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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山西王”阎锡山

  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阎锡山:共产党很厉害

  “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山西王”阎锡山

  这是本刊“军阀系列”的第一篇。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特殊人群,重新打量中国现代史。

  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

  军阀的孵化是在清朝的最后50年里完成的,可一路追溯到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袁世凯的北洋系。“独立行事”、“地方自治”的政治诉求则可上溯到“东南互保”运动,伴随****战争之后“尚武”精神的蔓延和军校的设立,军阀应时而生。

  通常,北洋系军阀的迅速分裂是从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算起,而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的局面到1928年蒋介石执政为止。

  这12年里,如果视旅长以上的军人为军阀,那么有1300个大小军阀可供考察。大军阀的名字耳熟能详: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辫帅”张勋、“布衣将军”冯玉祥,屹立38年不倒的“山西王”阎锡山,以及最终收袋的蒋介石。

  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中国军阀是吴佩孚。那是1924年9月8日。照片下有行注释:“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第二个是蒋介石,第三个是冯玉祥。平日里冯将军一身农民打扮:头戴毡帽,脚着布鞋,身穿粗布蓝色大襟棉袄,腰间还扎着一条布腰带。

  从1917年起就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上海资格最老的英文刊物,1928年夏,埃德加·斯诺曾加盟,任助理主编)的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曾跟《纽约时报》一位记者一道去采访冯玉祥。《纽约时报》记者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1米83、膀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害得这记者几天没有睡好觉。

  1928年7月2日,《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封面人物冯玉祥:“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似黄种人那样纤弱,而是一个身材魁梧、古铜色皮肤、样子和蔼,将《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基督徒。”

  鲍威尔还采访过张作霖:

  “我一直听说他的两个绰号(“红胡子”和“东北虎”),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不由大吃一惊……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

  1930年5月19日的封面人物,轮到阎锡山——他是一个多月前爆发的中原大战的主要发动者。

  这次内战历时5个月,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军等几方共投入兵力110多万,主战场在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个省,死伤官兵30余万,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

  《时代》这样介绍“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阎锡山 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

  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的这种骑墙作风由来已久。据他表侄张瑞生回忆: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义军加入反满复汉的辛亥革命,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阎锡山在这一仗中带着亲信躲在树丛中观望——“如果起义成功,他跟进的部队可以参与邀功;如果失败,造反的责任可推到别人身上。”

  民国人士孟默闻回忆说:少年时代,同学间对脚踏两只船的人常用“你这阎锡山”戏称。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场,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备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蒋想趁机削弱各集团军兵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各军阀心知肚明。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记下了各派明争暗斗的细节。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独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结拜成换谱弟兄,而此时蒋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蒋是要瓦解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让他们互相击破。形势每天都在变。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1500元败给了2000万

  国内的反蒋浪潮已持续一年,阎锡山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他对阎锡山的钳制开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职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意思是要把三军副总司令跟他的大本营山西隔断;二是在经济上压制。“铁算盘”大为恼火。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

  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

  阎锡山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不论输赢都归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

  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军费的筹办对每个军阀都是要事,受盘剥的永远是百姓。筹办机关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将所需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某某师查封”,派几个兵把守就是了。如果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军阀或豪绅,可以通过政府从别地筹集军队所要的东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笔钱请军队到别地征购物资——这样层层转嫁,最后是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负担。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这类负担重到高出正税的225倍,名列全国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绅、商拒绝这类负担,部队的办法是“饥兵闹事”,或者长官让部下“自由行动3天”。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10年搜刮的钱财大多用在军队和兵工厂上,到1930年时,他手中的现款还没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对部下实行三联单的办法控制缺额(以防多领兵饷)。上午开缺一个士兵下午就得报告;作战前夕动员,每个师也只发2500元,包括了战前的侦探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的费用。所以,多年追随他的高级将领生活相当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购战斗机是阎的外甥经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淘汰的旧货,没有战斗效能,花了大价钱,却始终不敢在作战时使用。外甥从中得到一大笔佣金,阎大为光火,将他降级,但钱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的奉军成了中原大战的关节之一。大战之初张少帅“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另一关节在于冯、阎、李诸派都想保存实力,虽然凑集兵力很多,战略上缺乏统一指挥,有利时争先,无利时退缩。何况当时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作战能力很差,人称“高射炮部队”。

  《时代》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1930年5月19日的《时代》报道。不幸言中。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但蒋不给他喘息机会,“坚不允许”阎某人滞留山西,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想起17岁那年的炎凉么?那年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上了门板回乡躲债。乡里也呆不成了,父子俩只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去太原,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那时他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时所受的苦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经山西,清兵的粮秣供给由当地百姓承担。万喜子曾去担水切草、喂马遛马,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比起眼前大厦的崩塌,这些小窘迫实在算不得什么。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族人阎子奉讲过阎锡山生财的一段趣事:1929年间,幕僚梁巨川在北平听清室太监赵德山说,西四牌羊肉胡同7号曾是某王府宅第,埋着很多银子。梁向阎报告,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银元买下宅子,派了一个排卫兵看守,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

  20多名工人从当年8月开始掘洞,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地下渗出的水越来越多,只得用抽水机排到街上,弄得满街都是泥水。3个多月过去,地下全部掘通,没见银子。王子寿向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说把6号或8号宅子买下继续施工。于是又花3.2万元买下了8号,半年内掘地三尺,还是一场空。王子寿唉声叹气:“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银子没有挖到,反花了10来万元!”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公道主义”、“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1932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李冠洋是主任委员,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张子佩是委员。他们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就在家里翻译《资本论》,有的在编政治学的书。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阎锡山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据张子佩回忆:“从1931年到1935年,参加研究讨论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专学校教书的,有的是各机关部门和团体负责的,也有国内的学者、教授和进步人士来参加的,像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等都先后到太原。”“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那几年里,不止一个人跟阎锡山这么说,但他始终认定“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他说:“资本主义不见得是必然崩溃……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应该反对它,推翻它,所以资本主义是该崩溃。”

  “共产主义也不见得是必然到来。我们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又说:“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他借用马克思主义中他愿意接受的部分,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反对资产私有、生息,主张资由公给,按劳分配。1932年,在整顿金融业过程中他实践了他的“物产证券”。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但事情还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没有山西人被压榨出的血汗——4家银行号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是1100多万人每人掏6元多认购的;工人被延长工作时间而减少工资,农民被发放高利贷、增加赋税,因建铁路被低价征用土地——这“十年建设计划案”是无法兑现的。

  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真如在显微镜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啦。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剩余、经济恐慌,认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实这是个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马克思把交易病认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

  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识得这个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这个中?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人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学延安,蹲窑洞;学土改,村公有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一到秋林、克难坡,阎锡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主持的“朝会”……

  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认为汉之王田、晋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办法,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老是走循环路线,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复集中的过程。”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他督导制订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一共13条。主要款项是:凡满18岁的村民,就有权向村公所领一块田,到58岁,还给村里;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须交不劳动税。

  这份大纲在当时引发许多评论,有的人认为它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

  正如当时某些评论指出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利益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要触动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远没有阎锡山设计的那样简单。

  他的方案,实际上是在不损害所在阶层利益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以挽救走向没落的命运,却遭遇非议和责难,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阶层的悲哀。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处。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范长江在1937年2月有过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记述:

  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正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更有人暗指,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毛泽东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这部分代号为“狸”。

  跑来跑去,守不住“没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曾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即停止内战,长期合作,建设新中国。阎锡山大为不满,他在刚刚结束的上党战役中吃了大亏,损失了13个师。

  阎锡山认为中共的优势主要在于政治,善于宣传,因此始终视为劲敌:“天下少有比共产党会说的,翻过来折过去都有理。”

  1946年,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时,阎锡山与胡宗南联手,向山西解放区进攻。当时他推行“兵农合一”政策,虽然描画得很好,但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当时流传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了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大致讲出了民意。兵农合一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衰败,许多农民弃田离家,有的跑到解放区。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糟。阎锡山开始乱了阵脚,他在梁化之策动下展开了“三自传训”、“返干团”等白色恐怖,杀人无数,推着他进一步失掉民心,推着他的王朝走向坟墓。

  一位当时进入太原的美国记者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对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太原周围修建了大约一万个碉堡,样貌跟阎的性格一样复杂:一层到多层不等;材质有砖、石、钢筋水泥;形状有人字形、十字形、圆形、三角形、六角形、宝塔形;功能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两侧的、反向射击的——名为“没奈何碉”……这些都是他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画出来的。

  “这完全是他幻想的产物,并非可行。”但凡军事工程军官对这些古怪设计提出意见,阎就会大发脾气。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战,是国共战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东山上的每一个据点、每一座碉堡都经过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残酷过程。一块面积不大的阵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门火炮的轮番轰击。陡坡上已经没办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尸体堆积掩护。阎锡山的部队攻势猛烈,防御顽强,几近疯狂。徐向前的部队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劣势,官兵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昼夜厮杀。

  战斗接近尾声时,徐向前旧病复发,胸部因大量积水剧痛难忍。他躺在担架上不肯撤后,前线官兵的巨大伤亡令他心寒。战事稍稍平息之后,东山上各主要阵地焦土达一米厚,战死的官兵尸体交错叠摞。此战,阎锡山部损失兵力万余,徐向前部伤亡8500多人。

  身边人描摹1947年以后的阎锡山:“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每天拄着手杖,几个卫士跟着,一会儿到参谋处,一会儿到作战组,内北厅、外北厅、中和斋,跑来跑去——这是他想问题时的习惯;此时更形焦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变得粗暴,逢人便骂,对卫士稍不如意,举杖便打,不仅拿公文请示的参谋、参事,怕与之见面,能避则避,就是伴随他的五妹子阎慧卿,这时也收敛了。”

  有一次,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停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阎锡山的内室悄无声息。手下已伫立良久,他才睁开眼睛说:“你坐下,拿支笔,咱说你写。”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他委托早有款项交存的美国凯因公司向政府游说。手下问:“凯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么能叫美国政府这样办呢?”阎锡山说:“你不懂得,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政府有直接关系,你去办吧!”

  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秘密溜出南门,在汾河西洪沟小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服毒的,还有阎锡山钟爱的五妹阎惠卿。

  梁化之自杀前后,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这故事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李敖童年时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个月,攻守双方伤亡均在3万以上。破城一个多月后,章士钊、邵力子写信给李宗仁:“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教育部长杭立武即将逃往台湾。

  众人候在机场,惟阎锡山样子奇怪:他带着两只箱子,寸步不离身,一只坐着,另一只放在手边;他神情恍惚,身体微摇。这两只箱子里都是金条。

  多亏这些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二百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三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

  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50年来,他的侍卫官井国治、张日明等人一直看守着这座碉堡。他的灵堂里香火不断,除烛台、鲜花、素果,供桌两侧还摆放着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国》、《阎百川先生要电录》等。80岁出头的张日明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说:“这几年有山西来的客人,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来过。有兴趣看看,就带几本回去吧!”

  (参考《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陈应谦编《阎锡山与家乡》、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阎锡山》、雒春普著《三晋有才:阎锡山幕府》、景占魁著《阎锡山传》;陈志让著《军绅政权》、相从智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著《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哈雷特·阿班著《民国采访战》、李辉著《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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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封面:山西王阎锡山

 

 

 

晚年阎锡山

 

 

 

阎锡山

 

 

 

阎锡山1949年赠送给陶德中校的照片

 

 

1930年9月9日,北平反蒋派决议组织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政府主席。前排左四为阎锡山,左五为汪精卫

 

 

 

1930年,阎锡山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本文作者:李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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