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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公祠住过的覃振

  覃振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是位爱国人士。他曾受阎锡山的邀请,在傅公祠住过一段时间,史料多有记载。
  
  关于覃振其人
  
  覃振(1885-1947)湖南桃源人。字理鸣,原名通让。父云山公,当地名宿。覃振有兄弟4人,他行四。14岁时,进入漳江书院读书,受进步教师熏陶,与宋教仁、胡瑛一同加入会党组织“富有山堂”,人称桃源三杰。1903年覃振升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因听讲气愤,登台演讲被开除学籍,遭政府通缉。受友人帮助改名振,逃往上海。
  1903年底,覃振从上海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1906年正式加入同盟会,并被推选为评议员。1908年经上海潜回湖南,准备联合革命党人在长江中游举事,事泄被捕,被判终身监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长沙光复后获释。
  辛亥革命后,覃振任湘、桂联军督战官,后任湖北军政府秘书,担任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和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时,与蒋翊武回湖南策动讨袁(世凯),失败后随孙中山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湘支部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覃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11月23日,覃振参加了林森、邹鲁、居正等14人参加的西山会议,史称为“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覃振历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期间,迁居重庆,力主团结抗日,恢复了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覃振因病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辞职报告。1947年4月18日在德国人办的宏仁医院病逝。
  
  扩大会议的奔波者
  
  193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议决由于“阎锡山受党国重任,乃于最近联合武人,倡为谬说,违反党纪,动摇人心,并有调遣军队,破坏交通情事”,对其进行制裁。阎锡山与李宗仁等军阀取得联系,又与被自己软禁在家乡建安村的冯玉祥达成谅解,共同组成反蒋联盟。3月20,阎锡山派心腹赵丕廉往天津,欢迎改组派的陈公博、王法勤,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他们初步商定以汪精卫主党务,阎锡山主政务,冯玉祥主军事,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覃振传》116页)
  然而在扩大会议的领导权,在所谓“党统”、“法统”问题上,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发生争执。汪精卫自视为国民党正统,提出以广州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为主体,组织扩大会议。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企图以国民党元老的资格,得到扩大会议的领导权。提出以国民党一大,或广州、上海两个国民党二大、或各届各方的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一个委员会,主持扩大会议。双方代表争吵不已,互不相让,直至4月下旬,仍无结果。4月23日,阎锡山、冯玉祥不得已,联合致电香港的汪精卫,请他早日北上,主持党务。汪又不肯北上,无法成立反蒋机构。于是,阎锡山想到覃振,邀请覃振出面,调停双方的关系。
  冀贡泉到北平后,经过与覃振一个星期的斡旋,促成了扩大会议的大联合。“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不采取合一、二、三届为一炉的名义,而由一、二、三届革命分子参加成立了中央党部委员会。日后一切党政大计均取决于党部委员会。在领导分工上由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主党。覃振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只不过避开了沪二届与汪二届的矛盾,又容纳了二届中委中对蒋不满的分子,更换一下提法而已。覃的主张电告汪之后,汪复电表示同意,以此为基础,5月初各派在津城继续会谈,又经阎、冯调停,各方达成妥协:不言‘法统’,只言反蒋”(刘其奎《中原大战中的汪精卫》)。此后,扩大会议由秘密逐步公开。又于4月5日,“阎锡山迭促邹鲁、谢持等赴并商洽”,“18日,阎锡山派员迎覃振赴并调停党务争论”(《中原大战大事记》)。“在太原时,王法勤、陈公博和我,以及各军事代表,住在山西大饭店;邹鲁、谢持、覃振、李书城、薛笃弼、黄少谷等住在傅公祠”(卢蔚乾《扩大会议所见》)。
  覃振住傅公祠约半年左右,其间,多有往来于平、津、并等地充当说客,为扩大会议的召开,奔走于各派之间。“多是与各派首要人物协商,设法弥补分歧,有时要冒生命危险,结果也大不相同,有的不成功,有的起到较好的作用。覃振出发劳军,正值中原大战,蒋介石天天派飞机轰炸阎锡山、冯玉祥的地盘,扰乱市场,动摇民心”。直至10月27日,扩大会议约法草案在傅公祠通过公布,扩大会议即行停会。树倒猢狲散,各派人士分头离开山西。邹鲁、谢持是“附着山西代表的专车至北平,恃着代表的招牌掩护,藏在他们的车厢内;……我因为人太多,恐怕累了汪先生,等汪先生一夜离了大同,我才搭车至北平,……在大同,第二天起来,知道汪先生已于昨夜12时走了,于是我买了一张三等票,也由平绥路出北平。在车站碰见覃理鸣,他背着手在那里踱方步,等包头开来的车。覃先生告诉我,今日才由太原赶来,在小客栈很受宪兵检查的闲气。……覃先生是买二等票,我是搭三等的,他于是高踞着车厢,我却要站到蓬车内。……下午5点多钟便抵北平的西直门了”(陈公博《北平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失败后,覃振躲到天津日租界作起寓公。但他联合各派反蒋的初衷始终未变(《覃振传》)。
  
  中共不忘爱国者
  
  综观覃振的一生,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他曾积极反对封建的皇权统治,追随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但又与邹鲁、谢持、居正等人(又称“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同时,他又与毛泽东、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保持很深厚的个人友谊,并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权衡其一生,仍不失一位爱国老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覃振曾掩护和营救过不少著名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如翦伯赞、吕振羽等。他曾对共产党员李六如说:“中国打日本鬼子要靠你们红旗子,老蒋是不行的。”1945年秋,毛主席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覃振深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特地两次宴请毛主席,以蒋介石对张学良背信弃义的历史事实,提醒毛主席不要上当受骗,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劝毛主席早日离开重庆。毛主席诙谐地笑着说:“既来之,则安之。”毛主席还邀请覃振去延安看看,风趣地说:“欢迎你到延安看看,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鸡鸭鱼肉还是有的。”当时覃振住在重庆临江门边的山下,毛主席则住在山上,毛主席两次赴宴,都是步行往返,覃振不胜感慨地说:“共产党人就是不同,国民党的官上山下山,那个不是坐着滑竿?”就在欢迎毛主席的盛大酒会上,覃振当着许多国民党要人的面,热情地向毛主席敬酒,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毛主席称他为“理老”。后来毛主席托林伯渠送给覃振一件黑色羊皮袍,覃振非常珍视,视作崇高友谊的象征。1947年2月,周恩来在从南京回延安前,专程到上海看望覃振,进行了长谈,覃大为感动,虽患重病卧床但大为兴奋,对其夫人说:“中国四万万同胞还需要我,我要好好治病,争取北上入解放区。”全国解放后,毛主席非常关心覃振家属的下落,嘱李维汉同志,对覃家的生活,子女的教育,都由我们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覃振的子女受到冲击,周恩来挺身而出证明:“一、覃理鸣(即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为当时反蒋人士;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与刘少奇无关。1945年在重庆时与覃谈过话。”此后,覃振子女再未受到冲击。李维汉称赞“覃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都做出了贡献”(本节引文分别见《人物》杂志1986年第5期和《覃振传》)。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8年第9期,本文作者:贺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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