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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晋善晋美(上)感恩再生之地山西 

 

 

 

 

 

从维熙(1933年——),当代作家。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晋善晋美(上)感恩再生之地山西

笔者是个烟民。某日笔耕时,见烟雾在眼前萦绕为圆圈,“蒙太奇”般联想,竟然让我想起“文革”高潮时期我双手被戴上的“手镯”。在这里,笔者以其为历史镜子的一面,而与之相对冲的镜子另面,则是山西大地与人文灵魂的晋善晋美……

“人”字都是由一撇一捺组成,但人性中的善恶划分,却有着霄壤之别——特别是在血色的“文革”年代,这个感受可谓是深入骨髓。 

“文革”高潮的1970年,我在“大墙”之内,被莫名其妙地戴上过手铐,可谓人生苦难写照之极致,可是到了1976年之夏,我在受难知识分子群体中,又充当了第一个结束囚徒生活、离开苦海而上了岸的幸运儿。何故?全然在于人间善恶的较量。人间万象中毕竟善大于恶,在《浪子传奇》一文中,我写到了关爱受难知识分子的劳改干部陈大琪,这里我要描绘另一幅精神肖像,他就是接我上岸的古尧都——今临汾,一身侠骨的革命老人郑怀礼。 

时值1970年年初,他从山西省作协听说马烽、胡正、杏绵、国涛等前辈作家,把我从劳改局中“捞”了出来,已然是个历史奇迹,时任临汾文联主席的郑怀礼,立刻与该市宣传部长郭璞商议决定,向省作协索要我来临汾文联工作。这种逆“文革”潮流而动之举,已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我从永济抵达临汾时,怀礼学长不但派人去火车站接我,还在临汾宾馆为我接风洗尘。记得,当时我面对这位满脸胡须却过早谢顶的怀礼学长,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给我的酒杯倒满浓香的汾酒说:“临汾迎接你离开苦海,这儿是你上岸的码头!” 

我无言以对地凝视着他,心里的问号是:在这样严酷的年代,一个老人何以会有这样的勇敢之举?记得,我虽然喝下那杯汾酒,但握着酒杯的手和内心同时在颤抖。当晚,我住进临汾古城墙下的一间文联宿舍,居室虽然比较破旧,但用以书写的桌椅和笔墨,都已配备齐全——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木桌一角还摆放着一台电扇,一盒驱赶蚊子用的药片,摆在了台灯之下。我经历一天的搬迁之劳,身体虽然疲备不堪,但因精神的极度亢奋,当晚是我一个无眠之夜。我想:昨天我还是个劳改犯,此刻在没有任何为“右派”解禁的文件指令下,历经二十年的风雪冰霜的漫长驿路之后,此刻我终于走出历史的怪圈,回归到文学的本行中来了,这不是像东方“天方夜谭”的一个神话吗?但这不是我的梦呓,而是活生生的真实——此时此刻,我没有躺在囚室中,而是睡到文联的宿舍里。但愿这个真实的历史童话,是一只报春之鸟,让1957年后浪迹天涯的知识分子,都有像我一样的人生归宿。 

第二天,在郑怀礼办公室与文联同事见面时,让我最为惊异的不是文联同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而是办公室墙上张贴着的一幅漫画。此画是哪位漫画家之作,我已无从记忆,但此幅画里的人物与深藏着的哲理内涵,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此画名为“武大郎开店”,画面上的人物是矮如侏儒的武大郎,他守候在旅店门前招徕客人。画面上的一句横批,写出武大郎的心灵自白:“比我高的别进来。”文联的同事,可能看惯了此画,此时只顾盯看“上岸”的我,而我则忍不住凝视这幅幽默自嘲的漫画,直到怀礼学长开始向我介绍每个文联各部门的同事,我才把目光收拢回来。 

简短的见面会后,同事们都回去工作了,怀礼学长留下我,第一句话就是有关这幅漫画的自白。他说:“从我来到临汾文联,就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张贴上了这幅《武大郎开店》,你看那画儿的边角都垂掉下来了,我所以还挂着它,就在于用这幅画,时刻提醒自己,文艺工作要招贤纳良,让比我高的人才,都网罗进咱们临汾文联。比如说你……” 

我当真吃了一惊。想不到怀礼学长是反用“武大郎开店”之古典,意在警示自己别坠入“唯我其谁”的愚官哲学,只招纳天宇间的黄土沙石,而痛失人间珠玉,因而我对老人肃然起敬。我自卑地对老人说:“就算我年轻时算得上‘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么多年在风尘路上穿行,可能也被驿路风沙吞噬得一无所有了。我……我……真怕对不起您的一片苦心。” 

他点着了烟锅子,喷云吐雾了好一会儿,下边的一番话让我更为惊愕了。他说:“你说错了,我之所以把你要到临汾来,正是因为你在人生中演过‘男起解’。因为只有中国历史夹缝中走过来的人,才更了解中国历史的曲里拐弯。你是这样的一个泅渡者,才更可能写出中国的历史真实来……说实话,想来临汾文联工作的人,可以排成一个连队,我何以舍其众而求其孤,就在于我相信你能不愧对历史,写出你对生活的真实感悟来,这是我调你来临汾之根本。当然啦,调你来也有应急之因,咱们文联主编一本《战地黄花》的刊物,希望你能把它编好,多多发现一些真正的文学苗子,让咱们这座尧都古城,明天能遍地黄花。” 

至此,我全然明白了怀礼学长的良苦用心。昨天在临汾宾馆接待我时,我曾把嘴里叼着长把烟袋并能大口喝酒的郑老,看成一个心地坦诚的外向之人,今天对我倾吐出的这番心语,让我认知他并非粗人,其内心世界纤细如丝,不然的话他何以会对我讲出上述的话来呢?!仔细品味怀礼学长的话,是话里有话,他似乎鼓励我在编刊之余,应该书写出历史与文学的真实。尽管此时“四人帮”已经寿终正寝,但“文革”的“阶级斗争万能”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调,怀礼学长能坦诚地说出这番话来,让我内心惊愕之外,有些暗自惊喜,说不定这儿真是我文学死而复生的沃土呢! 

与老人交谈之后,有一个细节让我终生难忘。当我走出他那间办公室时,他突然把我喊了回去,我还以为老人还有什么要向我交待的事情呢,哪知他打开抽屉后,把一条香烟塞进我的手里,并自嘲地对我解释说:“我是烟民,你也是烟民,我抽惯了烟袋锅子,香烟送给你去增加创作灵感吧!”大到中国历史,小到我的生活细节,他都关照到了,当天我就被怀礼学长的人格魅力征服了。 

其实,我感悟到怀礼学长的只是外在的皮毛。后来,从同事们对他的评说中,更让我增加了对老人的敬爱之情。他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当时革命正处于艰难时期。为了革命,在19世纪30年代,他变卖了家里的田产和财物,包括他和妻子结婚时的金银手饰,统统当做革命活动的经费,无偿地献给了革命。当时他从事的是地下工作,几十年来可谓是九死一生。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奸细出卖,他被日本鬼子抓去经历严刑拷打,他不仅没有向侵略者低头,反而越狱逃出狼穴,这是他的人生奇迹之一。奇迹之二,就更令后来人对其临危不惧的气节而咏叹了。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坐镇太原时,曾下令捉拿郑怀礼,并下达了当场击毙令。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掩护其离开太原,把他装进麻袋之中。在钻进麻袋之前,他叮咛护送他出城的同志们说:“如果发生什么不测,你们朝麻袋开枪,我宁愿死在战友的枪口之下,也绝不当老军阀阎锡山枪下的死鬼!” 

这就是怀礼学长战争时期的生命画像。在这样的老人手下工作,我如果贪图安逸,以偿还我多年劳改之疲惫,那将是对革命老人圣洁感情的亵渎。为此,虽然当时正是盛夏,我却拿出在劳改队挖沟开渠的劲头,赤臂裸胸地编刊写作。为了试一试自己是否已然江郎才尽,在采访了大同煤矿“井下娘子军”采煤队之后,加上我在劳改矿山有过三年“煤黑子”的经历,很快写出一篇《女瓦斯员》的小说。小说寄给哪里?让我颇费了一番心思。我想:北京是我落难之地,连老舍先生都发表声讨我的文章,指责我“煸动农民闹事”,而且我又被列入京城“四只黑天鹅 ”之一,刊物编辑怕是没有发表我小说之胆识。上海是出版我青年时代三本书的文化大城,我决定将其投往沪城一试,但当时不知《上海文学》编辑部确切地址和主编姓名,只好在信皮上只写下“上海文学编辑部收”的字样,将我沉沦了十九年之作投掷进临汾邮局。未曾料到的是,不久便接到了《上海文学》的复信,写信来的是时任主编赵自先生,他除了对我走出“大墙”表示惊喜和赏识之外,小说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 

文章重见天日,激动之情难以形容。偏偏此时,父亲死于“文革”、从北京插队来山西的知青李锐,因从小喜欢文学,便从霍县来到临汾并找到我的宿舍。因谈吐非常投缘,于当夜便与我挤在一张床上共眠。好在这张床比单人床大一点,比双人床小一点,因而可以睡下两个人。当时已是初冬时节,我在劳改队盖了多年的棉被,不仅肮脏还多处破露出棉絮,但李锐当晚睡得很香。我想:这可能因为李锐在霍县插队,经受过生活磨炼之故吧。未曾想到的是,当年与我共眠于一床破被之下的李锐,后来成了写出多部作品的山西作家(妙就妙在人生的巧合,1992年,我的长篇小说《龟碑》和他的长篇小说《厚土》又发表在同一期的《小说界》上)。 

李锐走后,我发现我的被子又脏又破,见早上阳光很好,便把它晾晒在屋前,然后沿着老城墙根去散步,完成我每天坚持的晨练。当我归来之后,忽然发现屋前的棉被不见了,仔细查看,才在书桌上发现一张怀礼学长留下的纸条:“维熙,你老嫂子从襄汾来看我了,趁着今天阳光充足,我让她拆洗缝补一下你四处开花的棉被。”读罢纸条,我立刻跑进怀礼学长住室,向老嫂子致谢,怀礼学长把我拉了出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后对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她昨天晚上来的,我想拉着她见你维熙老弟一面,哪知你没在屋。她看见你屋前的棉被又脏又破,想必是在劳改队盖了多年,便抱回来拆洗一下。她说你的被子太薄,还要给你加上一层新棉絮,山西的冬天是很冷的!” 试想:一个从历史冰窖里走到文化暖巢中的人,能不为此而动容吗?我的泪水立刻涌上眼帘,但我又把泪水强压下去——因为怀礼的刚毅,是看不惯男人流泪的。 

上述记载的是怀礼学长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除了生活关怀之外,精神上的关照更让我感动。比如,他让文联副主席——比我小几岁的谢俊杰,带我到与古尧都有着同样文脉的洪洞去采风,在开阔我眼界的同时,以达到缓解我写作疲劳的目的。俊杰是个独臂人,他年幼时在煤矿附近玩耍,被****炸断左臂,只剩下一只右臂。他身手敏捷,虽只靠一只右手耕耘,但笔下文字如行云流水,是个写散文的才俊。他带我先到中华民族发源地“大槐树”驻足,后又到明代建起的关押囚犯的牢房(一代名伶苏三,就曾被关押在这所囚房)。最后,我与俊杰走到始建于东汉、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洪洞广胜寺揽胜时,演绎了我至今无法破解的人生秘笈。当我俩走到寺院墙外的一块耕地旁时,一个身穿僧衣的僧人,突然停下他手中的锄头,以奇异的目光盯视着我俩。该怎么形容那位僧人的目光呢?就如同雨前的闪电,击中了我们的中枢神经。谢俊杰低声对我说:“咱们过去看看,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也看出了这位僧人的异常,便尾随俊杰走了过去。但出乎我俩意料的是,那位僧人见我俩走过来,便又低垂下头,用锄头耪地了。他瞬间的变化,让我们不禁纳闷起来,明明是有话要说,却又收回腹中,何故? 

我说:“此时虽然‘文革’高潮期已过,但寺院之类的仍属于‘四旧’范畴。不然的话,一个老僧怎么会在这儿挥锄耪地呢?”俊杰说:“你的分析有道理,他似乎有话不敢对我们说。走,过去试试,看能不能让他对我们口吐真言。” 

我们停步于这位僧人身旁,说明我俩的身份是来朝圣的游客,后又说明我们是文联的,不是哪个“革委会的”。俊杰的话刚刚说完,老僧突然停下锄头,低声道出了他的禅语:“你们二位一走过来,我就知道你们该是行文的善人。我要倾吐的佛语是,这位年轻的施主,一条独臂已然说明少年时吃过苦头,贫僧就不多言了,容贫僧对这位年长的施主多言上几句,他过去一定受过牢狱之灾,是得到人间恩施后,才有今天与广胜寺贫僧会面之缘的。容贫僧再说一句呓语,这儿不会是这位施主久留之地,有朝一日你会像鸟儿一样,飞回老巢的。” 

我愣住了,俊杰也惊呆了。试想,我来文联已然有一年的光景,从穿着打扮上看,早已与那身劳改囚服绝缘,他何以能透视生命的过去,又何以预言要回到“老巢”?我急于想知道他口中“老巢”的含意,是指我重返“大墙”,还是寓意我要回到北京?但他已经低垂下头锄地去了,无论我怎么询问,他都像两耳失聪那般不再作答,专心致意地锄地。 

返回临汾后,我把此事告之怀礼学长,并询问他“老巢”二字,是不是说我要重回劳改队。他哈哈大笑了好一会儿,向我解疑说:“你怎么总朝坏处想,巢者家也——那位老僧说你快要回到北京去了,这是大喜事嘛!”我说:“这是您对僧人佛语的乐观解释,近二十年的劳改形成我的思维定式,只要是令人费解的中性语言,我总是往坏处推论。”怀礼学长虽依然在笑,说话的声音却低了下来,他附耳对我说道:“有句历史谚语你一定知道,叫‘物极必反’,‘文革’像是狗尾巴草了,虽然现在又冒出来‘两个凡是’,但我断论这是‘文革’的强弩之末,中国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了。你说,到那时候你是回家,还是重进‘大墙’?维熙,让时间验证我的话吧!” 

其实,就在怀礼学长对我笑谈“物极必反”和“两个凡是”之际,他和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都在接受“两个凡是”的政训。时至今日,许多后人不知“两个凡是”为何物,简易解析就是毛泽东虽然不在人世了,但他的政纲还若同天地之间的真理箴言,无论社会如何运转前行,也不能违背其言而行事。他们被政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俩盖章签字,把我这个在“大墙”里劳改的“右派”,调到临汾文联工作。此事,是文联一个绰号“大梁”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让我将此事一定要锁在心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他坚信郑老的话,中国历史上阴霾的日子快结束了。文友这番真情表白,对我个人来说,虽然若同一剂安神液,但为我来尧都让郭璞部长和怀礼学长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使我身心忐忑不安。 

好在多年的劳改生涯,形成了我逆向思维的定式。我一方面做好重回“大墙”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更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时间,描写监狱真实生活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是在这个时刻落墨的。记得,当时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笔耕,一部近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我是在十个昼夜写完初稿的。初稿完成后,我长出了一口气,最大的慰藉是不仅对得起自己的文学良知,更没有愧对怀礼学长对我的期望。我本来想将此事告诉怀礼学长的,但考虑到他正处于承压的日子,不应给他增加任何麻烦,便把初稿藏于书桌底层。让我想像不到的是,一天怀礼学长来找我了,脸上没有任何愁楚表情,笑容依然像往常一样。他说让我与俊杰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完成前辈作家马烽提出的一个创作任务。因为我挖过煤,又到大同煤矿采访过井下挖煤的“娘子军”,此次与俊杰同去西影,要完成《井下娘子军》的剧本写作任务。 

谜!对我说来是个谜。怀礼学长何以会在这个时刻,让我离开尧都去西安?是不是怕这把火烧到我身上,让我避开风口浪尖?我之所以这么猜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两天,一位名叫侯桂柱的文联同事,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他说话的态度虽然温和腼腆,谈话的内容却十分沉重。他说他是代表有关领导询问我来临汾工作的整个过程的,希望我能很好配合。我开始礼貌地回答了他的询问,告诉他,在1955年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上,当时我和段杏绵皆为北京代表,所以我认识了段杏绵。后来她与马烽结婚后迁往太原,因而我这封生存状态自白书,便寄给了身在山西作协的她……至于我怎么会到临汾,对其内情一概不知。侯桂柱似乎是在应付差事,听了我的自白之后,也没有再对我穷追猛打,只是说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写一份文字材料交给他。我明确地告诉他:“没什么可以写的,清查组如果觉得调我来临汾工作不妥,送我回劳改农场好了……”这是发生在两天前的事,两天过后怀礼学长就让我和俊杰去西安,无疑是让我躲避“两个凡是”的纠缠。 

我听从了怀礼学长的安排,与俊杰一起去了西影。到了西影之后,我们首先还是竭尽全力把关于“娘子军”的剧本完成。之余,我修订《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初稿,并将其文寄往上海的《收获》。因与同来西影的俊杰相处甚佳,在小说寄往上海之前,曾请他过目了这篇作品。他读过原稿后充满友爱地劝我,因小说主题尖锐而敏感,人物结局过于悲凉,劝我不要发给任何文学刊物。我感谢他对我的关爱之心,但之所以没听友人的规劝,全然在于身处人生十字路口的我,已然有了重回“大墙”的精神准备。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我还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因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团中央书记时,是关怀过北京几个青年作家的人,而他关心过的几个青年作家,无一例外地都从“白天鹅”变成了“黑天鹅”。我在信中除了向耀邦同志简述了我在苦海行舟的概况之外,还期盼中国能迎来历史新时期的曙光。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而是1957年五十多万受难知识分子的心声,更是进入“文革”后中国上千万冤魂(包括一些开国元勋)的心声。给耀邦同志的信写得也百无禁忌,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大不了就是“飞回老巢”再进“大墙”嘛!回到临汾,时间已然是1978年的深秋,我等待着命运的宣判,是留下还是重进“大墙”,我做好两方面的精神准备。我想:即使重回劳改队,我也不会忘怀山西前辈作家和古尧都对我的厚爱。当然,更要记住怀礼学长对我的呵护,因为他重新点燃起我内心的文学圣火,就是重进“大墙”,这圣火也不会熄灭。 

就在1978年的初冬,我的命运终于从问号转化为句号。洪洞县广胜寺老僧的禅语,得到了完美的验证,正像怀礼学长剖析的那样,鸟儿返巢不是重返“大墙”,而是要回北京。当年惩处我的《北京日报》,为我下达了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平反通知,由报社文艺部的李凤翔送达山西太原,又从太原转到了临汾。 

记得,当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怀礼学长塞给我一块擦泪的手绢。我那双沾着泪水的手,紧紧握着怀礼学长的手说:“您扶我离开苦海上岸,已然是苦难时代的乐章,在生活上您还像兄长般呵护我,在祸福相煎的十字路口,你总是帮我解脱困境。即使是古代惜才的伯乐,也不能与学长您媲美!” 

怀礼学长哈哈大笑,说:“命!这都是命!就像我临危时被装在麻袋里逃脱人生劫难一样。我没有别的送你,已给你准备了两箱汾酒,希望你回北京后,在挥笔之前多喝一两口。为啥?酒后吐真言嘛,文坛这么多年‘墙头草’式的文章太多了,我盼望你笔锋下流淌的是生活真实,绝不当文坛里追风的风筝。”我说:“苦难生活是我的老师,已然绝了我轻歌曼舞的文学之路、风筝的路。回北京后,我会时刻自审自省的。” 

时至今日,我在临汾留下的尧都日记本,页面虽已枯黄并散了筋骨,但其散乱的生活记录,却如同是我的励志“天书”。“天书”中除了留下怀礼学长的恩德与生存的睿智肖像以外,笔锋中还留下文联同辈人以及后生代对我的关爱,他们的名字是:苏家栋、谢俊杰、王鹰和老梁。苏家栋曾代表怀礼学长,去大墙内探视过我,并曾在我的囚号里与我醉饮的人;谢俊杰与我同去洪洞和西安,是深知我的生命秘笈和文学追求的人;王鹰是文联中的女孩,出于人性的善良,曾主动为我洗过脏衣脏裤;绰号“老梁”的文友,不仅是我当年到火车站的接站人,还是在我惜别临汾之前,陪同我一起去答谢市委宣传部部长郭璞的人。 

当时,郭璞不在机关主政,正在临汾之西卧牛村的地委党校主持学习。卧牛村离临汾有几里地之遥,老梁义无反顾地与我各骑一辆自行车,陪我到党校向郭璞辞行。当天刮着四五级西北风,我们正好一路顶风而行,待我们抵达卧牛村党校时,脸都冻得紫青紫青的。见到郭部长,我向他表达了收留下一个劳改犯,并为此而受到责难的真诚谢意。他沏上一杯热茶,逼我喝上几口暖暖身子,然后对我说:“我和怀礼签字要你来临汾时,就曾预料到‘好事多磨’,支持我们干这件事的根源,在于我们相信历史阴霾即将过去,作为一个老干部,为历史承担一点责任是应该的。”之后,他得知我快回北京了,便说出他对我的期望:“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你这样遭遇的不多,因而希望你能珍惜并消化这段生活经历,写出振聋发聩的文学作品。你能,一定能写出昨天历史的真实万象,我和临汾人民等着看你的作品呢!” 

上述记载,是我告别古尧都前不能疏漏的一笔,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标志之一,就是应该知道感恩。因此当我和老梁从卧牛村归来之后,文联同事都劝我年底回京,与阔别多年的老母亲和儿子一起过个欢欢乐乐的新年,我则坚持与文联同事欢度1979年元旦之后,再回京与家人团聚,这也是受感恩意识的支配。因为我这只“笼中鸟”,之所以能早于“右派”群体破笼而出,并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写出了小说和剧本,是重情多义的临汾,让我在五更寒天成为“右派”同类中第一只“报春鸟”的。而山西作协的前辈和临汾的学长文友,是“笼中鸟”的“放飞人”,所以直到1979年元月6日夜晚,我才在火车站依依难舍地与怀礼学长,以及送行的文友和同事们握手告别。夜车驶出古尧都时,我的第一个自悟就是:山西是我的再生之地,我永远不能忘却,如果有朝一日忘记了这块土地,那时的我一定变成了没有良知的人狼。 

在列车奔驰声中,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滴落在脸上……

请继续阅读从维熙:晋善晋美(下)魂牵梦绕的“娘家”山西

 

文来源:原载于《上海文学》2012年第9;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0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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