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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山西毗邻皇城,位于繁华富庶之地,因此名人辈出,灿若群星。且不说名臣武将,也不说文人墨客,就是美女名媛说起来也都是家喻户晓的。在一个个历史名人的辉煌照耀下,现代的山西人又是怎样的呢?

山西人,曾经如此辉煌

  我们山西人常常被称作“老醯(音西)儿”,这是一种口头语式的称呼。这么称呼的语气里有时透着赞叹和欣赏,有时也不乏某种无奈的情绪。人说麻雀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麻雀飞不到的地方也有山西人,一声“老醯儿”唤将出去,音重情浓。倾一盏杏花村老酒,琼浆玉液也会黯然失色;就一碟宁化府老醋,哪怕它淮扬美味还是川菜佳肴,顿时全做了打卤面的调料。
  因为醋业、煤炭业和金融业,山西在古代着实辉煌了一阵子,一度成为中原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可能就是有了这强大经济基础的关系吧,三晋大地的人才就如同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不胜数,璀璨而夺目。他们之中,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我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著名的政治家蔺相如、狄仁杰、毕士安、田呈瑞、杨深秀;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廉颇、卫青、霍去病、关羽、薛仁贵;著名的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柳宗元、白居易;著名的文学家司马光、关汉卿、郑光祖、罗贯中;著名的艺术家和学者米芾、白朴、傅山、阎若璩;还有地图学家裴秀、治黄专家贾鲁……
  有句话儿说得好: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我也一样难以把所有优秀的山西人都概括于此。只是作为一个“老醢儿”,我想尽可能地把有关他们的事写出来,以资纪念。

  山西人:文可治国,武可安邦

  武可安邦,文可治国,经国济世是历代中国文化人的最终价值体现。与这种文化选择相呼应,山西的能臣贤臣名垂青史者确实不少。忠贤干练的狄仁杰向来是民间公案小说中智慧的化身,忠勇机智的寇准则更是民间戏曲里让百姓千百年传颂的角色。北宋元佑元年,一代才干超群的贤相去世,举国同悲,百姓画像供奉,他就是司马光。一部《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双峰并峙。清朝初年,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因为倾慕司马光,不远千里步行进入山西,一直走到夏县司马光墓旁,安心著述,最后陪葬在墓旁。清代,廉吏于成龙、干臣孙家淦、《康熙字典》总纂陈庭敬、第一位系统介绍美国独立运动的徐继畲,都是现在影视表现的热门题材。
  武将之中,自卫青、霍去病而下,一个个神武绝伦智勇兼备的将军数不胜数。公元626年,唐朝的秦王李世民在与兄长建成、弟弟元吉血泊夺位的“玄武门之变”中,掉下马的李世民被李元吉死死扼住喉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将尉迟恭向李元吉飞去一箭。要不是这位朔州猛将的一箭,盛唐的历史完全有可能被改写。后来,这位屡建奇功的骁勇武将的画像被老百姓贴上了大门,被当作门神守护着老百姓朴素而安宁的平安梦境。三箭定天山、年近七旬不动一刀—枪吓退20万突厥大军的薛仁贵,传说中张飞转世的张巡,再造大唐的郭子仪,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戴着铜面具披发杀敌冲锋的狄青……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关羽关云长,这位挑夫出身的运城人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一柄青龙偃月大刀一路劈砍,刀锋闪过,射出神性的灵光,几乎将山西人的名声推向了极致,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千秋义勇,万古勋名,成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所尊崇的义气之神和财富之神而享受烟火。群雄纷争之下,三国时与关羽、张飞同时留下名讳的还有曹魏阵营里勇冠三军的大将张辽和徐晃。

  山西人:尊儒重礼,思想超前

  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到了晋东南的某个地方。突然,前面的路让一个小孩子挡住了。定睛一看,这小孩儿正在围土筑城,而且非让孔圣人下车礼拜不可。孔子当时感慨说:“这真是一块诗礼悠扬之所在!顽童尚且如此聪慧,我们去了还能给人家讲什么呢?”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也确实说明了山西是一块被文明浸濡着的厚土。它不仅养育了历代很多的文臣武将,也造就了不少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家和学者。
  荀况是战国后期赵国的一位著名思想家。在儒学分化中,他代表着革新势力。荀况曾经在稷下三任祭酒;曾到秦国考察,晤见范睢;后至赵国,与孝成王议兵。晚年,应楚春申君召,受任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令,著书终老。其学术原于儒家,但又吸收和熔化了当时进步的思想学说。在天道观上,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强调“制天命而用之”。而且他特别强调“礼”的“化性”作用,以为必待“隆礼至法”,纳法入儒,实现“王道”才有保证。
  东晋时的郭璞,闻喜人。这位才高气傲的大学者,竟然以一个算卦先生的身份频频参与政事,最后谋反者让他测其生寿,郭璞说你若造反,其祸立致,相反则寿不可测。对方反问他:你能活多大?郭对曰,我活不过今天。对方顿时怒不可遏,将郭璞杀死在了南松岗头。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山海经注》。
  对于晚清时期的大臣徐继畲,可能很多人都很陌生。但是有趣的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国会里,他对美国初期民主的见解还始终被镌刻在墙上。清朝时,就因为他敢于直谏,一入朝就接连上疏,弹劾了好几个违法的地方官吏,而且坚决反对官官相护的不法行为,所以得罪了很多朝中权贵,一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山西人:文人骚客,层出不穷源出太原的王氏乃旧朝旺族,人才辈出。唐初著名诗人王绩之孙王勃,秉承家学,少年时便才名远播。当二十六岁的王勃南下访友途中,在滕王阁笔走龙蛇,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奇思壮彩、四座皆惊。有此一语,滕王阁便名垂千古。
  王之涣,《全唐诗》仅录其六首诗,但篇篇皆绝唱,篇篇皆名作。一首《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足以让这位山西诗人跻身于唐代一流诗人的行列。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王昌龄这位马上诗人的盛唐之音让多少人血脉贲张,心怀激荡。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谁在高歌痛饮!是太原诗人王翰高蹈独迈、倜傥不羁的身影。太原王家真是了得!且慢,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位诗人将要出场,他就是中国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我们怎么能忘记他的那些灵秀神奇的诗句呢:“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另外一位在诗歌、绘画和音乐方面都颇有造诣的天才,是柳宗元。柳宗元祖籍太原,生于河东(今永济市)。《捕蛇者说》、《小石潭记》这些在中国散文史上不朽的名篇,产生在柳州和永州的蛮荒之地。已届不惑之年的柳宗元正是在不断被贬官遭流放的过程中将自己塑造成一座不朽的丰碑。后世人发现,他在柳州和永州的日子里,不仅仅将一篇篇不朽的名作奉献给了文学史,而且将繁盛的中原文化带到那里。南方很多读书士子都拜在他的门下,有人甚至不远千里向他投书就教,衡湘以南的唐代进士,没有一个没有向他请教过的。柳宗元,号河东,自然是山西河东人。此外,还有太原白居易、白行简,还有汾阳宋之问,还有温庭筠……辉映千秋的唐诗,如果没有山西,唐诗的天空将会塌下一块。
  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山西也同其他地方—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山西的文化仍然一派葱茏,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萨都剌,元曲八大家的白朴、郑光祖都从这块热上走出来,直到元末明初,一部不朽的《三国演义》在罗贯中的手中诞生。

  山西人:美女如云,德才兼备

  中国四大古典美人,山西就出了两个。
  貂蝉,《三国演义》中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家喻户晓,在民间故事中她是“人中之杰,女中之英”,“不惜万金躯,何惧险象生”。在连环计里,她让董卓吕布父子反目成仇,董卓为吕布所杀。功成之后,曹操故伎重演,将貂蝉赐予关羽,貂蝉为了不连累刘备三兄弟,自己扑剑身亡。
  既然是民间的传说,就完全不同于正史的价值判断。这里所演绎的貂蝉,颇有些值得玩味的地方,让人荡气回肠。它至少说明“老醯儿”们对女性的理解和宽容。民间传说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极尽夸张之能事,貂蝉和吕布被描述成了天仙佳偶。据说在貂蝉出生之后,她家乡的桃杏树千百年来就没有开过花。传说貂蝉是忻州人,而吕布是定襄人。以后有了一句话——“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都是因为他们二人的缘故。
  这里我本来应该提起杨玉环,但是一下子到唐朝我还有些不忍,因为汉晋时期的杰出女性也实在非常之多。
  晋武帝时期,一位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女性在山西禹都故地出现了,她就是卫夫人。这位在诗礼悠扬的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女性,一直被奉为中国书法的“女神”。钟繇不无尊崇地称她的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若树,穆若清风”,唐代韦续则说“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印水,碧冶浮霞”。其书法清宛灵动,妩媚娇柔从这些评论中可见一斑。同时,她还著有《笔阵图》一卷,全面深入总结有关书法理论,具有独到的见解。曾经有一位风流儒雅的少年投于卫夫人门下学习书法,他退笔成冢、鹅池成墨,笔管所致,皆为神品,“兰亭之上,茂林修竹,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他一气呵成的《兰亭集序》将汉文字线条之美又推至神妙境界,这就是王羲之。
  即便是今天,当我倘徉于卫夫人的河东故地——从临汾到运城,从繁华街市到百姓之家,时常会吃惊于这里的书学之盛。即使是普通一个农产贴在大门上的对联,或笔走龙蛇,或端庄娟秀,好多都是笔笔有来头,字字有出处。又容貌秀丽、又兰心蕙质,这样德貌兼备的女人怎么会不独得皇帝的青睐呢?所以,在薛家将里、在杨家将里、甚至在狄仁杰的断案故事中,都少不了皇帝选妃的情节,看来还真是现实的需要了。山西人:一代女皇,空前绝后“老醯儿”们动不动就为山西没有出过一个像样的皇帝而感到遗憾,我细数起来,大部分皇帝的结局真是不太理想。刘渊称帝,引来了五胡乱华,十六国频繁更迭,城头变幻大土旗,风雨飘摇,烽烟四起;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定都长安,高欢父子盘踞晋阳开创北齐;更不用说后唐后汉后晋,叛而归、归而叛,一片狼藉。难怪宋太宗赵光义攻取太原之后,对山西恨得咬牙切齿,望着这座龙气旺盛的“龙兴之地”,这一个“弱而先叛,强而后服”的城池,一把大火烧过,一场大水淹过还不解恨,甚至迁址唐明镇之后,强令太原街衢不准出现十字大道,满城“丁”字路口,要钉死龙脉,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还有武则天。
  则天武后,这位从山西文水走出来的女政治家,留下了千年毁誉,也留下万占勋名,她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今天,我们在洛阳伊水河畔的龙门石窟中,从根据武则天拓影雕塑的卢舍那大佛身上,还依稀可以窥到她风姿绰约的影子。秀骨清相而气度雍容,尊贵而严峻,威武而英睿,庄严而慈祥,正体现着唐朝朝气蓬勃时代的自强与激昂,昌盛与大度的气象。也只有这一个唐朝能产生武则天,能容忍武则天。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一位千娇百媚,雍容华贵的女子,便是杨玉环杨贵妃。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浪漫故事大家都已经了解很多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尤其当她自缢马嵬坡之后,传说更多了。什么玄宗梦里会太真,马嵬坡从此桃李不华。
  两位山西女性,前者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后者直接导致了开元盛世的终结。一曲爱情悲歌落下帷幕的时候,大唐朝的辉煌也慢慢地由盛而衰,风光难再了。她们二人连同英姿勃发的盛唐气象一起,常常带给人绵绵不绝的追思与怀想。

  山西人:票号大院,晋商风流

  即便是今天走进晋商们留下的豪门大宅,那高墙危楼、椽牙雕琢,是那么神秘莫测,仍然会让人吃惊于他们当年的殷实和富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祁县、太谷、平遥、介休、灵石……一个个藏金窖银的大院星散其间,晋中的汾河两岸仿佛成为一条流淌白银的谷地。这就是晋商——俗称“西帮”商人的老巢。
  300年前,在西向新疆、北往蒙古乃至西伯利亚广袤的草原和大漠上,庞大的驼队满载货物迤逦而行。伴随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西帮商人风尘仆仆的身影;300年前,从吴淞口晨曦中出海的商船到蒙古草原叮咚作响的驼铃,从呼伦贝尔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窖,从盐、粮、绸、铜、烟到木材、皮货、毛毯、玉石、药材、钟表,都是西帮商人操一口晋中官话在那里运筹经营;也是在300年前,欧亚大陆上,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至大坂、长琦、仁川,西到伊犁、喀什、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广西帮商人的足迹。
  山西的票号更为惊人,就说那个由平遥日升昌掌柜雷履泰首创的,经营金融业务的票号,信局,到光绪年间已经达到33家,分号有 400处之多,业务辐射面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北起俄罗斯、南到新加坡。当时山西的票号已经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到如日中天的地步,白银汇兑业务达到2200万两。金太谷、银祁县,实际上成为大清国的财政部。即使如此,那些藏金窖银的深宅大院却并没有因富有而张狂,它通常是神秘的而绝不是霸道。看不到收租院里乞苦告饶的交租人;听不到因抵债而被迫出卖自己或儿女的悲泣。在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我们听到的却是“老掌柜”们大赔大赚的商业气度和商号谨严的“号规”。据说,订立这些号规的是明末清初太原的朱衣道人傅山先生。
  明末清初的时候,科举考试日益黑暗,“老醯儿”们再无心官场,而是大力向经商靠拢。清雍正皇帝就发现山西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老醯儿”的子弟们首先经商、其次是从军、最后才是进学。这种起自于民间的理念,对于封建王朝专制秩序的瓦解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它导致了晋商耸动海内,独领风骚数百年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的结局,同时,它也一步步动摇着专制统治的根基。
  追寻许久,我发现从晋商里面很难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徽商”有胡雪岩;南方商人有虞洽卿,甚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其说,晋商留下来的是一个个豪门巨族,不如说晋商是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兴盛与衰落在长阶段的历史中,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重要的是,由这个群体形成的商业传统和理财观念,是一股强劲的力量,矗立于今天每一个山西人的人生背景之上。
  在这个群体的影响之下,才有了孔祥熙从一个太谷天主教堂唱诗班的信徒,一步步成为执掌全国财政大权的金融巨头;才有了从五台县那个小买卖人家出身的“万喜子”阎锡山,把山西省这一桩“大买卖”做成30年代中期全国的“模范省”。就是为世人所诟病的山西窄轨铁路,要按照经济学原理来判断,也是一个成本核算极其合理的项目。
  新中国第一批财政专家同样产生在山西。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这样的巧合,不能不说与山西深厚的商业传统有某种关联。就连今天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伍”“拾”“元”“角”“分”几个字也是出自一个叫做马文尉的山西阳曲人之手。

  山西人:昔日辉煌,今日迷茫

  每逢回顾那如此辉煌的历史,就愈能感觉今日山西的悲凉。不需要举证太多的数据,比如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城市的污染指数,还有国家级穷困县所占的比例,现代的山西也无疑是落伍的、不如人意的。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可以权且冷眼旁观来看今天的“老醯儿”。
  不能不说陈永贵。因为在众多指责和报怨的理由里,永贵大叔的白肚子手巾岂止是山西土气的象征,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笑柄。今天的大寨沉寂下来了,虎头山上陈永贵的坟茔有些落寞,但更有了山野的清爽。
  想起马烽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散文,叫做《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最后一次喝酒,陈永贵已经下野成为京郊农场的顾问。尽管当时中央领导对他充满善意,但当时他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喝酒中间,他猛然对马烽说:“这金碗碎了,份量还在!”我想,可以理解这是陈永贵作为一个农民副总理对自己所做的评价。
  据说陈永贵在20世纪80年代初定居北京,临行前,曾让他的老伙计贾进才老人坐上他的红旗车一起走出很远,在一个地方停下,陈永贵与老实巴交的贾进才蹲下背对背靠着挤得很紧,陈问贾: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年届70的贾进才一脸惶惑,而陈永贵却一声长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大寨。这里面的苦涩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像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山药蛋派”其实是一个贬义的称呼,是说山西人“土气”,这是与那些自命清高的“洋派”文人相对的。因为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在“洋人’的眼里就成了“土气’的代表,而赵树理则是代表中的代表。事实上,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恰恰是山西人忠厚、诚实、不藏奸诈的写照。
  “老醯儿”们的故事说不尽,“老醯儿”们的故事也道不明。也许是因为历史太过辉煌,今天的山西人沉静而寂寞。这种沉寂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6期,本文作者:鲁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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