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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贫穷与矿难:山西的困局和未来

  通过大同煤矿集团新总部建设工地的公路边,矗立着一栋栋密布风霜的老房子,曾经恢弘的建筑如今成为穿堂风肆意游荡的天堂。本来远离城市工业体系的移民们,将过去几十年的悲情与困顿铭刻在拥挤不堪的街道上。

  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不仅仅是几公里之外的煤矿、机器和生产模式,更是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经济模式。

  至今仍然不敢让自己真名出现在报纸上的王正兴,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生活。他试图改变,但发现无从着手,他渴望突围,但发现除了煤炭自己缺少立足的支点。

  他将自己的困惑融会于一本小册子上。因为观点尖锐的缘故,这个册子只能在煤矿系统内私下流传。在这个用半月写成的、名为《山西困局》的册子里,王正兴希望山西能够从一个“弱国家对强社会”的状态过渡到“强国家对强社会”的理想状态。

  他确信,山西已经从一个依靠政府调控进行变革的时代过渡到利用勇气在技术层面重构秩序的时代。

  形成这个观点,王正兴说用了自己十年时间。

  “地上服务地下”之困

  在地球上似乎再也找不到与山西相像的省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依赖黄河而立,因为它的母体是著名的山西煤田,所以被称为资源型省份。

  但它最大的敌人也是煤炭,因为煤田总有衰竭的时候。

  学者张莲莲说,20多年来,山西依托煤炭资源优势,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山西成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数据说,该省累计煤炭外调量为50亿吨左右(1979-2003年),晋煤外调量占到全国同期省际间调运量的80%左右。

  然而,随着山西能源生产规模逐步提升,区域经济实力在全国的位次却逐年下降,此结果出人意料。

  据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更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年,2000年则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即使在2002年山西经济奇迹般地出现“拐点”,但也仅排在全国第27位。

  她认为,山西能源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不经济性导致价值外逸,是引发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价值流失随能源产品输出同步,是主要原因。

  于是有学者说,如果没有煤炭,山西可以活得更好。告别天生的资本,山西或许会有更多的活法,就像其他没有资源的省份一样可以成为经济重心一样,毕竟晋商的辉煌告诉世人,山西人从不缺少经济的基因。

  但这个假设从来就没有成立过。因煤而生就是山西的宿命。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山西立省的根本就是“地上服务地下”,即省份的功能定位必须服从于煤田的生产建设。

  直到今天,煤炭仍然是山西省的命脉。作为山西最大的支柱产业,煤炭工业的起伏与山西经济基本上呈现同向波动态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总量的比重,最低年为27%,最高年为36%。再加上与煤紧密相关的煤炭转化和高耗能工业,煤在山西经济中的分量显而易见。但是,单一的煤农二元经济结构不可能支撑一个省份的持续发展,煤枯城衰的命运最终将不可避免。

  于是从1990年代起,关于山西的发展方向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向前推进,山西从来没有转型的勇气和动力。

  有一种观点在山西广为流传:山西今日的贫穷源自多年来向国家做了太多无私的奉献。从数据上看,山西煤炭储量在2000亿吨,全省118个县中94个地下有煤,共有大小煤矿4760多个,其中乡镇煤矿3771个。2002年全省共产煤近4亿吨,占全国的30%;外调量2.7亿吨,占省际煤炭外调总量的70%;出口4330万吨,占全国煤炭出口的50%。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山西煤炭都可以说在中国能源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资源大省带来的不全都是荣耀。从上到下几十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定义都是“能源基地”。潜台词是,全省所有的项目投资都向能源倾斜,其他的甚至可以忽略。由于煤炭工业的单一发展,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隐患,特别是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如该省轻重工业的产值比,1980年时仅为28.7:71.3,而到2001年这一比例却进一步发展到15.26:84.74.

  这被视为一种牺牲:在满足了国家的需求后,山西发现自己所有的产业都和煤紧密相关,甚至说山西省就是煤炭的配套项目也不为过。因为自身经济结构的畸形,山西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轻纺工业消费品60%以上需要从外省调入),使山西蒙受了严重的双向价值流失。

  数据统计,仅1980到1988年9年间流失金额就达654亿元,年均流失72亿元以上。而能源基地20年损耗价值仅考虑经济损耗、环境损耗两项,年均损耗价值量为156.9225亿元,损耗总价值量为3138.45亿元,相当于1949-2000年山西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合1371.069亿元的2.29倍。

  问题的症结在于,总有一天,煤炭的资源将会耗尽。那曾经荣耀的城市,留下来的将是一群不知如何转业的技工和被庞大的矿业社会榨取一百多年而几近荒废的土地。

  正如王正兴在他的小册子里面提到的,荣耀过后,山西只能坐以待毙。

  田成平的逻辑

  1999年,山西的人均收入排在了全国最后一位。在这一年的6月,田成平由青海省省委书记调任山西省省委书记。

  当地媒体说,在最初到任的4个月时间里,田成平走遍山西119个县,并到工厂,到企业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试图寻找山西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究竟是什么。最后形成一致的共识:山西一定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经济发展才会有出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山西省新任班子在运城地区召开了“调整产业结构”(简称调产)的大会。现在看来,选择在运城启动这场足以改变山西命运的革新充满了暗示的意味——这个城市是不产煤炭但却是山西经济发展最快的。

  当地学界认为,与此前山西党政官员不同,田成平对山西的经济秩序心怀敬畏,但田认为,山西过于依赖煤炭的能量——虽然现在能源形势严重紧张,但资源总有吃空的一天,瞻望未来百年,“能源大省”危机四伏,政府必须把“无为”与“有为”结合起来,必须把民间创新和政府创新结合起来,加快山西传统产业格局转型,帮助山西的“能源企业”变成“能源豪门”并放置于全省经济模式转型过程中,惟此才能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竞争力。

  正如王正兴在册子内所写,这位信奉“功成不必在我”哲学的省委书记,与他的下属们共同推动了山西的“强势政府”运动——他们希望山西从一个“弱国家对强社会”的状态过渡到“强国家对强社会”的理想状态。

  他们确信,山西已经从一个依靠政府行政调控进行变革的时代过渡到利用勇气在技术层面重构秩序的时代,所以,“调产”成为田成平实现施政目标的重要手段。

  因而,与以往不同,此次调产突出了市场的味道,改变了过去从产业比重硬调的做法,提出了以“潜力产品”为切入点的新思路。所谓潜力产品,即:大,规模可以做大,能够取得规模效益;强,市场竞争力强;好,效益好;少,数量少,不铺摊子,不重复建设,全省只要有这么三五十家,每家能搞到30亿的效益,全省就是1000多亿。

  此后3年多时间里,山西省共选择150个潜力产品项目,拿出10个亿进行投入和贴息,并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带动社会和银行资金100亿。而与此同时,由大同煤炭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为突破口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大幕开启。

  一个学者作出定义:政府思路是“传统产业新型化,接替产业规模化”。

  然而,被动的改变从来不会拥有革命的容光。充其量这就是一次突围。难以回避的现实是,这样的转变充满着悲壮的意味。

  张莲莲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山西省煤炭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比重为36.8%,职工比重为25.7%,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7%,利税比重为37.4%,如果再加上各项预算外的收入,全省可用财力的50%来自煤炭行业——在一个因煤而生的省份里,削弱煤炭对经济的干预无异于“在雷区中蹒跚前行”。

  正如一位接近田成平的人士所言,在这个环节中,“做什么”要让位为“为什么要这样做”。

  官场的逻辑是,经济发展和政绩紧密相关,根本在于,政治上的绩效和经济上的利益如何统一。事实上,二者在目前的山西是一个基本背离的关系——山西官场干部任职很短,一般地市五年,县里三年,实际上一两年一变。

  “挖煤是条升官捷径,经济数字明显上升,官员成绩则显而易见。”当地一位官员说,而调产的见效周期就非常漫长,而且风险难卜——二者相比,地方利益和地方官前途发生冲突时,做出的抉择,“不见得都会是按照省里指示办”。

  而有媒体披露,山西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员队伍。2002年,山西财政供养人员由1990年的91万增加到133万,增长46%;财政供养人员由20世纪90年代初32人供养1人变为目前24人供养1人。

  摘别人的帽子自然会受到压力,但田成平已经顾不上这个。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一个地方的发展究竟如何,它总是从长远和近期这两方面来衡量的。从长远来讲就是为它规划一条能够使它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是最主要的;其次还要让农民、让群众每一年看到你在这个道路上迈了几步,你使人民群众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利益。光给群众画一幅(蓝图),说我们将来会好那也不行。

  用田成平的话说,在制定这条突围的路线后,“我在这条道路上每年都要检查我们办成了一些什么实事”。

  显然,他的努力正在收到成效。数据说,山西省城镇居民的收入1999年、2000年都是全国31个省市中倒数第一位,但是2001年前进三位,2002年前进四位。而在其中更大的变化是,煤炭产业对其的贡献每年都有略微下降。

  不能把全部身家都压在煤炭上,当地官场普遍认为这才是田成平的逻辑。

  或许在这个喜欢作诗的书记看来,煤炭的归宿就是市场,而山西的未来取决于人心。当银行的存款和地下的资源一同贫瘠后,没有什么阻力可以干扰革新的信念。

  悲情和煤有关

  难以回避的是,调产作为强势政府宏观指导上的一种策略,它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寻找一种长远的突围方向,而这种方向在过去三年间已经被证实是确实有效,但却又意味着牺牲和矛盾。

  没有人会忽视这种冲突,因而当地的普遍观点是,从长远看调产势在必行。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作为天赋于山西的资源,煤炭仍将承担起山西生命支点的作用。

  毕竟除了这个,山西可以依赖的资本寥寥无几。

  这种矛盾的心理始终存在。“每个人都知道仅仅依靠煤炭是不够的,而这种资源早晚会被吃光。但要想让他们实现彻底转型,绝对不可能。”一位学者说。

  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在全省的自然资本中,资源资本正在日趋减少,其煤炭资源2000米内探明储量仅有2661.6亿吨?按现有的开采水平、规模和速度,仅能开采70多年,其中,优质侏罗纪煤仅占其1.6%。环境与生态资本将更加有限,不仅现有的环境污染无法在近期内消除,按现有的污染排放情况,每年又将造成90多亿元的新的环境损失。

  然而,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

  矿难这个幽灵时刻在提醒着山西,攫取自然资源必然要付出代价。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说在过去20年来的矿难中总共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但在民间,“血煤”的说法早已变得平常——干阴间的活挣阳间的钱,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无异于天经地义,毕竟煤炭资源利用的历史就是山西存在的历史。

  而在挖了几十年煤之后,山西众多采煤区的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园。纵横交错的裂缝撕开了房屋,一个个黑洞侵吞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地下支零破碎的采空区已难以承载地面的负重,大地正无可避免地下陷。

  数据说,目前全省煤炭行业累计塌陷、破坏、和煤矸石压占土地已达6.67万公倾,而且正以每年塌陷、破坏土地5000公倾的速度递增,其中40%为耕地。

  这同样也是山西的宿命。但要放弃煤炭改变宿命却更是山西难以承受之重。

  在一个国家级媒体上,则有文章指出:煤炭对于山西而言,就是一种“****”,是“毒品”,吸起来可以暂解经济之痛,长期吸食却会导致肌体衰竭和死亡。

  山西省农村调查队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数据说该省90%的农民的生活都多少和煤炭发生着联系。而煤矿工业除大型综采矿区外,总体上技术落后,职工文化技能要求不高,井下矿工多数靠出卖劳力生存,技能单一,岗位适应性差,一旦市场逆转,或资源开采枯竭,其再就业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

  所有的问题都和煤炭有关。虽然有些人因之富裕有些人因之贫穷,但难以更改的是,如果没有煤炭,他们甚至连立足的本钱都没有。

  因而,政府主导的调产工程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悲壮的色彩:这不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因为没人能够承担失败的代价;但这又是一次没有前景的试探,因为煤炭对于山西无异于血液之于人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断臂求生,只为获取新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山西而言是否最好,没有人敢于给之定义。

  5月18日,当晋华宫煤矿矿工梁高升在下井之前厉声高呼“天生就是挖煤的命”时,王正兴听到确切消息,他所写的《山西困局》在山西省政府大院广为流传,很多高层官员看到了他的观点。但没有人愿意发表评论。

本文作者:杨 磊,21世纪经济报道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4-0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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