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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尧建邦

  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晋南地区继“玫瑰行动”以后再度辉煌,在中原地区确立了统领诸方国的特殊地位。当时正是先秦儒家们津津乐道的唐尧虞舜时期。对临汾盆地卓有成效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终于揭开了唐尧文化的神秘面纱,翔实可靠的资料仿佛在向我们述说着那久蒙尘埃的动人故事。
  其实最先突破玫瑰行动余荫的地区并不是临汾盆地,而是晋豫交界的黄河两岸。当时,这里的居民虽然与一度十分强盛的玫瑰部落一脉相承,但彩陶文化的急剧衰落,已无可奈何地显现出英雄迟暮、风采不再的颓衰局面。源于东方海岱地区那带着清纯海洋气息的微风适时地吹醒了中原地区正在梦中的赤龙,给这支沉寂多年的古老部落注入了新鲜血液。距今约5000年以后居于中条山南麓亳清河、(氵允)西河流域的部落接纳了由河南伊洛地区辗转而来的东方文化因素,并迅速地将之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创造性地在以炊厨用品、陶窑改制为龙头的制陶手工业,以白灰地面、周壁加工为特色的建筑手工业,以双齿木耒、条状石镰为代表的生产工具改造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进,由此带动锄耕农业、家畜饲养、渔猎经济等生产的全面进步,显示出新生事物的勃勃生机。垣曲宁家坡、古城东关古代遗存显露出的东西合璧、兼容并蓄特征,说明不同文化传统交流撞击出的“火花”是何等绚丽多彩。尤其是宁家坡遗址以两座保存完整的陶窑为主体的窑场,不仅再现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制陶情景,而且以形制先进,结构合理而令人击节惊叹。
  临汾盆地与晋豫交界的黄河沿岸仅一山之隔,素有文化交往。因此新兴因素通过中条山间的孔道很快地传到了这里,并以更为迅猛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侯马东呈王遗址从早到晚遗存的演变和递进明晰地反映出这种吸收、融合和勃兴的全过程。乔山底遗址址两座大型粮仓则突出地表现了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粮仓的底部铺垫有一层用于防潮的红烧土,大量出土的粟类谷物虽已炭化,但仍清晰可辨。粮仓的容积分别为25和40立方米,如此规模的贮粮窖穴相伴出现,除了表明当时气候适宜、工具进步和耕作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外,还反映出这里已经聚居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家族群落。如果最基层的组织的确是家族,那么由这种规模的家庭组成的氏族,由数氏族组成的部落乃至由若干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所拥有的人数就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集团。这就难怪临汾盆地、汾河岸边至今留下的遗址规模巨大、分布密集了。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断开垦的肥田沃土和日益提高的生产能力必将导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高度繁荣。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晋南临汾盆地已成为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获得中兴的新部落与此前玫瑰部落兴起后大肆征伐、向外扩张的情形不同,敞开胸怀接纳了来自东、南、西、北各地不同传统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将它们有机地加以融汇和组合,从而形成既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的整体。统领这支部落的首领就是古史记载中推崇备至的帝尧陶唐氏。
  古史中常见尧居唐地、都平阳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条,应劭注日:“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晋书·刘元海载记》说:“平阳有紫气,兼陶唐旧都。”《史记·晋世家》记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人所居之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说:“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正合在晋州平阳县。”依此则尧部落就分布在临汾盆地。对盆地及周边区域的多次考古调查证实在距今4500至4000年之间,北起洪洞、南到峨嵋岭、东起翼城、西到河津的范围内分布着一支独立的古代部落,经重点发掘的襄汾陶寺、临汾下靳、曲沃东许等遗址的资料也基本理清了该部落文化兴起、发展和繁荣的具体历程,从而为唐尧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实物资料。
  在远古人类的心目中,人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存环境的一次置换,死者的灵魂将在另一个世界延续,所以生者依照他们自己的生产、生活与情感为死者营造茔城。从很早开始,人类就专门开辟氏族墓地,并且按照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从事职业和业绩贡献安排他们的墓穴、葬具、随葬品。因此墓葬实际是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一个缩影。在死者人葬以后,即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它仍定格在当时的历史断面中;因而对墓葬这种无言文献的认知或诠释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
  1978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处占地在4万平方米以上,包括若干氏族葬区的部落墓地,仅揭露的5000平方米范围内就发掘了1300余座墓,其中大部分墓葬在约距今4500至4300年之间。这批墓从墓葬类型分化、墓地排列布局、随葬品的区别及礼器制度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
  依据对墓葬的分析研究,墓主人有执掌一方神、军、政全权,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领人物和“王”室成员;有掌握部分权力、分属不同等级的贵族;也有平民中的富有者;但绝大部分
  是缺乏任何特权的下层贫民。这些地位不同的死者虽仍同埋在一块墓地里,但却划分出不同的葬区,墓葬规模、葬具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界限清晰可辨。
  在首领和高级贵族墓中布满丰富多彩、种类繁多、他人无权使用的随葬品,包括由彩绘木器、彩绘陶器和玉石器构成的家具、炊器、盛器、食器、酒器、饮器、乐器、兵器或仪仗、工具、装饰物以及牲体等。各类器具相互配套,放置在大致固定的部位,其中不乏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精品。仅见于大型墓中的彩绘蟠龙陶盘在为数众多的精美随葬品中最为引人注目,它崇高的身价得之于其非同一般的纹饰。蟠龙以红、白彩描绘,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部在盘底中心,整体作蛇躯鳞身。方头,豆状圆目,巨口张开,牙齿毕露,长舌前伸,状若禾穗。它是蛇、鳄等几种动物的综合体,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物,有可能是该部落的族徽。绘龙纹的陶盘烧制火候低,烧后绘彩,与其他绘彩陶器一样,仅是一种祭器。与龙盘类似的随葬品还有作为礼器的玉琮、玉坠、玉瑗,作为王权象征的玉钺、石钺和作为乐器的特磬、鼍(tuo驼)鼓、土鼓等,墓主人显然是集神、王、礼三权于一体的部落首领。其他引型墓中也有数量不一、种类不同、组合相异的随葬器物,说明当时贵族随葬物的使用的确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等级限制。大量的小型墓圹仅容身,空无一物。贫富分化等级森严的社会状况显现无遗。
  礼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宗族、宗法等级制度观念形态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贵族刚等级名分制度,用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与再分配。它的成熟标志着城邦制国家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由此看来当时的国家职能已趋于完备。
  与陶寺墓地表现出的等级差别相类似,陶寺文化的聚落遗址群也充分体现着这种严格的等级。塔儿山西北至吕梁山麓的汾河两岸台地和塔儿山东南至绛山之间的滏河、浍河沿岸有两个分布密集的遗址群,而且各有几处面积广大、内涵丰富的大型聚落。各区遗址规模的差别与同一遗址中等级区分一样,表明当时的社会中已存在着中心、次中心及周边小型聚落构成的金字塔式结构,形成了具有政治、宗教统辖关系的“都、邑、聚”格局,夯实了立邦建国的基础。
  临汾盆地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周边部落文化的特征,虽然在距今4300年前就已表现出来,但真正形成自己独特文化特色还是在距今4300至4000年间,以玉器、陶器、木器及彩绘风格为标志的各地文化因素交流、碰撞、渗透和汇聚促成了彼此间物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认同,形成文化系统辐凑中原的大趋势。陶寺文化正是这种集多源于一体、融合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支具有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广大地域文化的综合体,其精深博大,傲视群雄的磅礴气势,决定了它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枢地位。
  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晋南临汾盆地距今4500至4000年间的文化遗存与陶唐氏的地望相合,年代相近。彩绘蟠龙纹陶盘也与《隶释·帝尧碑》中“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的记载吻合。尽管我们仍不能将墓葬所见贵族与古文献所记载的职官对应,但将陶寺文化视为唐尧部落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当不致有误。
  唐尧时期晋南地区已建立了职能完备的城邦,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高度概括了唐尧部落由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播,最终成为中原古典文明中心的历史轨迹:“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摘自《山西历代记事本末》,本文作者:宋建忠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2-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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