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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陈公博在傅公祠的活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曾出现过一些投靠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如汪精卫和陈公博、陈璧君之流。这三个大汉奸,曾于1930年10月,在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傅公祠多次开会,并于10月27日最后通过了伪国民政府“约法草案”,随即公开发表宣言,“征求国人意见”。这里仅就汪、陈一个月左右时间在太原傅公祠的一些相关情况和最后的可耻下场作一简介。
  
  汪、陈其人
  
  汪精卫(1883-1944年),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番禺,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1903年,汪精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当选为评议长,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汪精卫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狱。受袁世凯收买,他参加组织了国事共济会,拥护袁世凯窃国。袁败后汪精卫又投奔孙中山。1924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汪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27年,汪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以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是国民党的亲日派首领。抗日战争爆发后,汪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汪精卫潜离重庆,发表声明公开投敌。1939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伪职,破坏抗战,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组织伪军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病死于日本。
  陈公博(1890-1946年),广东南海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20年毕业后去广州,和谭平山等创办《群报》。1921年,陈公博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陈公博因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受留党察看处分,后被开除出党。1923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1925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加入国民党,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陈公博于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部长,湖北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及江汉关监督,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1928年,陈公博参与汪精卫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创办改组派刊物《革命评论》,提出改组国民党,为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1932年后,陈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任汪伪中央执行委员、立法院院长、伪上海市长。汪精卫死于日本后,陈公博于1944年3月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职,他秉承日本帝国主义旨意,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统治。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公博逃往日本,后被提解回国。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判处死刑,在苏州枪决。
  
  在傅公祠的活动
  
  众所周知,由阎锡山、冯玉祥为主联合发起的1930年的中原大战,从5月1日全面爆发,到9月底10月初,大战以反蒋联合阵线的失败而告结束。晋军退回山西,西北军向黄河北岸败退,蒋介石中央军占领郑州、洛阳。历时近5个月。
  
  这次反蒋联合阵线的行动虽然始于军事,但最终必然要落实到政治上。他们所希望的是借助军事推翻蒋介石的统治,由自己取而代之。因此,在反蒋军事激烈进行的同时,政治上的设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早在1930年3月,汪精卫即从香港派陈公博到北方接洽。当时,正值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陈、邹与阎锡山会商,请汪精卫北上。但汪精卫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为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在其他各派平息内争以共同反蒋的要求下,汪精卫于5月提出应首先召开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以树中枢”。这个主张得到各方的赞同。在此期间,各派代表曾在太原会面,在阎锡山召集下共同协商北方党务问题(对峙于南京)。同时,就“由阎锡山主持政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汪精卫主持党务”达成共识。
  6月1日,汪精卫发出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7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实际是筹备委员会)在北平组成。“7月23日,汪精卫由日本门司抵津,发表谈话,要求蒋介石自动下野,希望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重申以党治国原则。本日,汪由津抵平。”(《中原大战大事记》)
  “8月7日,北平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会在中南海召开”(同上)。“会议以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陈公博等30余人的名义发表党务宣言,同时推举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锡山)、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泉7人为常务委员;宣称要‘依法’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山西通史》卷七)。
  汪精卫、阎锡山等在军事形势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其政治设计依然在加紧进行。“9月1日,扩大会议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扩大会议委员汪精卫等16人举行宣誓典礼”。“9月9日,阎锡山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国民政府主席职,王法勤监誓”。“9月8日,‘扩大会议’推汪精卫、邹鲁、张知本、陈公博等七人,聘请法学专家六人,组织约法起草委员会,从事约法起草工作。对此项工作,他们做得比较认真,要求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委员都参加讨论。……”(《汪精卫全传》)
  “9月19日,于学忠第一军入关,阎、冯决定将部队退至郑州西、黄河北。冯部由兰封向郑州撤退。……汪还向记者表示,如需要,赴太原、西安皆所不辞”。果不其然,“10月1日,汪精卫、陈公博由石(家庄)抵并”。10月3日,“扩大会议在太原正式办公,决定继续起草约法”。至10月“27日,扩大会议约法草案在并全部通过,当即公布,并发表宣言,征求国人意见。同时,扩大会议停会”。到11月“1日,……汪精卫离并北上。2日,过雁门关”。11月“23日,汪精卫偕夫人赴日本”(资料均见《中原大战大事记》)。
  约法起草委员会在北平开过四次会议,讨论起草约法问题。后扩大会议由北平移到太原,在汪精卫的主持下,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傅公祠讨论起草成一部《约法草案》。
  
  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写道:“胡今予先生从天津打电话来,说阎先生真要发动,请汪先生派一个代表到北方。汪先生考虑了几天,终于派王励斋和我两个人做代表北上。王先生是北方人,和北方的将领很熟,那时他还在上海总部负责,汪先生打电报请他经往天津和我会合,我即于19年(指民国19年,即1930年)1月22日在香港乘赴日本的香港长崎直航船赴日,绕道门司赴天津。”后即来往于天津、北平、太原间进行活动。9月,“东北军一至天津,扩大会议便起动摇,大家在怀仁堂召集一个会议,打算全部迁入太原,表示和阎伯川先生共患难,其中也有一部分委员以在外活动为名,到天津看风色。汪先生是扩大会议的主脑,自然首先表示入山西,汪先生既决心西行,我自然不能例外。照那时的情形观察,失败是失败定了,军事既然遭受了极大的挫折,而政治上又一无主张,甚至一个政府自军兴数月也成立不起来,感到事无可为,阎先生才草草于九月九日在怀仁堂就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其他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当时就算成立罢,一般聪明练达的人,对于部长也恐怕虽三顾茅庐还高卧不肯就聘的。”
 此后,汪精卫扩大会议一帮人即离开北平,到石家庄后,“把扩大会议的委员们和部分人员先送往太原,汪先生和我留在石家庄等候”。实际上,汪、陈又在汪的提议下于9月26日去了一趟郑州,面晤冯玉祥,10月1日抵达太原。“早上入太原,汪先生至太原时,车站还很热闹,全城的文武官员、党部、民众团体,都在站上欢迎。在山西大饭店门前,汪先生还对大家演说,……扩大会议借了傅青主的祠堂开会,大家无事可议,便讨论起草临时约法。……扩大会议依旧每日进行它的约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许久,才把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定为第一章的大纲,以下分章规定细目。汪先生倒很起劲,每日必到会,孜孜矻矻的讨论……”。
  10月16日,“阎锡山由石返并,召集冯玉祥、汪精卫等议决:如果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下野,军政大权交有才力之部属接任”(《中原大战大事记》)。陈公博继续写道:“南京和北平提出和平条件,只要阎先生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存,对于山西军队的实力也不会分割。我们正开约法会议,山西的代表已络绎到北平,我们若久留山西,倒变成一种障碍之物。我们赶快把约法起草完竣,公布后即离开山西罢。阎先生对于这个提议是默许了。难得阎先生始终如一,在我们离晋之前,还拨出山西省银行纸币100万元,大约那时合了现洋可值50多万,以为扩大会议移津后的秘密经费。诸事停妥,我们便分途离晋。”
  “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主角是阎锡山和汪精卫,这不是偶然的。从汪精卫方面说,自特别委员会以来,政治上一直遭到冷遇,几年来尽管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帜,但手中没有武力作后盾,只能因人成事,依附于某一军阀的武力。这次就投靠了阎锡山。不过在“扩大会议”上汪精卫不再侈谈“党统”、“法统”,而是跟过去被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等携手合作了。1930年3月27日,汪即派王法勤、陈公博等代表他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国民党中央党部诸事。“汪精卫的‘悲剧’,在于他的实际政治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他到北平来和阎锡山等军阀搞什么扩大会议,就连跟随他的改组派一帮人,也认为他的行动和他的主张不一致,没有什么前途。汪精卫在扩大会议退到太原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仍坚持由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宣布于全国。他自己亲自主持约法起草委员会,在太原傅公祠与当时扩大会议礼聘的几位法学专家吕复等共同草拟约法草案。草案全文共八章,计210条,……经过一月余的努力,汪精卫几乎每天必到,亲自督率,终于完成了一部约法草案。汪并漏夜勾拟约法宣言,……1930年10月27日,汪精卫在太原举行扩大会议最后一次纪念周,说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空话,接着便召开约法会议,逐条宣读约法草案。下午5时草案全部通过,并由汪当场宣读所起草之宣言,仅修改数字即全文通过。是夜,汪亲自督率秘书人员整理完毕,于28日用扩大会议名义公布”(李俊龙《投敌叛国前的陈公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
  “由北平移到太原的‘扩大会议’,在大会通过《约法草案》后,落下帷幕。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客们,先后离开山西,或宣布下野,或转而与南京握手言欢,或寻找新的出路”(《山西通史》卷七)。汪精卫在纪念周会上不无伤感地说:“……我们前此之分,不是轻分;今日之合,也不是苟合。不合则已,合则不散。”(《汪精卫全传》)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离合无常,不过是基于一时利害权宜之计暂时结合在一起。所谓“同志团结”、“永远不散”云云,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此后,汪精卫即于11月1日“离并北上。2日,过雁门关”,由北平转赴天津。并与其一伙还炮制了一篇向蒋介石讨饶的宣言,“愿做在野派”。23日,“汪精卫偕夫人赴日本”。阎锡山则于29日“微服离五台河边村赴天津”,11月22日“由津搭乘日船赴大连”(《中原大战大事记》)。而陈公博则是“搭了一艘津港的直航船于11月15日到香港,不料13日香港《大同报》已登出汪陈破裂的天津电讯,我哪里有意思有资格和汪先生破裂呢?算了吧!我也不再辩”(陈公博《苦笑录》)。
  “吵闹了许久的扩大会议,从7月13日草草成立至9月20日,不过67天的寿命就垮台了”(薛笃弼《扩大会议始末》)。
  
  最终的下场
  
  汪精卫参加中原大战以致最后惨败,这是他自1927年以来,在国民党政场角逐中屡斗屡败恶性循环的又一次轮复。此人权欲熏心,从不寂寞。在这场争权夺利的争斗中,陈公博、周佛海、顾孟余则是他的得力干将。
  按照陈公博的说法,当时,“汪精卫的麾下由三派人员组成:一派是改组派,那是‘改组同志会’的同志;一派是汪派,那是他(指汪精卫)左右的亲信;一派是‘左’派,那是信奉汪精卫的主张,而不属于以上两者的”(《汪精卫全传》)。作为参加“扩大会议”的主要政派之一的改组派,于1928年冬成立,经汪精卫同意,于1931年解散,为期两年有余。虽然汪精卫对于“改组派”拥戴他为领袖并不满意,他本人也不是“改组同志会”的会员,但事实上他已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和支柱。
  汪精卫在这次倒蒋失败后考虑到:既然斗不过蒋介石,还不如俯首称臣,也可分得一席一羹,以图“东山再起”。于是他又在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玩弄权术、明争暗斗、艰难度日的生活中争斗了七八年。但他总是对蒋介石对他的安排不能满意;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对他的拉诱、威逼,汪精卫终于在1938年底逃离重庆,落水当了汉奸。
  
  在其6年多的汉奸生涯中,汪精卫虽于1940年3月建立了伪政权,虽然当上了第一号汉奸头目,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是他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叛国投敌,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其次,日本侵略者虽然支持他建立了伪政权,但为了还要对蒋介石进行拉拢,一再推迟成立伪政府日期;伪政权建立后,又迟迟不予承认,直到半年后才勉强签署《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在日本主子不赏脸的情况下,他无法向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内心不无苦闷”(《汪精卫全传》)。
  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汪精卫汉奸集团乱成一团。这从当时汪精卫所写的《最后的心情》、陈公博所写的《八年来的回忆》和《周佛海日记》中,可以处处显示出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主子难受、奴才悲戚,死硬顽固、与民为敌的心态。直至“1943年10月3日,汪精卫由陈璧君、徐珍、褚民谊和周洁身等人护送,来到中央医院一间高级病房里。……诊断为嵌在脊椎骨里达八年之久的那颗弹头恶作剧,引起多发性骨髓肿,并已压迫胸骨神经。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如果不动大手术将弹头取出来,汪精卫不可能站立起来,而且将严重威胁着他的生命”(《汪精卫全传》)。汪精卫在医院看到12月1日报载之《开罗宣言》和有关文章后,诚惶诚恐,魂不附体,顿时失去了灵魂支柱。他忧心如焚,坐卧不宁,食不甘味,导致疾病再次复发,且糖尿病也同时发作。10天后,骶部和髋部已经发生了褥疮。15日下午,日酋烟俊六和松井太郎带着东条英机的关心和高级医生看望他时,汪还以细若游丝的声音说:“我知道自己不会长寿,如果能够活到亲眼看到大东亚战争获得全胜那一天,也就死而瞑目了。”真是恬不知耻、死心踏地的卖国求荣!1944年2月29日上午,汪在病床上召集汪伪中央常委开会,交代“我离开南京之后,‘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公博代理,‘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会议’、‘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和‘国民参政会议’由公博主持。公博不再兼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常住南京。‘行政院长’职务由佛海代理,‘全国经济委员会’由佛海主持,并兼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常住上海”(《汪精卫全传》)。3月3日上午,汪精卫一行乘飞机赴日本名古屋治病。
  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院动了大手术后,只轻松了一个多月,病情又继续恶化。他在由他口述、他老婆陈璧君记录留下的《最后之心情》的遗书中,仍然希望汪伪政权在日本侵略者将败之际“要逆水行舟,乃至破釜沉舟”。然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徐珍和周洁身的私奔,使他愤恨的心情难平;4月4日下午,任广东省省长的内弟陈耀祖被游击队行刺毙命,使他悲伤不已;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彻底失败,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南京政府’的穷途末路”(《汪精卫全传》)。他经常生活在残酷的场面和恐怖气氛之中,病情愈亦恶化;又加上同盟军飞机经常轮番对名古屋的轰炸,他也得经常被抬着出入于没有暖气的防空洞中,病情急剧恶化。终于在11月9日下午4时20分终死异乡。
  汪精卫的死,尽管是预料中事,但仍然在汪伪南京政府中引起很大震动和不安,大小官员几乎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地步,各自都在暗地里寻找自己的出路。就连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也在相互倾轧中共议前程。就在汪精卫被葬的第二天的“中常会”上,周佛海以“中央政治会议”副主席身份主持,紧急通过把汪精卫原来的“中央六大职务”全部推戴到陈公博头上,陈则表示“汪主席手订之政策皆为公博之政策,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之设施”,“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都将绝不动摇”,“公博一定与盟国(日本)密切合作,……渡过难关,为胜利完成大东亚战争,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而奋斗”(《汪精卫全传》)。抗战胜利后,陈公博潜逃到了日本,但终究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最后还是被解回中国镇压了。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7年第7期,本文作者:贺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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