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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 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 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 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 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 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 准转发全党(4月10日),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 《海瑞罢官》和声讨“三家村”的文章,火药味越来越 浓,一场把矛头直指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和文艺界专 家、权威的浩劫,已初见端倪,赵树理对此虽五更深的认识,但已有所预感。所以,他身背马搭子,内装茶壶 茶碗、香烟和中药丸,每到一处落脚,总先翻开马搭 子,摆出茶壶茶碗,吆喝一声“开茶馆喽!”然后招待大 家喝茶。很有些以阿庆嫂自勉的意味。1966年6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赵树理等在晋城 农村听到关于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后的第二天即接到 通知:解散创作组。他返回晋城没几天,随他而来的李 振杰向他来辞行。他递给李一杯茶水说:“‘LLJ雨欲来 风满楼’,我的茶馆也给刮塌了。小李子,先饮下这一 杯离别酒,等雨过天晴,再请你来品茶。”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诬蔑周扬 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预示 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号召全国人民“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 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普遍发动起来。同一天,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揭批赵树理“问题”的座谈 会,第二天《山西日报》便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的大字标题,报导了这次揭批会。8月11日,省文联机关 开会揭批赵树理,同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全盘否定他的创作。接着,8月13日、18日、31日,10月 26日,该报连续发文批判赵树理,从而掀起了山西省第一次批赵高潮。

  孩子是天真的。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娃娃们, 首先主持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他们把戴着高帽挂 着“黑帮分子赵树理”大牌子的赵树理,押到台子上, 后面跟着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等一串所谓 “黑爪牙”。不料,上台后赵树理突然把大牌子、高帽子 撂到地上,昂然挺直了高大的身躯,闹得会场哑然无 声,人们无不瞠目结舌。造反派头头见势不妙,只好高 喊:“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并以势压人,喝道:“造反 派说你是黑帮,你公然对抗,这是反革命行为!我问你 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赵树理根本不 理他们的碴,气得“小将”暴跳如雷。半天赵树理才慢 悠悠地说:“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人长得黑,可心 不黑,也没帮没派。我的作品尽是‘豆芽菜’,连‘西红 柿’都够不上。要说是大毒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种 呢!”闹得批斗会全场哗然,难以为继。主持者只好草 草收兵,然后分三班轮番作战,想以疲劳战术逼迫赵 树理承认。到第二天,赵树理感到体力不支,便低声跟 娃娃们说:“你们说是,那就是?”并规规矩矩写到纸 上,立为字据。造反派拿过“字据”夹到语录中,高声朗 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欢 庆”初战告捷。赵树理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红卫兵 又押他参加“欢庆胜利大会”。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捉弄 之后,只好狂呼口号。

  1966年8月中旬,赵树理被揪到长治晋东南地委 招待所“交待”问题。他看到一张万余言的揭批他“问 题”的大字报,于是就在大字报边上题诗曰:“尘埃由 来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反映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对运动的善良愿望。8月下旬, 晋东南地委开会开始揭批赵树理。一天,赵树理看到 —、·张《请看赵树理的野心》的大字报,正被人围观。原 来这张大字报说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 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结尾道:“如予不信,有诗为 证:‘任它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 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这是赵树理亲笔写的,铁证 如山,赖是赖不掉的。”读罢大字报,他很气愤。这 首诗是他所写,但那是1964年3月参观大庆油田, 目睹石油工人顶风雪冒严寒,改天换地大打石油 翻身仗的情景,有感而作。现在这位熟人竟不顾事 实,无限上纲,有意置他于死地,令人发指。赵树理 不觉慨叹:“如此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任其下去, 不知有多少人要无故蹲文字狱。”激动之余,又赋 诗——首,写在大字报旁边。诗曰:“革命四十载,真 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这是以鲁迅 笔法,在回敬那位卖友求荣的“小人物”。是年冬, 赵树理被迫写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检查,约 23000字,一方面,严于解剖自己;另一方面,历数 每篇作品创作的背景和由来,用事实驳斥厂林彪、 四人帮一伙随意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的罪 名。检查结尾说:“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 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 意等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这话虽有几 分书生气,但也反映了赵树理对党的事业充满信 心。

  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评反革 命两面派周扬》的长文,这是为江青《纪要》作注脚的 文章,文中大淡“黑线专政”史,随意给周扬罗织罪名, 并以周扬划线,诬蔑赵树理等为“资产阶级权威”,意 欲一律打倒。1月8口,《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标兵”》,文章在罗列赵树 理一系列“罪”名后,结尾处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是彻 底揭露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的‘标兵’的时候了。只有把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的货色彻底砸烂、彻底消除,才能为无产阶级文艺的 健康发展扫清道路。”9日,《解放军报》以第四版整版 刊登了3篇“批赵”专文,并加编者按胡说道:“赵树理 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 的历史,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 义集团创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2月1日,江 青攻击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 圆》“坏透了”。在江青一伙的策动下,批判赵树理的恶 浪漫及全国。

  山西的“造反派”自然心领神会,不甘人后。1967 年2月,赵树理被从长治揪回太原,名目繁多的造反 派组织走马灯一样轮番批斗他。有一次,“造反派”问 他:“你是哪一类干部?”赵树理答:“说我是一、二类干 部,我自己觉得不配。说我是三类,你们不会答应。说 是四类吧,我自己不会承认。我看算三类半吧。”搞得 批斗者无可奈何。

  “造反派”管这种批斗会叫“拚刺刀”会,蛮横逼迫 被斗者认“罪”服“批”。赵树理偏偏不买帐,一次他对 “拚刺刀”的造反派说:“拚刺刀,得双方都有刺刀。现 在只是准你们讲话,不叫我说话,这叫什么拚刺刀?这是捅刺刀嘛!”说完,做了一个“捅”的手势,弄得“造反 派”哭笑不得。有人高叫“赵树理,你再不老实,判你30 年徒刑。”赵树理笑曰:“30年以后,还不一定有我老赵 呢。”

  有一次,一伙“造反派”开来一辆卡车,把赵树理 拉到一个地方批斗,下车就叫他承认“锻炼锻炼”是一 株大毒草。赵树理向他们阐明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 没说几句,就有人吼道:“赵树理,你别‘下车尹始,哇 啦哇啦!”’他纠正说“不是‘下车尹始’是‘下车伊始’。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那意思是……”,那位 念白字的造反派有些心虚地说:“不管下车什么, 你必须老实交代,新农村有‘小腿疼’、‘吃不饱’这 佯的人吗?”“有!”“你见过?”“见过!”结果招来 一阵拳脚。

  1967年3月,康生、江青一伙煽动“抓叛徒”活 动,许多历史已有正确结论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打 成所谓“叛徒”,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赵树理也进 过国民党“自新院”,但他并未暴露自己的党员身 份,没有出卖同志,这时,也被加上“叛徒”罪名。 月,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于是,武斗逼 供成风。此时,赵树理被触及皮肉已成家常便饭, 也弄不清哪一次肋骨被打折,留下了不治的隐疼。 尽管处境恶劣,可赵树理并未屈服,是年春夏之 交,一伙造反派要他交代如何“利用小说反党”的问 题,时值《讲话》发表日期前后,引发了赵树理的一片 真情,他倾吐了听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时所受到的激励和鼓舞,坚信自己“还会有提笔 的机会”,但表示“不写小说了,要写戏剧!”因为“农民 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也太繁忙,……看小说是比较困 难的。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 能看,这有多好。”在如此困难的时候,他心中仍然惦 记着亿万农民群众,耿耿此心,纸笔难表。

  1968年,两派武斗升级,社会秩序混乱。赵树理却 比较乐观,常常在批斗之后,一回家就学代数、几何, 画国画、叠灯笼。吃饭前,常以碗筷充锣鼓敲打一阵, 唱一段上党梆子。兴头来时,就拎起鸡毛掸子当马鞭, 在地中间跑圆场,逗得小外孙也在他屁股后边转。弄 得老伴啼笑皆非,叹道:“斗成你这样,还把你高兴的!” 其实,他这是苦中作乐,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无声 抗议,坚信邪不压正,光明总会到来。他曾对女儿广建 说:“我们党倒霉就倒在这一文一武身上!”(指江青、林 彪)并经常劝慰广建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 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 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 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赵树理 对个人受冲击不大介意,但对国家命运却很关心。每 次坐车游斗回来,总是忧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 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

  1968年秋天,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省文联,被集中 监管,不得回家。秋后,次子赵二湖赴山西洪洞插队, 要见父亲一面,竟不准许。事后,赵树理对三子赵三湖 说:“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 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 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会后,在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引下,在林 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全国的所谓“斗、批、改”运动 沿着“极左”道路越滑越远。一些抵制他们极左路线的 革命干部和专家、权威,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赵树理 首当其冲。是年,在军、工宣队监管下,赵树理竟被做 为“清队”的靶子,抱病被拉回晋城批斗,强迫他站到 三张摞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后被推下去摔碎 髋骨。从此,赵树理不能自理,辗转呻吟,度日如年。秋 后,有一位故乡的文化人来太原看望赵树理,他撑着 伤病之躯,嘱咐这位同志:“晋城、阳城一带流行的上 党秧歌(即泽州秧歌),群众喜欢唱,喜欢听,能不能考 虑配上丝弦,把这个地方小剧种扶植起来。”

  1970年四五月,长子赵广源路过太原。见父亲病 得不成样子,扶他到省委机关对门的医院诊治。大夫 一查认为:“需马上住院治疗。”可院方却以“没有床 位”顶回。医生只好安慰他道:“请你把地址告诉我,一 旦有床,我就通知你。”然而,在那反常的年代,同许多 善良人们的愿望相反,林彪、江青一伙对病人膏盲的 赵树理的残害却愈演愈烈。6月23日,奄奄一息的赵 树理被押进太原钟楼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专 案组”进行隔离审查。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 群众性大批判的同时,写出“高”质量的文章。省里当 即抽调人马组成写作班子,整理编写了大量有关赵树 理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供各地各单位批判之用。7月24日,《山西日报》头版 头条发表省革委会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大块文章《把一 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 彻底批倒批臭》。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当时已成为中 央要员的大寨带头人的文章《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 敌》。于是,在山西全省又掀起一次批赵高潮。据不完 全统计,从1970年7月24日至年底,仅《山西日报》 就载批赵文章76篇,到处都是批赵专栏,连穷乡僻 壤,也涂满了“砸烂赵树理的狗头”的标语和漫画。 对于一个作家的批判竟达到如此精心策划、大动 干戈的程度,实属罕见。说明赵树理的言行已成为林 彪、江青一伙推行反革命极左路线的严重障碍,是他 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置于死地而后快。可是,历史的 发展不会按照他们一伙的如意算盘去捏弄,而是取决 于民心的向背,对此,赵树理充满自信,他说:“对我 们,社会自有公论。”事实验证了他的论断,晋城一位 小学教师趁批斗发言之机,把一小瓶“竹叶青”酒塞到 赵树理的衣兜中,有人秉承上面的旨意,三次跑到赵 树理的故乡召开批判会,却开成三次“摆功会”,全力 “诱导”也无济于事;一位小爬虫到赵树理下过乡的地 方拼凑批赵材料,惹恼了川底村的郭先老汉,老汉气 愤地说:“赵是保国忠良,怎么保国忠良没好下场哩!”

  1970年9月6日,几经周折获准探望父亲的赵广 建,来到关押赵树理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 里。见“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 去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 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了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 痛,艰难在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 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抄得 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 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这个情景,我积悲难禁,一下 子哭出声来。父亲回头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双手 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咏梅》递给我,庄重严肃地对我 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 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这次会面赵树理与 女儿长谈了数小时,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家世、历史和 创作生涯。临末惋惜地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 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1970年9月17日,赵树理被揪到太原工农兵(即 湖滨)会堂批斗,因病体不支,晕厥倒地。9月23日凌 晨2时45分,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刹那,这位忠诚的 共产党员、杰出的人民作家,终于含冤逝世。 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在国内 外享有盛名,影响深远。他继承了鲁迅革命现实主义 传统,继承了我国古代和民间的优秀文艺传统,吸取 了世界文艺名著的有益成分,创造出一种有独特艺术 风格,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真正为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文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解决 了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的作家。他的创作 堪称我国农村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的壮丽史诗。他把农民的口语加工提炼为鲜 明、准确、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为我们写下了第一 流的作品,不愧为一位“当代语言艺术大师”。 文如其人,诚如周扬同志所说,赵树理“文好人也 睁”。他像农民一样纯朴、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大智 若愚,才华不外露;他克己奉公,对人民忠心耿耿。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庄丛中笑。”这是赵树理临终前手书的毛主席《咏梅》 同中的两句,其优美而富有哲理的意境,是赵树理人 陪和信念的生动体现。历史验证了他的预言:严寒终 悔过去,春天必将到来。赵树理逝世后6年,祸国殃民 的林彪、江青之流先后垮台,形势好转。

  1978年10月17日.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仪式由全国文联副主 席周扬同志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白羽同志致悼 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 化部和山西省的领导人及首都、山西文艺界知名人 士、生前好友及家属参加。悼词对赵树理的文学业绩、 创作道路、道德情操和政治品格都做了公正的评价。 从此,冤案彻底昭雪,名誉得以恢复,遗作得以刊行、 再版。1980年10月,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赵树理文集》 4卷。1986年9月开始,北岳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 董大中、郜忠武、李士德合作编辑的《赵树理全集》1至 5卷。1986年4月24日,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修建 了赵树理陵园.永远纪念这位人民作家。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4年第02期;本文作者:郜林涛,李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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