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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访河曲山曲

  山西,人称“民歌的海洋”。山西的一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据统计,现已收集起来的民歌已逾两万首,且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溢其字里行间。上溯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大都为山西民歌,极负盛名的《硕鼠》、《伐檀》也都是山西民歌。几千年来,山西民歌沉郁顿挫、情感浓烈,歌咏爱情的情炽意切,歌咏风物的率真天成,这一特色是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民歌都难以企及的。

  民歌起源于山歌,顾名思义,山歌就是指在山间、田野、崖畔、场院随时可唱的一种短歌。在山西,最著名的山歌要数“河曲山曲”。流传民间最广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最初就缘于河曲,所以,走访山西民歌故乡的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河曲。

  河曲山曲的由来

  4月28日,从太原进发河曲。

  坐在车里的我,心情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作为“厚重山西”的采访记者,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厚重”这个词沉甸甸的分量。当天中午,我们停在了忻州市,经山西日报社忻州分社的帮助,我找到了忻州市文联秘书长武兆鹏先生。武先生对河曲民歌有多年的研究,而且出版了许多和民歌、戏曲有关的专著。

  我对武先生说,您把我当成学生,请您给我上一课。

  河曲,在晋西北的黄河三角上,西望陕西,北接内蒙古汉民族聚居地区。解放前,生活在这一带的农民,由于土地集中和连年荒旱,纷纷奔走西口(河曲农民把内蒙古河套地区称为“西口”),去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是给西口外的地主“揽长”、“打短”,其次是下煤窑或“跑河路”(指船夫的生活)。通常是春出秋回,也有长年流落外乡的,当地人民称呼这样一种生活叫做“走西口”,或者叫做“跑口外”。

  由于大批农民“走西口”,使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得到普遍的交流,蒙汉两族的民歌也相互发生影响。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流传的汉族民歌,不仅普及绥远境内,而且也普及晋西北,甚至流传到陕西、甘肃等地,成为这一片广阔地带的汉族人民的共同民歌(这类民歌的体裁是相似的,但歌词和曲调上不尽相同),在河曲,人们称它作“山曲”。

  山曲是河曲一带人人皆能吟咏的民歌,传说“户有弦歌新治谱,儿童父老尽歌讴”并不夸张。据说最好的歌手能“连唱三天三宿都不重”,足见其蕴藏之富。多少年来,劳动人民为了消除疲累,抒发情感,用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由吟、哼到唱的这种自娱性的即兴歌唱形式。它分布在全县大小村户乡镇,男女老幼无时不在娓娓歌唱,他们干啥唱啥,想啥唱啥,歌词信口而出。

  山曲的乐曲形式是四小节构成一个乐句,八小节构成一首乐曲;后四小节多半是前四小节的反复或稍加变化,上乐句的终止音通常落在属音和次属音上,下乐句的结尾音则落在主音上。

  山曲的歌词形式,以七字句为基础,但并不受七字句的严格约束,随着情感和语言的变化可以自由伸缩。它可以是“鱼离水坑树剥皮,死好分离活难离”这样整齐的七字句样式,也可以延伸为“寻个好男人绕天飞,寻个浑小子游地狱”这样对称的八字句样式,还可以发展为“发了一场山水澄下一层泥,半路地儿撒手活剥一层皮”较为自由的十一字句样式;或者成为“大榆树,二八叉,谁给咱管媒跌折胯”这样的三三八句式,随着语言的变化,节奏也经常在变。一首简短的山曲,由于歌唱者的身世经历不同,歌唱时喜忧和速度的变化也不同,它可以随着不同的对象,歌唱不同的内容,反映不同的生活情绪。

  在曲调的演唱风格上,山曲曲调高亢嘹亮,粗犷奔放,音域宽广,节奏自由。河曲山曲的曲调有三个主要特点:一、山曲大量运用了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使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体裁民歌的独特演唱方法。比如农民们扬起锄头、放羊倌甩开羊鞭时,喊上一嗓子,高音上不去,就改用假声,体现出人们心情开阔的那种爽劲儿。二、山曲大量使用大跳的旋律,从最低音到最高音可以跨越七八度,甚至十一二度,形成跌宕起伏、活泼跳跃、热情洋溢的韵律感。三、曲调采用上长音的手法,所谓上长音就是指在高音区和中音区可以自由延长,想唱多长就唱多长,唱到高兴处可以根据自己的力气无限延长,表达农民们演唱时的兴奋劲儿。

  武先生说,由于时代的演变,山曲也有很大的发展,譬如,上下句的比拟比过去更贴切生动,词的意境更加甜美深远,产生了大量的反映不同时代的优秀山歌。但最令人陶醉的还是原汁原味的山野之曲,改编山曲往往加入了现代气息,改掉了那些土得掉渣的语言,反而失去了山曲最原始的韵味。

  通过武先生的介绍,我了解到,近30年来,河曲、保德一带涌现出三四百名小有名气的农民歌手,也向外输送了大量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专业歌手。

  保德三兄妹唱歌出了名

  提及有名的忻州民歌手,武先生推荐了来自保德县的杨仲青、杨爱珍、杨仲义三兄妹。在忻州停留的当天晚上,我见到了刚从北京回来的杨爱珍女士。今年51岁的杨爱珍,目前正自费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她希望能从理论上汲取更多的营养,回到山西培养民歌新人。

  杨爱珍看起来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讲起话来,声音甜得让人迷醉。一见到她,我就按捺不住地请求她唱一首民歌,她微笑着,张嘴就唱:

  对坝坝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
  那山上长着十样样草
  十样样我看见妹子九样样好
  哥哥我在坝梁上
  妹子你在那沟
  看准了哥哥
  妹妹你就摆摆手

  听杨爱珍说,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爱唱歌,是深受父母的影响,父母都是村里有名的山歌手。特别是母亲,嗓音就像那山泉一样清脆悦耳。从小到大,孩子们都成长在一个充满歌声的气氛里,那时候的日子很苦,爱珍的姥爷、舅舅都曾走过口外,但家里的歌声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美丽动听的山歌让孩子们忘却了所有的苦难。长大后,哥哥仲青置身于民歌的海洋中,唱了一辈子;爱珍走向了民族音乐,立志成为一个专业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弟弟仲义走上了戏曲的道路,现在是忻州北路梆子青年团团长。

  最后杨爱珍对我说:“你应该去采访我大哥,他对民歌就像着了魔一样,他就像是为民歌而生的。”杨爱珍的话,让我很感动。杨家三兄妹的成长离不开那个蕴育着歌声的温馨家庭,而这种精神也正是生活在河曲、保德一带的农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典范。“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在那些苦难深重的岁月里,正是这些流传不止、世代传唱的民歌,帮助人们化解了心中的愁苦,走向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忻州出发,前往保德县。

  保德县处于河曲县的西南方向,与陕西省的府谷县仅隔一条黄河,通过架于黄河之上的一座大桥,两岸百姓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来往,说着一样的方言,唱着一样的山歌,依傍着同一条母亲河。

  陕北的信天游,和山西的山曲就是在这两岸交界地区,互相交融和促进着,从而形成了许多有共同特点的山歌。遥想当年,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地同唱一首歌的盛况一定风行一时,直到现在,在这毗邻相隔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民歌,已成为三地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生长在这里的杨仲青,今年已经62岁了,但无论怎么看他,都超不过50岁的样子,山歌让杨仲青活得年轻,活得纯粹。提起自己的家庭,杨仲青打开了话匣子:我的父亲是单挑小贩出身,挑一根扁担,两个笸箩里装些保德的土特产,一路担到河曲,然后再把河曲的特产挑回来。就这样,在从保德到河曲的往返路中,父亲把河曲的民歌带回了保德。父亲一路上从不走哑路,走一步唱一句,路上歌曲不断。母亲除了嗓子好,还很有灵性,自己一边做活,一边编唱歌曲。在小时候,母亲纺线时我老是捣乱,母亲张嘴便唱:

  妈妈要纺线
  你要胡搅群(方言,指捣乱)
  咱们的生活干不成呀
  我的那个杨仲青

  在父母的熏陶下,6岁的杨仲青就能在堂会上说快板,唱山曲。长大后,他每年利用假期打工挣钱,用来买二胡、小提琴和音乐方面的书籍。为了提高自己的伴奏技能,他每天把弟妹堵在大门外,让弟妹唱歌他伴奏,不唱的话便不许进院吃饭。

  1986年,杨仲青调入县文化馆工作,任文化馆副馆长,多次参加全国、华北、省及地区文化演出,获奖达60次之多,成为闻名全省的民歌手,被民歌界誉为“黄河之滨民歌王”。

  跟随杨仲青,我们来到了他工作的保德县文化馆,两层楼的文化馆十分简陋,他的那间不足10平米的办公室,更是阴暗局促。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一盏昏黄的灯光,一架已经用旧了的小录音机,就是杨仲青承载民歌梦想的全部。从柜子里,他搬出了十几盘自己录制的简陋磁带,放入录音机里,一阵悠扬的歌声飞出,杨仲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我对面的墙上,悬挂着杨仲青去日本以及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大照片,然而眼前这番落魄的景象,让我很难与杨仲青这位著名的民歌王联系在一起。

  阳婆一落我点起灯
  灯看我来我看灯
  怀抱着胳膊弯弯脸朝墙睡
  枕畔畔上跌下一串串相思泪

  凄凉幽怨的歌声中,杨仲青说,现代人看不起民歌,人们觉得民歌土得掉渣,已经完全过时了,可我觉得民歌虽然很短,有的仅仅是上下两句,但内涵很深,几句话直刺心窝。我最担心的是民歌以后传不下去了,可能再过若干年以后,我杨仲青的名字就是印在资料册上的符号而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这一生传唱的民歌留在世上,我不想把这些歌声带走……

  杨仲青确实像他妹妹所说,像中了魔一样地热爱着民歌,上床入睡时,他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唱着唱着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唱着唱着又醒了……

  像这样热爱着民歌的人,当今的时代中还有几个?

  生活在歌里的河曲人

  进入河曲的标 志,是坐落在城边上的一座插着笔尖的高塔和元曲大家白朴的雕像,它们向世人展示着河曲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的车停在了河曲著名的西口古渡。举目望去,白茫茫的河滩在蒙蒙的雨雾中向远处延伸着,尽头的山若隐若现。这就是“鸡鸣三省”的西口,这就是呜咽的黄河水和着妹妹心酸的泪水、哥哥心痛的血水,流淌出震撼人心的《走西口》的地方……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歌声,寻声望去,不远处的一座小亭内,三位河曲妇女正迎着雨声欢快地高歌。踏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她们的面前。面对几个陌生人的“观赏”,她们不仅没有不安,反而唱得更响。几首歌唱罢,其中一个问我们:你们不是河曲的吧?你们从哪里来?是来这里旅游的吗?

  听说,我们是从太原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河曲民歌。她们感到非常高兴,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河曲民歌的点点滴滴,如有多少种曲目,有多少个歌手,有多少人还热爱着民歌……

  等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完了,却向我们抛出了个难题:我们给你们讲了这么多,你们也得有所回报啊,给我们唱一首歌吧。

  唱歌?我们面面相觑。看着我们互相推脱,她们很奇怪:这有什么难的啊?你们太原人怎么这么扭捏啊?如果不唱的话,我们就不许你们走。

  不得已,我们几个人合唱了一首歌曲。她们跟着我们一边哼唱着,一边拍手伴奏。一曲唱罢,当我们挥手告别时,心里竟生出些依依不舍来。

  这就是河曲人民的朴实和热情,她们的性格就像歌里唱得那样真情洋溢。这三位开朗热情、风姿绰约的河曲妇女中,年龄最小的已经55岁。不能不让人惊叹,在美妙的山歌里,河曲人不仅活得年轻,而且充满激情。在河曲妇女的身上,我找到了这里最美丽的风景。

  在河曲这块土地上,小自几岁的娃娃,大至龙钟年迈的老人,男男女女,年年岁岁无时不在娓娓歌唱。听说,在河曲还有著名的几个家庭剧团,一家几代人组成一台歌会,在村乡之间巡回演出,不仅大大丰富了农民们的农闲生活,也极大地增强了河曲民歌的流传功能。

  河曲人的嗓子为什么这么好?谈及这个话题,当地人哈哈一笑:黄河水养人呗。也有人说:吃酸捞饭吃的呗。

  酸捞饭也叫做酸粥,是河曲最地道的特色饭。河曲一带干旱少雨,5月前的土壤无法耕种,只能种植一种叫糜黍的谷类,这种作物抗旱能力强,成长期短,但糜黍的颗粒入嘴后发涩发苦,只有搅酸了才好吃。具体的做法是,将糜黍煮熟后放进一个大罐子里,倒入酸菜水,用盖子盖上,等到酸菜水浸入米粒中发酵后,再拿出来吃。过去的河曲人每天清晨起来,吃上一碗酸粥,再喝上一碗酸汤,这一天下地干活都不用再喝水。酸粥起到了清肺败火的作用,也给河曲人滋养了一副好嗓子。直到现在,外地人来河曲,都要先尝上一碗酸捞饭,吃过之后才觉得真正到过河曲了。端上一碗酸捞饭,挖一口入嘴,满嘴酸津津的米粒,酸得让人直吸鼻气,咽下去后方觉一股甘甜滋味溢满齿间,接着便是一阵清凉爽滑的感觉在喉咙处久久盘旋,真是人间美味啊。

  我们一行人,刚进入河曲县城,就听到了地道的河曲山曲,又吃了一碗酸捞饭,顿时觉得已经完全融入了河曲这块蕴藏着深厚民间文化的海洋中。

  “走西口”原本不是悲剧

  河曲人的歌唱了一辈又一辈,但最为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在我的采访过程中,能索要的有关河曲民歌的资料少之又少。最权威的资料还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出版的《河曲民间歌曲》一书,该书的作者原《词刊》主编晓星于1953年到河曲采风,精心编写了这部河曲民歌经典专著。这部书中详细记录了晓星同志在河曲生活的三个月里,从农民们的口中收集和记录下来的最原始的河曲山曲。在河曲人民的手中,这部专著一印再印,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至今仍为研究河曲民歌最基本的资料。

  山曲原本就存在于山野田间,口口相传是河曲民歌的惟一记录,想要全面地总结和收集民歌是一项较为艰难和辛苦的工作。在河曲,我听说有一位博物馆的退休干部叫韩运德,他用了近40年的时间潜心收集河曲民歌,他走过了河曲的村村落落,寻访最年老的民歌艺人,用手中的笔详尽地记录和收集了最原始的山曲。人们都说,在河曲没有人能比韩运德收集的歌子全。韩运德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出一套河曲民歌全集。

  在河曲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县文化馆的退休干部张贤亮。张老今年已经72岁了,50年前,他陪伴晓星同志在河曲采风,从那以后,他为保护和宣传河曲民歌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和张老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歌里的“走西口”唱得生离死别,凄惨哀伤,但历史上真正的“走西口”曾经为河曲带来了繁荣的商业贸易,实际上起到了促进河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河曲处于晋陕内蒙古交界地带,北接河套平原。河曲一带连年干旱少雨,但河套平原却是土肥水美,所以河曲人自唐以来,就已经走出西口,到河套平原去谋生。清顺治年间,为稳固边防,防止汉蒙联合,朝廷下旨,从长城至偏关沿黄河河界设立一道宽15里、长2000余里的黑界地,绝对禁止汉蒙两地人民来往互通。

  直到康熙年间,鄂尔多斯部落首领给康熙写了一个奏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朝廷放开关口,让两地人民互通来往。于是,在康熙三十六年,朝廷下令批准河曲的西口古渡为汉蒙两族人民公开来往的主要渠道。对于河曲来说,“走西口”并不是悲剧的开始,而是蒙汉两族人民互通有无的良好开端。

  “走西口”在民国初年最为繁盛,经济、文化、运输的发达在河曲达到了鼎盛时期。《河曲县志》中记载,光绪十六年,河曲有十座商号,外籍客商纷至沓来,据民国十年地方商会统计,当时河曲县城的糖、粉、豆腐、酱坊有147家,仅油酒坊、货铺、旅店就有195家。城内旅店客满,街道行人云集,买卖之声不绝于耳。本地巨商的“十大富号”也于此时兴起,个人资产都在10万银币以上。河曲旧志有“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的诗句,可见当时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也开始繁荣发达起来。由于汉语和蒙语不通,歌曲就成为两族人民交流的工具,这个时期,内蒙古的爬山调流传至河曲,两地都产生了许多以卖唱为生的民间艺人,他们的传唱活动为推广民歌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民国十六年(1937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走西口变得非常危险和困难,有许多人惨死在走西口的路途中。1940年以后,内蒙古一带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两边更是断绝来往,那时有许多家庭遭受着亲人分离,无法相见的悲剧。河曲繁荣时期的《走西口》曲目是小喜剧、耍耍戏,唱得欢快活泼,现代版的《走西口》则表现出一种悲楚婉约的情景。

  河曲民歌王贾德义

  在河曲采访民歌艺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叫贾德义,曾担任过县文化局局长兼文化馆馆长。这位被称为“河曲民歌王”的文化功臣,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都倾入到了民歌的世界里。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贾德义不但歌唱得好,而且相关乐器件件不拦手。1963年,贾德义靠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但县领导把他强留下来,让他搞群众的文化工作,从此后,老贾再没离开过河曲,搞群众文化工作一搞就是40多年。

  问老贾后不后悔留在河曲?他默默地摇头:“没啥后不后悔的,我自己就非常热爱家乡的民歌,当初也想把河曲民歌发扬光大。”老贾失去了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后,并不灰心丧气,他一边工作,一边走下基层,开始了他艰苦的创作生涯,让土疙瘩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是他最终的理想。他随剧团走遍了黄河内外,踏遍了陕北、晋北、内蒙古等地区,不但掌握了大量的山曲资料,还认真考察了山曲、信天游、爬山调的渊源和沿革,为研究晋西北民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河曲土生土长的民歌引来了无数中外影视剧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老贾就和著名导演谢晋合作过,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凡是来河曲的影视班子,必然要找老贾,已形成惯例。为协助剧团拍片,老贾担任过外联、演员、剧务、场务、副导演、现场调度等职务。他自豪地说:“我和许多著名导演合作过,还和许多著名的演员一起摸爬滚打过。”

  在多年的实践经历和潜心研究中,老贾出版的山曲、民歌专著已有六七部了,大部分都是他自费出版的。资金不够时,他借过钱贷过款。我问他:你这么有名气,怎么还会没钱呢?

  他说:唱民歌的,怎么能和那些歌星影星一样呢?我们并没有很多钱,我组织过许多演出,从来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因为心中的热爱,有一场演出我贴进去几千块钱,但效果还不错,我已经很欣慰了。

  因为地方经费的短缺,老贾搞的演出队用得都是最廉价的演员,这也是造成节目质量不高、档次较低的主要原因。老贾说:陕北安塞的贺玉涛,那歌儿唱得真是没得说,可人家唱一首歌得3000元,我哪能请得起啊。

  40年工龄、副教授的头衔,并没有给老贾带来什么实惠。一间清朝乾隆年间的18平方米的小土屋就是他的家,自己担水,自己做饭,既是伙房,又是卧室,没有书房,没有文案,镶满四壁的都是一撂撂积累大半辈子的书稿、资料。为了艺术事业,他不仅甘守清贫,而且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20年前,妻子对他说:“我要的是家庭和丈夫,而你却只顾埋头研究,写下几箱子纸也不能当钱花啊,如果你再不思谋如何挣钱,往后就别再过了。”

  面对妻子的最后通牒,老贾还是难以割舍自己对民歌的热爱,最后只好带着他三箱子手稿、两箱子书和几把乐器,离开了妻子。

  几十年的艰辛,几十年的奋斗,老贾依然满足于精神上的享受。生活上的简朴和落伍,他无暇顾及。目前,他最企盼和渴望的是,有更多的精力和更雄厚的资金为河曲创建一流的演出班子,同时还能出版他整理和研究的河曲民歌专著。

  采访贾德义的这一天,刚好是他组织排练二人台《走西口》最紧张的时期,听说省里电台要为他们录制节目。在演出场地,我遇到了小有名气的歌手辛里生。今年已经67岁的辛里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天生的一副好嗓子让他在全国的民歌大赛中拿过七个大奖。老贾和老辛的合作已长达40年,对民歌的共同热爱使这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凡是老贾组织的演出,老辛一叫就到,从不计报酬。在演出中,已近古稀之年的老辛是永远的男一号。我问辛里生:儿孙这一代人里有没有接班人?他摇摇头说没有。我又问:你还能唱几年啊?他笑笑说:再唱三年没问题。

  再唱三年!那三年以后呢?在贾德义、辛里生、杨仲青这一代人以后,还有谁来传唱河曲民歌?

  我发现,在这些民歌王的背后,都没有一个得力的弟子或接班人。究其原因,他们告诉我,首先是现代的孩子们不再喜爱民歌,嗓音条件好的孩子都进入正规的音乐学府深造去了;其次,民歌的流传还停留在最传统最原始的口口相传中,没有纳入规范的系统的宣传和教育中去;另外,没有雄厚的资金力量作为扶持,民歌未来的生存也将是岌岌可危。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
  拿起了筷子端不起这碗。
  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
  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
  想你呀想你呀实在想你
  三天哥哥没吃了一粒米
  茴子白卷心心十八九层
  妹妹你爱不爱这受苦人
  ……

  在河曲住了三天,下了三天雨,雨雾中的河曲县城流淌着一种怀旧和朴实的气息,清脆的山曲儿从街边商铺里传出,听着听着,让人恍若隔世。当载满歌声的车子驶离河曲时,我们的心情变得愈加沉重。我们不希望,这些动人的歌谣最终只能成为录音磁带里传出的音符;我们不希望,将来的河曲城中再也找不到爱民歌爱到痴狂的老艺人;我们不希望,当河曲山曲在文化舞台上的身影愈来愈模糊时,世人对于河曲民歌的热爱仅仅变成了“抢救”民歌的责任。

本文作者:杨凌雁,摘自《山西晚报》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4-1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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