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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在山西

  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总司令曾两度踏上三晋大地,和山西解放区军民共同战斗、生活两年半多时间,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又带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山西人民的亲切关怀,先后3次重返故地进行工作视察。在三晋这块古老的热土上,留下了人民军队伟大统帅的光辉足迹。
  
  挺进山西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于敌手。蒋介石不得不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并决定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实行对日作战。
  1937年8、9月,八路军115师、120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之后,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由陕西云阳向山西前线挺进。9月16日,朱德一行到达韩城县芝川镇,由此渡过黄河,踏上已经燃烧着战火的三晋大地,投入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
  朱德一行东渡黄河的第一站,便是山西省荣河(今万荣)县境。从这里出发,朱德一行徒步100公里,于9月20日进抵晋南重镇侯马后,即乘坐火车,于9月21日清晨到达山西省会太原。紧接着,朱德又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邀,由已在太原并和阎锡山谈判过的周恩来陪同,前往雁门关附近的代县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与阎锡山会谈。会谈是在周恩来、彭德怀和阎锡山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会谈比较顺利。阎锡山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阎锡山也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会谈结束后的9月23日,朱德即赶到已进驻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谈的情况。
  东征红军留下绝好印象的山西人民,听说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又开来山西,实行对日作战,无不欢呼雀跃,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八路军的拥戴和对朱德总司令的崇敬。人们听不懂朱总司令的四川话,但看到那位向人们频频招手的长者,衣着和别的军人一样,脸色比别人黑一点,像常年辛劳的庄稼汉,面容纯朴、慈祥……人们便以喜悦的神情、亲切的语言,表明自己的感触:八路军的总司令不像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老百姓是可以亲近的!这,便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像一座桥使八路军和人民的无穷力量相互连接了起来。
  当时,国民党军队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在敌人面前或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并到处散布恐日情绪,为害人民,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则在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下,向北挺进,迎战日寇,力挽抗战危局。从这两幅不同图画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中,广大人民群众更觉八路军最可信赖,并迫切期待尽快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但是,八路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人们还心存疑问。朱德却信心十足。他综合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对战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能够打败日军。”有鉴于此,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决计尽快寻机歼敌,在山西先打一个大胜仗,以杀灭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这一仗,就选在平型关。
  会攻山西的日军东条英机察哈尔兵团、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于9月中旬分别侵占大同和广灵、浑源、灵丘后,又以追击之势,继续南犯、西侵。坂垣师团主力一部兵临平型关下,东条兵团主力一部则陈兵于雁门关附近。9月23日,阎锡山急电朱德,称昨夜间,日军突然奇袭平型关阵地,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接电后,便和彭德怀立即电令正向平型关一带开进的八路军115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并且将第115师出击平型关的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115师于9月24日深夜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急进,并在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公路两侧的高地,设下了埋伏,决心在这里打响首战告捷的第一枪。骄横万端的坂垣,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先头部队第21旅团及其辎重竟陷入八路军设下的“口袋阵”,1000余官兵当即变成孤魂野鬼,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这一天,是9月25日。
  捷报传开,举国欢腾。毛泽东于10月1日高兴地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博古、叶剑英,指出:“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救国会,杭州、福州、湖北、广东、陕西、开封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后援(救国)会等。”
  为尽快攻夺太原,日军中央部于10月初命令坂垣师团实行太原攻略战。著名的“忻口战役”,就是中日双方为坚守和攻夺太原而展开的一场大战、恶战,也是国共两军合作抗战的光辉范例。
  整个战役由国民党军队在正面阻击,八路军则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即以第115师为右路军,广泛开展于晋东北,并向察南、冀西出击,直至推进到平汉路两侧地区;以第120师为左路军,坚持战斗在忻县(今忻州)、崞县(今属原平)、雁门关至大同一线。当沿正太路西犯之敌进逼娘子关,与忻口之敌对太原形成钳击之势时,第129师主力直抵平定地区,驰援娘子关;随后,又和晋东北南移的第115师主力协同作战,展开于昔阳至寿阳一线。由于平型关大捷的巨大鼓舞,忻口战端一开,国民党官兵便进入与敌人顽强拼搏状态,以至伤亡官兵万人以上,前敌总指挥、第9军军长郝梦龄将军壮烈牺牲。而八路军部队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部署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20多天的激战中,连续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大同至忻口之日军交通线,取得了井坪镇、雁门关、王董堡、冯家沟、广灵至灵丘、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作战。
  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是敌空中突击力量的集结地。当日军地面攻击受挫后,即由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狂轰滥炸。此时,第120师先头部队第385旅陈锡联之第769团已开赴山西前线,暂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朱德和彭德怀即将其部署在阳明堡、崞县之间,并于10月15日致电友军李默庵部,透露了准备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意图,要求李部抽出一部兵力,协同作战,以便“相机破坏其飞机场”,“袭其降落之飞机而焚毁之”。10月19日夜,陈锡联团打响战斗,以1个小时的凌厉攻势,干脆利索地摧毁了24架敌机并结果了100余日军的性命,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袭击战斗虽然付出了赵崇德营长等同志的鲜血和生命,但它却为八路军创造了抗战中第一次摧毁敌机场的光辉战例,使急欲突破忻口而直趋太原的日军,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和生命线,严重地箝制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援助了忻口阵地的国民党守军。
  还是在平型关大捷之前的9月17日,毛泽东针对日军采取的以“大迂回”态势包抄太原的战略计划,就改变原定的八路军集中于一点的战略,实施新的多点活动的战略部署,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要求八路军各部准备分别转到晋西北的管涔山脉地区、晋西南的吕梁山脉地区,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将来依情况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区。6天之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就此再次电告八路军总部,深入阐明了山西应划分为四个战略区和八路军部队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重大战略,强调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在电示中,毛泽东除部署晋东北之五台山脉和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外,还对“距敌尚远”的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亦提出了“作适当之部署”的要求。据此,朱德和彭德怀、任弼时在原有分兵部署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出分散配置的部署,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即:第115师一分为二,聂荣臻率一部,留五台山地区,创建以晋东北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林彪率主力南移正太路,驰援娘子关;第120师仍以晋西北为中心,向晋绥边界发展;第129师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的晋东南地区展开。同时决定,到晋西南“作适当之部署”的任务,由邓小平率八路军政治部和随营学校一部担当起来。
  八路军各部在山西一带实行战略展开后,朱德就命令各部在各自的活动区域内,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政治上,着重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经济上,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并没收汉奸大地主的财产;在军事上,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不断消灭敌军小部,兴奋友军。朱德要求各部要模范地遵守纪律,积极团结友军,帮助他们改变呆板死守的战术;同当地政权机关采取合作态度。各部根据总部指示,向各地派出大批工作团、队,积极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并陆续派出有力支队向平原及更深远的敌后发展。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随着娘子关形势的吃紧,第115师主力由晋东北转战正太路,驰援娘子关。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也于1937年10月22日离开五台县南茹村,先后经过盂县、寿阳、昔阳,11月7日移驻和顺县的石拐镇。到石拐镇的第二天,即11月8日,太原失守。从此,华北的大城市全部沦陷,国民党在华北的正规战争从此偃旗息鼓,“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外,还有林彪、刘伯承、张宗逊、宋时轮、薄一波等。会议讨论与研究了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兵力部署和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问题。决定第115师之晋察冀部队(晋察冀军区)和晋西北之第120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做好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第115师主力一部由晋东南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和第115师一部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石拐会议后,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继续行进,先后经过榆社、武乡、沁县、沁源、安泽,于12月30日到达洪洞县马牧村。“在转移途中,每到一地,朱德都要同群众见面和讲话,鼓舞大家的抗日斗志。”11月13日,路经榆社县城时,朱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马牧村的1个月又20天中,朱德不仅听取了刘伯承和彭真关于第129师、中共冀豫晋省委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出席了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向各师部队发布了有关指示与训令,而且“处理了八路军内部的许多重要事情,如组建炮兵团、培训干部等,还接待了许多慕名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其中有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等。他们对朱德和八路军非常敬佩。‘美国军人卡尔逊竟至对这位中国人产生了敬爱之心,这种感情只有对他的父亲才产生过。他的整个生活从此以朱德为榜样而重新开始’”。
  在此期间,朱德还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出席了由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就任了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1938年2月中旬,阎锡山、卫立煌决定,将第二战区的部队重新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西路军主要是集结在晋西的晋绥军,由阎锡山指挥;南路军主要是集结在晋南的中央军,由卫立煌指挥;东路军除八路军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外,还有国民党第3、第14、第47军和第17、第94、第169师、骑兵第4师、第529旅等部,统由朱德指挥。“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卫又坚持要朱德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一职;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险之际不受命’,即致电毛泽东表示,决心同彭德怀一起组织野战军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这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八路军总部离开马牧村(彭德怀已提前出发),向太行山区进发。当朱德一行到达安泽县城所在的岳阳镇后,由邯(郸)长(治)大道和临(汾)屯(留)公路直趋临汾的日军于2月22日已占领长治、屯留,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那时,朱德身边只有200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可是,为了给临汾(太原失守后,已成为山西省的政治中心。所有的党、政、军、民机关均转移至这里)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朱德便率领这支很小的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阻击西犯之敌。当“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后,就“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从安泽到临汾,中间只有百余里路,朱德竟以那样少的兵力阻滞日军1个旅团达3天之久,这的确是临危不惧的惊心动魄之举。诚如跟随朱德亲历这次战斗的陆定一后来追述说:“他(指朱德——引者注)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盘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都非常关心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的安全,几次联名致电,要他们二人一起回延安,或留一人在前线指挥,也只宜移驻吕梁山脉不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可经过反复考虑的朱德、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再三申述了他们东进太行山区的坚定主张并得到肯准后,遂率八路军总部离开安泽,经高平、沁水、浮山、屯留,辗转到达位于沁县县城东南的小东岭村,时为1938年3月15日。
  3月24日至28日,朱德在小东岭主持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即“小东岭会议”)。会上,由彭德怀作主报告,朱德发表重要讲话,讨论了战争形势与任务,研究了部队政治工作与健全组织,确定了统一民运工作及敌军工作的方针等。“小东岭会议”开得成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会前,友军将领因为临汾等重要城镇相继失陷,阎锡山等逃往黄河西岸,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缺乏信心。这次会议,对坚定敌后抗战信心、稳定友军情绪,起了很大作用”。
  “小东岭会议”以后,朱德和彭德怀即部署与指挥了反击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九路围攻”的作战。朱德运筹帷幄,成竹在胸,确定了“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的方略,并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的第129师作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命令他们转入外线,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由地方游击队、自卫队不断袭扰敌人,破坏道路,捉拿敌探,肃清汉奸,并帮助八路军和友军救护伤兵、运输物资,配合作战。在朱德、彭德怀的部署与指挥下,第129师各部及友军胜利进击敌人,并于4月16日在武乡地区打响了一举歼灭日军2200余人的长乐村战斗。这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决定性一仗。当南路日军遭到此沉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即纷纷回窜。这样,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的阴谋计划,即以伤亡4000余兵力的惨重代价而宣告破产。
  从太原失守到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九路围攻”的6个多月时间中,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第二次战略展开,党、政、军、民协力一致,紧紧抓住发动、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这一根本关节,对敌进击同建军、建党、建政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先后共作战400余次,歼敌2万余人,有力地箝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工、农、青、妇、儿童团等各界群众抗日救国组织普遍建立,赤手空拳的工农群众纷纷变成民族革命武装的战士;专、县政权大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变成为组织与领导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权力机关。这样,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就赢得了人民群众,赢得了抗日武装,赢得了抗日民主政权。这种足以左右山西局面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赢得,就使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游击区,确定地扩大转变成为晋察冀边、晋冀豫边、晋西北、晋西南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逐步形成与巩固,又为八路军部队在华北地区的战略展开,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平原、由山西推向华北敌后奠定了坚实基础。
  
  跃马太行建奇功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朱德跃马太行达两年多。期间,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几乎一直转战在沁县、武乡、屯留、潞城之间,其中驻扎时间最久的是武乡县的王家峪,其次是潞城县的北村,再次是屯留县的故县镇。
  从1938年4月至10月的7个月间,由朱德和彭德怀统一指挥的八路军各部队,在当地中共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共作战1000余次,歼敌2万余人,取得了开展与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初步胜利,粉碎了敌人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徐州、武汉会战,完成了在华北敌后的第一次战略展开。在相继实现3次战略展开之后,就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边区(包括北岳、冀中、平西、冀东)、晋西北(包括大青山)、晋冀豫边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晋西南、冀鲁豫边区(包括冀鲁边、鲁西北、湖西、豫东北)、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又以其自然条件为特点,构成南北两线不同类型的战略基地:在北面,从管涔山、恒山、五台山、军都山至雾灵山一线,是山区战略基地;在南面,由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到冀中、冀南、山东一线,是山区与平原相衔接的战略基地。这南北两线根据地的创建和互相配合、彼此策应,就造成了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造成了对敌战略反“包围”的初步态势。八路军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由出征抗战时的3万余众,猛增至16万人的强大集团军,开始“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
  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八路军部队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度恐惧和不安,便在限制敌后抗战上大做文章:一方面从经济上卡脖子,仍按出征抗战时八路军的4万余人编制发给经费,加上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破坏,致使八路军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异常困难起来;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搞磨擦,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来“收复失地”。“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势,朱德和彭德怀从维护抗日大局的目标出发,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与策略:在经济上,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抗日民众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强化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民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在政治上加紧动员民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说明日军随时有可能转移兵力到敌后,从积极方面去转变或减少那些图谋来争夺地盘的军阀割据和偏安一时的心理;强调团结,在群众中造成反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揭穿挑拨离间者的阴谋,肃清汉奸。并发出训令,要求八路军各部加强训练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对于八路军的今后任务,朱德明确地规定了六条:第一,发动广大的民众;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第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第四,与各方面友军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坚持华北抗战;第五,坚持华北抗战,抑留华北敌人,并把华中、华南的日军调动到华北来,以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第六,积极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求聚集许多大小的胜利,最后达到全国战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日本侵略军改变了其战略方针,即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来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并将进攻的重点首先置于华北;而对国民党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与日本侵略军遥相呼应,蒋介石国民党亦“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容共抗日逐渐回复到“反共、反人民”的老路上来。从此,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以抗日战争重心的姿态挺立在中华大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军民前门打虎后门拒狼,担负起了抗击日伪军主力压迫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两副重担。
  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中共中央于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根据毛泽东关于《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战的总任务,确定了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应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朱德出席了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以一天半时间作了关于华北抗战情况的报告。“他详细地叙述了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问题。报告最后说,八路军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
  在六中全会进行过程中,鉴于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危急的情形,朱德奉中共中央之命,于10月22日飞抵武汉后,由周恩来陪同会见了蒋介石。会见中,“朱德向蒋介石报告了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并且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同时提出了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增发经费和弹药的要求”。当天晚上,朱德就住在时任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家里。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后,郭沫若曾随同朱德率领的第9军南下。不久,郭沫若东渡到达日本,在异国他乡待了整整10年。如今,故友重逢,格外欣慰。郭沫若特地作了一首白话诗相赠。朱德亦和一首题为《重逢》的诗,以作纪念。
  10月23日,朱德又匆匆飞回延安,继续参加六中全会,并向全会报告了在武汉了解到的有关情况。
  就在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由蒋介石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即带着“反共”和“收复失地”的使命,于9月中旬来到冀南。河北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此前即强行向晋察冀边区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于是,在华北敌后一场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便开始了。9月7日,朱德和毛泽东等致电聂荣臻,指出: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予礼遇并与之谈判。9月18日,朱德、彭德怀又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并左权、刘伯承等,指出:看来鹿钟麟似已开始向我方进攻,请你们向鹿提出严重责问,鹿如能诚恳进步,我们应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如他对冀南军政系统采取打击和破坏的政策,则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在六中全会期间,反共顽固分子不断向冀中、冀南、豫北、鲁西北根据地抗日军民行衅兹事、发动进攻,朱德和彭德怀即致电当地的八路军指挥员,指示他们发动群众,揭破反共顽固分子联合进攻的罪恶阴谋。并且命令第129师立刻派遣有力部队进入河北南宫县城及近郊,第386旅旅长陈赓率领两个团进抵鲁西北聊城;而在豫北方面则实行必要的让步。对反共顽固分子的进攻,总的仍应采取“防御斗争原则”。
  


  12月初,朱德从延安回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后,即按照六中全会确定的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并针对敌人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夺山地的图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彭德怀一起命令第120、第129和第115师主力,分别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进抵指定战略区的三师主力部队,即在地方党组织与抗日武装的协力配合下,开展了广大而猛烈的游击战争。驰骋于冀中的第120师主力,在开展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7个月中,总计对敌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5400余人,打破了敌人的一次次“围攻”,创造了一系列模范战例,大大振奋了冀中民心。同时,协助冀中党、政领导机关开展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协助冀中军区整编了武装部队。出击冀中的胜利,既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又加强了八路军第三纵队,也使第120师本身得到了扩大。展开于冀南的第129师主力,一面分遣部队,向敌出击,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与“扫荡”;一面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加强根据地建设,壮大抗日力量。从1939年1月到3月,与敌作战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军3万兵力的大“扫荡”;同时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分化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挫败了敌人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破灭了反共顽固派夺取冀南地区的阴谋,巩固了平原抗日根据地。转战于山东地区的第115师主力,首战樊坝告捷,继之发起陆房战斗、出击梁山地区,歼灭日伪军近3000人;尔后又乘胜前进,深入鲁南,相继打破了日顽军的多次进攻,开创了鲁西、鲁南地区的抗战局面。对敌、伪、顽军的胜利进击,巩固了冀鲁边、鲁西、湖西、苏鲁豫皖边、鲁南、鲁中、清河、胶东、滨海等抗日根据地,同时建立了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鲁中、鲁南等军区,使山东解放区成为箝制敌人重兵,有力策应与配合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斗争的战略枢纽。与冀鲁平原和山东地区的三师主力相呼应,留置于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同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密切合作,依靠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不但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而且在巩固中得到了发展,成为支撑山地和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强固基地。
  
  指挥反顽斗争
  
  1939年1月1日,中共北方中央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晋东南沁县创刊。创刊号上特地发表了朱德撰写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在文章中,朱德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并且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抗日民众运动的倒行逆施,严正指出:为了坚持华北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地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就在这年春天,朱德挥毫写下了《太行春感》一诗: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我身。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
  诗中将蓬勃兴旺的抗日根据地,同阴沉昏暗的国民党统治区作了鲜明的对比,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到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
  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朱德和彭德怀严格遵循毛泽东确定的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斗争原则,部署和指挥了华北抗日军民的反顽斗争。整个斗争,可概括为四打:一打张荫梧;二打阎锡山;三打石友三;四打朱怀冰。结果四战四捷。
  号称“磨擦专家”的张荫梧,继任河北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之后,国民党当局于1939年10月又给其加了一顶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的桂冠,成为河北省反共顽固派头子鹿钟麟的打手。他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柴恩波事件”、“深县事件”,公然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100多名,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名,对抗日军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张荫梧,竟然在杀害抗日志士之后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邀功请赏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朱德和彭德怀下令八路军反击,于1939年6月22日一举歼灭张荫梧所部2000余人。但张荫梧并未就此罢手,继续变本加厉地大搞反共活动。8月间又两次派兵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捕杀干部、战士,抢劫公私财物。10月5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明确提出对河北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对张荫梧这样的反共顽固分子,必须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一方针和部署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10月24日和27日,刘伯承指挥八路军将张荫梧部全部歼灭,张荫梧只身逃跑。
  对山西阎锡山发动的旧军进攻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朱、彭部署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反击,并取得了胜利,不仅使阎锡山的军事实力受到重创,其第19、第61、第33军及骑一军都遭到惨重损失,而且在地域上亦完全失去了对晋东南、晋西北的控制,其统治的地盘缩小到仅剩晋西南的10余个县份。阎锡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了个“丧师失地”的下场。
  1938年12月底,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颁发命令,第10军团石友三部归由鹿钟麟任总司令的冀察战区所辖。1939年2月和3月,又委任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和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他不仅坚持破坏抗战,而且公然勾结日军,充当汉奸。1940年2月3日,在掌握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坚决歼灭后,即在日军的掩护下,率部逃到卫河以东。3月4日,八路军总部发起旨在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历经7天时间,共毙俘石友三部6000余人。后来,石友三因犯叛国通敌罪而被枪决。
  第97军朱怀冰部是冀察战区的主力。当山西的新旧军冲突暂时缓和,“十二月事变”趋于和平解决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在河北的反共气焰却进一步升级了。此时,因张荫梧叛国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而且,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41、第71两个军到河北,以强化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力量。鉴于反共顽固派进攻的重点还在太行、冀南,又考虑“单由第129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和彭德怀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豫根据地的斗争”。
  朱怀冰部在奉调归属冀察战区后,其实力居于河北反共顽固派军队的第一位,因而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任其指挥。当朱怀冰一进入冀西后,不仅抢占战略要地,而且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墉部与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果断决策,命令八路军歼灭了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的顽固派军队。“由于侯如墉、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孤悬冀西,不免胆怯。1940年2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丁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在第二战区东路军时,朱怀冰受朱德总司令指挥,如今却杀气腾腾地充当了反共顽固派的干将。自2月18日率部突然袭击磁县西贾壁和大弯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100多人后,朱怀冰又来到八路军总部,公然打着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则坚决顶了回去。朱怀冰虽然碰了钉子,可并未就此罢休。针对反共顽固派进攻的阵势,朱德和彭德怀作出了“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的正确部署。当八路军歼灭石友三部的卫东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即3月5日,又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开始反击朱怀冰部,到3月9日结束战斗,计歼灭朱怀冰部1万余人,朱怀冰的老婆也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四战四捷之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丧失了在华北同八路军搞大规模磨擦的力量。特别是朱怀冰部被歼灭,给了华北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以致命的打击。这一系列对敌进击和反顽斗争的胜利,迎来了华北抗战的明媚春天。

  忠实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在率领八路军三师健儿转战华北前线,开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朱德忠实地执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团结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为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
  
  (一)从两方面着力工作。
  为解民族危难,适应历史要求,把国民党军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行共同抗战,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朱德,牢牢把握“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从两个方面着力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八路军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坚持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用实际的模范行动来吸引和团结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在国民党军队方面,从政治上积极推动他们进步,军事上帮助提高他们的战略战术水平,不断促使他们朝着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
  针对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士气低落的情形,朱德和八路军总部指挥八路军用不断胜利的战斗、战役,来扭转华北的“混乱溃败的战局”,以振奋全国民心,提高国民党军队的士气。继平型关战斗胜利之后,朱德和彭德怀一起及时向八路军各师部队发出命令,指出:在今天的局势下,红军与敌决战没有好处,但在有胜利把握下,部分袭击敌人,大振声威,对提高友军士气,是必要和重要的。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八路军各师部队积极捕捉战机,连续进击敌人,先后取得了雁门关、井坪镇、阳明堡、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重大战斗的胜利。直到太原失守前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八路军与敌交战达100余次,毙敌1.1万余人,缴获并摧毁敌大量军用物资,赢得了出师抗战的最初胜利。
  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由于历史上积怨较深,双方之隔阂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够消除,必须靠持久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来逐步实现双方的合作统一。朱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场合,不断对八路军指战员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教育,要求每一个将士都从抗日大局出发,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摒弃前嫌,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团结广大的国民党官兵,一致对付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朱德的这一光辉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著作里。
  
  (二)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政治进步。
  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政治进步,同样成为增强其抗战力量的关键所在。面对国民党军队溃败混乱的情形,朱德进行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劝导工作。他曾旗帜鲜明地反复向国民党官兵阐明了这样的道理:我们都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总要有一个态度问题,是甘心情愿当亡国奴,还是挺起胸膛做中国人?必须态度鲜明,有所选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我们就应抗日救国。我们只要忠实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搞好关系,就一定能够打胜仗。如果见日寇就跑,或者面对敌人的诱降而发生动摇、妥协乃至投降,对共产党和人民继续欺压,那永远是没有出路的。为着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政治进步,朱德还曾主动会晤了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将领,着力做他们的转化工作。他两次向蒋介石提出改造军队、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议。1938年七八月间,朱德亲赴洛阳会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商谈山西军队布防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了国民党军队的改造问题。在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往返途中,朱德又先后两次去吉县面晤了阎锡山。第一次会晤时,朱德针对阎锡山准备放弃吉县、西渡黄河的错误打算,做了他的统战工作,严厉地指出:要抗日救国,就得坚持阵地,同日本侵略军打下去,任何消极退却行为,都不应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所采取的态度。第二次会晤时,朱德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带着毛泽东主席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和《论持久战》等著作,同阎锡山进行了反复交谈。交谈中,朱德给阎锡山分析了形势,鼓励他继续抗战,珍惜和保持山西抗日模范区的光荣称号。朱德还特别向阎锡山介绍了敌后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战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并由此强调说,我们的毛主席讲过,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一旦民众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就使它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非烧死不可。因此,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必须改造军队,使每个官兵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发展。朱德还向阎锡山指出:日本侵略军就要打到黄河边来了,你想依赖蒋介石派兵增援是没有指望的。投降敌人,当汉奸卖国贼,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干不出来的。只有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才有光明的前途和出路。
  在国民党将领中,朱德接触较多、情谊较深的恐怕要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了。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山不久,第二战区在豆村召开长官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朱德除和卫立煌等协商前线军事部署及部队给养问题外,还着重指出了战区指挥不力和国民党军队溃退的问题。开始,有些国民党将领矢口否认他们的部队溃败,朱德用事实予以有力的批驳。他严正指出:只有表里一致,忠实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和发动群众,才能增强抗战力量,多打胜仗。否则,不但保不住地盘,反而会人地两失,国破家亡,只好给日本人当亡国奴了。1938年初,朱德出席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期间,卫立煌主动向朱德探询八路军节节胜利的原因,朱德即恳切地给他讲述了八路军的根本宗旨,阐明了八路军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基本原则,并希望他在改造军队、改进军队政治工作方面做出有益的建树。当年春节期间,卫立煌到八路军总部进行访问,朱德等首长热情接待,并特地为他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在联欢会上,由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反映中国军队英勇保卫上海、太原的《八百壮士》和《忻口之战》等剧目,使亲自指挥“忻口战役”的卫立煌将军深受感动,激情满怀,并由此产生了效法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想法。会后,他即向朱德提出要几名八路军政治工作干部,帮助他建立一个战地服务团,朱德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1938年5月,朱德在中条山又会见了卫立煌,再一次就军队改造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三)帮助与指导发展新军部队。
  朱德不仅在推动国民党军队政治进步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在帮助扩大新的抗日武装部队方面也倾心尽力,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1937年九十月间,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支持下,原东北军将领张廷枢、张政枋发动流亡在太原的东北军军官和大、中学生100多人,成立了一支抗日队伍。随后,经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短期训练,张廷枢、张政枋便率领这支队伍,带着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信,于11月间到达了八路军总部驻地和顺县石拐镇。对于二位张将军的率部到来,朱德等八路军总部首长表示热烈欢迎,并当即授予这支部队以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张廷枢为司令员,张政枋为副司令员。朱德对一纵的建设非常关心,特别把克服旧军队影响当作帮助教育他们的中心一环。一纵开赴前线时,武器装备不足,急切地需要解决木仓支问题。当他们途经太谷县时,正巧碰上国民党孙连仲部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便收缴了散兵的100多支枪,装备了自己。朱德等八路军总部首长得知此事后,对一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孙连仲的第26路军是我们的友军,虽然纪律不好,打了败仗,但毕竟还是抗日的队伍,对他们实行缴械是违反统战政策的。朱德告诉大家,要注意团结,加强统一战线。要克服旧军队单纯追求木仓支的毛病,应从组织游击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八路军总部还指示一纵对此事进行认真检讨,从中吸取教训。并决定由总部出枪,按原数退还给第26路军。为加强一纵的思想政治工作,八路军总部确定由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兼任一纵的政治部主任。随后,又派了不少优秀干部到一纵去工作。在八路军总部的关怀支持下,一纵发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扩大为3个支队、近2000人的队伍。朱德在接见二位张将军时说: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出卖了东三省,现在日本侵略者又得寸进尺,打到华北来。你们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参加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准备打回老家去,光复东北的大好河山,我们八路军很赞成,坚决支持你们的行动。

  老百姓眼中的朱德总司令
  
  对于朱德总司令叱咤风云、高超谋略、指挥若定、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广大人民群众耳闻目睹,赞不绝口,并到处争相传颂:鼓儿敲,敲咚咚,朱德将军善用兵,战术最精通。既沉着又鲜明,中国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世界都闻名,哪一个不说他是抗日将领头一名。
  1939年12月1日,适逢朱德总司令53周岁诞辰。当时,正在太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特地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祝诗,高度赞颂了朱德总司令指挥华北抗战的大智大勇和光辉业绩:立马太行旗帜红,雪云漠漠飒天风。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这首出自抗战作家的诗章,自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但一向谦逊的朱德总司令却说:“过奖了。我个人的力量只不过是沧海一粟。”随即,朱德和杨朔七绝原韵赋诗一首:华北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朱德总司令虽身居高位,但他十分爱护士兵与人民群众,和所部官兵打成一片。他既请群众看戏,又和老乡下棋,而且在下棋中亲切地给大伙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下棋如同打仗,不但要依靠将、相、车、马这些指挥员,也要充分发挥士兵的作用,否则是不能取胜的。”“这也和打鬼子一样,只靠我们八路军还不够,还必须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只要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言简意赅的话语,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刻印在老乡们的心坎里。许多青壮年农民就是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诲下投入到参军参战的群众运动洪流中来。
  更为难能可贵而令人崇敬的是,朱德总司令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每到一处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兴办实事、好事。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武乡县砖壁村,是一个人畜吃水很困难的地方。1939年夏天,砖壁村一带又久旱无雨,酿成了严重的水荒。一天,当朱德总司令看见许多老乡挑着水桶,牵着牛羊到老远的山外去担水和饮牲口时,心中非常焦急,以至到晚上还久久不能入睡,在思考着帮助老乡打水井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约了几位老农,钻山沟,绕山梁,到处仔细察看,终于勘定了挖井的地点。遂即,首先召集群众代表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负责人,研究决定了打井方案;接着,又召开军民大会,进行了打井动员。在大会上,朱德总司令无限深情地讲:“目前,老乡们的吃水问题已成当务之急。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要处处关心群众疾苦,为老乡解决困难。现在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挖井抗旱的歼灭战”……就这样,在朱德总司令的带动下,军民团结,一齐上阵,不到半个月时间,一眼13丈深的活水井就打了出来。当老乡们看到这亘古以来打出的第一眼水井时,如同迎来盛大的节日一样,无不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甚至有的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为了使子子孙孙永远牢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恩大德,砖壁村村民特地把这眼井叫做‘抗日井”,并且在井旁立了纪念碑,上写“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谢总司令”。直到今天,砖壁村民还传唱着这样的民谣:“抗日井啊抗日井,红砂甜水清粼粼;吃水不忘八路军啊,日夜想念朱总司令。”
  “他浑身沾满尘土,穿着蓝灰色的衣服,简朴得像个农民。”这是著名国际友人、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的印象。的确,出身于佃农的朱德总司令,一向艰苦朴素,不尚奢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时时处处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从来不搞任何特殊。
  有一次,朱德总司令所在的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因朱德总司令刚刚从前线指挥作战回来,就没有通知他参加,好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事后,朱德总司令听人说没有让他开组织生活会,就立马去问支部书记:“下午召开支部生活会,咋不通知我参加?”当支部书记讲明原因后,朱德总司令就生气地说:“因为累了,就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这是哪家的规矩?嗯!”随后,朱德总司令又拍拍支部书记的肩膀说:“在战场上我是总司令,可在支部内,我是一名普通党员。是党员就应该参加组织生活,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章规定的。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今天召开党员会,就应该通知我。如果我接到通知不来参加,又不请假,那是我的错,我应该接受批评,并向同志们作检查。今天开会,你们不通知我,那是你们的错,错了就要改正,今后再不能这样做了。”打这以后,每逢召开党员会,朱德总司令一次不拉地都来参加。
  朱德总司令的生活非常俭朴。他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粗茶饭。1939年初冬,太行山的天气已冷,可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仍和年轻战士们一样,穿着破旧的单衣。对此,警卫员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便取过那只从长征路上带过来的公文箱,从里面拿出那件朱德总司令已经穿了五六年,上面缀满了补丁的破棉衣,想再补一补让朱德总司令穿上”。恰巧在这时,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长杨立三来向朱德总司令汇报工作。杨部长一进门,就看到警卫员抱着破旧的棉衣在发呆。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杨部长就严肃地对警卫员说:“天气已这么冷,怎么还能让朱德总司令穿这样旧的棉衣?过一会,你跟我去给总司令换套新的吧!”当警卫员把换领到的新棉衣送给朱德总司令时,竟遭到朱德总司令的严厉批评:“乱弹琴,给我换什么新棉衣!前方战士们爬冰卧雪和鬼子作战,身上还穿着单衣。我在指挥所里,怎么能单独换领新棉衣?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当即,朱德总司令又让警卫员把新棉衣退了回去,把那套破旧的棉衣换了回来。
  朱德总司令不仅生活俭朴,而且还是劳动能手。为了改善部队生活,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朱德总司令身体力行,带头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生产自救”的号召,首先在八路军总部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那是1939年春,八路军总部驻在潞城县的北村。一天,总部直属各机关单位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在讲话中严肃郑重地给同志们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我们全军要在敌后开展一个生产自救运动。我们八路军战士,拿起枪是人民子弟兵,放下枪是普通老百姓,要积极投身到生产自救运动中来。”于是,一场开荒种地的战斗在北村打响了。经过几天的奋战,一大片山坡荒地就被开垦和整修成一块块平展展的梯田。紧接着,朱德总司令又带领大伙挑着一担担茅粪,送到地里,把从老乡那里收集来的南瓜籽播种下去。南瓜苗出土后,朱德总司令又偷闲抽空到地里松土除草。一株株南瓜滋蔓、坐胎,引得老乡们夸赞不已。
  1940年5月,在华北抗日前线指挥八路军三师主力转战了近3年的朱德总司令,将要奉命离开太行,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带着太行军民的深情厚谊,也怀着对太行军民的热切期盼,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写下了激情澎湃的临别诗《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春寒料峭过晋绥
  
  从1947年3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决打击下,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遭到歼灭,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则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仍以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为着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中央机关是否留在陕北和领导人谁留下来的问题。在研究中,中共中央的5位书记都表示愿意留在陕北。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由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另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31日晚,朱德和刘少奇由陕北绥德县石嘴驿出发,准备东渡黄河。临行前,“朱德召集中央警卫团连以上干部开会,叮嘱说:‘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他指示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他还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望远镜拿来,亲手送给骑兵连长,说:‘你们担负着武装侦察的任务,是中央的耳目,拿着它去发挥作用吧!”
 

本文来源:《党史文汇》2005年第5期,本文作者:张雪琴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7年12月0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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