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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治晋

 

 

 

 

 

  时有“晋官难当”之说,真叫个乱花渐欲迷人眼。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其实,当官之难与不难与地域社会并无直接关联,官员个人的素质和品行倒是其难与不难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所谓的“人事”。晚清重臣张之洞治晋仅两年三个月,却能勤于政务,除旧布新,做出一番事业来,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张之洞原籍直隶南皮,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张瑛历任贵州知府、道员。1837年张之洞生于贵州,20岁之前随父在贵州居住。16岁应顺天乡试中解元,一时名噪都下。27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仕途一路顺畅。与个人仕途顺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之后的中国,却是内忧外患,烽火连天。可谓生于忧患。自同治二年进士及第直到光绪初年的十多年间,张之洞由一名“早掇魏科”的传统士子一变而为京城清流派的一员健将。

    清流派的经历及其个人的才识和忠忱,使张之洞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名声,他也由此受到西太后的赏识。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张之洞奉旨补授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

    出任山西巡抚是张之洞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他对此信心满满,自信“晋事大有可为”“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然而,张之洞很快发现,“入境以来,沿途体访,民生重困,吏治积疲,贫弱交乘。”此时的山西远非康乾盛世时代富甲一方的山西。由科举而擢据封疆,张之洞怀抱“将此一方整理强固,于国家亦有丝毫补益”的信念,不畏时艰,大刀阔斧,除旧布新,令人钦佩。

    张之洞治晋,在除旧方面首先是整肃吏治。此时山西吏治之败坏,张之洞在京即有耳闻,下车伊始,即大力整饬。他批评历任前山西巡抚鲍源深“太儒”,曾国荃“太滥”,葆亨“太昏”,“非大加振作,求几于安静不扰之治不可得也”。他参劾光绪大灾后的护理巡抚葆亨、冀宁道王安定“贻误善后”,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候补直隶州知州陈本 “合谋弊混”;候补知府安颐“究属疏忽”。张之洞片片奏折寄上朝廷,京城清流党遥相呼应,此四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对所属职官未能尽职,或贪污卑鄙操守不修,或无识无能屡招物议者,张之洞也不留情面地一一予以纠劾。统计张之洞在晋两年三个月,纠劾各级官员25人,每年平均超过10人,足见其整饬吏治之决心。

    张之洞整饬吏治的另一要务是整改陋规,使职官吏幕甚至门丁亲随亦无贪赃之机。他先将巡抚衙门公费19550两及桌饭银6400两全行裁禁;次将通省“公费”按原定数目分别裁汰;“馈送上司随礼之风”一律严申立禁;至于科场经费、秋审饭费银等,则分别另定办法,从藩库扣去而不向州县摊派。他曾广而告之部下属僚:“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

    与整肃吏治紧密关联的是,张之洞力行整理财政。此时,山西一方面因为丁赋负担过重而财政困窘,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财政混乱。自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山西三十年来从未彻底清查财政,许多巨额款项,如军需报销、善后各款,仅财面差额即达数百万两。张之洞为此专设清源局,明定《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分会计、拨款、报销等八大类,分别清查,并将清查库款和整肃吏治结合起来,明令光绪九年正月初一前后交接的官员,20天内交代清楚,补还欠款;光绪八年以前交接的官员,一月内查清;现任各官交接,限10天内交代完毕。所有亏空,一律由当事人负责。此次清理财政,不仅使山西“数十年尘埃丝芬之巨累一举而廓清之”,而且使山西财政扭亏为盈,甲午战前一直保持着盈余的纪录。此外,清源局所定《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为当时江苏、福建、江西、河南等省督抚院所效法参考,对外省财政清查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之洞除旧方面的另一重拳是禁烟戒毒。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鸦片而起,鸦片以此成为伴随近代中国前行的毒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流毒遍及全国。山西历来烟祸严重。各府州县多种罂粟,士农工商多嗜烟毒。光绪三年大旱,有议论认为“晋患不在灾而在烟”。张之洞认为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省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欲革历年固习,非痛加拔除不可”。他三令五申严令各属禁种罂粟,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惩办不利者,则“摘去顶戴”;对已染烟毒成瘾者,成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苏痼疾。据载,张之洞抚晋期间,批示州县46件涉及禁烟。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甚或 “一律净绝”,山西禁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张之洞治晋在除旧方面大刀阔斧,他在布新方面求变求新大开风气,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山西。随着跨海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自东向西的步步渗入,东部沿海地区首先成为中西交冲的前哨,山西反而在时空交错中成为偏居一方的北陲。近代以来,“闭塞”“贫瘠”这样一类的字眼几乎成为世人议论山西的起点,以致张之洞刚到省城晋阳,就发出了“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的惊叹!

    张之洞抚晋两年三个月,时在1882年至1884年。此时,清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同光新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则在东南沿海办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身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既无戡乱平息之事功,亦无从事洋务之经历,但他深知 “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的经世之道,亟亟于山西“仿照兴办,极力讲求”。

    适逢其会,恰逢其时,张之洞遇到了李提摩太这位山西人的老朋友。早在张之洞抚晋十多年前,李氏即在山东、东北等地传教,由此频繁接触诸多朝廷要员。光绪初年山西大旱,李氏带着赈款和教士来到山西,深得时任巡抚曾国荃赞赏,他曾向曾国荃提出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的山西计划,然而,曾国荃于灾后诸事已焦头烂额,李提摩太的计划只能束之高阁。张之洞不仅热情地召见了李提摩太,而且极力促成其计划的实现。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讲道:他在省城太原组织了每月一次的演讲会,官绅学士踊跃参与,天文地理、声光电话、医药卫生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都搬上了这个演讲会的讲台,甚至李氏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简易实验,与会者对此“泰西新学”惊叹不已。

    18845月,张之洞发出《延访洋务人才启》,以山西闭塞,非集思广益,延揽人才起题,极力招揽各类洋务人才。凡精通天文、算术、历算、地球、外语、制造、开矿、船舰、法政等等诸才,都在高薪优渥量才委用之列。除了在省城设立桑棉局“为晋民开生财之源”,建立山西第一个近代工厂——山西机器局以外,张之洞又在省城东门内购买民房设立洋务局,专司其职。他曾具体指示:洋务局“试造新式机器,不得吝啬工料”;随时到上海、天津等地购买所有有关洋务的书籍;清源局应到各省随时访求通晓中外事务之人;到上海购买外国新式 “织机农器”,作为洋务局厂的发端;如此等等,足见其急切求实之风。

    练兵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张之洞认为当时山西的常规绿营“种种恶习殊难尽述”,非加整顿不足以防务,为此提出编练练军的要求:“不用一无能之将,不养一糜饷之兵。至于训练阵法技艺,当求临阵可收实效,不可沿袭绿营故套。”他曾两次上奏,希望仿照直隶章程“锐意欲办山西练军”,朝廷批准他的计划后,特派一名总兵和一名副将到山西管带操练。又曾派人到上海购买洋枪洋炮,装备山西练军。需要指出的是,张之洞既无曾、左、李等人崛起于军功之经历,又无拥湘淮等私家武装之雄心,唯知以新式洋枪洋炮装备军队,方可强国强兵。山西练兵实为张之洞后来编练新军之发端,其后在两广两湖他便大展身手了。

    发展交通也是张之洞洋务布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众山壁立、群峰环绕的山西而言,交通的阻塞不仅影响商业的流通,而且影响着对外的开放,交通的阻塞就是思想观念的闭塞。张之洞深知发展交通,不仅可以“通商惠工”,更能“利民富国”。为此,他在短期的抚晋期间,打开了山西北向、东向的两条通道:一为潞安、泽州两府旧有北出太行孔道。宋代以后此道渐为榛莽所塞,此次循古道痕迹,拓宽路面,削平险阻,便利民商。二是以晋省“独立认办”,打通“四天门”公路通道。此道起自榆次什贴镇,直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崇山峻岭,山河阻险,张之洞却不以为难,亲往韩侯岭等地勘探,全程380里一体贯通。此次打通“四天门”道路,张之洞采用军工与民工相互搭用的办法,省工省费,甚为奏效。此又与一个世纪后阎锡山以兵工修筑同蒲铁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之洞也很注重山西的文教事业。他批评“晋省比年以来,斯文日替,人不以读书为重,读书人遂亦不知自重,士习文风,交承其弊”,进而提出兴义学、修书院、尊学校、振士气等十条措施,欲在振兴山西文教事业。他曾命山西书局将8000两白银汇至天津招商局,托其代运“南省书籍”。又仿照浙江沽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的形式,选定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兴建“令德堂”书院,并聘王轩、杨笃、杨深秀等明贤秀士为教师,舔设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四门功课,让学生广参众览。一时间,令德堂群贤毕至,声望鹊起,为山西日后的发展培养了众多有用之材。

    张之洞最初希望能治晋三年,“意中欲办之事,一一办成,已办之事一一见效”,然而,京城一纸上谕飞来:“著来京陛见。”结束了他的抚晋之任。

    张之洞治晋仅两年三个月,时间虽然不长,却能除旧布新,立功见效。离晋赴京之际,“致书护抚交代未尽事宜,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行时甚病,途中时用药饵,不能兼程”,斯可谓尽心竭力。宣统初年,《时报》载文尚云:“三晋士民,以为数十年来有之好巡抚,朝廷始骎骎向用,以为可付大事。”果然,张之洞进京即被朝廷命为两广总督,面对他的,将是波涛汹涌之上南天浓重阴沉的战云。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0716;本文作者: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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