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 原 道 >> 山西纪实 ∣ 本站导航 ∣ 更新记录 ∣ 版主介绍 ∣ 制作手记 ∣ 给我留言 ∣ 给我写信 ∣ 加入收藏

太原道:http://www.tydao.com

山西旅游    山西民俗    山西民歌    山西名人    晋商文化    山西纪实    山西文史    太原文史    太原沧桑    大同烟云    文化论坛
明代大同镇述略

  摘要:大同镇是明代九边之一,发挥着屏障内地的作用,它的很多方面如防御工程的修筑和军需补给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并深受时代的影响,可谓明代军事的缩影和明代政治的晴雨表。
  关键词:明代;大同;屏障

  作为明代北方边境线上的重要军镇,大同对明代历史有着重要影响,保护着内地免受蒙古军事势力的侵扰,为明代社会的正常发展护航。加之距离京师较近,因而较其它军镇来说,更多地受到蒙古军队的进攻,这也彰显出大同军镇对明代历史的重要性。然而至今尚未见到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本文拟对明代大同的军事编制、防御工程及军需供给等前辈着力较少的方面进行专门探讨,不足之处,敬请鉴证。

  一、大同镇在明代历史上的地位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军事进攻的目标直指中原。元顺帝在明军的压力之下,主动退出京师,撤回塞北,元朝灭亡。次年,明军攻大同,元朝大同守将亦不战而逃,大同从此归属明朝。
  蒙古势力虽然退出中原,但军事力量因主动撤回塞北而得以保存,给明王朝留下了严重的边患,“终明之世,(北部)边防甚重”。[1](卷91,P2235)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在北方边境先后设置了“九边”重镇。
  大同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称镇,[2]属于早期设置的“九边”之一,决非偶然。明时,阴山和黄河天险已非所属。加之永乐初,在兴和卫已经废弃的情况下,大宁都司和东胜卫又先后内徙,整个防线向南推移数百里,这样大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边防一线。其次,大同战略地位重要,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藩屏”,[3](卷44,P1833)成为通向内地的咽喉要道。再次,大同以北“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1](卷200,P5287)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大同易受攻击。第四,自洪武朝对蒙古贵族实行招抚政策以来,大同便成为蒙古贵族前往北京进行官方贸易的通道。
  正因如此,大同自称镇伊始,一方面肩负起“拱卫神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史载,明初常在大同驻牧的有哈喇真、哈连二部,两部兵力约五万,扰边无常。(据《九边考捷录》,河北大学馆藏旧抄残本。)此后,随着鞑靼与瓦剌各大部的交迭兴起,大同又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冲击。
  瓦剌于英宗正统年间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盛时期,遂于正统十四年(1449)发动对明朝的攻击。七月十五日,大同守将战殁于阳和,边军多逃匿,大同所属诸堡依次陷没。羽书飞至京师,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唆使下率兵亲征,但很快于土木堡丧师被俘。瓦剌军统帅也先挟持英宗,继续深入内地。
  此时,大同镇“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1](卷173,P4618)参将郭登于关键时刻激励将士,修缮兵甲,并于当地实行招募,充实兵源,坚城备战。也先见以英宗为质、欲下大同的计划不能实现,便转攻白羊口,逼近京师,不想在北京亦受挫,遂又转而于景泰元年三、四、五、八月频频攻大同。这当然是也先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攻下大同,迂回到北京侧背,仍不失为图取之的一个方案,史载:“也先欲取大同为巢穴,故数来攻。”[1](卷173,P4619)朝廷此时出于对大同地位的清醒认识,战时政策即包括了景泰元年二月以石亨率军三万出巡大同。这样,大同守军与瓦剌军队之间对抗达一年,大小数十战,很少败北。特别是栲栳山(今山西阳高县)一役,郭登以骑兵八百破对方数千,“为一时战功第一”。[4](卷33,P486)大同官兵出色的表现,加重了明军对也先的打击力度,加速了瓦剌军队的撤离。
  此次兵火之后,明朝中央积极在大同强化边备。景泰二年十月,“复修宣、大外边城堡”。[5](卷75,P1466)后来经过郭登的经营,大同“马至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1](卷173,P4620)而在同瓦剌的交战中,大同守军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伍编制,将士兵五人一伍,十伍一队,十队统领于一都指挥,并配合以战车火器等,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同可谓兵利城坚。
  英宗天顺间,蒙古诸部进入河套,从此河套关中一带成了重灾区,而以大同距离之近,自然不能清静,所谓:“(诸部)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5](卷63,P1222)而世宗嘉靖初,蒙古军事力量逐渐深入到山西三关一带,明王朝开始经营太原镇,而以大同与之关系唇齿,遂和太原镇之间应援协防。但由于明朝边政腐败,“大同之境时被侵犯”,“势难他及”。[5](卷63,P1220)特别是弘治后期,达延汗的蒙古各部暂时统一起来,对明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其后继者俺答于嘉靖中期更是频繁进攻。[6](P632-633)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下令罢各边马市后,双方无年不大战。而“庚戌之变”前夕,大同镇方面更加不堪,“不闻发一矢、交一锋,使用长驱深入,如蹈无人之境,至令旁观之士,窃相诟笑”。[7](卷246,P2580)这是明朝政治腐败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明世宗本人、内阁大臣和边将对此都难辞其咎。总督翁万达、巡抚詹荣等修葺大同长城边堡后,再“无能添一掊土”。[8]宣大总督王崇古在一次上疏中言,九边实际上已是“有险不修,有边不守”,“养兵不战,督兵无略”。[7](卷318,p3384)加以明朝政府对边境互市的认识也并不明确,边将往往不知所计,“官兵不能防御,惟平日专恃马市,全不提防”。[9](卷7)而对于不负责任的将领来说,更是找到了一个消极的借口,大将军仇鸾“恃通市,不为戍守”,大同巡抚何思“亦以通市故,禁边军,敢拒杀者抵死”。[9](卷7)嘉靖中期以后,蒙古骑兵几乎年年突破边防,深入大同邻近的浑源、怀仁、朔州等地,大同也屡屡损兵折将。嘉靖四十一年后,俺答的进攻重点转向蓟镇和山西,“盖缘宣、大二镇,萧条之甚,无可劫掠”。到穆宗隆庆初年,大同在蒙古眼中,更成了“兵弱,可以逞”[1](卷327,P8486)的好地方。连年烽火下的大同镇,可谓疲惫已极。
  隆庆四年,出现了转折性的“俺答封贡”,于是双方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明朝在大同开市贸易。
  崇祯年间,明朝统治的腐败综合症大爆发,党争、边患、民变、财政,无一事可收拾。大同边军参加对农民军的征剿,边镇固有矛盾激化了,一部分将领开始脱离明政府。1644年初,大同总兵姜向李自成农民军投诚,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纵观明代历史,大同自属于明朝的第一天起,就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朝早期,政治修明,边备肃然,大同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屏卫着内地及京师的安全。中后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大同已不能充分按明朝君臣的设想去发挥作用,而内政的腐败是这一切原因的总领。官员不思效力,将领任非其人,边兵多被占役。边镇积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大同镇的防务

  明代大同镇的防御工事是由边墙以及沿线的堡、城、墩、堠等组成,着眼于防守、侦察和战斗的全面结合。据《云中郡志》载,大同镇“外拒守必得长城,长城必有台以利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数留暗门以便出哨”。[9](卷7)
  大同镇所属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省天镇县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省偏关县东北)。它的修建基本贯穿于整个明代,其中永乐一朝首开大同镇长城的修建,《明史》记载:“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1](卷91,P2235)
  其后景泰和成化年间都有修建,但大部分的防御工事修筑于世宗嘉靖年间,翟鹏、詹荣、翁万达、周尚文、杨博等在任期都有规模不小的修建活动。而“隆庆和议”特别是张居正殁后,朝廷上很少有人再关心边事,边墙逐渐严重废弃,直至明末。
  大同一镇沿长城驻兵,驻兵单位,计其兵力多寡,依次为:堡、城、标营、路、营,现统计如下表:①

  表1大同镇驻兵情况一览表



  驻兵单位驻兵数量(名)人员组成举例堡101操守1,守兵100。乃河堡、败虎堡城201守备1,马战兵12,步战兵8,守兵180,马12匹,站骡40头。聚落城守备1,守兵夫站军200,骡40头。高山城守备1,守兵200。山阴城标营201中军守备1,马战兵120,步战兵80,马120匹。阳和道标营、分守道标营路302参将1,中军守备1,马战兵90,步战兵60,守兵150,马90匹。威远路、新平路营1 002副将1,中军守备1,马战兵490,步战兵332,守兵178,马490匹。左协营、右协营
  (此表据《云中郡志》卷七统计而得)

  至于大同一镇的军事编制,则随着时间与形势的不同而有所损益,据成书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明会典》载:
  1:文臣方面: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分巡冀北道一员,阳和兵备一员,分守冀北道一员,左卫兵备一员。
  2:武将方面:镇守总兵一名,协守副总兵一名。分守九名,游击将军二名,坐营中军官二名,守备三十九名。
  关于大同镇的兵马数额,据嘉靖间进士霍冀统计:“本镇原额马步官军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八万三千八百一十五员名。原额马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四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七匹。”[10](P147)这和《明会典》的数据出入不大。这样的兵马数额列九边前茅,也表明了它在九边中的地位。

  三、大同镇的军需供应及管理

  明初,军屯是边军乃至全国卫所军队军需供应的重要来源,其次辅之以民运和商运。军屯对于明初军队的建设无疑有重要意义,“军之食,军自给之,边储之所运,军需之所征,供于民者无几”。[11](卷42,P849)但军屯不久便显示出了不适应性,边军忙于戎马,无暇耕作,西北地区的高寒使屯田产量极不理想,因此“自正统后,屯政稍驰。……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官军占夺,法尽坏”。[1](卷77,P1885)在这种情况下,边军依然要交纳剥削很重的“屯田子粒”,导致屯丁大量逃亡,军屯日益衰微。而商屯也由于权豪势要的包办行为,加之政府屡屡增加纳粮数量和滥发盐引,使商人多不得实惠,商屯也逐渐破坏。于是“坐派”即民运就成了军需供应的主要来源。据史料载,大同原额粮饷为屯粮513 904石、民运418 860石。而到嘉靖初年,则屯粮为124 600石,民运为586 475石。民运由明初的少于屯粮而变为几近屯粮的五倍。[12](P8)
  对于民运,明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在户部的主持下,地方与边区直接发生联系。“凡军马去处,所需钱粮等项,户部必先查考某处蓄积有余,某处岁用不足,量其水陆路程,地理难易,计其人夫多寡,明白具奏,差官于粮多处所,拨运缺粮卫分支用”。[13](卷28)大体上说,大同镇的粮饷主要坐派山西、河南,此外,山东、北直隶和浙江苏常、京通二仓、宣府、易州以及大同府所属各县的民运粮,也都和大同镇的供给有关系。由此可见,由于明朝的财赋中心在东南,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使得大同一镇的补给错综而复杂,竟由十余个不同的地区和单位负责。
  关于民运的内容,据《明会典》载,“国初止纳粮草”,[13](卷28)即所说的“本色”。实际上,江南等地的折色征收布匹等军需物资也存在。这种情况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白银频繁流通;另一方面,民运运输不便,况民粮有丰有欠,不一定能如数交纳;再加上军屯、商屯依次被破坏,九边的客兵和募兵以银两支付,深刻影响了边军传统的支粮方式。成化十一年,“大同坐派到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处的粮料,令折银征收”。[13](卷28)其后虽有变化,但迄明末,基本都以银两的方式支付九边费用。“京运”年例发生后,在九边费用支付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大。据万历重修《明会典》卷28载:大同镇原京运年例银50 000两;万历年间,主兵京运年例269 638两,客兵181 000两。
  出现如此爆炸式增速,原因之一为:“边庭交事之费渐繁……,屯田十亏其七八,盐法十亏其四五,民运十甫其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各边则士马不如于昔,而所费则几倍于先。”[14](卷15,隆庆元年十二月戊戌)如果再深一层看,所谓“几倍于先”是因为大量逃亡的士兵“人去额存”,冒支粮饷,而召募一事也被证明是边将们侵吞和上下其手的好机会,导致朝廷的支出象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边政腐败,这才是“京运”银飞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大同所谓的“京运”实际上在某些时候包括“京师”、宣府、山西等三部分的饷银,附有地方补给的色彩。因而一旦地方财力不足,就会导致饷银拖欠。另外,同其它边镇一样,大同分主、客兵,而主、客兵由于实际情况不同,补给内容和供应量不同,造成了主、客兵饷银的不一致。
  既然大同镇的耗费如此之大,明廷当然对其会计尽量严密管理,这在中央也是总理于户部这个最高的钱粮管理机构,但在地方、在本镇,却很复杂。
  守巡官对大同镇的财务出纳实行严格控制,“只许军门赏功修城器械等用,不许别项花费”,[13](卷28)并且朝廷要差专人(起初为科道官,三年一次)盘查。
  大同镇财务管理的核心在于钱粮。起初是由最高职务的文臣%%抚按官来负总责,抚按官再“委各该守巡官管理出纳”。[13](卷28)后来朝廷专门设派出机构———管粮郎中,来督理边镇的粮饷,于是管粮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嘉靖二十九年(1550),朝廷题准令大同镇的钱粮由“守巡道召买,管粮郎中稽查奸弊”。[13](卷28)嘉靖三十一年(1552),又令管粮郎中遇召买粮料草束,会同巡抚共同负责开列清单,然后责成各路按季注销,如果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则将主要追究管粮通判的责任。后来又将管粮通判专门隶属于管粮郎中,抚按官不得差委,并且一应兴革稽查,可以会同巡抚施行。
  对于大同镇来说,固然每年都要会计岁运钱粮总数,但地方上实际完缴情况却又是另一回事。针对这种情况,大同镇专门设分守参议,每年4月份离开大同镇,前往州县催督需上缴的钱粮,10月份回镇,年终将完欠的钱粮数目造册送交户部。
  然而,终明一代,在九边军队的管理上弊端百出,到后来更是积重难返,无论主兵、客兵,还是募兵、土兵,朝廷都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军兵的人员数额,加之权豪将领的侵贪克扣,相沿成习,朝廷想理清本已复杂的边镇钱饷,已成为根本不可能之事。中央职能部门竭力将边镇的钱粮纳入监视之下,随时随事或改变制度,或添设部门,但都无济于事。以大同来说,耗费“日益月增,太仓银不足供一镇”。[1](卷194,P5150)中央财政不支,势必导致大同镇的供给更加混乱,以致大同土兵的“岁饷万二千石,兵自征之,民不胜扰”。[1](卷220,P5798)
  综观有明一代的历史,不论前期的强盛,还是后期的孱弱,大同镇都发挥着屏藩京师、保卫内地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的作用。终明一世,大同兵将战死者颇多,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明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不能不说以大同为代表的边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明、蒙双方的互市地点,大同镇对彼此的经济交流,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大同镇处于明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不能不受其消极一面的影响,当明朝的军事制度不再适应时代时,当明代政治一天天衰败下去时,大同镇也就逐渐不如往昔。在这个意义上,大同镇可谓是明代军事的缩影和明代政治的晴雨表。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J]。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2002,(3)。
  [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台北:台湾洪氏出版社,1981。
  [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清]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明]郑洛。抚夷经略[A]。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9][清]胡文烨。云中郡志[M]。清顺治九年刻本。
  [10][明]霍冀。九边图说[M]。明隆庆三年刊本。
  [11][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12]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明]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
  [14]明穆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本文来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06.7;本文作者:张国勇(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8-05-30 )

太 原 道 >> 山西纪实 >> 山西历代长城专辑

山西地域文化第一站:太原道 >> 山西纪实 

工作QQ:3786689   国际域名:http://www.tydao.com  

山西旅游    山西民俗    山西民歌    山西名人    晋商文化    山西纪实    山西文史    太原文史    太原沧桑    大同烟云    文化论坛

太 原 道 >> 山西纪实 ∣ 本站导航 ∣ 更新记录 ∣ 版主介绍 ∣ 制作手记 ∣ 给我留言 ∣ 给我写信 ∣ 加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