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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者的六个瞬间——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行龙现象”

  “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司马迁言《史记》之要旨,也说明了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关注未来。近年来,伴随着一部部立足山西历史与现实、关注三晋人民福祉之史著的相继问世,行龙的名字逐渐为各界所知,特别是他对“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这一历史命题的深度阐释,更是直接拨动了三晋人民的心弦,逐渐形成了山西社会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行龙现象”。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位“跋涉者”,从他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段,捕捉其“立足三晋、放眼全国,注重融合多学科的理论视野,力倡‘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路径”——

    1979,那是一个春天

    1979年,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一个1958年出生的农村娃,通过刚刚恢复的高考,从新绛走进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课堂,开始了他的漫漫求学生涯。他,就是行龙。

    据说,大学时代的行龙常将自己埋首在浩如烟海的书堆里苦读,以至进入忘我之境,几次竟被图书管理员锁在图书馆里而没有觉察,次日一早管理员开馆时发现他读书的身影,惊叹不已……

    刻苦用功,成绩优异。1982年,行龙以大学三年级的身份考取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乔志强先生。师从乔门后,行龙在读书、做学问上更加精进用功。行龙研一时,乔先生就安排他到山西省图书馆抄录刘大鹏 《乙未公车日记》和《桥梓公车日记》及《退想斋日记》。该日记 “历时五十一年,凡二百册”,对这样几部卷帙浩繁的笔记资料进行抄录整理,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其工作量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年轻的行龙凭着对学术的一腔热忱和超乎常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项任务,并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上对这笔资料进行研究利用,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1986,“最年轻”的一把火

    1986年,留校任教一年的行龙开始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大学时代积淀的坚实功底,逐渐成为孕育学术之果的沃土良田。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山西近代人口相对过剩问题》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这是他师从乔先生后主攻中国近代社会史、揭橥山西近代人口史的精作之一,该文得到了学界和行家的首肯,获得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同年,行龙晋升为讲师。之后,他的学术、事业稳中见锐,连续创下数个“最年轻”的记录。1988年,行龙首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是为山西省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也是当年国家社科基金最年轻的主持人。1991年,因教学、科研成就卓越,行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次年,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人民出版社最年轻的专著作者之一,被誉为“建国后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专著”。1993年,行龙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年仅35岁,是山西省最年轻的专家。第二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山西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96年,行龙被聘为教育部首届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是为全国最年轻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之一。

    1998,相约山大

    1998年,行龙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学位,然而,毕业后是留京还是回晋成了他必须作出的抉择。

    人大求学3年,他师从戴逸、李文海先生,心无旁骛,专心治史。浓郁的学术氛围,频繁的学术交流,使他拓宽了视野,了解到国内外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动向。经过再三考虑,行龙放弃了名校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充裕的科研经费,毅然回到山西大学工作。

    回到山西大学的那一年,恩师乔志强先生的猝然病逝给了行龙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常用“撕心裂肺”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从此以后,如何在薪火相传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乔先生所开创的社会史研究传统,成为行龙夙夜思虑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此后,行龙教授更加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开创了富有山西特色的社会史学派,打造了一支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4年,行龙教授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2008年被选为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2009年,被选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2000,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世纪初,随着人口研究的深入,行龙敏锐地注意到,明清以来山西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生态恶化、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等地域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都集中体现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平衡与失衡关系,并且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三晋的社会面貌、文化形态、民俗生活等,甚至与晋商崛起和抗日根据地的形成都不无密切的关联,即使对今天山西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也有着极为重要的资鉴价值。于此,他带领研究生团队,深入乡土民间,开展田野调查,在调查中搜集到大量民间文献和各类史料,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几年下来,渐次凝练成水利、灾荒、晋商、集市、祁太秧歌、根据地社会等几个研究方向。2002年,行龙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付梓出版,该书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称为“代表了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方向”。近十多年来,行龙所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日益丰富发展,不断成熟完备,成为新世纪以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鲜明特色。

    2003,我的父老乡亲

    “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行龙开辟的又一个前景广阔、风光无限的研究领域。行龙出身农村,虽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但心间的村庄情结却始终挥之不去,加之多年在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农村的各种问题,他看在眼里,忧在心头。

    在他看来,集体化时代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始自2003年,行龙身体力行并发动师生力量,想尽一切办法,深入村庄开展抢救性地资料搜集。几年来,他们历尽艰辛,收集到遍及三晋大地百余个村庄、数千万件的档案资料,做了一件抢救文化遗产、保存珍贵史料、利于学术研究的大好事。同时中心依托资料、结合报纸文献、辅以图片和实物,建成了一个精美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综合展”,令中外过往交流的学者们惊奇称道,叹为观止。2008年,美国《ModernChina》杂志专门刊文详细介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资料的情况,海内外学者频频到此参观访问。日本著名史学家内山雅生等学者与中心作了五到十年的研究计划,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委先后立项支持对档案的整理与研究……

    2008,汾河流水哗啦啦

    “月是故乡明”,在行龙的学术视野里,山西潜藏着巨大的研究资源。以水利研究为例,山西是缺水区,这是基本省情,但农村的生活经验和多年的基层田野调查,使行龙对此有更为深切的体会。2008年,其个人专著《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出版,第一次系统、翔实、缜密地梳理了晋水流淌过的历史脉络,把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与实地田野考察相结合,全面剖析了晋水的水利系统和围绕水而形成的晋祠神灵祭祀系统,书中处处映透出作者浓厚的晋祠情结和对三晋历史文化的热爱。他撰写的《汾水清山西盛》一文,仔细回溯了历史上汾水的“大而清”“小而浊”与三晋之地位的强弱兴衰关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不能只顾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才能加速发展,协调发展。否则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真可谓情之切切,言之谆谆!

    2010年,在全省上下致力于转型跨越、争先发展之际,行龙教授的个人专著《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出版发行,再次引起山西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的历史读本”。可以说,几十年来,行龙教授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拓,既是学术规律的自然演进,也是现实民生福祉问题对他心弦的深刻触动,每一项研究成果的收获都饱含着对三晋未来发展的美好寄托,对三晋乡土的深厚感情与自觉认知,已经成为行龙进行学术探索的巨大动力源泉。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10829,本文作者:朱慧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1-1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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