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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元帅在山西

  罗荣桓在他如歌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三次踏入三晋热土,在汾河两岸、吕梁山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为三晋大地播下了革命火种,领导抗日军民英勇抗击日军侵略,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山西人民心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渡河东征在吕梁山区开展工作
  
  
  1936年,罗荣桓刚刚经历了长征的洗礼。红军在陕北刚站稳脚跟,中国局势开始急剧变化。华北上空乌云密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举行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指导思想,并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
  1936年2月20日晚8点,红一方面军渡河东征战役正式打响了。红一军团红二师五团和红二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两支突击队,分别在绥德县沟口和清涧县河口强渡黄河,率先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境内。
  2月21日,身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罗荣桓率红一军团政治部先遣人员和宣传队在绥德县沟口东渡黄河,到达山西中阳县的刘家庄宿营。2月22日,他们移驻刘家河;2月24日,又移驻塔上村。
  东征进入山西之后,一路披荆斩棘,斩关夺隘,胜利进击,先后进行了关上(中阳县)、蓬门(隰县)之战和兑九峪(孝义县)大战等,给阎军以极大的挫败。
  尤其是2月25日,红一军团在攻占关上村一战中,全歼号称“满天飞”的阎锡山的独立第二旅,显示了红军的威力,鼓舞了军心、民心。2月27日,罗荣桓率部到关上村,组织打扫战场,收缴了许多战利品。
  关上、蓬门大捷,粉碎了阎锡山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抗防线”,红军军威大震,士气日盛。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发动群众,开展白区工作,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部于2月下旬在石楼县西卫村召开会议,就创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了具体研究和部署。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20多年的“白地”。为实现预定的在吕梁山区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要迅速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任务。随即,2月28日,各东征部队和地方工作团立即传达了这一指示,在北起中阳县、南至永和县的吕梁各县大力开展创立地方政权,扩红、筹款和赤化的群众工作。这天,罗荣桓率部经高阳到刘家坪宿营。
  罗荣桓对党中央提出的创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深谙其意,深有体会。为此,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开展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之中。期间,罗荣桓于3月2日率部经高阳到下堡宿营,3月3日率部以战略姿态做群众工作。3月6日率部移驻郭家掌。
  罗荣桓与毛泽民率领的抗日先锋军地方工作团选派了阎红彦、黄石山等熟悉当地情况的骨干力量,密切配合地方党组织,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创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罗荣桓他们从阎红彦和黄石山那里得知,晋西一带的吕梁山区虽然贫困,但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早在30年代初,沿河一带就有了党的地下活动,特别是中阳、石楼、孝义、交口等县的部分山区,就是1931年阎红彦、马佩勋等同志率领“晋西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此次红军渡河东征,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喜迎亲人,革命热情高涨。因此,罗荣桓和毛泽民对在此开展工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果然,他们领导的抗日先锋军地方工作团一深入到晋西一带进行工作就迅速打开了局面,很快便在三交镇组成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推选三交镇石滩则村有声望的人士李文才任主席,黄石山任副主席。在县苏维埃政府之下,还先后成立了杨家坡、刘家洼、冀家垣、上庄等4个区苏维埃政府。随之,工会、妇联、青年团、贫协会等群众组织也纷纷组织起来。县、乡、区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向广大贫苦人民分发大批粮食、衣物。同时,还根据群众的揭发,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一个平时依仗权势为非作歹、这次又冒充“红军委员”欺诈勒索群众的地痞流氓刘某。
  紧接着,罗荣桓等协助苏维埃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扩红工作,几天中就有几百名新战士加入了红军行列。另外,还帮助成立了一个中阳县游击大队,以配合主力红军参加战斗。同时,帮助当地党组织进一步发展,正式成立了地下党支部。
  红军所到之处,红色政权迅速地建立起来。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其报纸上指出):红军过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红色政权即扩展到“石楼全境及隰县两区(今交口县双池、石口一带)、孝义一区(今交口县大麦郊一带)、中阳一区(今柳林县三交一带)。”由于中阳县苏维埃政府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部分开明士绅也由当初惧怕红军转而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抗日讨逆的爱国主张。如三交镇附近宋家寨有位地主宋鸣章,主动拿出几百银元和十石粮食捐献给了红军。三交镇的工商业者李锦华等人也自动向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捐献了部分财物。
  有史以来,印把子从来都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为统治者当牛做马受尽剥削压榨的广大劳苦人民在红军到来之后,看到红军所作所为完全代表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心眼里热烈拥护和响应共产党和红军。于是,个个扬眉吐气,喜庆解放,并以民歌民谣形式,唱出了心中的真情:
  红色政权遍山庄,人民大众坐江山。
  印把握在工农手,盐(阎)钵酱(蒋)罐都打翻。
  3月上旬,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几路军队会集于孝义县大麦郊,进行了兑九峪会战,给阎锡山又一次沉痛的打击。
  
  在晋南发动群众,筹款扩红
  
  为了揭露蒋介石、阎锡山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罪行,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建河东抗日根据地,3月12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部在孝义郭家掌(今属山西省交口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改变部署,分成左、中、右三路大军。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长驱南下,向临汾地区进发,扩红筹款,发动群众,并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彭德怀和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红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为左路军,挥师北上,调动敌人。毛泽东和叶剑英率总部人员、红第七十五师一个团和红三十军及山西游击队为中路军,转战晋西。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打到同蒲路、汾河流域去,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坚决消灭一切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反动分子,同时加紧扩大红军,广泛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同时强调:我军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要大力发动群众,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努力扩大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平、津地区学生和工农群众的抗日高潮。会上,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就扩红和地方工作作了专题报告。会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做好宣传工作,充分发动群众。
  3月16日,罗荣桓经双池镇到五里湾,参与领导扩大红军,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创立新的游击区的工作。3月17日,罗荣桓来到汾河西岸的灵石南关宿营。
  地处汾河流域的晋南地区,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是山西最富庶的地域。右路军南下后,于3月17日一举突破敌汾河流域堡垒线,迅速占领重要关口——灵石县南关车站。接着,沿同蒲铁路两侧南下,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曲沃各地,攻克了襄陵县城和侯马镇。并在这些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揭露阎锡山勾结日军进攻红军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建立抗日游击队、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团体等工作。期间,3月18日,罗荣桓沿同蒲铁路绕过霍县宿营,3月19日,转战至赵城附近,3月21日,移师至洪洞附近的官庄。3月下旬,罗荣桓率部进行有效的扩红、筹款工作。全军团扩红3000余人,筹款7万余元。
  右路军军团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亲自主持领导了广泛发动群众、大力筹款扩红的工作。各师、团直到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地方工作队和扩红小组,专做群众工作。由于阎锡山在红军东征之前,有组织、有计划地采取了一整套“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等花招,实施“保甲制”、“连坐法”等措施,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对红军产生了疑惧心理。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军团政治部要求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挨门逐户地进行针对性宣传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共产党和红军爱国爱民的实际行动,揭穿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同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爱国人士,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惩办土豪劣绅,救济贫苦民众。没过多久,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在朱瑞、罗荣桓的直接指导下,政治部还对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在进行政治宣传中,巧妙灵活地运用了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以通俗易懂、感人贴切的群众口语,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纵队”的名义发出布告,阐明了我军东征抗日的宗旨:
  照得本军东征,志在救国救民。
  铲除卖国汉奸,驱逐倭寇日本。
  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
  工人增加工资,土地分给农民。
  ……
  红军的这个布告和红军在当地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拨开了人们心头的疑云,宣告了阎锡山欺骗宣传的破产,红军的所作所为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红军的宣传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作为右路军领导干部成员之一,罗荣桓认真贯彻郭家掌会议精神,率领红一军团政治部和宣传队主要在洪洞、赵城一带积极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活动,把发动群众、筹募物款、扩大红军等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收效很大。
  首先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打土豪,斗地主。当罗荣桓一行来到洪洞、赵城一带时,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使红军将士们忘掉了长途战斗和行军的疲劳。罗荣桓一行热情地和群众握手,并借机口头作一番宣传工作:“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是过来打日本的,是拯救穷苦老百姓的。”“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在红军的宣传和感召下,群众看到红军是一支老百姓的部队,都表现得欢喜若狂,拥护红军。当天晚上,罗荣桓一行随红一军团总部驻在河西石止村。红一师驻白石村,红二师驻万安镇,红四师驻洪洞城北的玉峰山教堂。红一军团其他部队有的住在洪、赵一带的上纪落、北段、左家沟和明姜等村。一些偏远的山庄窝铺虽然没有进驻,但红军的宣传队曾多次涉足其间,开展深入的抗日宣传活动。红军在洪、赵地区活动20余天,对两座县城只是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由红四师抽调少量兵力实施了两次佯攻,以监视和牵制城内的阎军,保证红军主力在广大农村顺利展开,集中进行宣传民众、打击土豪、筹集军费、扩充队伍等工作。
  期间,罗荣桓组织红军一支支宣传队,手里提着墨筒,拿着笔,在洪赵铁路沿线各村,到处刷写醒目的标语,进行进一步的宣传工作。这些标语具有代表性的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趣的是,不知是哪个群众,晚上在这条标语后面还添写了两行小字:“红军说的对,兄弟阋于墙内,外御其侮。如果不打日本,自己打自己,那就不是人。”除此之外,还有“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共同抗敌!”“驱逐日本出中国!”“雪洗国耻!”“打倒汉奸卖国贼!”“实行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标语同样引人注目。
  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气的态度和坚决抗日的行动,让群众看到了红军是仁义之师,是自己真正的大救星。于是,他们消除了阎锡山反动宣传的影响,纷纷奔走相告:“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一时间,他们热心地给宣传队扛梯子,有的组织慰劳队慰问红军,为红军积极热情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短短几天之内,红军和人民群众就结成了鱼水之情。
  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罗荣桓等趁热打铁,进一步领导群众展开打土豪、斗地主的革命活动。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红军在洪、赵境内,共打土豪235户,当铺5家,富商和粮店、盐店30余家,开仓放粮1万多石,没收现大洋3万多元,金银珠宝和其他浮财则难以计数。这些钱、粮、物除一部分补充红军军需之外,其余全部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在“开仓放粮”、“斗富济贫”的同时,红军还应群众的强烈要求,处决了几个横行乡里、十恶不赦的恶霸分子。比如,在杨堡村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土豪李兴时。群众以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李兴时高利盘剥、压榨农民、横行霸道的罪行。红军针对其罪恶程度对他进行了严惩,为广大群众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此外,红军在洪、赵期间还收缴了地主富豪和伪村公所400余条枪支,不仅充实了自身的武器装备,而且为老百姓消除了祸根。
  其次是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组织游击队。群众发动起来之后,罗荣桓带领红军地方工作团及时帮助组建地方党组织,以形成领导革命活动的战斗堡垒,凝聚人心。并积极协同地方党组织组建地方武装,以配合红军抗击日军。
  这时,先期由陕西地下党组织派回洪(洞)赵(城)进行秘密迎接和配合红军东征工作的李师捷(李式楷)、张克莱,以赵城县地方党组织的名义写好一封介绍信,到驻洪洞玉峰山的红一军团二师联系。到达之后,他们向红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地方工作。舒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当时,红军正在计划围攻洪洞县城,为此,舒同向他们了解洪洞县城城防设施的一些情况。关于地方党组织如何配合红军的行动问题,舒同写了一封介绍信,引荐他们到第一军团总部去联系。
  当天晚上,李师捷、许荒田、张克莱、王兴吾、陈志忠、刘发祥、徐生芳等赵城胡麻圪垛党组织的成员兴冲冲来到石止村,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热情接见了他们。罗荣桓态度十分和蔼,平易近人,好客地请他们吃了一顿炒辣子鸡和面条。饭后,罗荣桓召集他们进行了座谈,向他们仔细问询了地方工作的开展情况。接着,给他们谈了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对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作了指示。罗荣桓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揭露蒋介石卖国反共、不抗日、打内战的阴谋,宣传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十大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动员参军,壮大红军武装力量,组织红军游击队,秘密发动贫苦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等。
  座谈会之后,罗荣桓从红军中调派专人,协同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中共河东工作委员会,肖望东任工委书记,王兴吾任组织委员,张克莱任军事委员,张国华任地方委员。工委建立后,即帮助洪洞、赵城组建了中共洪洞临时县委和中共赵城临时县委。
  随后的4月间,罗荣桓等协同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在赵城石止村建立当地第一支地方武装——河东抗日游击队。
  经过多方动员,李师捷、刘发祥等向总部输送了100余名新战士。当他们几位组织者兴高采烈地提出也要随军参加战斗时,罗荣桓十分高兴地说:“你们随军的问题,个别同志可以,大部仍应不暴露政治面貌,留在地方搞好扩军,参加战斗,坚持白区工作,不能连根拔嘛!”最后决定王兴吾和张克莱随军,其余仍留在当地开展工作,组织斗争。这一批新的战士被编进河东抗日游击队,并由主力红军派出肖望东、张国华作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张克莱任司令员,肖望东任政治委员。下设三个大队。全队人数很快增加到300余人。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以后,中共河东工委领导河东抗日游击队转战洪洞、赵城、临汾、蒲县、汾西、安泽等地,进行抗日活动。从此,洪、赵一带人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参军青年逐渐增多,有的村子自筹武器组织起抗日武装。
  不仅如此,罗荣桓还在石止村亲自介绍胡吉庆、胡俊豪、胡惕三和一位姓李的农民秘密加入了党的组织,创建了当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游击自卫队”,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发动青年报名入伍。
  为了巩固胜利果实,红军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还组织农民积极分子成立了农民协会。有的村庄,农民自发地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如公孙堡村就有一个。红军东征期间,洪、赵地区共有秦壁、左壁、冯张、师士、上王、右罗、上纪落、明姜、石家庄、涧西等12个村子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农民协会在后来红军撤走后虽然普遍受到阎锡山反动政权的摧残,但党和红军东征中留在这些地方的革命火种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在未来抗战中对洪、赵地区抗日斗争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值得一提,也是最动人的一幕是,罗荣桓等领导的扩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遭受阎锡山残酷压榨、盘剥的山西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革命要求非常迫切。加之,由于红军一来就到处不断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又把打土豪、斗地主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因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十分高涨,红军一动员,贫苦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就踊跃报名,迅速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报名参军的不仅有青壮年,而且还有五六十岁的老汉和十二三岁的娃娃。不让他们参加,他们就软磨硬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少青年学生和学校教师也毅然投笔从戎。有些已经入伍的,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更加热爱红军,便又回去宣传、发动,一传十、十传百,亲戚朋友、父子兄弟相约而来……到处呈现出“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打东洋(鬼子)”、踊跃参加红军的激动人心的沸腾景象。汾河两岸广泛流传起“参加红军”的民谣:
  斗了地主和豪绅,穷人百姓大翻身;
  报名参军打日本,跟上红军闹革命。
  罗荣桓住在赵城石止村时就碰到这样一个娃娃兵,叫崔宝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有一幅题为《红军机器舞》的照片,前排中间的那个孩子就是他。他父母双亡,到处流浪。红军来到石止村的时候,他才12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对红军宣传队是最感兴趣的了。宣传队一打场子,他就占了第一排的位置。部队出操、宣传、打土豪、分浮财,哪一次也拉不下他。部队一动员扩红,他就报了名。因为年龄小,长得又特别瘦弱,一开始部队自然是不收,但禁不住他成天纠缠,最后只好把他收下,放在红军的宣传队里当了一名儿童演员。他刚刚穿上下摆超过膝盖、裤腿卷了好几层的“二尺半”,就跟部队转移了。第一天行军刚走了一半,他就走不动了,急得偷偷地掉眼泪。
  罗荣桓见到后翻身下马,弯下腰来亲切地问他:
  “小鬼,你哭什么?”
  “谁哭啦?”崔宝珠一面说一面抽泣,不愿承认。
  罗荣桓表情和蔼地笑着逗他:“啊呀,看你鼻子下面还挂着两条‘龙’,就当兵了。是不是想家啦?”
  “我没有家。”
  “哦!”笑容从罗荣桓脸上消失了,“你当兵能吃得了这份苦吗?”
  崔宝珠连忙摇摇头:“不苦!这比受阎锡山压迫强多了。”
  罗荣桓心疼地说:“那你为什么哭鼻子呢?是走不动了吧?来,上马!”
  崔宝珠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我不骑,不骑……”他想跑,一瘸一拐走出没几步,便被宣传队长梁必业等拉住,硬是扶上了马。
  一军团许多老同志都知道,罗荣桓特别喜爱青少年。他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身上看到了红军的未来,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崔宝珠后来改名为崔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核工业部矿冶局局长。
  还有一件催人泪下的事情,很值得一提。当时在赵城有一对青年夫妇,两人风风火火地跑到红军征兵处,一齐提出加入红军的请求。当被告知红军不收女兵时,那位青年妇女缠住红军不走,最后终于被批准参加了卫生队。
  罗荣桓马不停蹄开展工作,足迹遍及晋南一带的山山水水:4月3日,罗荣桓到达羊懈宿营;4月4日,到达东元镇;4月5日,到达中陈;4月6日,到达膏腴;4月9日,到达范家庄;4月11日,移驻傅家庄;4月12日,转战至襄陵汾城镇;4月15日,出席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4月16日,来到吉县东北;4月18日,经午城镇到补村宿营;4月19日,来到水底宿营……
  在罗荣桓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下,整个东征期间,洪、赵地区共发动600余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后来被分别编入了8个新兵连。罗荣桓等带领红军东征在洪、赵地区20余天,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给这一带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3月中旬至4月底,红一军团和八十一师(即右路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扩红7000余名,筹款4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20余支,在20多个县分别创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晋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4月25日,罗荣桓移驻永和县桑壁。红一军团同毛泽东、彭德怀会合。鉴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5月3日,罗荣桓随东征的红一军团直属队西渡黄河,返回陕北。
  抗战之初转战晋东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原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及第七十四师合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10月23日,恢复红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聂荣臻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罗荣桓兼任政治部主任。
  整装待发的第一一五师,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以及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和几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余人。
  8月31日,作为抗日先遣队,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从陕西三原出发,向山西前线进发。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继由侯马乘火车北上。到原平车站后,已赶回部队的林彪、聂荣臻率主力继续北上,向平型关开进。
  9月下旬,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的指示,罗荣桓奉命率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第六连在晋察冀边界地区的阜平、曲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领导建立的阜平和曲阳抗日民主政府,是八路军最早建立的一批抗日民主政权。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不久,八路军能否不通过国民党政府直接委任县长,建立民主政权,在一些中共党员思想上还是未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敢于放手建立民主政权,这除了因为他有红军时期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外,主要是对中共中央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有深刻的理解。骑兵营继解放曲阳之后,又收复唐县,并一度打进平汉路上的定县(今定州市)县城。他们在战斗间隙以班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到10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周围各县的义勇军已发展到4000多人。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留下独立团、骑兵营和两个连,共约2000人,由聂荣臻领导,在晋察冀三省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次机关“分家”的工作具体是由罗荣桓负责进行的。
  晋察冀军区于1937年11月8日正式成立后,罗荣桓结束了在阜平的工作,率领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溯滹沱河西上,到达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
  在那里,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带领政治部全体人员积极开展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兵源等项工作。他听说东冶镇附近有个煤矿,便立即派了一批干部去,一面帮助工人挖煤,一面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并且吸收了一批工人参军。
  罗荣桓率政治部从东冶镇继续西行,拟从忻县过同蒲路,未成,又折返到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今建屏县县城)。在洪子店,他会见了刚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负责人周建屏、刘道生和北方局代表栗再温等。栗再温和李德仲向罗荣桓汇报了中共平山地下党组织的历史,然后请他作指示。罗荣桓在扼要谈了当前形势后,讲了军队问题。他说:“打仗要靠兵。我们的队伍总共改编了三个师,数量不多。但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我们到敌后去,队伍会逐渐扩大的。”他停顿了一下,又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们一一五师人也不多,特别是缺乏知识分子。你们这里地下党组织的基础很好,文化素质也比较高,能不能帮助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分子?”栗、李问道:“需要多少?”罗荣桓笑眯眯地回答:“百十来个吧,当然,多多益善。”
  当时,地方工作尚处在开辟时期,要动员这么多有文化的人参军,并非易事。但是,栗再温、李德仲仍然表示,对抗日主力军的要求,一定尽力满足。半个月后,他们就输送了130多名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到一一五师。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一一五师的骨干。
  
  开创晋西南根据地
  
  1937年底,罗荣桓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师政治部从洪子店南下,经昔阳县于1938年初到达晋西南洪洞县的马牧村与一一五师司令部会合,开始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此时,聂荣臻已留在晋察冀。第一一五师政委空缺。1938年1月29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下同)发电报向中共中央反映:林彪屡次要求另派政委。罗荣桓仍任师政治部主任。
  第一一五师由晋东北南下时,第三四四旅即划归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师部直接指挥的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政委萧华)下辖两个团: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政委吴文玉;第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政委杨勇。这两个团在平型关等战斗中伤亡较大。广阳战斗之后,师部派杨勇带一批干部到晋东南扩兵。罗荣桓回到师部时,大批新兵已到。师部除把现有的两个团的兵员补满外,又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团,由邓克明任团长,符竹庭任政委。
  日军侵占太原以后,大举南进,一部西犯逼近黄河,威胁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第一一五师向隰县、大宁一带开进。随即,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南一带不仅开展地方工作,帮助成立地方组织、建立武装,并且与敌展开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殊死战斗。
  1938年2月,为了迅速建立文(水)交(城)地区中共基层组织,开辟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派六八六团的郭伟人、吕塞等协助中共晋西北省委建立了中共文交工委,郭伟人任书记,吕塞任组织部长,司正卿任宣传部长。郭伟人兼交城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吕塞兼任大队教导员,依托这支200余人的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
  2月上旬,日军兵分三路南下,发动进攻临汾的晋南战役。中旬,第一一五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控制吕梁地区、巩固战略枢纽的指示,进至孝义、灵石地区,侧击由孝义西犯之敌第二十师团左侧支队,先后在孝义县兑九峪、楼底、田家铺三次伏击敌人,重挫日军,毙伤日军400余人,并收复大麦郊(今属交口县)。随后,向石楼、永和、隰县、大宁等地发展。每到一处,便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帮助建立政权,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决死二纵队也跟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第一一五师由侧后钳击南侵日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3月1日,第一一五师直属队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客庄,因部分人员穿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当地驻防的阎锡山第十九军的哨兵以为日寇来了,开枪误伤林彪。罗荣桓立即报告集总和中央军委。当日24时,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但同一天,在毛、滕发电前数小时,集总已决定,由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李天佑为代旅长。
  罗荣桓派人将林彪转送去延安之后,第一一五师的全面工作实际由罗荣桓全面负责。他和陈光重视采用游击战术,率领主力部队迅速进至蒲县至大宁公路一线,在敌人的侧后方,以营为单位,分散预伏在道路曲折、地形复杂的午城、井沟一带的若干个阵地上,此起彼伏地向敌人连续进行袭击。平均一天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两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转移到别处打。从1938年3月14日至19日,连续打了5个昼夜,共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70余辆,给猖狂西犯的敌人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狂妄企图,稳定了晋西南的局势,为吕梁山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午城、井沟战斗之后,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他的指挥机关过河东来。刚刚行至大宁境内,便遭到日军的拦阻。卫立煌进退两难。在这危险时刻,他想到了让友军前来解围,于是要求第一一五师赶快支援。
  罗荣桓立即派出司令部侦察科长苏孝顺去找卫立煌联络,并派第六八六团三营前往掩护。第二天,敌人将卫立煌部冲散。为了掩护卫立煌,第三营十一连指战员,在白儿岭顶住了800多敌人的轮番进攻。
  已经脱险的卫立煌用望远镜遥望白儿岭,只见整个阵地都处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已成一片火海。他问在那里有几个团,八路军联络人员告诉他,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这个连完啦!”然而,这个连却胜利归来了,全连仅伤亡20余人,得到师部通报表彰。卫立煌也不禁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后来,他特地送给八路军100挺轻机枪、10万发子弹,以表谢意。
  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组建了中共晋西南省委,统一领导晋西南地区党的工作,配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继续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使晋西南成为坚持华北及山西抗战的战略支点之一。林枫任中共晋西南省委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张友清任宣传部长,黄骅任军事部长,张稼夫任省委驻晋南代表。下辖洪赵、汾孝(下辖汾阳、孝义县委)、隰蒲、乡吉、中离(下辖中阳、石楼、离石县委)5个特委。省委随第一一五师一起活动。
  罗荣桓与陈光率第一一五师取得午城、井沟战斗胜利以后转移到孝义,六八六团活动于汾孝边山一带。5月18日,日军汽车40余辆、步兵200余人,由汾阳出发,沿汾(阳)离(石)公路向离石开进。六八六团团长杨勇指挥所部在南偏城村附近公路沿线予以伏击,激战两小时,毙日军100余人,缴获汽车5辆、步枪50余支及部分军用物资。
  5月,中共晋西南省委在孝义县禅房头村开办党员训练班,分设半月班、一月班和两月班。同年秋,晋西南省委成立党校,省委书记林枫兼任党校校长,宣传部长张友清兼任副校长。训练对象主要是晋西南地区各县中层党员干部。共开设四门课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群众工作、党的建设。北方局、第一一五师和晋西南省委的领导人杨尚昆、罗荣桓、陈光、肖向荣、林枫、陈士榘、张友清、王达成、张稼夫等轮流到党员训练班讲课。
  在这一时期,罗荣桓的党性及为人,有口皆碑。晋西南区党委成立后,就将住地和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孝义县碾头村)靠近,同北方局杨尚昆一起移住孝义县西部张家庄一带。在共同相处的半年多中,林枫经常同罗荣桓接触,遇有重大问题都主动找罗荣桓商量。罗荣桓对晋西南区党委和林枫也很尊重。军队和地方党的关系处理得十分恰当,相处密切,增进了了解和友谊。
  林枫看到罗荣桓为人忠诚,谦虚谨慎,讲话简明扼要,对他非常尊重,尤其敬佩他能处处坚持党的原则。有一次,林枫对爱人郭明秋说:“和罗政委在一起觉得很亲切,他对党忠心耿耿。1938年10月,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我以为区党委的同志和师部干部一起听传达好了。可是,罗政委提出一定要来区党委单独给党委的负责同志传达一次。罗政委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坚持要军队干部养成尊重党的领导的习惯。”
  罗荣桓对晋西南区党委的关怀更让林枫感动至深。第一一五师主力离开晋西南奔赴山东之前,罗荣桓告诉林枫说:“我们走后,区党委一定要搬进山区,万一日军来个奔袭,同志们受不了。”在此之前,天冷了,区党委人员的棉衣还没有着落,林枫正考虑时,罗荣桓说:“区党委的棉衣都已经列入我们的计划了。”
  
  开辟吕梁山根据地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同阎锡山建立了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关系。为了支持阎锡山抗日,八路军总部在1938年初调拨了两个新建的连队编到阎锡山的晋绥军总部执法队去。行前,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康克清向两位连长交代:在晋绥军中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党的组织关系可向汾阳“牺盟会”内的党组织联系转接。
  部队编入晋军执法队后,遭到司令陈宏棠的排斥刁难。陈宏棠诬蔑这两个连队是“赤匪”,扬言要予以“解散”,并拉拢一些人叛变。一时,部队思想很混乱。此时,八路军总部已东去太行区。连长邱金发便连夜赶到40里外的第一一五师师部向罗荣桓汇报,要求将部队拉回来,编入第一一五师。
  罗荣桓听完邱金发的汇报后,耐心地说:“你们到晋军去,是朱德总司令同阎锡山商定的。现在遇到一点困难就把部队拉出来,于统一战线不利,会影响我们八路军的信誉,不能撤回来。执行这项任务,困难肯定是不少的,甚至会遇到危险。你是红军老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去办,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要提高警惕,防止反动分子的暗害。你们只要坚持下去,斗争得法,就一定会胜利。”罗荣桓还就如何巩固部队,如何开展统战工作,如何坚持合法的斗争,作了具体指示。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说服,邱金发进一步理解了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了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掌握了斗争的办法,愉快地返回部队。按照罗荣桓的指示,他们整顿部队,向顽固派进行坚决而巧妙的斗争,终于保存了部队,胜利完成任务。
  1938年三四月间,陈光、罗荣桓率部转移到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师部与决死二纵队驻地相邻。罗荣桓对这支部队的建设很关心。早在一二月间,他就遵照总部指示,给他们调去一批优秀的干部,增强决死二纵队的领导实力和战斗力。这时,他又将这个纵队的领导干部韩钧、张文昂、徐荣、郝德青等请到师部,商谈二纵队的建设问题。他说,你们的部队发展得很快,这很好,说明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但是军队是要打仗的,部队不但要多,而且要精。所以,我建议你们进行整军,部队要整编,不要怕编掉几个团,主要看部队有无战斗力,能不能打仗。在整军的基础上,抓紧进行军政训练,特别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官兵关系,加强部队的团结,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随后,罗荣桓又请第一一五师师长陈光、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和宣传部长肖向荣等,深入到决死二纵队,多次给纵队的干部上军事课、政治课,给他们讲解如何建设人民军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具体地传授红军的建军经验。陈光还在二纵队住了半个多月,言传身教,具体指导和帮助他们进行整顿。
  在罗荣桓、陈光的热情帮助下,决死第二纵队进行了一次认真、严格的整军。他们首先整顿了组织,将11个团编成8个团,共约1.5万人,使部队更加精干。团、营、连都配备了政治工作干部,排还配了政治工作员,部队从组织上得到了加强。然后,在第一一五师派出的干部的具体帮助下,进行军政训练。军事训练,着重练习射击、投弹、刺杀、侦察、夜战、破铁路、攻碉堡等,学会游击战的战术;政治训练,着重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的形势和前途,以及军政一致、军民一家、官兵平等等建军原则。
  通过整顿和军政训练,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红军的建军经验,受到了红军优良传统的影响,同旧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全纵队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抓紧建设,很快成长壮大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坚强的抗日武装。
  在第一一五师帮助决死二纵队整训的同时,罗荣桓还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了抗日游击大队。
  从延安抗大来到山西八路军办事处主办学兵大队的何以祥,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也到晋西组织抗日武装。他从学兵大队带来的10多个学员,都被各县要去了。他既缺人,又缺武器。一天,他带着晋西区党委的介绍信来请示罗荣桓。
  罗荣桓鼓励他说:“人是不缺的,干部也不用愁。”
  “在哪里呢?”
  “不在我这里,在人民群众中间。你要去发动群众,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干部。”罗荣桓接着具体交代:“红军东征时,在汾阳、孝义、灵石一带撒下了一些‘种子’,有的党员现在隐蔽起来了,你要到每个村、每个区去找,恢复党的组织。在以阎锡山的名义建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中有很多进步分子,你要同他们取得联系。在阎锡山政权的县长、科长里头,也有一些进步分子,你要学会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抗日,同时还要做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何以祥从罗荣桓那里没有得到人和枪,但他得到了办法和信心。按照罗荣桓的指示,何以祥等人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进行发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秘密串连到公开活动,团结的群众越来越多。何以祥不仅有了人,而且还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搜集到了数百支阎锡山军队仓皇溃退时丢弃的枪支,把新发展的游击队员全副武装起来。当何以祥兴高采烈地再去师部向罗荣桓汇报时,罗荣桓十分高兴,亲切地鼓励他:“你做得对,有了朋友,胆子就大了;有了群众,办法有了,枪也有了。”为了组建这支部队,一方面,罗荣桓也像关心决死二纵队那样,派一一五师的干部去何以祥他们那里传授经验,训练干部,讲解游击战术。还派宣传队去演戏、慰问。另一方面,还组织这支部队的新干部到第一一五师学习。不久,这支白手起家的晋西南游击第一、二、三大队便建立起来了,并且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他们在汾阳、孝义一带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军,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贡献。
  
  保卫陕甘宁边区
  
  1938年9月上旬,驻汾阳日军第一○八旅团(旅团长为山口少将)3000余人,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企图由军渡西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敌先头部队侵占了柳林、军渡、碛口一线,山口少将的旅团司令部也进驻离石城。陕甘宁边区再次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陈光、罗荣桓决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召集第三四三旅和决死第二纵队干部举行作战会议,布置战斗任务。参加战斗的有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六八六团、补充团和师直警卫连。罗荣桓还给决死二纵队第三团这支新部队分配了“看家”的任务,并让他们向孝义方向警戒。随后,陈光、罗荣桓即率第三四三旅把部队分散预伏在汾离公路的两侧。
  9月14日,日军20余辆满载辎重物资的汽车爬上汾(阳)离(石)公路的薛公岭。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六八六团早已埋伏在此。待日军行至伏击圈时,杨勇一声令下,全团战士奋勇投入战斗,打得日军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敌200余人除3人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歼。
  17日,由汾阳开往离石的日军某司令部汽车12辆,被设伏在油房坪的补充团击毁9辆,有100余名敌军被歼。
  20日,日军由离石向汾阳撤退,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一部在王家池、舍科、铁匠沟又一次伏击敌人后撤部队,全歼东撤之敌800余人,击毙日军少将山口。决死二纵队游击三团配合作战,积极钳制敌人,保障了第一一五师的后方安全。
  在吕梁进行的三战三捷,第一一五师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560余件,击毁汽车30余辆。吕梁三捷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渡过黄河的美梦。
  “三战三捷”刚结束,罗荣桓作为第一一五师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他向中央汇报了山西抗日战争情况,会后即返回一一五师着手进军山东的准备。
  
  向山东进军
  
  1938年4月,时为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人的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要求中央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六七月间,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二营发展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第一二九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48位干部发展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便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他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的前锋。与此同时,中央和集总又决定调第三四三旅政委萧华率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罗荣桓对此极为重视,他迅速抽调了一批干部随萧华前往。其中有补充团团长邓克明、政委符竹庭和第三四三旅政治部的周贯五、王辉球、王叙坤、刘贤权等共约100余人。
  萧华出发之前,罗荣桓和他谈了话。他要萧华做好思想准备,在敌我友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到那里去打游击,过艰苦的斗争生活。
  12月间,朱德、彭德怀向陈光、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第六八五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改称苏鲁豫支队。
  12月20日晚,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也从晋西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
  离开山西之前,罗荣桓对晋西南军事力量作了布置。他请示中央和军委,留下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队合编组建为第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支队(亦称晋西支队或陈支队),坚持晋西南根据地的斗争。调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任支队长,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兼政委,区党委军事部长黄骅兼副支队长,王麓水为政治部主任,刘德明为参谋长。随即,以补充团为基础充实改编为支队独立第一团。团长杨尚儒,政委曾明涛。以晋西游击支队和乡吉、洪赵、隰蒲、汾孝等特委(中心县委)领导的第一、三、四、五游击大队为基础,罗荣桓给配备了一些骨干,编为独立第二团,团长何以祥、政委马佩勋。支队成立后,成为吕梁山区抗日、反顽斗争的骨干力量。
  部队出发时,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看望。2月14日,林月琴生下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都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让即将到前方去的丈夫给孩子起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匆匆赶队伍去了。
  罗荣桓赶上队伍后,一直东进。从晋西到山东路途遥远,途中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翻越了被戏称为雪山的绵山,还配合一二九师粉碎了敌人对山西辽县的进攻。这次进军曾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进军山东以后,罗荣桓就开始挑起开创一个地区新局面的历史重任了。1939年3月初,罗荣桓与陈光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等部进入山东,首战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打开了鲁西地区的抗日局面。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1958年10月,罗荣桓曾经来到山西进行视察,这也是他建国后唯一一次三晋之行。
  10月19日至23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罗荣桓元帅,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上将,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省长卫恒,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王紫峰,副司令员曾保堂,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胡亦仁等同志的陪同下,在山西太原视察工作。
  罗荣桓一行先后视察了太行仪表厂、晋西机器厂、重型机器厂、太原钢铁公司、山西机床厂、兴安化学材料厂和跃进人民公社等单位,还出席了全省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并和山西省军区及太原市驻军部分军官见了面,且游览了市容。每到一处,他们都受到广大职工、人民公社社员和干部们的热烈欢迎。

 

 

 

本文来源:,本文作者: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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