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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与扩大会议

  阎、冯、李联合讨蒋的扩大会议,我是亲身参加过的一个人。现就记忆所及,将所见所闻以至亲与其事,述在下面。


  酝酿经过

  酝酿可以说是从编遣会议就开始了。蒋介石利用他“中央”的地位,要编遣别人,壮大自己,这是当时一般的反映。

  那时候第一集团军为蒋介石亲领(以下简称蒋),第二集团军属冯玉祥(以下简称冯),第三集团军属阎锡山(以下简称阎),第四集团军属李宗仁(以下简称李)。编遣内容,我未与闻,不知其详。但据传闻,人们认为编遣名为谋求统一,而实则是制造了分裂。南京方面好象对此也感觉到不大妥当,因而把些高级文职分给别的集团军。冯、李方面我不记得了;在阎方面,阎被任为内政部长。这是在赶走张作霖以后,阎进北平、南京任命他为平津卫戍司令后不久的事。当时其他集团军的要人都来到北平,蒋也来到北平。编遣会议,这时就有了传说。阎方对于“中央”来的人(包括蒋)感到官僚作风严重,难于应付;而蒋方面,则谓阎方有军阀气味。后来编遣会议决定在南京开会,要阎到会。山西方面,还怕南京把阎留而不返,强他接受内政部长,解除他的兵柄。后来阎并带了家眷去,以表示对蒋的信任。在这以前,阎以军政亟待整理、暂难离开、不能即去南京就任内政部长为词,荐他的第一号助手赵戴文(以下简称赵)以代替他自己。南京任赵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赵是阎最亲信最崇拜的助手,自阎就任山西督军以来,他一直同阎住在督军府内,称为赵总参议,军政事宜多经其擘画。这次赵离阎南下,人们尚有猜疑为“人质”的。阎方对蒋的不信任,于此可见一斑。阎去南京,赵已先在。他们曾欲留我在南京作内政部次长(这时我随阎南下),我觉得貌合神离的局面,没有个开国的气象,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适先母病,我即回了太原。编遣会议之后,阎回太原,赵就真除了部长,不久又升任监察院长。

  跟着,阎的第二号要人杨兆泰继赵接任了内政部长。阎方去南京任文职的人,也就日见多起来,山西同南京好象有日就亲密之势。人们多说蒋、阎交欢,以此时为最。有人指为这是赵的接洽和蒋的拉拢的成功。就在这个时候,冯忽来到山西,住在离太原三十余里的名胜晋祠(以后又移住于建安村,一直到联合讨蒋酝酿成熟后,阎才将冯送回潼关),成为阎的上宾。同时,国民党各派(西山派、改组派等)人士以及当时所谓社会名流,都云集太原,太原的傅公祠成了迎宾馆。这些人们以谢持、邹鲁、经亨颐和白云梯等人住居最久;陈公博及其他改组派人士则时来时往。冯方有谷钟秀、薛笃弼等人也不断出入于傅公祠。联合反蒋之说,这时就露头了。它渐成为太原上层人士的谈话资料。这时候有过两种说法。一种是反对联合的,他们以为冯方有西北军的基础,又在北京组织过中央政府,有些有名望的人物在他周围,冯本人又英雄,与之联合有喧宾夺主之虞。又一种是赞成联合的。他们以为蒋消灭了冯,挨着就是阎,“兔死狐悲”,联冯也是自救之道。对于阎的态度,两派都埋怨他不即不离,优柔寡断。这可说是当年太原方面的舆论。虽然那时候不是街谈巷议,私下窃议是如此的。就这样磨拖了好几个月。阎曾要我抽暇看看傅公祠的这些来宾,我不断听到他们的着急和苦闷之声。但我没有和他们接洽过什么,因为这时我还没有负着联合的任何任务。后来仗也打开了,赵也回太原来了,不久杨兆泰也回来了。杨回太原后连门也没有出,就死在他家里。人们说是蒋要他们回太原说服阎方的。傅公祠的客人,也相继搬到北平,据说要在北平进行联合磋商。此外,还有一股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气氛,就是那时候的所谓左倾思想。那时在北方尤其在太原的拥护和同情大革命的人们认为南京是反动。人们(包括我)不知道汪精卫在武汉也是属于反动之列,因为他后来不在南京,加以代表他奔走的陈公博和白云梯等人,又被西山派指为是共产党,更加深人们的错觉,把汪看成是那时左倾分子的领袖。我不是改组派,但同情左倾分子。同时,南京派来的省党部跋扈飞扬,招人反感,也加强了左倾的力量,使得联合讨蒋终于实现。但扩大会议却没有在太原产生。


  促成经过

  我正式参加扩大会议这幕戏,就在这一阶段。各方面的人物由太原到了北平的时候,本来我在太原有职务,没有跟他们到北平去。这时赵已回太原。有一天他要我谈谈扩大会议的问题,约我去“督军府”。我如约而往,看见阎已先在,还有赵丕廉也在座。阎首先问我:“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我答以“没有留意,说不上来。”赵接着说:“育堂(我的字),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思说罢?们(五台人的土语,“我们的”的意思)总司令(指阎)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就是为此。”我说:“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我以为我们挂红旗也好,或把五色旗再打起来也好,总得有个明显旗帜,对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赵接上说:“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搬来了箱子,没有取得钥匙。我们就确定用现在的青天白日旗不行吗?大家都有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关系,只是要能组成个政府。”阎这时说:“大家搞扩大会议就是为此。可是愈商议纠纷愈多,闹不起来,是个麻烦。”我问:“为何搞不起来?”阎让赵丕廉汇报了北平酝酿的经过。他说:西山派、改组派,还有些地方派别,互相谈不在一起,主要是西山派同改组派有如水火,汪要等待会议签字后才北上,等等。我接着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因为这次发动,我们显然是个主力,人们都是唯我们的马首是瞻。我们如要被人怀疑尚在举棋不定,对于合作的进展,实是一个障碍。”阎这时向我质问说:“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不够诚意?”我说:“国民党除拥蒋的人们以外,各派代表都到太原,反蒋的实力派也都有代表参加,都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太原、北平来磋商合作。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较重的责任?”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这时大家就谈到怎样表示足够的诚意的问题上了。于是提到了覃理鸣(覃振),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友,同盟会、国民党中的元老,素称反蒋,住在北平。他本人是西山派,但对于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如改组派、西北军等方面皆不反对。我认为阎如能邀请这人出来,请他斡旋促成扩大会议,以完成讨蒋建国的大业,一方面有了一根联合的新线索,同时也就表示出我们要扩大会议成功的诚意。谈到这里,阎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邀请覃出山的方式问题。因为覃虽然和阎都是辛亥以前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会员,但是辛亥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往来,突如其来的邀请,不妥适,必须考虑个妥适的办法才行。这时就商定叫我作为阎的专使,到北平礼聘覃振促成讨蒋大联合的计划,并要我立刻替阎起草亲笔信一份,克日出发。这就是我陷入扩大会议这个泥坑的初步。同时,我给阎提出了几项意见:(一)我只专任阎礼聘覃的专使,不宣布我参与了联合代表的工作(因为阎这时决定要我同赵丕廉共同作代表工作);(二)关于联合的进展情况,以不发表为原则,如有必要发表的事情,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并签字。这次到平,只发表一个消息:阎派某任专使礼聘覃理鸣先生出任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大联合。(因为在这以前,各派尤其阎方的通讯社曾发表关于联合进展的消息引起他派的误会,以致牵涉到扩大会议的进展。我认为交涉进行中,让自己的通讯社随便发布消息,容易造成混乱,引起误会);(三)会议一成,我即回太原,不继续参加。这时阎要我也做他的代表,赵也当面让我担任,换一换空气。我说:临阵易将,不祥,代表以不更动为宜;我对外只是阎为促成联合加派的一个专使,在内部我可以同赵代表通力合作。

  阎就这样决定。我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地进行了这件事。

  当时北平是由徐永昌以河北省主席的名义管理着。我带了阎的亲笔信接洽覃,就下榻在河北省政府,作了徐的客人。

  河北省政府的秘书长王平是我的学生,因而在工作上得了不少的便利。为了促成联合组织,我在河北省政府内住了约一个星期,进行了几项颇觉沉重的工作,回忆起来,犹觉出汗。

  首一件是对付记者。那时新闻记者群集如云,采访消息。各派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阎就有两三个。过去愈搞愈水火,各派之间发生矛盾,几至决裂,对于通讯社滥发稿件没有注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到平首先注意了这一点,同赵约定:对于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概由我们两人控制起来,经我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并将这办法向来访的记者说明;对于自己的几家通讯社也不例外,我们一视同仁,郑重其事。这样,先控制住自己的记者,别派的记者也就谅解了。因此,那几天(我到北平后一星期内)报纸上简直看不见什么有关扩大会议和任何冲突的消息了。这样,使得扩大会议组织的磋商进行就平静起来。各方分歧避免了宣传扩大,也就比较容易当面商量妥协。又一件就是斡旋的活动。除了覃振之外,还有西山派的一位青年代表人物傅汝霖。他和覃都是西山派,但都不反对改组派。这样,隔阂减少,问题就容易解决。我和赵一致行动,用同一态度。我则以第三者资格进行斡旋,对于进行的情形,不论好坏,概不宣露。如此者仅一星期的时间,从前不妥协的问题就全告解决了。扩大会议的建立,各派代表就一致签署了。在签署的那一天,我们(指我同赵代表)才把在平所有通讯社的记者约来,当众发表了扩大会议成立的消息。次日北平和各地才喧腾起来。同时,我也就回了太原。

  扩大会议成立,我答应阎的使命算是完成。我回太原后,有一天接到阎从山东晏城发来的电报,要我即刻去见面。我到了晏城,他的随从告我说:“叫你还是为了扩大会议的事,山西方面推荐的扩大会议代表还有问题。”阎对我说,要我仍旧同赵照料扩大会议。从此,我又到了北平,驻在东四牌楼七条阎的公馆。这时汪精卫也来了。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云集,记得有陈树人、辛亥前在北京埋****炸摄政王的黄复生等人。

  李宗仁方面也有代表,姓名我都记不清了。在各派代表和协的商谈之下,扩大会议开了幕。开幕之日,太原悬灯结彩,学生提灯游行,表示庆祝。扩大会议一开幕,就选举出七人的国府委员,组织政府。七人是阎、冯、汪、李(李宗仁)、张(张学良)、唐(唐绍仪)、谢(谢持)。这七人之下,才是部长;部长人选则由这七人决定。七人的姓名在当时的报纸上也曾发表过。会议是经常开的,我同赵经常到会。这时人们以为蒋定可倒,南京定要垮台,新政府定有一番新的气象。


  停滞经过

  扩大会议的停滞,是在选出了七个国府委员以后开始的。

  扩大会议组织政府的工作,在举出了七人的国府委员之后,竟昙花一现,它终于流产了。这对于讨蒋的局面,尤其是对士气方面,起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前后方都大有瓦解之势。人心涣散,以这时为最。这时扩大会议虽经常开着会,可是出席的代表日见其少。开会由汪主席,没有精彩动人的议案。会议就成为一种无聊的状态。这一阶段有两段较具体的回忆,因我当时精神曾有些过分紧张,所以记忆犹新。现在把它们写在下面。

  阎曾到北平就了国府主席的职。七个政府首脑人物中只有南方的唐和东北的张没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表示。人们都认为那时的形势,东北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东北参加与否,成为扩大会议最重视之点。这时阎、冯都在军次。北京盛传同张学良接近的三个人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都来到北平,准备参加扩大会议新成立的政府。当顾、汤、罗到平的时候,我就在阎公馆约请他们吃饭,扩大会议的几位重要代表(忘记是些谁们了)作陪,畅谈了时局。罗因私事已回广州,未来参加晚餐。这时我想到,扩大会议的促成人物中已经有傅汝霖可以代表东北,这是很自然的。加上顾、汤、罗三个,已有四人可任部长。顾、汤、罗已被人们公认为是张学良的要人了,他三人要参加政府,就可以看作是张学良接受对于他的推选,不必一定要等他本人来电接受等等行动,因为当时他确有困难之处,我们应当给他留些余地,在实际上将他拉进组织,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安排得公道得人心,军事进行得顺利,他自会来的。在政府人选上,我们(指阎)方面,因为从前没有搞过全国的事,经验较少,组织政府应让别方面多占首位,而我们多占次位,实际掌握些事权,同时学人家的长处。假如任命了部长而他们不即来就职,我们可以次长代理部务。总而言之,我们要表示国事与国人共之、与国内贤豪共之的态度。对东北的这几位,应当极力拉拢过来,他们如果还有人,可以尽量拉拢,以充实我们的政府。记得我把这种意见和请三人吃饭的事曾一同报告了阎。不久,阎约扩大会议的代表回太原一行,据说是要商议成立政府的事情。

  赵回去,我那时以为在北平阎方的代表,应留个人照料会议,因此我没有回去,还是和扩大会议的一些人继续照常开会。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接着前门东车站的电话,要我立刻到车站谈话。电话是阎的代表贾景德和冯的代表薛笃弼来的,据称他们是在去东北的途中,要在车上同我说几句话,车就要东开等语。我听得非常吃惊,也觉离奇。及到了东行的专车上见了贾、薛二人,他们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原商讨组织政府的情形,最后决定是:暂不组织政府,先由他二人出关去请张学良到平共商大事,得他同意,才组织政府。这时候,我真觉得如同头上被泼了一桶冷水,觉着这一下,组织政府就算宣告流产了。我当场即表示反对的意见。我对薛笃弼沉痛地说他这次出关的无谓。我认为,小张决不会因为阎、冯代表出关来请,就答应入关合作的,要知道蒋也有人请他入关倒阎、捉冯、赶汪的。我说:“小张处于这种两难关头,你们顶好的结果,就是把扩大会议停滞起来。否则还怕小张先你们入关哩。你能不能把这和贾说说(薛和我有旧,他是山西法政学校本科毕业,那时我任校长)?请你们二位给太原去个电报,说我坚决反对此行,请他们再加考虑,你们暂且停在北平。”薛代表的意见是:他听贾,贾听阎,因为冯关于这事的表示是听阎的,他不能反对。我气愤地说:“去吧。我将‘见君之出而不见君之入也。’(这是那时引用的一句成语,我回忆起来,记忆犹新)”这样,他们的专车就向东开去。我则仍是同扩大会议的人们照常开会,大家不时地打听着东北的消息。日复一日,东北的消息沉寂,北平的会议也日见冷淡起来。组织政府大家都认为是遥遥无期,到会的人就日见其少了。前线的军事消息和后方的政治活动一同沉闷起来。在这无聊的日子里,忽报东北军入关来了。果然我不幸而言中了。我在那时,对于阎方的犹疑不决,坐失事机,很是不满,曾引以为憾,后来想起,即使那时产生了政府,取蒋而代之,也还是换汤不换药,同样地进行分脏而已。


  收场经过

  入关的东北军,据报是于学忠率领,大家才放心了一些。

  于同徐永昌有旧,北平的治安在徐的手中,因而人们得以撤退得比较从容。但撤退是已在进行中。扩大会议还开了一次会,决定撤退到太原,搞一个宪法出来。阎也来电表示欢迎。

  大家才放下了心,以为不至于作小张的俘虏了。但是,到太原的扩大会议委员代表已不多了。草宪还邀请了当时的法学名流,记得有吕复在内。那时候我很灰心,记得撤退时我很狼狈,因为我负着照料会议中人撤退责任。大家到了太原,把傅公祠划作了会议地点,进行起草宪法。这份宪草曾脱了稿,人们称为流产宪法之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草了宪,我也参加过,也流产了)。没有真正的政治基础,要以一纸空文的宪法转移乾坤(其实是要拿它遮羞,掩盖失败结果),真是最愚蠢不过的。可是人们(包括我)竟一而再地做了。不久汪就不见面了。会中的人们都不知他何往,他也没向众告别。太原上空也有飞机掷****了。随着阎也失踪了,赵也出走了。这时太原发起所谓善后运动,要我署名,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要善后,我应当是被善后的一个。当时山西主席是商震,阎出走前已把军权交给徐永昌,据说他们同南京已有接洽。太原就这样无事过去了。扩大会议也就这样收场了。

  (当时的文件,我没有保存,叙述只凭记忆。三十年前的事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责任当自负。关于文件,河北和山西两省的旧档案中可能检得。因为那时的文件,在这两省一定分致有案的。我推想,在旧档案中可能有过关于扩大会议的档案卷宗。述者附记)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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