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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末 的 山 西

    1

    太阳高悬, 像一面亮闪闪发着无数刺眼银针的魔镜。广袤的黄土高原沟壑起伏一望无际,像一个巨人坦露着黑色疲累衰老的胸膛。阳光在阴霾的云层上折射出些许的红和橙,那是带了灰的红和橙,从遥远的天边铺开浸染过来,看上去便有一种凝重苍茫的感觉。很少植被的大地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之中,低矮杂乱民居、弯弯曲曲的公路、半山腰一排排的窑洞、方方正正的古城池、晋商大院的飞檐吻兽、土焦炉上排出的滚滚浓烟……一切都显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古老凝重,只有远处已断流的河谷中残留的水渍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

    山西中部盆地的晋中地区曾是全国的金融中心,现在如果乘汽车出太原沿大运公路往南,你随处可见冒着浓烟的各种各样的土焦炉,由于烟雾缭绕,空气能见度很低,司机在大白天行驶,经常不得不打开车灯;特别是在灵石一带的汾河湾中,由于烟雾散不出去,终日紫烟氤氲云山雾罩,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从晋中的介休、孝义到临汾地区的洪洞、襄汾等县市,乡镇和个体炼焦厂达一千五百多家,形成了以介休和洪洞为中心的两个焦炭生产之地,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几乎一半。其中大部分是污染严重、质量低下的土焦炉,在汾河沿岸、大运公路两侧,有一段时间几乎达到村村点炉、处处冒烟的地步。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大省,国有重点煤矿共有四十八个生产矿,总核定能力 11997万吨;地方煤矿系统有两局六个煤矿,总核定能力1380万吨;地方国有煤矿近三百个,总核定能力3569万吨;有二轻集体煤矿一百八十多个,乡镇集体煤矿五千多个,个体煤矿四百多个,共六千多个矿点,总生产能力约 16000万吨。而不计其数的非法开采点更是星罗棋布。山西的乡镇企业有六十多万个,从业人员三百余万人,年总产值七百多亿元,大多为投资少见效快的小煤窑小焦碳厂。

    这在全省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怪兽,数量多得惊人的炼铁炉炼焦炉,都成了一个个固定的污染站,在路上飞驰的运煤车运焦车更是一个个流动污染源。横穿山西南北的大运公路、山西东出口的一零七国道、山西东南出口的三零九国道,运煤运焦车一辆接一辆就象一条条黑色的长龙。建于北魏时期的大同云冈石窟是国内三大石窟之一,是北魏文化的瑰宝,第五窟中央的一尊坐佛高达十七米,仅它的双膝上即可容纳百余人,风格粗犷,艺术雄浑。但多年来由于前面的一零九国道上的运煤车荡起的煤尘,坐佛好像一个个都已披上了黑色的袈纱,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汾河发源于晋西北高原的宁武县,流经大半个山西省,可以说是山西的母亲河,近年来,由于工业污染,汾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变成了黑河、臭河,甚至成了干河。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八十年代以前,水质能达到一类标准,八十年代初期尚能达到二、三类标准,到了末期水质就经常超过三类标准。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汾河、涑河等主要支流大量向黄河排放污水造成的。

    五六十年代有一首歌曲曾唱道“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地依旧是这块地,蓝天碧水的风光却不再有,让人觉得好像那已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传说了。对一个第一次到山西出差的外地人来说,他们对山西最深的印象很可能不是晋祠的隋代彩塑不是街头地摊的灌肠不是太原的迎泽大街,而是灰沉沉污染了的天空。无论什么季节大风一来浑天黑地,穿上白衬衣上街不用一天,领口、袖口就成黑色的了,皮鞋上大大小小的灰尘擦也擦不完,突然下的一场雨就象在下泥浆,地上一个泥斑一个泥斑的。

    一九九四年是全国创建文明卫生城市的最后一年,连续几年检查都未过关的太原市下了大决心,全体市民都参加了空前的扫除,撒水车唱着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在全市大街小巷中穿行,甚至到了许多常人不去的地方,这种乐曲当时激发了许许多多人的情绪,使我们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但检查结果公布的那天成了太原人的5.19奥运之夜。这几年无论是体育竞技还是各种大奖赛,山西都太像一个局外的看客,令有些争强好胜的山西人一次次地失望。文明卫生城市这种评比虽然引不起好多人的兴趣,但它还是给了多少把自己的荣誉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人一个深深的失望。

    但后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的不公正的话,那次的评比对太原来讲绝对是公正的。据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其全球监测的二百七十二个城市中,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城市中,中国占七个,而污染最最严重的城市就是太原市,去年市区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超过国家二级标准一倍半,二氧化硫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近四倍,降尘超过全国平均值的一倍。你想一想如果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都能评上文明卫生城市的话,还有什么城市评不上!

    忻州市大气环境质量在全省是最差的城市之一,短短几年时间,两任环保局局长巧立各种名目,将几十万元环保专项资金偷梁换柱购买和抵顶三辆小轿车。昔阳县环保局长吃遍全县三十五家饭店、两年吃掉八万元。清水衙门里的官不清,山西的污染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近一年来,全省二十二名党政官员因违反有关环保法规,分别受到了警告、记过直至撤销职务的行政处分。山西省永济市副市长刘临生、稷山县副县长马卯录,由于对取缔土、小企业不重视,严重失职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因取缔小冶炼行动迟缓、工作不力,泽州县大东沟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同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因为经取缔后的土焦炉死灰复燃,平遥县和静乐县的两名乡长分别受到行政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

    有人计算过,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小化肥厂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产生的总的经济效益不足三个亿,但要彻底治理需要上百亿的资金和几十年的时间。山西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比它们创造的产值多出多少倍,没有人告诉你,更没有人能说清楚治理这些污染需要多少资金多长时间。

    在某矿务局的办公大楼的门厅里立着一个离排污达标最后期限还有某某天的牌子,这是一个有职工十多万人的老矿,由于煤炭行业的不景气现在发工资都很困难,听说已有不少的农民轮换工靠拣菜叶度日,如果真有污染问题的话我不知企业有没有这份财力去治理。对于更多的已接近破产的小企业来讲,我们又能抱多大的期望。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作为一个山西人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我们构思下一世纪的宏图大业美好前景的时候,是不是先留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毕竟生于斯长于斯,我们的祖先还在不远的坟茔中无奈地看着我们,而我们的儿女已嗅到了空气中太多的不洁,他们脆弱的肺叶能否长期承受我们留下的这种馈赠?在大讲可持续发展的当今,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下,我们又能否在世纪之交重新打量一下蓬头垢面的我们的母亲,能否哪怕试着轻轻地替她拂去一点点征尘,让她不致于毫无修饰地进入下一世纪的门坎!

2

    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去分析也不必去做枯燥乏味的计算,我们只要稍微静下来看看我们的周围,我们便会有太多的感慨和结论。多少年我们一直在跟着感觉走,走得那样随意走得那样没有轻重,象一个不负责任的纨绔子弟。我们从不考虑我们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以及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我们从不算计我们的利益哪怕九舍零入到个位到十位。

    山西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煤炭预测储量九千多亿吨,探明储量近三千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三分之一,素有“煤海”之称。已发现的地下矿种达一百二十多种,其中探明储量的有五十余种。储量居全国第一位的矿产除煤外有铝、耐火粘土、镓矿、铁钒土、沸石、建筑石料用灰岩七种,居全国前十位的矿产还有三十多种。

    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以及历史的种种原因,山西现有的一万多个工业企业便主要围绕着煤碳矿产转。把山西建成全国的“能源基地”,一直是山西经济发展提纲挈领的口号,也是山西工业几十年走的一条不归路。这从山西上市的十三家公司中除汾酒外都与煤碳矿产有关可见一斑。山西一九四九年的全省原煤产量是二百六十多万吨,到了一九九五年已达三亿多吨,增幅一百五十倍。其中三分之二的原煤调出省外,占全国原煤调出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山西省目前发电总装机容量为847.5万千瓦,年发电量417.8亿千瓦时,是全国拥有装机百万千瓦以上电厂最多的省份,也是全国向省外输电量最多的省份。全省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六十家外贸企业,煤炭化工冶金是其主要经营业务,山西最受外商青睐的产品就是硅铁、焦炭、玛钢管件。

    从这点看山西的能源基地的建设无疑是成功的,那么这种成功给山西带来了什么呢?山西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优先发展,并没有能够带动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能源和原材料等优势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却不断下降。先让我们看几个数据,一九九八年全年山西全省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606.7亿元,比上年增加126.6亿元,增长9.1%,。全年全省人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090元,比上年增加354元,山西人均GDP在全国的排名是第十八位,我们从下面这个略去其它省市数据的表可以看出,山西的人均各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各地区主要人均经济指标(1998年)
地区 人均GDP(元/人) 人均投资额(元/人) 人均消费水平(元/人) 人均地方支出(元/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山 西 5090 1210 1985 518 4099 1859
全 国 6404 1691 2636 615 5425 216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 ,第12页,18页,28页,44页,63页,86页。

    也就是说我们折腾了这么多年“基地”,耗损了那么多的资源、环境污染得那么厉害,我们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而我国在世界的排名是一百零四位。也就是说在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拿这个数据做比较我们处在靠后的位置,如果考虑到文化教育环境资源等方面最新评价发展水平的因素,我们将处于绝对落后的位置。这几年山西一直被人们列在中西部地区,这绝不仅仅是地域概念,而是一组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充分利用资源优势起步,并不惜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的话,那随之而来的结构调整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山西经过几十年来的对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全省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效果在几年里非常有限,后续支柱产业的培育速度缓慢,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八五”计划提出的三个基础(农业基础、基础产业、基础设施)、4个重点(挖煤、输电、引水、修路)的发展战略,工业结构继续趋重发展,重工业的比重从77%提高到80%;同时,轻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有所加强。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电视机是长虹康佳日立东芝,冰箱是海尔容声长岭, VCD机是新科金正爱多,很少有山西自己企业的产品,也许就是洗衣机有个海棠,从这里山西工业的一角就露了出来,再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山西籍企业的广告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绝对少,这是一个企业实力的问题,也是企业运作的问题。专家指出国际分工呈金字塔型共有五层,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第五层,生产劳动密集型的最终消费品。而山西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应处在最底层,只提供廉价的原始资源。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能源曾是一个瓶颈,山西的煤曾非常走俏。有个行话叫“煤倒”就是对往外发煤的中间商的称呼,山西的煤倒有多少个没有人能说出来,而靠煤和焦碳发了大财的更没法说得清。当时许多南方人为了山西的煤到处请客送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的经济进入低谷,煤炭电力开始相对过剩,市场成为买方市场,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终于结出恶果。

    一九九八年全省完成进出口总额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9%。其中出口总额14.52亿美元,下降11.4%;进口总额2.48亿美元,下降20.8%。外贸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①山西的大宗出口商品均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竟争力不强,国际市场疲软,需求萎缩,价格下跌,出口受阻。②山西对外贸易往来主要集中于东南亚等少数国家,抗风险能力差。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波动对山西的影响太大。

    一九九九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虽然,上半年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8.6%,但在全国来讲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下半年财政收入后劲不足,经济形势难容乐观。”山西省财政厅有关人士日前对该省今后财政收入情况表示担忧。记者倪连存、张铃太原报道说:

    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6月底,该省财政收入累计完成88.37亿元,为年计划的44.88%,比去年同期增长8.6%,但这是在去年同期财政总收入下降1.1%低基数上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由于山西在宏观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这将直接影响该省下半年财政预算任务的完成。

    ——畸重的产业结构和典型的资源主导型经济制约着该省经济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影响着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虽然,近年来山西省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付出很大努力,但仍未能改变以能源材料为主的重型产业结构。1-5月份仅因煤炭产量下降和价格下跌,税收就减少 2亿多元。钢材、化工、机械行业税收同比分别下降15.63%、3.28%、9.45%。传统支柱产业的产销萎缩,新型替代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多,经济结构矛盾突出,这是影响该省经济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

    ——经济政策取向的调查对现实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带来一定影响。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关井压产”等,从长远看,利于市场的供求平衡及其发展。但在一定时期内使该省煤焦铁等行业的大多数企业压力增大。经测算,仅关井压产一项,山西每年约减少财政收入 7亿元,并相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约3.8亿元。特别是一些产煤县,如古交、左云、浑源等县受此影响,上半年财政收入下降幅度均在25%以上。

    我们的不负责任不仅仅没有带给我们预期的发展富裕,还带来了污染带来了经济上的依赖和贸易的不公平。我们付出了我们仅有的,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有资料显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中国东部与西部省际人均 GDP极端差距由三点八五倍扩大到四点八二倍。这种差距在一段时期内还将拉大。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人民生活质量与先进省市相比,差距已越来越大。虽然说区域经济优势不平衡是绝对的,但长期不平衡不利于国家经济整体、稳步向前发展。造成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消耗能源、消耗资源为主的畸形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给山西的发展带来的恶果,正在影响着山西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3

    一九九八年临近农历新年的时候,朔州市平鲁区医院接连收到了几名危重病人,症状都是呕吐、头疼、瞳孔散大、呼吸困难,还没来得及进入抢救室就死亡了。平鲁区医院是个小医院,症状一样的病人象这样集中死亡以往还是不多见的。这很快引起医生们的警觉,经详细询问死者家属,得知他们都在发病前饮过酒,医生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死亡与饮酒有关。

    由于马上就要过大年了,正是饮酒的高峰,医务人员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便火速向区政府进行了汇报,平鲁区委、区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已经放假回家的各级干部接到通知后连夜出发,前往乡村街道通知群众,广播电视连续滚动播出,将“一律不得喝散装白酒”的通知传达到了朔州市的千家万户。一起震惊全国的假酒中毒案发生了。

    突如其来的劫难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张开了血盆大口,无数条无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风中被掠走。截至二月五日,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大同市灵丘县因饮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疗病人二百二十二人,其中数十人伤残,二十七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黄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坟昭示着一个个罪恶,纸钱烧出的缕缕青烟述说着孤魂冤鬼的愤怒。

    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县,当地农民王青华与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五十七吨,一部分出售给个体户王晓东等人。王晓东明知该酒甲醇严重超标,仍将其加进自制的酒中,转手批发给从事个体经营的朔州市杨万才和灵丘县刘世春等人。据后来技术监督局给出的鉴定报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国家标准达九百倍之多,这已不仅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假酒事件在全国乃至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惊动了政府最高层人士。而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山西白酒业。通过卫星电视,我们看到了全国上上下下的一片喊打声,眼睁睁看着各地纷纷查禁“山西假酒”。全国各地在查禁假酒时,连杏花村汾酒厂的产品也列在查禁或检查范围。杏花村汾酒厂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每年利税达两亿多元,是山西第一大户,遭此打击,库存急剧上升,用户纷纷退货。沪市上的“山西汾酒”股票也在后面的一段时间低迷不振。文水县全县近八十户酒厂全部停产整顿,库存白酒全部封存,共查封散装白酒四千多吨,瓶装白酒七千六百多箱,还封存了一千多万公斤已经装窑准备烧酒的高粱。一个正规酒厂的厂长叹息说,做假酒的真是给我们丢人,也害了我们!

    朔州假酒案以王青华等六人死刑、武燕萍等四人无期徒刑及其他九名被告人五至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做了结束。对山西来讲此事件折射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山西近几年来各种矛盾激化演变的一次暴露。它为山西由于经济发展畸形带来的贫穷作了最详细最真实的描述,把一个赤裸裸的现实的山西呈现给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朔州矿业公司司机赵兴顺腊月二十八晚一人喝了两杯,约有半斤,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发现眼睛看不清东西,身子发软,便急忙赶到医院;医院抢救到年初二下午三点,终告不治死亡。赵兴顺的妻子卢福兰,几年前单位倒闭后失业,如今在一家修表店帮忙,每月挣几十元,一家人全靠赵兴顺的几百元工资生活。眼看泥土掩埋了丈夫,卢福兰只是呆呆地看着,她的脸有点浮肿,留着泪痕。面对痛失亲人的打击,卢福兰和两个孩子早已哭干了眼泪。

    井坪镇下称沟村的郭守义,由于家里穷,平时喝不起酒,过年才买一点散装酒喝。他与三十六岁的弟弟郭守星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喝了两次散装酒,二十九下午不行了,双双中毒,家里一直到年初二才借到钱住院,当时没床,放在走道里两天才有床位。弟弟中毒较重,已在年初三上午死去。郭守义家六口人,四个孩子,还有七八十岁的父母,就指望他。弟弟郭守星死后,无钱在太平间存尸,他的嫂子赶来一辆毛驴车,将尸体拉了回去,家里顾不上了,只能顾活人要紧。

    郭守义的妻子对来访的记者恳求道:“你们一定要报道一下,让外边人知道,我们这些人太可怜了,住院都是借的钱。”

    无论从本案头号祸首王青华家的简陋的院落、低矮的土墙、粗细不等的木棍编成的栅栏门,还是从住不起院在家里苦熬的农民,都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

    长期以来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一直偏低,连续多年排在全国后几位。一九九七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77.6%,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财政增收困难等,停发、欠发职工工资现象大量存在,城镇贫困户增多,贫困程度有所加剧。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在一百元以下的家庭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80元。据官方的数据到一九九七年末,仍有三十二个县、二百四十八个乡镇、一百七十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这部分的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人们的素质也更为低下。

    朔州冬日苦寒,土地贫瘠,而死人最多的平鲁县,是山西省较为贫困的地区,光秃秃的黄土地在冬日里呈着一种白色,寒风刺骨,崎岖不平的土路就顺着黄土地的沟沟卯卯上上下下。在这次震惊全国的的假酒中毒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山卯上下住着的无辜的普通农民,他们生活拮据,只是到了春节才放开大喝,因囊中有限买不起好酒,便买最便宜的散装白酒,一斤散装白酒在当地卖一块二。

    而在另一方面,文水在山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文水和朔州,一个在汾河湾,一个在雁门关,人说“欢欢喜喜汾河湾,凄凄惨惨雁门关”。有人曾问有没有文水人喝假酒受害?知情人回答是这几年文水人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不喝散酒,假酒都卖到贫穷的雁北了。因贫穷而被抑制的消费,为简陋而且赤裸裸的造假提供了机会。贫穷、愚昧和贪婪,是制造有毒假酒的一个毒源。

    也许此次事件最具黑色幽默的是也就是因为穷才没有出更大的灾难,因为许多人买回酒舍不得喝,要等到新年前一两天才喝,这样早死的人挽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4

    朔州的假酒案对山西白酒市场的影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对山西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负面影响则是无法估量的,这对本来已形象欠佳的山西来讲应是灾难性的。假酒案让全国人民不仅看到山西的贫穷,而更深地感受到了由于穷困而衍生的许多的我们说不清的东西,太原市一位出租司机说“人家还不把山西人当刁民?”真可谓一语中的。

    从制造销售到饮用都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我们一贯宣传最朴实最憨厚的群体,但对这种夺财害命的事竟做得如此从容如此波澜不惊,把国家严格控制的甲醇成吨地购回来,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它勾兑成假酒,再经过许许多多的环节销售出去,这要经过多少双手多少双眼,就没有人知道内里的利害?绝对不是,许多人得知有人饮用该酒死亡后,不仅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还继续出售剩余的有毒假酒。这里透射出的是整体道德的极端沦丧,在这里因为贫穷为了金钱,什么都跑到九天云外了。而且大家都在干,整家整村都在干。而且一个省比较富的地区把自己不喝的假酒卖给贫穷的地区,从道德上讲绝对是讲不通的。

    假酒案不是一件孤立的个案,在我们对山西没有在中央台有更多的产品广告遗憾的时候,假酒给山西作了影响最大的人文广告。不容我们整点自己不容我们看看前面站的是否我们中比较好的,我们就被推到了万人注目的台前。这几年山西发生的许多事,被媒体频频曝光,有句行话讲:找焦点到北京,找问题到山西。山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问题大省,如果用“穷山恶水出刁民”来形容这几年山西大地上发生的事一点都不过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远的忻州地区,很快又以拐卖妇女闻名全国,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讲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妇女被从四川贵州北京骗到这里,途中遭受了不尽的凌辱然后又以极低的价格转给那些深受过假酒毒害的农民手里,面对寒风刺骨的黄土地、面对黑暗零乱的窑洞、面对陌生无表情的男人,她们的痛苦也许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强烈。

    一九九九年山西又破获建国以来最大的拐卖妇女案,这个重大拐卖妇女团伙成员来自贵州省、重庆市和山西省静乐县,大多文化较低,而且以无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在一年间这个拐卖妇女犯罪团伙在昆明市、贵阳市等地疯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卖妇女案中,拐卖妇女达五十七人之多,年龄最小的仅十六岁,这个犯罪团伙分别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卖至山西省忻州、静乐等地。

    如果说假酒案朔州是受害方的话,似乎拐卖妇女朔州是受益方了。这不单单是一个角色的转换,而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贫穷给我们带来的错综复杂难以解说社会问题。由于穷不得不喝散白酒、不得不花钱买女人作老婆、不得不卖孩子,这就是许多农民的生活写照。而这种贫穷不是一个县一个乡的问题,太行山吕梁山贫瘠的沟沟壑壑里掩藏了多少人们看不见的东西!

    在山西忻州地区秦城乡有一个全国独特的市场——生孩子卖,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这个位于忻州城东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是一个声名远播的“贩婴村”,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忻州婴儿从这里流落到全国各地。到这里来的陌生人,大部分是来“领养”孩子的。在这里卖孩子就像卖一般的物品,有批发有另售,形成了一种网络。董亮毛原来是个走村串户收购空酒瓶子的,从一九九二年开始专门贩卖婴儿,靠这发了大财,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白色小洋楼。董宅的豪华程度令人吃惊:二层楼房上下各四间,“其屋内装饰丝毫不亚于三星级宾馆的豪华客房”,家具、家电都是高档名牌,家里通讯设施一应俱全,供暖系统是电脑控制的燃油锅炉。有人算了一笔帐:董亮毛的“宫殿”估价至少为五十万元,他每贩卖一名婴儿的“利润”为五千元,由此推算,这座“宫殿”是由一百多名婴儿的命运换来的。

    人常讲伤天害理,如果这不是伤天害理还有什么是伤天害理。为什么卖孩子?“还不都是因为穷!”忻州地区比较贫困,除了简单的农业收入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而这里又人多地少,农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当“孩子”变成了商品之后,他们生孩子的目的也就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所以,当地才有了“年年养大肚,三年万元户”之说。为了钱真是什么都可以干。

    晋南一带的假药中央台已曝过光,虽然没有象假酒一样出名,但对江苏的任毅讲这就够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则消息曾让瘫痪12年的任毅激动不已: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寄去2857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500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该药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同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

    而对山东人孟兆杰兄弟来讲一趟山西之旅可以说是一场恶梦,这场恶梦足以让他们回忆起来胆战心惊。孟兆杰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叔叔到山西找工作,被人骗入榆次市的丰茂砖厂。在这里,他们没有通信自由,没有交谈自由,连上厕所都有打手监管,在皮鞭、木棒下被迫每天工作时间15小时左右,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残酷毒打。对因承受不了超强度劳动、手脚慢些的民工,或不堪虐待提出离厂要求和逃跑被抓住的民工,他们还用树根、三角带、铁锹把等残酷殴打,有的腿甚至被打瘸。而工资发放随意性很大,不留手续且常常随意克扣。正是靠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丰茂砖厂生产效益直线上升,几乎比其他同样规模的砖厂高出一倍。费了很大的劲,孟兆杰兄弟才逃了出来,把一份血泪斑斑的控告信递给了山西省委。

    这分明是希特勒的集中营,我们很难想象当今的中国还有这等去处,也不知孟兆杰兄弟以后敢不敢来山西,但对河南新安县法院的干警来讲来山西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他们必须来,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但一趟山西之行却使他们有来无回。河南省新安县峪里乡麻峪村村民宋法民等和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东寨村村民吴从礼兄弟因购买双丰号渡船发生经济纠纷。宋法民等人就向新安县法院提起诉讼,新安县法院执行庭庭长赵玉霄带领十几名法院干警强制执行此案,依法扣留在二吴兄弟手中的渡船。在执行过程中,吴从义组织同村村民数十人追打执法人员和船工,干警李杰和刘福勇被打落到寒冷的黄河中,吴从义等人又向水中投掷石块,致使李杰和刘福勇当场死亡。

    这显然是暴力抗法,对无法无天的人来讲,还有什么事不能干!这一件件频频见于报端的事,很容易给人们一个对山西的印象,现实的山西是很穷,穷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但面对这一切,又不是一个“穷”字可以了得。

5

    历史上的山西自然条件曾非常优越,是我国北方农业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山西“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中间的汾水谷地土沃田肥;晋西南地区的西、南两面临河,似乎是被黄河母亲揽在了臂弯里,受到了更多的眷顾。这一地区在远古时期就成为人类优良的栖息地,一辈辈古老的先民在此生活繁衍,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在芮城的西侯度村发现人类一百八十万年前用火烧烤食物的证据,是迄今所知中国人类用火最早的纪录。

    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依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秦汉时晋西南一带的河东郡地狭人稠,经济已很发达。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山西的潞盐、煤铁、丝绸、造纸、制烟、棉织等许多生产都是比较发展的,池盐和铁不但充分满足了当地需要,长期以来还大量运往外地。长治、晋城曾是全国三大丝织专业区之一,与苏杭媲美。

    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又有长足进步,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进入鼎盛时期,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一八五三年京城有帐局二百六十八家,其中二百一十家是山西商人开的。对蒙贸易最大的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越长城穿戈壁大沙漠到欧洲腹地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东起大坂、神户,西到伊犁、喀什噶尔,甚至伊朗,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榆次常家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山西票号商人凭借雄厚的财力,星罗棋布的分支机构,以及素所恪守的信誉,几乎垄断了整个大清帝国的汇兑业和金融市场,在清政府的财政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山西票号一度发展到三十三家四百余处分号,在神户、东京、横滨、大坂、莫斯科、新加坡、加尔各答都开设分支机构。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山西籍的数不胜数,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据说“大盛魁”的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有人算过极盛时期,山西商人的一年的盈利约是而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以三分之一的财力供养十八分之一的地域,聚天下之财养一省之民,山西自然是“海内最富”!

    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随处可见:甘肃的老西庙、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而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的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等等。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可见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

    晋中历史上商贾云集,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宅院。祁县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共313间房屋,外观威严高大, 内部富丽堂皇。

    面对现实贫穷落后的山西,我们无法想象她曾有过的富裕和辉煌,从书上只言片语的说明,从老人断断续续的故事中,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那些精美的建筑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点点余韵。余秋雨先生曾写一片让山西人引用烂了的文章《抱愧山西》,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山西看成是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这让许多的当代山西人为之自豪,似乎颇有点象阿Q说“祖上曾富过”,但如果我们知道山西实际的衰落是近不到一百年的事时,我们的心是否会变得沉重起来。回首历史曾有的辉煌,并不能给我们今天的贫穷的压力减少什么份量,更不能给我们今天的贫穷落后作注脚。

6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山西王” 阎锡山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板垣征四郎到山西拜访他,板垣一不坐飞机二不坐汽车,而是徒步旅行,板垣从当时察哈尔省的蔚县进入山西的代县,对周围的地带作了详细的勘察,阎锡山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在日本人侵占山西“大同会战”的时候,板垣率兵从阎锡山认为日军人生地疏不敢冒险的雁门关抄了的他后路,他才后悔不已。阎锡山是个精明人,曾被胡宗南称为“九头鸟”,但最终也没有算过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人。

    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纵横全国富甲天下,除了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的吃苦精神外,山西人历来巧于经商、精于计算,这种风尚诱导了商业的发展。十九世纪的一位欧洲旅行家曾把山西人称为“中国的犹太人”,认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业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和智能劳动是该省唯一输出的产品。”

    山西商人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陕西人给山西人一个绰号“九毛九”,如果从正面理解这件事,实在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山西人的精明。现实山西的贫穷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产生的粗放的管理所造成的管理层对利益的钝化,从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使我们心痛不已。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报道,投资已超过十亿元的山西省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公司的 TDI项目一九九三年底基本建成后,于一九九六年十月被迫停产,至今未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一九九八年七月太化公司给有关部门打报告,申请这个项目报废。这意味着十亿元资金将要流失。那么该项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技术问题。此项目引进瑞典诺贝尔公司的技术的关键设备设备存在一些问题,而国内配套部分试车三年都未能达标。其次是设计安排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没有坚持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缺乏统筹指挥。第三是工程实施体制不顺,组织管理混乱。整个项目没有建立严格的技术责任制,也未进行总承包经济核算。

      TDI是甲苯二异氰酸酯的简称,广泛用于汽车、造船、飞机、电子等领域。目前,国内 TDI产量很小,大部分依赖进口。是一个高科技高回报的好项目,但就是由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导致了项目的失败。这样,十个亿就泡汤了,这不是几百几千,是十个亿!能养活多少人。太原市一年财政收入不到三十个亿,也就是说三分之一多的财政收入浪费掉了。

    一九九五年五月,正在运城考察的一位领导连声称赞:“渗灌是个节水的好办法,值得推广。”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响应,并很快被反映到中央有关部门。运城地委、行署迅速作出了部署,要求当年完成渗灌节水任务一百万亩,到本世纪末发展渗灌面积六百万亩。所谓渗灌,是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孔的管子将池中的水引出渗入庄稼或果树根部的灌溉方法。当这一纯粹的农业灌溉技术被贴上特定标签后,它的本来面目在瞬间被扭曲了。于是,在迎接“两会”(全省和全国现场会)的口号驱使下,运城地区实施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全民总动员。

    有关领导还特别提出了“沿路看得见,纵深一条线”的要求,以便于“两会”代表的参观车队经过时,能将星罗棋布的渗灌池尽收眼底。为了形成“沿路看得见”的效果,农民有个离公路太远的果园,他们嫌参观的人看不见不让在那里建。农民只有在公路边上建,建个池子要花好几百块。那些抢建的渗灌池,有相当一部分质量低劣,未经任何防渗处理,池底已长出很深的杂草。有些实在来不及建的,便干脆用干砖摞起来,涂上泥巴,外面抹上一层很薄的水泥。更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还有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
    面对这个配套齐全的渗灌设施,一小时平均要四五十块钱,一个十亩地的果园,灌一次起码要十五个小时,水太贵农民根本用不起。黄河流域是我国的缺水地区,而黄河灌区的农业灌溉浪费极大,有的每亩每年灌溉用水竟达一千立方米,利用率不到百分之四十。渗灌这种技术一般比大水漫灌节水百分之三四十,对于缺水的黄河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某些人却为了所谓的政绩,把一件天大的好事变成了一件祸国殃民的闹剧。两三亿元的资金,也不算个小数,也许对我们的后人讲,他们绝对不会明白为什么花那么多钱把水池修半边。

    诸如此类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是一两件,阳泉钢铁厂曾是阳泉不错的企业,但也花两亿多元引进了一套设备,结果先进的设备并没有带来可观的效益。设备由于说不明的原因一直没有正常运转过,而工厂本身几近破产,工人们已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引进设备的许多部件竟被人们拆下来卖给废品收购站。有句顺口溜说“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阳钢的”,形容阳钢下岗工人,据说以前市面上扛一袋水泥上五楼的工钱是一元,但阳钢下岗工人由于生活峻迫三四毛就干。同样是两三亿元,能养活多少下岗工人。

    对于这些我们绝不仅仅是骂几句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可以了事的,也许工程里面有许多的文章,但我们不能说没有更多厂长经理在为企业宵衣旰食,一方面是贪赃枉法的狗官为了区区蝇头之利舍国家大众的大义不顾,一方面是更多的没有经济头脑没有责任心的庸才的胡干蛮干,山西人的利益就自然消失在了全国一盘棋的“基地建设”中,消失在了说不明的政绩工程中。我们很少再听到有人在分析我们的利益盈亏,很少再听到代表为山西利益呐喊的声音,在市场经济尔虞我诈的今天,我们实在是一只嗷嗷待宰的愚蠢的羔羊。

7

    一九九八年春节刚过,忻州地直机关的不少干部回到单位上班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增加了好些新鲜的面孔,这些不速之客都是在春节这一段时间内突击调进来的。原来,山西省在机关、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上实行编制“一支笔”审批办法,年初,忻州地区党、政领导机构面临换届,就在这时,当时的地委、行署主要负责人竟滥用控编权大量突击批签“调入”手续,致使数百人迅速挤入了地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在调进的265人中有不符合有关规定的169人,忻州地区地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原本就超编严重,一九九七年底实有人数突破万人,超编820人。新调入的人中除了由财政直接发放工资人外,其他人吃掉的则是各单位的“事业费”。

    忻州是山西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全区14个县中有10个贫困县,280万人口中“吃皇粮”的有10万多人,老百姓和吃“皇粮”者的人口比例竟达到27比1!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样的地区怎能不穷上加穷!一九九七年全区财政收入7·2亿元,一九九八年的目标是新增8000万元,但包括新进入员干部增资计划就需增加支出7900万元,刚好吃完新增部分。

    无独有偶,在山西长治县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原县委书记在离任前仅仅2个月的时间内,就突击调整、提拔干部430多名,仅提拔正、副科级干部就达270多名,县委机关的一些单位,如组织部、县委办、纪检委等几乎是整体提拔。各个机关的领导职数大大超出规定。县城建局有6名正科级局长、5名副科级局长。县委办29名干部中,正、副科级以上干部26名,仅有3名干事。许多部门甚至出现了有官无兵的怪现象。

    近年不时有卖官鬻爵的新闻,但像忻州长治这么疯狂批发“皇粮”的事件,在山西乃至中国恐怕都是罕见的。调动中各种不正之风蔓延,社会影响很坏。除了“卖官”,还出现了“卖编制”的现象,在忻州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几千块钱挂个号,一万元能买张表(指有领导指示的调动表),要想工作调动了,还得再送再多跑。”

     我们就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进机关当官?对一部分人来讲,首先应该是利益,现今恐怕三岁小孩都知道当官的能捞钱。但对大多数人讲,当官未必能得到利益上的实惠。这里透射出的是当今山西人的一种心态,一种不愿意开拓不愿意进取求稳求保险的心态。

    山西商人在明清全方位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坦然从商勇于进取的精神。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市场经济与官本位思潮是格格不入的,在沿海经济发展地区人们普遍谈化做官意识的今天,山西人却如此热衷于做官!这几年我参加过一些同学聚会,也常常赶上一些场面。人们多年不见最关心的就是官当到了什么级别,是科级还是处级,这似乎成了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晋东南运城一带曾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那里人们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人们所信奉的生活准则是:读书种田做官。读书种田都是好事,为什么偏要做官呢!为了能做官人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拉关系送礼,甚至打小报告写匿名信。这大大毒化了官场环境,也给干部素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九九九年山西出了个全国的风云人物,就是绛县原法院副院长姚晓红,因为身为一方父母官的他还在吃奶,输液用的瓶子每天两瓶。姚晓红原系县法院的一个车夫,通过弄虚作假又转成国家干部被提拔为绛县法院副院长。在任职期间,姚非法拘禁群众,在法院的树上、水泥柱上、楼梯上经常可以看到被捆绑、背铐、悬吊并惨遭毒打折磨的群众。在百般折磨之后他还强迫群众跪下立“感谢党和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严格教育”的字据。山西绛县法院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阎王殿”,“阎王殿”里的“阎王”就是姚晓红,当地群众还气愤地把法院对面的县畜牧局的牌子挂在法院门口,称法院养了一群畜牲。他哪里配得上畜牲。畜牲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情,喝了人民的奶,就应该为人民做事。姚晓红吃人民的奶,挤出来的是毒汁,简直禽畜不如!

    如此干部素质不用说搞好工作,不欺压百姓就不错了。大家抢着吃皇粮,抢着当官,山西焉有不穷之理!

8

    几年前,三零七国道曾是全国最繁忙的公路之一,我曾有过多次在冰天雪地的夜里被堵十几个小时的经历。山西四面环山,基础设施落后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胡富国说过,人家一进山西大门就看到堵车,“凤凰”不来,“蚂蚁”也不会来,还谈什么对外开放、市场经济?

    改善山西投资环境加强基础建设一直是山西人的一个奋斗目标。“要想富,先修路”,通过几年的努力,路的情况大改观,曾出现了贫穷的崖儿沟老百姓自己集资修路的事。但就是在修路管路上,我们也掺入了太多太多的文章。

    一九九九年国家计委派出的稽查特派员在对部分省市的公路、水利项目进行专项稽查时,发现原太高速公路建设期间,山西省交通厅擅自批准工程指挥部,以建服务区为名,挪用1·1亿多元建了一处“培训中心”。

    “培训中心”,顾名思义,是讲学习培训的地方,那里的主要设施是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及教职工宿舍。然而这个“培训中心”,却有三星级酒店标准的客房114间、套房16个,内设国际标准的游泳馆、进口的保龄球房,还有桑拿、美容、歌舞厅等各种娱乐设施,显然这是一个讲享受的销金窟。而“培训”对象估计也只能是达官贵人。

    有人愤怒地指出,这就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就叫“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难道不是吗?我们知道,陈希同、王宝森“搞腐败”的那个地方挂的就是××培训中心的牌子。同是修路,区别多多,名堂多多。问题在于,修路的动机何在?是发展真需要,还是为造“政绩”?是为民谋利,还是图己私利?修路的钱用于何处?是全部投入工程,还是贪污装进腰包?这实在是泾渭分明、冰炭不同炉的原则问题!慈禧太后感挪用八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去修建颐和园,因为大清帝国是她家的,而这些挪用挥霍公款者,却是哪来的恣意妄为胆量?

    路修了不少,收费站也修了不少。现在的公路上可以说五步一哨三步一岗,新路修起来豪华的收费站也修了起来,墙上刷着“收费还贷,利国利民”;旧路多年失修坑坑洼洼,肮脏的简易的收费棚上挂着标语:集资修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焦点访谈》以其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包括政府要员在内的全国人民,它的成功表明中国舆论监督开始勃兴,走向成熟。几乎上了《焦点访谈》的人都成了名人,事也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山西被《焦点访谈》的焦点对准的事不少,其中采访报道发生在309国道长治市黎城、潞城境内一些公安交警乱罚款、越权执法的《‘罚’要依法》播出,却是对山西发展交通现况的一个生动说明。

    从电视上全国人民看到,身为黎城县交警大队工勤人员刘代江在路查时,既没有检查车辆情况,也没有说明罚款理由,就将由河北涉县方向开来的一辆大卡车拦住,乱罚款,而且态度蛮横。潞城市交警大队教导员苗义河,越权执法,违规拦车,拒绝舆论监督,干扰记者采访,有意对接受采访的汽车司机发难,态度蛮横,记者无奈只得采取部分隐性采访的方式,最后还是发生了被拦车抢夺摄像机的恶性事件。

    节目播出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国务院纠风办下文要求加大治理督查力度,坚决遏制公路“三乱”反弹。有关部门对此事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宣布了处理决定,在受到处理的18名有关责任人中,有交警队工勤人员、中队长、大队长、教导员、公安局局长、副县长、市长等。

    这件事绝不是孤立的,我们再看新华社的另一则报道,由于山西省境内榆次至寿阳段修路,所有从山西省开往河北省的煤车均改行307国道。而307国道寿阳郭家庄村附近路段有一截陡坡,许多煤车爬不上去,当地农民乘机出动车辆对爬不上坡的煤车进行拖拉,拖一次要二三十元,最多五十元。寿阳县交警大队赶走了当地农民,自己调来了两辆清障车,规定所有爬不上坡的煤车一律由交警清障车拖拉,拖一辆煤车交五十元。一个司机因为对收费有意见同交警打起来,被五六个交警拳打脚踢并用警棍击打直至被打昏在地后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修路架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改善投资环境筑巢引凤,显然我们离这一目标相差太远,凤不仅没有引来,还闹坏了梧桐树。有人说“修一条路,坏一方人”,路修起来不仅各种收费站在收费,交警在乱罚款搞创收,农民也站山为王,有些是在修路的临时便道上收“环境污染”费,有些则设卡拦路一派地痞流氓样。

    据新华社报道,山西省交通征费稽查局决定召开第三次“交通征稽报”编委会,会址却定在数千公里外的云南。这次会议只在5月26日开了一天,其余10多天时间与会的90多人便游石林、飞丽江,进打洛,出缅甸,逛世博园、访民族村,一路游山玩水到大理,又到西双版纳。期间不但请当地文艺演出队助兴,还在缅甸看人妖表演。花费公款近60万元。从这一个方面也看出了许多问题。公路收下的钱可能有些人看来来得太容易,化起来也出奇的大方。

    至于各部门的各种收费就更名目繁多,今年山西省加大清理各种收费项目的力度,公布废止了第二批826项收费项目。这次废止的都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项目,主要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务登记证及副本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证费、干部退休证费、公厕服务费、煤炭价格稽查费、煤气建设集资费、气象费、占道费、人工增雨费、殡葬服务费、唱戏集资费等等,几乎涉及到各个行政事业部门。据测算,山西省废止这些收费和基金项目后,一年大致可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2·8亿元。

    可以想见没有公布撤消的收费项目有多少,在这样的环境下,别说外商不敢来,本地的企业也会另择良枝。山西的经济谈什么招商引资,还谈什么发展!

9

    不知从何时起曾富甲天下的山西商人的后人们已习惯了自己的贫穷,习惯了人们用各种方式的施舍,大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就象乞儿习惯了人们蔑视的目光一样。由于这种习惯也使人们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

    程炜是原在汾西插队的北京知青,一九九六年她有机会重踏这片土地,感到震惊:过去这里是山清水秀,现在是乌烟瘴气。过去路是经常要修的,现在没人修了。她梦想他们三十年前栽的树都粗了,谁知到了村子里看到的都是树桩子。她挨家挨户访问,发现许多人更困难了。特别是那些年纪较大的。她潜意识总觉得在山西有一件大事没干完,她决定拿着自己的全部积蓄,落户大宁县金疙瘩村。她知道在这种贫困山区干点事,必须有上级强有力的支持,行前她就给山西省委和北京市朝阳区委写信,果然得到各级领导的响应和支持。她也很有经济头脑。她选中的金疙瘩村有一片可能是大宁惟一的森林,这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因为道路崎岖偏远,村民生活极其困苦。程炜出钱出物鼓励农民打旱井,她说服农民移民并村,以便集中解决水、电、通讯和学校问题。在她的活动下,省里给每人拨了1000元移民费;她亲自扛管挖坑,把泉水引上开发区;她能吃苦,每天带着凉馒头、咸菜和一瓶水,上山一干一天。

    但这种真诚并没有感动当地有些人,首先人们不把你往好里想,有人说北京一个老太太想升官发财来了,还有人说她来找阎锡山在这埋的宝贝了。乡上主要干部跟她“结下怨”,骂程炜“不正常。”然后又到处调查程炜的私生活。一个大城市的妇女孤零零地混在一群农民汉子当中,把自己的青春甚至晚年都献给了本来与她没多大关系的黄土地,竟遭如此对待,我不知这是不是东郭先生的现代版。我们不能拒绝现实的贫穷落后,也不能拒绝人们善意的帮助支持,更不能用我们的愚昧无知伤害那些善良的人们。她的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但她得到了什么,用她的话,“有时一天快经历半个世纪!”

    养羊专家、北京老知青刘琪泉卖掉位于北京东四的祖产小院,为他曾插过队的大宁县太古乡买来 140只小尾寒羊。他到太古乡挨门挨户地向农民介绍小尾寒羊的好处和饲养方法,“这羊白送你们养,防疫费、医疗费、销售路子全在我身上,羊病死了也算在我身上,全部风险都在我身上,到时利润半儿劈。”为了让农民养羊,他差不多跪那儿求老百姓,但后来小尾寒羊出名之时,也正是刘琪泉的事业倒霉之日,各部门纷纷打着买羊的旗号向上要款,打着他的旗号要来的贷款被挪用被拿去买轿车。更令刘琪泉没想到的是,“老乡也那么坏。200 斤的种羊他给你养成 114斤,风都能吹走,还偷着卖,跟你说死了。”“以后对这里操好心的人千万要把这吃透,要不然名利全无,像掉进泥坑里一样。请你劝一下咱北京人,千万不要冒这种傻气,贫困地区少沾。”刘心酸地对记者说。

    面对这样的农民我们能说什么呢?当年来山西插对的北京知青象全国的其他知青一样,是很不幸的一代,什么样的坏事都让他们赶上了,但他们也是最有责任心的一代,在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都自顾不暇的时候能把一腔热血再撒在这片黄土高原,我想我们不能再对他们要求什么了。“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却在以怨报德。

    知青们靠着自己有点小路子动员农民进京打工,并承担全部火车票及办理暂住证费用,然而二十多名农民不到三天就有五人不打招呼跑了,而一起工作的还有浙、豫、冀三批农民,他们一直在踏实从业。知青回到下放的村,看着农民仍然用塑料布接雨水吃,心如刀绞,泪水纵横。他们简直不能举步回京了。马上集资3500元下山买水管,可等他们头脚走,后脚水管就被村委卖了。还拿来一瓶水报喜说水管通水了。知青弄来许多衣服玩具费了很大劲运到大宁,老百姓一边骂一边争抢:“北京人不穿了,不玩了给我们。”

    这种农民确实扶不起来,也许欺骗并不是农民的本性,莫名其妙的摊派罚款,云谲波诡的收购价格,承接不完的“致富计划”,高得离谱的住院费用,这一切的一切,都超出了农民可预期、可理解的范围;农民有的是无尽的迷惘,无尽的困惑。在这种背景之下,欺骗和投机就可能成为农民最现实的选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堕落了的民性,是这种极其偏狭的心理。

10

    《新周刊》一九九八年第14期曾推出“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在中国六百六十六座城市中评出了“最大气的城市北京”、“最奢华的城市上海”、“最男性化的城市大连”、“最伤感的城市南京”、“最悠闲的城市成都”等近二十个城市,里面没有山西的省会太原市,也没有山西的任一座城市,在这个专题的前面有一段引言:

    一座城市就象一个人,虽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

    城市的个性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和文化的凝结,一但形成便永难更改,岁末月的变迁只会磨损她的容颜而不会消蚀她的魅力。人们常常通过一条小小街道和别致的建筑物就能识别一座城市的性格特征,但只有当人与城市处于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的时候,城市的个性魅力才会真正放射出光彩。
    如果说曾被唐太宗李世民称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的太原没有通过文明卫生城市检查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失落的话,那太原在当今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无论说是形象还是地位也好的跌落,却不会令每一个对这座城市多少有点感情的人无动于衷。这不是比哪个城市人口多也不是比哪个城市干净,这只是论说一个城市的特色!

    我们的城市可以没有漂亮华丽的建筑,可以没有发达巨大的工业体系,可以存在种种的问题让市民报怨,但我们却不能失去我们整体的特性标志,这是我们赖以生存并持续不断的无形资产。这就象一个人可以家贫如洗可以衣衫褴缕,但他决不能没有个性一样,能维持一个穷愁潦倒的人的自信的唯一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人独特的个人气质。

    太原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城市,由于其“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的地理环境,号称“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历来为人们所看中。历史上曾因帝王辈出人称“龙城”,宋太宗赵光义由于太原久攻不下和军民的不归顺“万炬齐发,官寺民舍,一日俱烬”,又引汾河水冲灌。一座城市能让一个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如此仇恨,可见这座城市所曾有过的逼人气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太原已沦落为一个平庸的城市。如果你从北京深圳出差回来,无论是在飞机上俯瞰还是站在火车站出站口,太原给你的感觉就像一座县城。太原从城市规划到城市管理,都缺乏一种现代都市应有的内涵。城墙早已没了,城市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建设,在许多包工头的指挥下,人们毫不留情地推倒了大批青砖青瓦的具有独特风韵的旧建筑,兴致高昂地建立起白瓷砖敷面的没有个性的店面,城市风貌变得呆板枯燥、千篇一律。走在太原的大街上,和走在石家庄走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

    那些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独特的建筑,甚至街区分布和我们讲不明的街巷名称,是城市的历史记录,是城市得天独厚的资源,它们不但凝聚着古人精湛的技艺和审美观,还隐藏着本土一系列的人文观念、人伦关系等。这些因素和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习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让城市焕发出独一无二的魅力。

    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过于肤浅,在我们没有能力构筑我们现代文化的时候,我们过早的丢弃了我们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东西。我们习惯了漠视传统,更遑论自觉保护传统的意识了,以致出现拆掉真古董,新建假古董之类的令人啼笑皆非,又令人痛心的现象。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平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城市的形式入选,这在我国是破天荒第一次。但平遥曾出台一套至今仍令人后怕的总体规划,要不是外地专家学者的阻拦,平遥一百多条古意盎然的街巷、四千多处独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晋商留下的明清建筑的古店铺很快便消失在无知的推土机和铁铲之下,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小县城。
    然而,先人的光荣与梦想似乎没有因为被保存下来而对现代的平遥人施以恩泽,平遥至今仍是山西省最穷的吕梁地区13个县市中最穷的一个县。走在平遥坑坑洼洼的大街上,看着油漆斑驳摇摇欲坠的明清票号的老屋,真觉得“中国的华尔街”只是个传说。

    这不仅仅是城市的陷落,在一套论说中国各地人文性格特点的丛书里我也没找到对山西人的描述。也许大家只知道地域上的山西人,真正的山西人已经不存在了。在另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里我找到了一本《三晋文化》的书,书里有这样一段:“三晋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其开放、吸收的特色,到近代渐趋泯灭,或者说已让位于沿海口岸地区了。”

    也就是说我们所依赖的一种文化已经死了,文化一死,独立的山西人何存?如果我们还有点反省意识的化,我们应当反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东西代表我们的城市,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没有无论从空间尺度还是风格上惊世骇俗的代表性的建筑,我们没有可留给后人的人文景观,我们没有代表我们精神的学界泰斗,我们甚至没有一块干净的天空。

    不知从何时我们成了别人廉价的复制品。这几年南风北渐,对山西人来讲则刮遍了东西南北风。外面流行粤菜,太原的街头的饭店到处都是龙虾生吃红烧乳鸽;外面流行 8是吉祥数字,那些煤焦大王连结账都要加几块图吉利。从呼啦圈防盗门到企业改革领导讲话,山西都在跟着别人学,而总是比外面慢半拍。山西没有了自己的创造,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无论在理论还是行动上山西都表现了一种实足的弱智。

    山西人爱吃醋,醋也让山西海内外闻名,人们称山西为“醋乡”。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月高风急的晚上,一队武工队员进了一户晋东南的老财家,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主人把他们引到地窖里,里面藏有各种年份的老陈醋。几十年后当时的一个河北籍武工队员跟我说起这事时,非常感慨。一个小小的醋那时竟演绎得如此有韵味,当我们在大运公路清徐段再看到路边卖保健醋老陈醋的地摊,我们的失望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山西的贫穷不仅仅是物质的。

11

    今年七月,几尊罗汉头从海峡对岸的台湾经飞机长途跋涉后运抵上海,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随后又乘上了返回山西的飞机。十八尊罗汉头像的老家是山西省灵石县资寿寺,资寿寺初建于唐,宋元明时都重修过,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大型元代壁画和以十八罗汉为代表的彩塑艺术价值很高,遐迩闻名,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三年的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十八罗汉的头被人野蛮地割下盗走并贩卖出境外,历经千难万险由台商陈永泰在海外文物市场发现后重金购回归还山西的。

    我们不知偷盗者在他割下一具具罗汉头的时候,除了迫不及待的挣钱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心理。罗汉头在这里应有两层意义,一种是文物的,一种是宗教的。对前一种来讲罗汉头已存在了几千年,中间不可避免的经历了坎坷风雨,之所以能留下来除了许多的机缘之外,里面暗含了多少人们极尽全力保护他的故事。对于凝聚了多少人生命场的文物的这种粗暴的作践,已没有任何的人性可言。其次,罗汉本身是一个除恶扬善的神,是受人们顶礼膜拜的。能在神头上动刀,他似乎已没有对天打雷劈的报应的畏惧,对一个没有其他精神支持的人,可以讲他已处在一种什么事都敢干的虚妄状态。

    就在最近,11月24日晚 7时山西省五台县境内一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了一起歹徒武装抢劫文物的恶性案件。在案发现场两位看守人被打伤,看守寺院的狼狗也被歹徒用毒药毒死。有三尊佛像被抢走,另外三尊佛像被开膛破肚,受到了严重损坏。被劫的南禅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全木结构建筑,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殿内的十七尊佛像造型精美,体态端庄,有着极高的文物价值,全部都是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惨遭劫难,损失难以估量。在传说中,佛像肚内藏有经书和金元宝。

    山西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的炎帝曾活动于今山西长治一带,中国史前三大伟人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南部。因此山西的文物古迹非常丰富,从夏商周至元明清,中华古文化之链,绵绵不断,中国宋、辽朝代之前的地上古建筑物,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山西境内,故有“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之称。

    历史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一旦失之、毁之无法再生的无价之宝。它还不像物质资源,如果人类把它消耗殆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能找到一种替代物。从这点上讲,对文物古迹保护的不力,是千秋万代最大的罪孽。我在电视上曾看到晋南一个县的文物管理者为给一处文物找看管员四处奔走的写实报道,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珍贵的文物似乎成了人们的一个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文物的处境可想而知。

    在运城的侯马曾发现中国最早的条约文字“侯马晋国盟书”。这里及附近的地下文物极其丰富,一个当地人用手指着前面自豪地对我说那里埋着好几个上海。我无法判断这句话有多少依据,但我想这决不是空穴来风。就在这里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一个是“侯百万”一个是“郭千万”。

    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感到二人的不同寻常,大字不识几个的小工人靠着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了富甲一方的暴发户,祖先留下的遗产成了疯狂攫取财富的捷径。往往一件文物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挣,靠这得来的钱买来了豪华卧车、先进的通讯设备、木仓支弹药,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和恶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当地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其罪行触目惊心。他们以金钱为诱饵,拉拢腐蚀了一些有包括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等要职的党政干部和司法干警,从而有恃无恐,横行无阻。

    山西境内不可移动的文物就有三万五千余处;全省文物工作人员仅一千多人,九八年省里给文物部门的专项经费只有900万元,点多面广,缺少资金,缺少专业人员,文物保护只好“下毛毛雨”,根本谈不上利用好山西特有的文物资源。一段时间山西的文物盗掘情况严重。仅临汾、襄汾、侯马、运城地区,近5年就破坏了万余座古墓。甚至还发生了原省文物局局长张希舜与文物贩子勾结,倒卖国家文物的大案。

    几年前,太原第一热电厂在太原南郊金胜村扩建施工时,发现一片春秋时期的墓葬。施工者在当时一位省领导支持下强行施工,毫不留情地要把墓区推平。考古学家闻讯而至,用身躯挡在轰鸣而来的推土机面前。结果,赵卿墓的发掘成果惊人,仅青铜器就有两千多件。经考证,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晋国赵简子之墓。一九九一年,在侯马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参与发掘的省考古所技术室副主任商彤流介绍说,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停工没几天,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出土文物流向海外。临汾的广运殿亦称尧宫,传说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古帝王尧召见众臣共商国事之处,始建于唐显庆三年,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清晨的一场火灾,殿内塑像被烧毁,大殿已坍塌。

    虎年来临之日,阳泉市郊阎家庄修公路,放炮从山上震下一个重达百吨的石块,竟是较完整的一座石窑,内有数十尊石像,石刻纪年表明,石窑为北魏孝昌三年所造。就在文物部门制定保护计划的时候,一天夜晚,一群文物盗贼开车呼啸而来,将看护人员用铁丝捆绑,然后将石窑中十一尊主要石像的头部凿下掠走,至今下落不明。

    其实山西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留给后人的遗产的话,就是老祖先留下的那点东西,我们无能我们不肖我们落后,我们再无法重复先前的那种辉煌,我们也无法再创造精致优美的文化,我们唯一做的就应该是细心地呵护它,而不要糟践它不要破坏它,否则,总有一天把地下地上的挖完盗完破坏殆尽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失去了头颅,我们就真正一无所有。

12

    公元前 597年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晋国大夫屠岸贾在没有向国君请命的情况下,突然拥重兵进入后宫,杀死了赵朔全家老小,只有身怀有孕的赵朔的妻子躲过了这一劫。过了没多久,赵朔妻生下一个男孩。屠岸贾知道消息再次进宫搜索,赵朔以前的两个手下公孙杵臼问程婴“扶立孤儿使继承先业与殉死哪个难?”程婴回答“扶养孤儿继立难”,公孙杵臼说“你受赵家厚待,就尽力完成难的,我担当容易的,让我先死”于是公孙杵臼抱着自家的孩子藏匿于山中被搜查的诸将杀死,真正的孤儿则由程婴隐藏了起来。到赵氏遗孤长大成人报仇血恨后,程婴说“当时许多人以身殉职,我不是不能死,而是我想保护赵氏的后代,现在我应随公孙杵臼他们去了”完后就拔剑自刎了。

    同样在晋中的介休市的东北面有一座绵山,那里也出了一个人物介子堆,是与一代霸主晋文公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晋文公受诬陷逃避它乡四处流亡,介子堆忠心耿耿吃尽万苦,但晋文公复国大赏中不知什么原因竟遗漏了他。介子堆为人狷介无比,以后便托病在家,甘守清贫,躬自织屦,以待奉其老母。后晋文公被人提醒,亲自赴绵山找介子堆欲补天大之过。介子堆耻于求赏,背着母亲隐藏在绵山的深谷之中。晋文公求介子堆不得,放火烧山欲逼其出来。介子堆终不肯出,母子相抱,死于枯柳之下。人们为纪念介子堆,特立寒食节,地名介休亦取介子堆休息于此之意。

    赵氏孤儿的故事不仅感动过中国人,也感动过外国人。早在几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人就据此编了一出剧,名字就叫《赵氏孤儿》。这两个故事也许是晋文化人文精神的代表,他们在生与死利与义之间奏出的人间绝响,在几千年的历史隧道中绵延回荡。我们已无法想象古人是怎样生活的,无法理解推演他们的精神状态,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活得那样洒脱死得那样从容,我们与他们相去甚远。想一想他们再看看现实发生的事,我们与他们不仅仅是山高水远,而简直象天外来客。

    韩成刚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矿业学院毕业的科技人员,一再冒犯当时如日中天的国内名牌企业,由此惹起了5场官司。让韩成刚两次做被告的,一个是生产矿泉壶的5家公司,一个是生产三株口服液的三株集团公司。前者是因为韩成刚说出了“矿泉壶产不出矿泉水”的惊人之语,后者是有恼于韩虽不点名但很犀利地指出了三株口服液的几大疑点。都是坏了人家财路。韩成刚干的本应是记者和政府官员干的工作:对产品质量和广告宣传实行监督。然而,从矿泉壶到“三株”,两大诉讼中,人们似乎只看到韩成刚一人的身影。韩成刚在个人利益方面是“人财俱损”。韩成刚被迫应诉后,为打官司举证而奔走,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先后十多次赴京收集证据,期间仅支付的律师委托费、调查取证费,交通费即达3万多元。在北京奔波的日子里,他借宿在亲戚家,白天常常又饿又冻穿行在街头。

    《光明日报》“新闻聚焦”栏目自今年7月5日起连续报道了山西盂县乱砍滥伐国有天然林的重大毁林事件,就在 7月11日这组报道告一段落之时,参预报道、家住当地的被人戏称为“盂县的焦点访谈”通讯员程瑜在家门口遭到蒙面歹徒的突然袭击,被菜刀砍成重伤,其中右手 3个手指几乎被砍断,而案发三个月后凶手仍逍遥法外。程瑜原为煤矿工人,左腿严重伤残,业余时间喜欢新闻写作。几年前因煤矿效益不好,程瑜下岗了,以后他拜师学艺专心新闻摄影、写作,为几家报纸作通讯员。

    韩成刚、程瑜是有血性的人,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点古晋人的影子,这样的人在现今的山西可以说凤毛麟角,遭遇却如此坎坷,可想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13

    “黄河之水天上来”,桀骜不驯的黄河象一柄利剑在山西吉县龙王灿一带,劈出一条宽五十米、深四十米、长五百米的深“沟”,这就是被当地人称为“十里龙壕”的壶口。黄河奔流至此,三百米宽的河床突然收缩成五十米宽,河水骤然敛集成束,以山崩海立、雷霆万钧之势跌入这龙壕中,形成了黄河上最为壮观的景色——黄河壶口大瀑布。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日中午,山西吉县二十四岁农民朱朝辉驾驶摩托车成功飞越黄河壶口瀑布,随即与未婚妻举行了婚礼。

    时间已过了一段时间我这里不想再去评论这次飞跃的意义,也不想就我所听到的种种议论再发表什么见解。在这之前的一九九七年,为了以所谓展现国人的勇敢而庆祝香港回归,“亚洲第一飞人”柯受良先生驾驶跑车,成功地飞跃了黄河壶口瀑布。我只是注意到了在这次规模尽管比不上柯受良那次但也规模不算小的报道中,媒体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词“黄河娃”,据说负责这次飞跃策划的北京的媒体为了更具轰动效应而别出的“娃”招。

    这种对事件主角的指定其实是给人们一个假定条件,告诉世人飞越黄河本身难不难是一回事,但黄河边的农民“娃”要是飞过去,这就有些意思了。我感觉是似乎主办者在告诉大家,这次主角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不是什么特技运动员或职业冒险家,要不人们就会称柯受良先生“阿里山娃”而不是什么“亚洲第一飞人”了。这样使我有点泄气,且不说我听到有人算过按摩托车一百多公里的时速在那种落差下飞越四十多米的宽度只要会骑摩托车有点胆量就不成问题,而一个“娃”字使这次飞黄打了许多的折扣,含了太多的水分。

    朱朝辉先生是在看了柯的飞黄后,心有不服才倾家荡产开始一步步飞跃的,从这点上讲朱先生的飞越在慵懒、缺乏挑战的山西的今天不乏意义。这种行为的实际意义就是一种对社会的激励,在追述一九九七年各类重要人物和事件时,传媒曾把柯先生推崇为“十大好汉”之首。四川曾有个尧茂书首飘长江魂灭长江头,上海有个余纯顺徒步穿越中国埋骨戈壁滩,都成了一种精神的代表。我想如果我们把尧茂书或余纯顺称为什么什么“娃”,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的。而我们做的事总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一开始我们就比别人矮了半头,就象比赛我们总在B组C组,赢了我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一九九九年的一部由许多明星推出的一部贺岁片《没事偷着乐》中,有一个小角色:二民的老公,这个肥肥胖胖傻乎乎的小农民个体户是个山西人,这个爱打老婆又不会种孩子的乡巴佬在他捧出一堆的金戒子作为对大民的感激后,我觉得他似乎什么都没有了。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作品,我们没有必要中上纲上线胡扯问题,但大家只要回忆一下这些年看到的不少东西,就会觉得里面包含了许多我们没注意的东西,其中折射出山西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形象。在《我爱我家》里也有谢园演的一个小偷的角色,那一口浓浓的雁北话告诉这是个山西人。再如取镜于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描写晋中缺水的《老井》,我们看到的都是贫穷落后,看到的都是愚昧无知。

    几年前电视台有一个婚姻介绍的节目,给我的感觉好象这个节目是专为农民制作的,节目一开始女主持人带着几个农民走上来一字站开,不知是化妆师偷了懒还是我们摄影师的镜头选择的角度不好,我们的农民兄弟都有些委琐不堪,木呆呆地站在那里,然后由主持人问择偶的条件,大多数人都是底气实足地说自己有多少存款多少房屋。在这里婚姻没有了任何内涵成了简单的物质交换,使后来我在看“打拐”的报道时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这个节目。许多外地人看了这个节目后,用一种使我很不舒服的口气同我讨论。因为北京也有类似的节目,是拍的实景生活,切不说制作水平,单从视觉上我们也舒服多了。

    山西的这种现况与山西整体的素质低下有极大关系,一九八七年山西全省小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52%,超过半数以上,而大学文化程度的仅为0.6%。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共有 604名,山西入选的只有一个半(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李德平先生常年住在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共有 436名,山西入选的只有一人。《东方之子》为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人物访谈栏目,专门采访有较大影响的名人精英。最近出了一本百人访谈录,一百人山西籍的只有一人。

    山西目前全省有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26所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研究生1387人,在校本、专科学生6.8万人。全省有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86所,在校生22.777万人。山西的高校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二十一位。山西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在六十年代以前在全国是好学校。但在最近一项全国大学实力排名中,山西所有的大学排在最前的是山西医科大学,名次是八十八。

14

    公元前325年当时的赵国疆域与林胡、楼烦、东胡等部落为邻,与卫、韩、秦等国交界,赵国的国力较弱,在列国兼并剧烈的社会形势下,赵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赵国常常受到邻国的侵扰,战争中常被打败,甚至大将被擒去城邑被占领。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矢意改革,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国人宽袍大袖之短,组建先进的骑兵队伍,使赵国很快成为“七雄”中的强国之一。

    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敢于突破旧的传统观念引入先进外邦文化习俗,反映了他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开拓创新的勇气。三晋文化处于我国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一段时间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使它能够以黄土大地般浑厚而广阔的襟怀,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吸收、融合,又进一步促进了三晋文化的发展。

    纵观中华历史的进程,山西的兴衰基本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同步的,在这过程中有三次相对的高潮。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曾是七霸之一,这时候以法家为主体的三晋文化是一个个性比较突出的独特的文化形态,在瑰玮璀璨的中华古文化总根系中,三晋文化占据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第二次是在盛唐,这时候山西是以文化为其特征,出了许多大文学家诗人,有唐代著名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白居易,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柳宗元;第三次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明清,这时候山西是以经济世俗为其特征,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商业之繁盛。

    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三晋文化逐渐由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融入整个中华文化之中,也由精神文化逐渐向世俗文化跌落,从而也渐渐失去了代表我们文化活力的部分。山西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清代以后山西在全国文化学识上能提起来的只有傅山一人。就是辉煌一时的山西商人,“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个稀罕的部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少精神的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没有一定的思想理念作先导,又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断后,山西人渐渐成了一群无头的苍蝇。山西商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由于没有文化上的支撑,他们只能躲在历史的角落里。我自认为读书不算太少,但知道山西商人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比晋邦商人势力小得多的徽邦商人,由于文化上的优势,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则远远胜于晋邦商人。

    近代的山西能在全国的大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很少,能在历史的天空上闪耀的几乎没有。土皇帝阎锡山曾在山西几十年,且不说他的功过是非,为了隔绝山西与外界修的窄轨火车足以贻笑千古。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历史的前半期,山西是个胡化严重的地区,胡人强悍孔武挠勇善战。阎锡山的兵被人讥为“丢枪不丢醋葫芦”,以古较今,山西兵的战斗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山西解放后出了那么多的劳模,都是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作为劳动者他们表现了少有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但要作为一个省的代表,特别要作为山西人这一族群的代言人,他们并不合适,缺少太多的知识修养文化背景,更缺少开启未来的胆略和统领全局的气魄。最具代表的是“文盲总理”陈永贵,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1000个。陈永贵是个非常好的农民,但不适合当总理。总理是要审批重要文件、起草重要文件的,是要懂现代科学和历史知识的,没有文化的人绝对不能当的。

    三晋文化脱离了优势文化,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这里有两重意义,一是我们文化再没有优胜劣汰的优势,其次是我们族群的代表已不是最优秀的精英。失去了优势文化,也就失去奋发进取的精神,甚至失去了我们应有的自信。

15

    从太原往西走翻过一座大山就是太原的卫星城市——古交市,这里有西山矿务局的四个矿和四个洗煤厂,也有数不清的小煤窑。横穿市区的公路上跑着各种各样的运煤车,几乎全都是开放运输,空气中充满了煤尘。沿着这肮脏不堪的公路往西,走不远就可见到一座水库大坝。这就是保障太原市近三百万人生活用水的汾河水库。沿岸边行驶,到处是没有植保覆盖的黄土丘,被水冲出镂刻般的沟渠,裸露的黄土似乎随时能吞噬已污脏不堪的水面。想到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任何人在这时都会有一种对自然的恐怖。

    我们先看《华声报》1999年8月19日的报道 “山西大旱三百万人缺饮水”:

    太原十八日消息:山西省旱情持续发展,已造成人畜吃水困难,影响了农业生产,今年全省秋粮减产已成定局。

    据介绍,今年是山西省继一九九七年以来连续第三个大旱年。全省一至七月份平均降水一百九十九毫米,较历年同期少七十九点四毫米,除个别地方有少量降水外,多数地市一直处於乾旱或严重乾旱状态。

    进入八月份后,全省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一直在摄氏三十六度以上,土壤蒸发量加大,失墒加快,部分地区乾土层高达三十厘米。全省人畜吃水困难加重,有三百多万人、四十六万头大畜吃水严重困难。

    地处华北黄土高原的山西,是中国水资源短缺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均占有量只有466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7%,世界人均水平的4%。如此贫乏的水资源,加之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中高周低的地形条件,实际人均拥有量远比统计的数量还要少。作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山西省,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缺水状况日益严重,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发展。

    世界水文专家协会主席米歇尔·奈特曾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披露:“全世界每天至少有5万人死于由水污染引起的各种疾病,发展中国家每年有2500多万人死于不洁净的水。”中国水利部长钮茂生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在30年内我国的干净饮用水就会枯竭。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山西从世行贷巨资实施万家寨引黄工程。这是一项耗资巨大、任务艰难、科技含量很高的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被称为山西人民的生命工程。

    然而,黄河的水又怎样?据报道,近年来黄河的流量锐减,频频发出断流的警报。专家预测,到2000年以后,黄河将会年年断流,或至少出现10年断流8次、9次的局面。黄河水流的巨减,连壶口这处世人瞩目游览胜地,往昔的辉煌也渐渐褪色。水利专家警告,如果黄河上中游地区再不加强综合治理,壶口段在不久的将来势必出现断流现象,壶口瀑布也将由此变为季节性瀑布,并有可能最终消失。

    一面是黄河断流,一面又是大量的引黄工程上马。经济和社会越发展,水的需求量就越大。黄河就一条,引水渠道却有千万条。人们不禁要问:母亲河的乳汁到底还剩多少?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水和土地一样,是关键性的发展资源,黄河断流的原因很多,有气候因素,但主要是人为因素。黄河断流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水文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它反映了我国流域性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历史上的黄河流域曾到处是森林和草原。晋北的雁门关与偏关之间“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但是到了唐宋以后,黄河流域的森林破坏日趋严重。目前,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山西境内天然森林主要分布在管涔山、五台山、关帝山、黑茶山、太行山、吕梁山、太岳山和中条山八个林区,人工林主要有三北防护林中的晋北防护林和各地速生丰产林。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为8.1%,低于13·92%的全国平均水平。管涔山林区地处山西省西北部,现存原始林区70多万亩,林区对黄河中游流域的水土保持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这片原始森林正以每年4万多立方米的速度被砍伐,被砍伐地区大部分也未及时补种。号称“黑三角”的晋、陕、蒙煤矿开发区地表植被,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绿色水库”的消失,是造成洪灾与断流并存的根本原因。

  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生态环境恶化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黄河季节性的断流,一方面引起河道萎缩,另一方面引起滩区土壤沙化。在地面植被保护不当的情况下,黄河下游河道有可能变为一条巨大的沙带,使昔日黄河故道“风动飞沙扬,十种九不收”的局面重演。同时也造成了局部气候变干,影响了下游河道鱼类的产卵繁殖。近几年,我们不断受到一场场沙尘暴的猛烈袭击,我国是世界上沙漠面积大、分布广、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沙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积达153·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9%。山西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沙漠,但黄土地的日益沙化其对人类的危害一点也不次于遥远的沙漠,毕竟它在我们眼皮底下。

    自然环境的恶化对我们生存已产生极大的威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是这些年到过发达国家并且愿意稍微观察、思索一下的人,都不难发现那里人们对生态环境普遍的热爱与我们对生态恶化之熟视无睹间的强烈反差。究其原因,现代社会中“生态文化”的良性发展,是建立在广大国民对生态关及的利益有深刻的理解认识为依托的“普遍生态责任”基础之上。而对于大多数的我们讲,就像黄河岸边的那些“看客”一样,沉溺在虚妄、失智和盲从的心态之中;沉溺在对自然界长久的冷漠和伺机一逞的贪欲之中,而永远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生存环境中蕴涵的危机,更不可能肩负起对自然界和人类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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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同时,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生存状态。

    镜头一: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至九日,山西文水县发生山林火灾,有关部门组织大量官兵及当地干部群众进山救火,二十多名位村民在火海中丧生,年龄最大的四十八岁;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七岁。他们死的时候有的几个人一堆,也有一个人倒在一边,尸体大部分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失声痛哭的村子,近百米长的灵棚,新打制的棺材,反复播放的哀乐,阴沉的天空,沥沥淅淅的小雨,一拨又一拨前来痛悼死者的村民,号啕大哭的女人,悲痛欲绝的孩子……整个村子都被悲伤包围着。两只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哀乐,哭声此起彼伏。因为过度悲痛,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父亲的亡灵前休克。已经有两位老人听到噩耗后病倒,大部分死者的长辈没有来,家人担心他们会承受不住。

    武晶晶是救火中死去的武登高唯一的女儿,18岁,正在文水县一中读高三。武晶晶一身孝服,腰里扎着一根草绳。从灵棚那儿看望了爸爸之后,她决定不读书了。爸爸死了,弟弟还没有成人,她想退学回家帮助妈妈分担一些负担。

    镜头二:接医院通知,因拖欠药费,十七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宋鹏飞将面临断药,对他来说,断药几乎意味着等死。目前,宋家三口租住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套两居室内。宋鹏飞正是“叛逆”的年龄,本来就与父母话少,现在他紧闭房门,他每天在这里吃饭、吃药、看电视、睡觉、早晚各做30个俯卧撑,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他也不知道。宋鹏飞说:“现在我不想将来了。”他过去的理想是“搞电脑”,为此报考了计算机教育学校,本来应该在今年中专毕业。

    宋鹏飞是山西临汾人,一九九八年的一天宋鹏飞由于腿被剪子尖扎了个小口儿由他父亲宋希善把他送到临汾二院,在动手术的过程中,输了有病毒的血,宋鹏飞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由于得了这种可怕的病,他们有家难归。有的邻居堵在门口大骂,有的邻居则搬了家。村里近百人聚到市政府,要求“不许艾滋病回家”。宋希善带儿子躲到邻村的姨家,刚进村,村长就跑来对孩子说:“你赶快走,这儿的蚊子咬了你,再咬别人整个村就完了。”他们只好从外面锁上大门,晚上悄悄走小门回家。他们的亲戚朋友都远离而去。

    父亲宋希善因单位临汾纺织厂效益不好提前退休,已一年没有领到退休金。大年初三是宋鹏飞的生日,这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躲在屋里流泪,鹏飞推开门说:“别哭了,实在没人管,咱们就回老家住窑洞吧,我天天去放羊,羊总不会嫌弃咱们吧。”母亲张惠几次欲寻短见,半夜睡觉的时候,她突然坐起来抽自己嘴巴。宋鹏飞向记者否认曾试图自杀,而他的母亲几次看见他用头撞墙。

    有多少人因非法输血而被感染艾滋病毒?没有人能够提供这一数字。据国家卫生部的资料,在山西省三年来对42万余人进行了血清艾滋病毒(HIV)抗体检测,目前已经发现的总共有134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132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全部都是“有偿供血者”。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检测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上可怕的艾滋病病毒,很多人一直在卖血。

    镜头三:山西静乐,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1000万。静乐全县共有教师1763名,其中在乡及乡以下学校教书的教师共1413名,分公办民办和代课教师三种,其中公办教师每月工资为376元,民办教师为180元,代课教师60元。距静乐县城30公里左右的康家会镇,位处公路沿线,通电有水,算是静乐县条件相当好的镇。孟毅亮老师是石帅小学唯一的教职员工,曾以复式教学得过省级“教学能手”奖;而村上干部的评价则是,“求上进,有头脑”,从学前班到三年级,40个学生。我们听听记者的描写:

    孟老师的三折叠小黑板打开之后每一折又有三棱活动式拼条(类似孟老师不曾见过的城里的活动广告板),一板多用,老旧拼凑的桌凳却不少钉不缺腿个个结实,粗陋的剪纸和彩条围成学习园地……令人辛酸的简陋和节俭中处处见努力处处是精心。

    孟老师没怎么说自己穷,他说村里人很穷,班上的孩子穷,他的学校穷,但要一点点改变,穷也不能不要点体面,要干净一些,要整齐一些,要尽量利用有的东西。

    孟老师当然很穷。1997年转的公办,月工资350元,就这么点工资也从来没按月发过,比如上个月刚刚发3月至6月的,另外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常要扣杂税,比如修路,比如县里建化肥厂,一年之中,几乎要扣掉一个月的工资。孟老师有三个孩子,其中小三属于超生————避孕出了岔子,是这么多年孟老师一直觉得对不起国家的事。两个大孩子在念书。大女儿念的是乡里的中学,学习不错,本来考上县中学,怕贵,没去,二女儿留在本村读小学,最小的还没上学,跟着做农活的妈妈。

    两个大孩子的学费、6亩地的化肥钱、雇牲口播种的钱(每亩大约50元)、100块钱的电、300块钱的煤、偶尔打针吃药……孟老师说他“尽量不欠债”。

    孟老师的家是东边圪台平村的,离学校有20来里地。孟老师有一辆“28型”自行车,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如果家里农活实在忙不完,就星期一一大早赶回————这儿的孩子5:30就来学校上早自习了。

    孟老师平时吃住都在学校里。一铺被褥,一口锅,三副碗筷,一盏没了灯罩的台灯,一个脸盆,两块辨不出图案的毛巾,一把向学生家借的椅子,每样东西都以不可或缺的功能获得了主人的珍惜和尊重,孟老师轻拿轻放的,尽量延长着与它们相依为命的时间。

    晚上7:00放了学,孟老师把学生们送出校门,看着他们过了公路,折回学校开始做饭。

    孟老师从箱子里掏出半个圆白菜切了两刀,把剩下的放回去,又从锅台边的一个小筐里择了一把豆角(差不多是总量的三分之一),先是用水煮了(这样比较省油),然后捞出来,胡麻油炸锅,撒了盐和酱汤,最后再把切好蒸熟的莜面拌上。

    孟老师做饭很细心,舀水的时候稳稳的,切菜蹑手蹑脚的,似乎要保证每个菜叶每滴水顺利进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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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五年除夕,北京复外大街的部长楼院里。爆竹带着斑驳的色彩和尖利的哨音,在半空中划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给千家万户送来阵阵欢愉的笑声。重病缠身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山西人陈永贵躺在床上,癌细胞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之灵,老人被折磨得蜷瑟消瘦,像一支随风摇曳的蜡烛,眼睛里放射着忽明忽暗的光亮。

    3 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象睡得很沉。新华社发布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举行了陈永贵遗体告别仪式,在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中有大家熟悉的山西人华国锋。陈永贵的骨灰盒随后被送回老家大寨,昔阳县的领导人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迎候,当年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家乡跪在路上迎灵。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锚大地。”

    在我们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时,作为每一个山西人,我们要面对的首先是这么一个问题:何处是我们的家园。一九九九年在深圳的高交会上,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的展位前,为一个技术问题我同一个年轻人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山西人,因为在太原的研究所没前途而“孔雀东南飞”。第二天我去世界之窗游览,在一处表演区我看了看牌子上的介绍,演员中的好几位都是山西人,他们扮演着和他们不同种族肤色的人,跳着异国情调的舞蹈,使我感到我们之间的距离那么遥远。在北京的中关村,一个小姐在推销厨具,看到我们的车牌子,告诉我她也是山西人……

    这么多的山西人流落在外,我们不能说他们不爱山西,也不能讲他们不想为建设好山西出力,他们多数似乎是出于一种对家乡的无奈和失望,家乡没有给他们施展才华的天地,没有一种让他们舒心的人文环境。

    我有一个姓王的亲戚是广东人,有一年他来太原说是寻祖来,当时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怎么和山西有了关系。在他出去四处找寻的时候,我只是留心看他回来时的情绪。我不想同他仔细探讨他的寻根过程,因为我知道答案只能是一种深深的失望。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洞大槐树是多少华人魂牵梦绕的故乡,我每次路过洪洞,我都在想山西对回来寻根的游子来讲,能寻到什么呢?山东籍作家李存葆回山西寻祖,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在洪洞,‘水包座子莲花城’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我只能从历代文人咏洪洞的诗文中,去体味昔年的清碧美妙……我驱车上太原,刚出临汾地界,就见汾水断流。”

    山西太原举人刘大鹏,在一八九九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明火大盗横行”,人情“处处冷淡”,“……风气之贪日甚一日,人皆惘然不知也。学校之坏由师生不潜心讲学也。”

     那么今天在过了一百年之后的一九九九年,我们又能写下些什么呢?是世界城市污染第一?是捡菜叶度日的煤矿工人?是造假酒的土院做坊?是卖来的四川女人的失神的眼睛?是喝人奶的“三盲”法院院长?是盗出国外罗汉的头?是公路上歪戴着帽无端罚款的交警?是贫困乡村干部酒席上的杯觥交错?是山村教师菜里少得可怜的油水?是大风扬起的黄尘?是……

    某种意义讲,做一个现代的山西人是很不幸的。我们生活在中国最贫穷落后的一隅,我们没有深圳欢乐谷那样的主体公园可使我们带着孩子享受双休日的阳光,我们听不到第一流的音乐看不到第一流的绘画,我们呼吸着污浊的空气,我们承受着贫穷的巨大压力,我们没有足以能瞻前顾后的思想巨人解析我们时时降临的困惑,感受着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文环境。我们成了时代的弃儿。没有人关注你的过去你的今天你的未来,我们甚至没有哪怕能使我们兴奋一下的幻想。

    可以用崔健的歌“一无所有”表达我们的处境,从这点上讲作为二十世纪末的山西人又应是痛苦的,但我们的农民老乡还蹲在门前晒着温暖的太阳,我们的处长们还喝着热茶看报纸上明星的花边新闻,我们的乡长们还在玩推倒胡,我们的企业家还在同小姐泡桑那……面对麻木不仁的现实,我们又实实在在痛苦不起来,痛苦对我们来讲真是一种奢侈品,我们不知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面临的一切,我们不知我们该做些什么,现实注定我们只能处于一种尴尬麻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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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上海外滩的高楼上挂出一条标语:“离下一世纪还有1500天”,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时,我被上海人的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深深感动。几年的时间如飞箭一般过去了,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十年代香港有人狂言“三十年代看上海,三十年后看香港”,我想现在多少该有点收敛。被人们戏称“小男人”的上海人在洋浦大桥在东方名珠塔在世纪大道上充分表现了与天下争先的大气,上海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山西人没有这种意识,山西人一直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躲在娘子关里“不知今夕是何年”,现在离下一世纪还有几十天。

    就在离一世纪还有不足一百天的时间里,上海办了个财富论坛广邀世界级豪富巨贾为下一世纪呐喊,深圳搞了个高新技术交易会聚天下顶尖公司为下一世纪助威,云南的世博会以人类目前最大的主题绿色环保为切入点向世人展示了“彩云之南”的广阔发展前景,北京的大阅兵则让我们看到了国家一天天的强盛。那我们山西呢?

    当我在去深圳的飞机上看着充满皱折的黄土地最终消失在厚厚的白云之后开始构思这篇文章,并试图自己从中能说明些什么的时候,我真不知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人,而且由于工作的关系,近几年来我几乎跑遍了山西的东南西北,但至今大到家乡山西在我心中到底是个什么位置小到我是否喜欢我居住的那片小区我都说不清,我更说不清一个现代的山西人究竟秉承了多少先民的精神和我们对未来下一个世纪应有的企盼。

    作为山西人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地域上的概念,不是说我们生在山西就是山西人,同样也不能说那些在山西的外地人不是山西人。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山西人的定义应该是一种文化上的,是一种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甚至经济的因素把许多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纽带。它决不单单是一个名词是一个符号,应该是一面旗帜一种咒语一尊神像。一个山西人应经过自觉的奋斗,依靠有意识的抉择,经过自觉的反省而把三晋的文化内化,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山西人。如果没有文化意识,那么他们只剩下了人的自然躯壳。

    做为儿女我们有责任让操劳一辈子的下岗父母不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看不起病,做为父亲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儿女享受最好的物质和最优秀的文化,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才能在商业社会中有立足之地,同样做为一个现代的山西人我们有责任把我们先民的文化薪火相传,有责任继续前辈曾有过的辉煌和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也有责任把这一切中的精髓经过我们的整合传给子孙后代。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山西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望世家族闻喜裴氏家族。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对于公侯将相数以千计的裴氏家族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在于他们重视教育,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其实,回首我们一百年里,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不能说我们一直停滞不前,未来也不全是暗淡一片,只是我们太缺乏对自己的一种反省。我们已习惯了把种种过错归咎于古人他人,习惯了动不动就怨天尤人指桑骂槐,我们却缺乏我们先人所有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自强不息的团队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南韩掀起了“献金爱国运动”,在韩国各处的住宅银行里,随时可见排着长队准备献金的人。仅三天,参与这个活动的就有20万人,献出的黄金多达17.7 吨。他们拿出很珍贵的业务客户送给的珍贵的幸运金钥匙、拿出长辈们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金项圈,许多名人也把自己得的金奖牌、金奖章交到银行,银行用黄金换取的美元将用以解决外汇危机和支援出口创汇企业。

    这就是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现实的山西给了人们太多的失望,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千头万绪的思路,我们用充分的理由困惑彷徨。山西目前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心态一种社会环境的大整合。在我们处于新旧世纪之交,我们确实应该整理我们的混乱的思维,清理我们的门户,明白我们的责任。

    如果我们的父母官总是以人们素质太差为自己的无能与腐化开脱,老百姓总是以“贪官污吏”横行为不思进取找借口,而不去进一步反思内里隐含的东西从而认清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并现实地得出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贫穷落后将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走过的轨迹的反思,没有甚至对几百年来晋文化衰落的跟踪,我们不会解决我们心中的疑问,不会消释我们的困惑,我们不会站在更高的一层规划山西的未来,我们也就没有未来。

    要做到这一切,我们需要一种短接,需要一种直接与古人的对话,需要我们把我们生命之链的 DNA重新排列组合,找回我们先人优良的人文密码,用古人的血性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