜卑、羯、氐、党项、契丹、女真等都曾迁入山西,但都被汉人融合了。今天的山西人,如果追根溯源,完全可能来自蒙古高原,来自中亚草原,来自恒河流域,你现在能往上寻根吗,怎么找?

    这是从来没被问过的问题,我们一心帮别人寻根,结果却被问自己的根在哪里。山西人的血统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成分?

    安介生解释像以前说的匈奴人、鲜卑族现在都没有了,但他觉得大部分都留在了山西。

    因为山西的地理位置有特点,河东始终是古文明中心,但同时又是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的南迁是个大趋势,在很长时间里影响山西。游牧民族要进来,对农业民族就有个压迫,农民必须就往出迁。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往南不走了,山西是高原气候,他们能适应山西气候,像羯、羝、羌,女真人,除了退走的,很多人都留下来了,被融合。

    交错带的山西像个桥梁,中国牧业民族向农业民族跨越是在这里实现的。

    我们都是历史的看客

    我们把这次移民村落采访看成是一次田野调查,我们如实记录,不做评价,因为我们不是专家,但希望相关的专家可以就此去做研究,这是我们此次报道的价值所在。

    安介生说现在学术界比较通行这种方法,就是实地调查,采证些口述史料,把讲述人身份定位,主要是依据这些口述史学,来做社区调查,像采访团做的就属于移民社区或移民聚落调查。

    原来记者在采访中,无意识地运用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这是又一个意外的收获。

    那对历史学专家来说,怎么评价山西移民这样的事呢?安介生说,对历史来讲,我们是个看客。

    我们只是在观察,历史本身在变化。你让一个历史学家说它应该怎么样,那不是他的责任。

    历史怎么样在变化,过去与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不要指望历史学家通过这个来告诉你什么。历史学家只希望把事实记述清楚了,提醒人们思考。像很多朝代都整个在变化,比如蒙古人和满族人创建的元朝和清朝,都是移民创造了新的王朝。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常态的,我们是从运动和变化的角度来看历史。当下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大移民,也是前无古人的大变化,变化越来越快,走得越来越远。

    如果真要提建议,安介生说很希望移民史中有人做实际的姓氏研究,是要系统研究,不是讲几个故事说几个名人那么简单。尤其是山西的姓氏,比如我们介休的景姓,有人说得出来是怎么回事吗?

本报记者    谢燕

    请看下文

    也许如专家所说,我们无法从历史的流变中,溯源而上,找到出发时的路。寻找到的只能是一个精神寄托的家园,这是历史的观点。可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时,依然在心中有一份执念,希望找到真正的故乡。

 

我想找在山西的亲人

 

    寻亲摘录

    我祖上从洪洞大槐树下老鹳窝村迁至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公社白盆窝大队。过去有人曾回洪洞续过家谱。

    ——北京市东河漕29号郭志全

    老人传说:我们祖籍是山西小兴州,因战乱,直隶一带死的人太多,皇上下了圣旨,从山西迁民,祖先兄弟二人离家,先到洪洞大树下集中宣布圣旨,然后分批出发。兄弟二人先到直隶白洋淀的同冠村居住,后来一人又迁至安平县。

    ——北京新街口外中国电影资料馆陈贵恒

    原籍河北省交河县鲁家务村,此村高姓约占一半,传至我辈为十六世,我下边还有五六世,传说先祖在永乐年间(燕王扫北)时从洪洞大槐树迁来。

    ——北京市东城区东石槽胡同十九号高连浦

    明永乐年间,我们的祖先从洪洞县刘雷沟集合到大槐树下迁到河北省。据说他们本有兄弟三人,被迁者是两位弟弟,大哥到大槐树下送行。这两位弟弟一位落户在迁安县,一位落户在乐亭县。后者就是我家刘姓的祖先。

    ——北京地安门外刘钟尧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保定市城东四十里的北刘口村,现今约千余口人家,绝大部分是赵姓。从前听老人们讲起,说我们都是从洪洞大槐树底下来的,我本人曾多年旅居外地,现在民航总局工作。人到中年,不祗思叶落归根,且犹有寻根追根的想法。想多知道一些当时迁民的资料,如能从中寻到先祖的资料,就是个人更大的奢望了。

    ——北京市东城西什锦花园15号赵明哲

    原籍河北省河间县东()申鲁村,后又下关东。远祖是明永乐六年从洪洞槐树下迁到冀中平原,村内原铸古钟上有记载,我家门前栽有一棵槐树以为纪念。

    ——北京998信息八分队高殿芳

    河北束鹿于家庄,景、刘、王、贾、谢、耿六姓,都是永乐末年从洪洞迁移而来,迁来后才有此村。保定府西关人谢德先,开了一个酱菜铺,为纪念迁民,取名叫“老槐茂”。

    ——北京海淀区青龙桥小学家属院景进禄

 

文来源:山西晚报20140226;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4-0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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