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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起义前的阎锡山

  一、走出文昌堡
  
  家乡与家世
  
  从太行山平型关附近发源的滹沱河由雄伟的五台山北麓,像一张巨大的弯弓向西、再向南滚滚奔流,流过繁峙,滚过代县,经过忻口,从定襄城外突然北折数十里,又拐向东南,往河北省奔流而去。
  就在距河水向东南拐弯的不远处,有个远近闻名的河边村。这个村,全国解放前属五台县,今属定襄县,历史上就是个繁华富庶的大村。它西临滔滔奔流的滹沱河,东靠以出产“文山石砚”著名的文山。全村1000多户人家以山的走势傍山麓而居,绵绵南北长达五六里,形成18个堡子。其中一个堡子在全村的位置最高,建在村东南的一个土丘之上,叫永和堡。因堡内有座文昌庙,村里人就习惯地称它为文昌堡,年长日久,其真名永和堡反倒不多为人所知了。
  从文昌堡向四处望去,文山蜿蜒,山坡上开垦出的层层梯田,春日披翠,夏日涌绿,秋日铺黄,冬日罩银,呈现出一幅斑斓多彩的画图;河涌细浪,河岸之东地势平坦,十分开阔,数千亩膏田沃壤在农夫的辛勤劳作下,一季一层色彩,一年一茬收获,成为当地的一座粮仓。这里不仅盛产粮食,生产远销国内外的滑润精巧的文山台砚,而且是从省城太原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必经之路,是从五台一带给定襄、忻州运煤的交通要道。由于此处环境优美,风景绮丽,繁华富庶,因而有不少外地人来这里安家落户。
  明末清初的一天,河边村出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流浪单身汉。他面黄肌瘦,蓬发垢面,无产无业,以给人放羊、打短工度日,在村里定居下来,直到50岁左右才娶妻成家。此人姓名叫阎存诚。据说,他的祖籍在晋南洪洞县棘刺沟,明太祖洪武初年,其先世由洪洞迁到阳曲县坡子街,后来又迁到五台县长条坡。或许由于战乱,或许为了生计,孤独的阎存诚流落到河边村,艰难度日,传宗接代。从他开始,接连几代,虽然种地、驮炭、打工,日日不识闲,可是仍未摆脱贫困的命运,甚至连各代人的姓名都没有留下来。直到第八代阎书堂,在儿子发迹之后,从五台山请来一位举人,咬文嚼字,摇头晃脑,才给阎家修了家谱,给他们起了名字。
  阎家族谱先简后繁。第一代:阎存诚。第二代:名不详。第三代:名不详。第四代:阎合义。第五代:阎锦绣(字成文)、阎锦芳(字向荣)、阎锦美(字文华)等三兄弟,老二锦芳灾荒逃难河南,再未返乡,老大锦绣、老三锦美的后代,后来形成河边村阎家的东股、中股和西股三大分支。第六代:东股阎锦绣这一支为阎安泰、阎兴泰。第七代:阎兴泰这一支为阎腾云(字龙飞,乳名庚六)、阎青云(字龙雨,乳名庚七)。第八代:阎青云这一支为阎书堂(字子明,乳名长春)、阎书典(字慎五,乳名长红)。阎书堂请五台县举人定的阎家各代起名用字辈序为:“思光大义锦泰云,书锡志树立世文,振兴培基成元国,肇启宏学定效勤;万象本源实一体,圣贤至德赞中庸,昌明礼教崇忠恕,化习存诚重敬恭。”可见,上述各代名字基本上是依这个辈序而定的。
  阎家景况是从第六代阎兴泰开始转变的。此人十分聪明,靠其兄帮助上了私塾,18岁到了山阴县广武镇,进了王家开的永恒粮店。在粮店,因他勤快和通文识字而受赏识,只4个月就参与了文案事务,3年后让他顶了4厘股子,不久,又顶了整股,每3年可分得2000至3000两银子。后来又提升为掌柜。38岁时,阎兴泰病重回到河边村,41岁时病逝。到第七代,阎青云已有土地五六十亩,一头骡子,与人伙用一家佃户种地,还兼做小买卖和放高利贷,生活达到小地主的水平。到第八代阎书堂,此人也很聪明,喜欢打卦算命,善观时变。14至15岁时,曾在别人的商店里当过伙计。与弟弟阎书典分家时得到20多亩好地,自己又买了20至30亩地,租给一家佃农耕种,后来在五台城里开设了“吉庆长”钱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就在阎家日子开始兴旺的时候,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日),文昌堡东北角的一间土平房里传出一声落草婴儿的啼哭——阎书堂喜得儿子了!这啼哭和别的婴儿哭声绝无两样,但在阎书堂听来,却是那么响亮,那么动听。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将会给阎家带来多么大的荣耀和变化。
  
  孤独少年
  
  降生在文昌堡土平房的婴儿,乳名叫万喜,后来起大号叫锡山,字伯川,号龙池。
  阎锡山生于较为殷实之家,孩提时代颇为幸福。生母曲月清是河边村小堡曲成义的女儿,曲家多代经商,生活条件优裕,对阎锡山亲得不行,阎又是父亲的独子,享受的怩爱非常人可比,所以小阎锡山那时的生活像泡在糖水里一样甜蜜。谁知好景不长,生母于1888年3月7日(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突然病逝,把年仅6岁的阎锡山留在人间。父亲阎书堂继娶距河边村二里定襄县陈家营村的陈秀卿时,陈秀卿提出不养前妻遗子为条件,阎锡山只好被送到外祖父家。
  在外祖父家,阎锡山受到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外祖父曲成义整天做生意,外祖母就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阎锡山的教养上。二表兄曲清斋(名容静,字清斋,乳名吉惠)受阎母临终时嘱托,加上比阎年长几岁,通情达理,为人正直,对阎锡山又加倍爱护,管束严谨,一同生活,一同上学,相处得十分亲密,所以阎对曲清斋很敬重,即使后来当了一省之长,仍称其为“二哥”,对其言听计从。阎锡山在曲家这个环境里,时时感到温暖,但也有失去母爱的孤独。特别是周围的孩子和大人常有恶言恶语,说他没了亲妈,被后妈撵出家门等等,对阎锡山的刺激与伤害很大,因而他的性格变得蛮横和狂暴。
  阎锡山9岁时进河边小堡私塾读书,塾师曲沂泉教他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0岁时,又在大堡私塾跟塾师曲本明学习《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纲鉴》及《朱子家训》等。他比较聪慧,塾师教的书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但又很调皮,经常爬房檐掏麻雀,上树抓窝中的喜鹊蛋,到河里去打水仗,在院里和小伙伴脱了鞋子扔高低,有时竟把鞋扔进别人家的烟囱里。念私塾的时候,更喜逗先生,不是钻在桌子底下装鬼叫,便是给先生座位上放葛针。他的恶作剧免不了要挨先生的板子,手被打得肿起来,也不唤不叫不屈服。12岁时,有个同学曲满堂与他玩耍翻了脸,骂了一些难听的话,阎锡山不吭一声,扭身跑回家拿来一把小镖刀,冷不丁地将曲满堂刺倒在地,鲜血直流。闹得一般同学都不敢接近他,都说:“万喜子不是好惹的!”
  阎锡山由外祖父母抚养,使阎家很不过意。祖父阎青云经常提着好吃的东西去看他,有时带他回来在文昌堡家里住几天。有一次,阎锡山在文昌堡里玩,听说村东野地里有个狼窝,窝里有小狼崽,便好奇地独自跑去,抱回两个小狼崽,拴在堡子外边的老槐树上。老狼丢失了狼崽,连续几天在堡子周围嚎叫,闹得人们十分不安,有的人大白天也不敢出门,唯恐被老狼咬了。祖父知道了此事,狠骂了阎锡山一顿,让他把小狼崽送回狼窝之后,堡子才安静下来。
  在阎锡山孤独地生活在外祖父家的时候,其父阎书堂在五台城开的那爿钱铺更加火爆起来。
  这爿钱铺原来由定襄县邢姓大户独自经营,由于本钱短少,经营不善,定襄又地面狭小,获利不多,在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因而掌柜极想有人投资。光绪八年,经人介绍撮合,阎书堂投入资金,与邢姓合伙经营这爿钱铺。由于阎所投的资金超过邢姓原有资金,因而成为钱铺大掌柜,总揽了业务的大权。为了赚取更大利润,阎书堂将钱铺迁到殷实发达、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五台县城,起名为“吉庆长”。由于他略通文墨,熟悉五台各方面的情况,善于投机取巧,买空卖空,很有一套手腕,加上积极活动,在商海中浮游,在金融界施展身手,不多几年,就把钱铺经营得火爆火响,轰轰烈烈,他本人也在小县城中崭露头角,并以绅士自居了。
  
  在赚钱之余,阎书堂总挂念着寄人篱下的儿子阎锡山。他想到儿子已经16虚岁了,自己续娶的妻子陈秀卿没有生育,应该抓紧时间给儿子成家,好使阎家香火延续。于是,阎书堂找来晚一辈的阎锡祚(字福斋),要他的媳妇徐该龄回建安村娘家,给阎锡山说桩亲事。这五台县的建安村,距河边村只有10里,两村通婚人很多。徐该龄想到经营“六合店”煤炭生意的徐一敬女儿徐竹青(字友梅),是自己的堂侄女,虽然没有念过书,但长得眉清目秀,温柔贤惠,恪守封建礼教,又与阎锡山同岁,便认定是天生的一双,地造的一对。果然,她一提说,两家大人同意,两个年轻人满意。于是,阎锡山离开外祖父家回到文昌堡,与徐竹青结了婚,结束了孤独的少年生活。没过几天,又由父亲带着到五台县城“吉庆长”钱铺去学生意。关于这段经历,阎锡山自己就说过:“我幼时,在乡里读书,我的性情喜欢经营事业,不爱读书。我16岁(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历1898年)弃了读书,到我父亲的自营商号中学商。”
  
  躲债离乡
  
  阎锡山由河边村来到繁华的五台县城,见到川流不息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屋大厦,接连不断的商店饭铺,眼界随之大开。
  他深知父亲带自己到县城不是来观景的,而是要“造景”的,要给“吉庆长”钱铺创造出一番新的景象,因而很快收下心来,照料铺面,印钱帖子,登记账簿,计算利息,外出讨账,只一年时间就熟悉了经营的全套业务。开当铺、开钱铺利润最高,赚钱最多,其采用的办法有:“驴打滚”、“利滚利”和“死契活口粘条子”。所谓“死契活口粘条子”,就是借钱时找保人写好卖房子卖地的契约,并在契约上粘一条子,写明若到期不能归还本息,债主就可抽掉这张条子,通过官府将契约上所写的房屋和土地归债主所有。对于这一套,阎锡山也是精通的了。
  金融市场上的“打虎”是获得暴利、但又冒大险的一桩事。它是五台、定襄一带做金钱生意的老板,利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银两与制钱的比价忽高忽低,变幻莫测,搞买空卖空,获取暴利的一种把戏。阎锡山的父亲精于此道,会钻空子,曾多次获得意想不到的利润。1900年,阎父又冒险“打虎”,不料此时因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影响,政局不稳,银根抽紧,山西金融界发生了危机。阎书堂印发的“钱帖子”过多,一下不仅赔光了流动资金,而且还欠债2000吊。面对汹涌而来的挤兑现银的人们,起初还能东拆西借,应付一阵,后来拆借不到了,不能招架,便和儿子阎锡山乘黑夜摘下“吉庆长”的牌号,转移了钱铺的财物,偷偷离开了五台县城。
  阎锡山回村后无业可做,只好走街串巷卖烧饼,但仍逃不脱手持“钱帖子”从五台城觅踪前来讨债的人们。一天,他听说清朝政府为堵截德国军队进攻五台县龙泉关,派马玉昆、董福祥率部在五台山布防,于是便跑到东冶镇,找见躲债的父亲,要求去当兵。阎书堂当然不同意自己的独根苗去当兵,可是阎锡山说得很动听,说他当兵一来可吓住前来讨债兑帖子的人,二来如果自己在部队上混上个官做,父亲就可以不在人家手下做事了,去创新的家业。阎书堂终于被儿子说服,眼瞅着儿子上路去五台山。
  阎锡山果真当了清兵。然而,不是当官,而是做了马夫。他整天铡草,担水,喂马,清理马圈,并且要把老马夫的活也包下来干,累得腿困腰酸,有时还得挨打受骂。他感到很晦气,尤其怕当马夫的消息传到村里,不仅挡不住讨债的人们,还要受人嗤笑。他越想越不是味,就悄悄离开部队,开小差偷跑回家。
  临近年关,讨债的人们又一次找上阎家,吵骂不休,还有的人雇有打手,吓得阎书堂父子东躲西藏。过了年,阎锡山觉得不能在村里呆了,便走亲串友借钱,计划和父亲到外地去谋生。他到陈家营找见堂舅,谈到借钱做盘缠的事,不料堂舅不借分文,反而冷言冷语把他挖苦了一顿。又到宏道镇去找那里做买卖的叔叔阎书典,阎书典也是半个子不出,还不冷不热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跌倒自己爬,你家的商号塌了,还想把我也累倒吗?”亲叔叔竟是这个态度,急得阎锡山泪水直掉。他不甘心,在宏道镇转悠,突然想到本家叔叔阎书康(字子安)在这里一个店铺里当店员,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去试试。没想到阎书康十分慷慨,把仅有的几吊钱全拿出来,交给他,并说:“回去快叫你父亲往省城里跑,不要走大路,要绕河(滹沱河)北各村走,要小心,不要让人家撵上。”
  有了钱,阎锡山陡然增加了几分豪气。回到家,他把自己和父亲一道远走高飞的计划全盘托了出来。父亲思索了一阵,觉得只能这么办,才能脱开讨债人的纠缠。继母陈秀卿和妻子徐竹青也异口同声一致赞同,只是认为盘缠太少,担心他们在外面受苦,于是,陈秀卿拿出一副银镯子,徐竹青从父亲徐一敬那里取了些钱,并把平时做针线活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全部拿出来,充做盘缠。阎家父子趁夜深人静,扛起简单行李,带些干粮饼子,匆匆朝忻州方向奔去。
  过河趟水,徒步赶路,一夜奔波使阎家父子十分疲累。天刚刚放亮的时候,他们到了离河边村十里的南作村口,遇见一位到太原拉废纸的赶车人,攀谈起来得知此人名叫薄吉福。阎锡山见铁轱辘车空着,父亲又很疲乏,就央告捎他们一程,父子俩轮流坐,出一个人的坐车钱。薄吉福同意了。走了一阵,薄吉福看到阎家父子一个坐车一个步行,怪可怜的,实在心里过意不去,便说:“还是只收一个人的坐车钱,你们都上车吧!”
  此时,太阳已高高升起,金色的光辉洒遍尚未复苏的土地。阎锡山和父亲一道坐在哐当哐当直响的铁轱辘大车上,时而昏睡,时而清醒。间或,他回望一下渐渐远去的河边村,渐渐模糊得像水墨画一样的文昌堡,他心里涌起一股逃离险境的喜悦和被迫离开家乡的悲哀。
  逃是逃出来了,而未来走什么样的路,干什么活呢?这对于19岁的阎锡山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二、从戎习武
  
  乍入省城
  
  年轻人总摆脱不了新奇与繁华的吸引,对于从乡村来的阎锡山来说尤其如此。
  他是前不久才到太原的。当铁轱辘大车滚动到忻州的时候,父亲阎书堂突然像想到什么事情似的,急呼车老板停车,和阎锡山从车上跳下来,说是到忻州要看个朋友,对薄吉福说了些感激的话,便告辞了,向忻州“成钰东”药铺走去。
  阎书堂深知带的盘缠不多,两个人同去太原吃不消那里的巨大花销,就中途变卦,而到忻州歇脚。他和“成钰东”药铺掌柜曾有过交往,就恳求掌柜把阎锡山留下来,在店里帮忙,混口饭吃。然后,自己一人到了太原在柴市巷“荣庆栈”落脚,经同乡介绍,与人搭伙包揽土木工程。过后不久,在巡抚衙门负责管理收发公文的“稿房”谋到了个闲杂差事,有了固定收入,才把儿子阎锡山叫到身边来。
  当时的太原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个中小城市,但在20世纪初期,却是华北的一大重镇,金融商业的一大中心,官僚巨贾的聚集之地,是全国屈指可数的一大都市。那蓝砖包裹的坚固城墙,那巍峨壮观的鼓楼、承恩门(后称首义门,俗称新南门),那雕梁画栋的巡抚衙门大门,以及那绿树成行的丁字街,那相互毗连的热闹店铺,那衣着整洁的簇拥人群,使阎锡山这个乡村青年惊奇得目瞪口呆,留连忘返。新奇的天地在他眼前次第展开,喧嚣的市声搅动了他的心潮。他曾在父亲做事的巡抚衙门前多次徜徉,看那油漆的亮闪闪的木柱,瞧那镂刻精细的檐下装饰,瞅那莹莹放光的琉璃瓦,羡慕得直想进去看看官员们办事的情景,但他当时绝对没有在衙门府里执掌大印、主管全省大事的野心。在当时,他只有羡慕,只有自卑,所想的只是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有件事干,有碗饭吃。他和平常人一样,唯有条件成熟的时候,野心才能滋生,才能膨胀。
  阎书堂看到儿子整天在市里闲逛,不是个办法,便东打听西打听,找到在城里居住的同乡魏老五。魏老五,名仰微,是河边村近邻东冶镇人。他与阎家的交往很深,在他倒运的时候,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曾救过他一命。
  魏老五见阎书堂父子走进家,便热情地让坐,递茶水,问寒暖。当他得知阎家父子落魄的情况后,便不忘旧恩,十分慨然地答应给阎锡山找个营生干。魏老五果然言而有信,自不食言,没几天,便介绍阎锡山到繁华柳巷“裕盛店”上班了,还把阎锡山收为义子。
  “裕盛店”和魏老五的住房在一条巷子里,店铺老板看在魏老五的面子上,对阎锡山的照顾是很周到的。阎锡山也很争气,不仅干活态度严谨认真,而且有在五台县城经商的经验,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儿,赢得了店铺老板的欢心。
  虽然只是个店里的小伙计,可是由于生活安顿下来了,阎锡山自立的想法便产生出来了。他想在这座大都市里有个立足之地,闯出一条生路,便四处走动,与人交往起来。一天,他走进离“裕盛店”不远的“四海店”,看见两个和自己年龄相仿、十分热情的年轻人,便攀谈起来。交谈中,免不了自我介绍。
  一个说:“我叫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因无事做,从陕西跑到太原,在叔父开的这个店里闲住。”
  一个说:“我是五台县南茹村人,姓名张瑜,字玉堂,和黄国梁是朋友。因想谋条生路,跑来太原,没有住处,只好沾朋友的光,和黄国梁住在一块。”
  阎锡山自我作了详细介绍。
  
  三个人越谈越投机,来往就越来越频繁。后来感情越来越深,产生了“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深挚情义,就仿照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三个人结拜为换帖兄弟。阎锡山当时从未预想到,这个新的“三结义”会为自己以后执掌权柄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就学于武备学堂
  
  一年的时光在匆忙中不知不觉流逝过去了,年届20岁的阎锡山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
  这一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对于阎锡山的命运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从斯年开始进入军界。他在军界里的沉浮胜败,构成了此后一生的荣辱兴衰。
  八国联军的蹂躏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苦痛,迫使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加紧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以镇压人民群众的抵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宣布一些新政,以缓和国内的阶级冲突。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所实行的废科举、办学堂、革新军制,就是清王朝为挽救自身的统治而实行的一些新政略。
  新政的实施,对当时僵死、沉闷和没落的封建守旧的社会冲击不小。“废科举”,断了靠“诗云子曰”进入官场的封建知识分子的通道,要想进入仕途,就须学习“新学”。革新军制,停止武科举,裁汰绿营防勇,就打破了靠握长戟大刀进入统治阶层传统武人的饭碗,而要获得新的荣耀,就须操习新式枪炮,编练新式军队,掌握新的战法。尽管不少人或明或暗反对、抵制上述这些皮毛性的变革,但略有文化的青年阎锡山对此却是拥护的。从少年时的孤独生活、青年时躲债的流浪生活以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中,他不可能不对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兴亡等重大问题有所思考,不可能不对摆脱身处的困境、求得个人的发展以及为祖国为民族的强盛献一腔热忱有所谋划。他想从政,但凭自己从塾师那里学得的那点文化,是进不了培育政治人才的山西大学堂的。上年,即1901年,清廷下诏停止武科举,并下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的“将才”。这道诏令经一年酝酿,终于变成张贴于太原街头的一张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广告。
  1902年,是山西省成立学校较多的一年。先后在太原街头贴出的成立及其招生告示的有山西大学堂,山西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当时想做官的年轻人常常在街头转遛,观看招生广告,选择自己要报考的学堂。阎锡山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想起自己在清军里当马夫的那段经历,心里忿忿不平,决心要当一名军官,便选择了武备学堂。
  他回家将自己想报考山西武备学堂一事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赞同。第二天,他又找见了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商议,这两人也同意一起报考。
  武备学堂是专门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录用条件并不高,只是要求有强健的体格,通晓文字。但入学心切的阎锡山,不怕体格过不了关,只怕文化关难过,仅有三年上私塾的文化底子,万一考不好岂不耽误了前程?因而,他想请人代考。他的父亲阎书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名叫赵廉佑,代县人,阎书堂在五台县做生意时曾和此人有过交往,见过两次面,如今正在山西大学堂里念书,估计挥笔作文是不会错的。于是买了几盒糕点,带着儿子去了山西大学堂。赵廉佑见熟人求到门下,抹不开情面,就答应冒名顶替,代阎锡山下场应考。
  报名之前,阎父又想到一件要事:儿子进武备学堂,将来是个带兵征战的军官,怎么还能叫阎万喜呢!这乳名虽然叫着亲切,但总不够响亮、气派,不像是个干大事的名字。他想给儿子起个响响亮亮、威威风风的大号,想了半天,因胸中墨水太少,绞尽脑汁,也还是想不出好名字来。他很迷信,想到应该给儿子算算卦,一则算一下儿子能否榜上有名,平步青云,二则给儿子起个好名字,交个好运。第二天,他就跑到一家粗通周易、会批八字的算命馆。馆内这位读书很多、久考不中的老先生,推算了一番万喜的生辰八字,说是五行缺金,并断定能考上武备学堂。经过挑词炼字,再三推敲,取得阎父同意,最后决定给万喜的大号叫做“锡山”。于是,阎锡山不再用乳名行走于社会,随着官位的升高,“锡山”二字渐渐播扬天下了。
  考试这天,阎锡山好生紧张。他担心赵廉佑不能按时应考,早早跑去一看,赵早到了,就重新拜托了一番,他担心进考场不顺当,碰巧学堂新成立,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也不交验照片,赵廉佑很顺利地走了进去。他在考场外听说试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觉得文章不好作,谁知这题对于赵廉佑来说不是难题,好写得很,不多一阵子便写好交了卷,走了出来。
  交了文化卷,接着是口试,阎锡山直接应试。因为他见过点世面,从小顽皮淘气,天不怕地不怕,还有点文化基础,口试题又较普通,所以在主考官面前,沉着自然,腰身笔挺,精神状态极佳,很有点军人风度,回答问题,直率坦然,准确无误,声音宏亮,深得试官们的赏识,没费什么劲就过了关。
  等到发榜那天,阎家父子挤进人群看榜,武备学堂共录取学生120多名,阎锡山名列前茅。他们当时的喜悦之情,自不必言表,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枪手”赵廉佑的感激,不光留于口头,在阎锡山后来主持全省之事时期,还给赵廉佑安排了个官做。
  同榜公布的,还有阎锡山的结义兄弟黄国梁、张瑜。干兄干弟三人为同时被录取到同一学堂就读兴奋异常,立即聚在一起,取来酒菜,庆贺了一番。几天之后,便结伴进了武备学堂。
  
  勤奋的学生
  
  新成立的武备学堂设在太原大教场,校舍简陋,学生也只有120多人,分别住在“孝”、“悌”、“忠”、“信”四个斋号里。虽然校舍较差,但学校给学生的照顾是不错的,除供给食宿外,每月还发给一两饷银,成绩优秀者,另外给予奖励。学堂所设的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英文、德文、格致。军事课有战术学、筑垒学、地形学、兵器学等。
  阎锡山深知在武备学堂里的学习对于自己今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学习上十分用功,对于学科、术科莫不深入钻研,出操、训练都分外用心,对于教官、督练官总是毕恭毕敬,表现得非常驯顺。日子长了,逐渐讨得了老师的欢心,同学的信任,后来竟当上了学生班长。
  此时的阎锡山,对时政也颇为关心,注意吸收新的思想和信息。当时,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由国外传回国内,上海等地已出现了一些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带有封建专制臭味的康、梁维新思想已为不少先知先觉者所唾弃,而封闭于娘子关内的太原,因消息闭塞,此时还将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当作新东西在学习,在研究。阎锡山也是如此,常把康有为公车上书、六君子慷慨就义、“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等,作为经常议论的话题,并被此前自己从未接触过的这些东西所吸引,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君主立宪的鼓动者充满仰慕之诚。尽管他仰慕的都是些过时的、落伍的东西,对于一个原先只为个人生活而奔波的流浪者来说,能够放大眼光瞄向政治,毕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阎锡山开始注意与同学们交际,和他同时考入学堂的有黄国梁、张瑜、温寿泉、乔煦、姚以价、周望英等,并和张瑜、周望英一起住在“信”字第五号宿舍里。这些人后来对他事业上的发展,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
  张瑜,如前所述,字玉堂,五台县南茹村人,1883年生,7岁丧父,幼读私塾,与阎、黄拜为结义兄弟,为老大。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翌年10月,由黄兴主盟,与阎锡山、温寿泉、乔煦一道加入同盟会,后又成为同盟会内铁血丈夫团成员。1909年毕业回国,经陆军部考试,名列上等,上谕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授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的军衔。先任督练公所教官,辛亥山西起义时,任新军八十六标管带(营长),起义后,任山西军政府第四标统兼北路军总司令,攻取代州、雁门关之后随阎锡山北上包头。1913年,为山西都督府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第二年任混成旅少将旅长,1915年病逝于太原,葬于原籍,时年31岁。
  黄国梁,字绍斋,陕西洋县人,生于1883年,阎锡山之结义兄弟。1904年起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进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1909年毕业回国,陆军部于年底举行会试,考列上等,上谕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翌年任山西新军第八十五标标统(即团长)。辛亥革命时,曾在自己家里召开决定太原起义的会议。1911年10月28日,奉命率本部南下河东,一、二两营统领到子弹后于29日凌晨起义,黄闻讯后赶回太原,任山西军政府参谋部长,之后又先后任军政司司长、参谋长、第十二混成旅旅长等职。袁世凯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到任后,阎锡山为躲避金永的监视,佯装无能,把军政大事多交黄处理。袁死后,阎复掌军政,觉得黄是一个威胁,便以“不服节制”罪免职,命宪兵司令张达三监视,逼黄离开山西,到京任总统府参议、将军府将军等职。阎于1923年召黄回晋担任第三集团军兵站总监、兵工厂总办、兵器委员会会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打响后,黄辞掉所有职务。抗战开始后,回汉中避难。新中国成立后,被邀为山西省政协委员。1958年1月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5岁。
  温寿泉,字静庵,山西洪洞县白石村人,生于1881年,秀才。1904年赴日进振武学校学习,之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05年10月28日入同盟会,后又加入铁血丈夫团。1909年回国,任山西大学堂兵学教员,当年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学生会试,考列优等,上谕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并授给副军校(相当于中尉)的军衔。回省后调任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监督。曾参与辛亥太原起义的准备和决策,起义成功后当选为副都督,并被任命为山西军政府军政部长。11月,任燕晋联军参谋长。12月,清军攻占娘子关,民军按原定计划分兵南北,阎锡山率民军一部撤离太原北上,攻占山西归绥道的包头、萨拉齐等地,并向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进军,温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与陕西民军配合,光复运城。鉴于不明都督阎锡山所在位置,遂成立山西军政分府,主持河东三十六州县的军政事宜,派兵攻占绛州,进军平阳(临汾)。翌年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阎锡山回到太原,军政分府当年夏天撤销,温回太原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又调任北京政府陆军部中将参议。1928年,阎锡山把晋察绥冀和北京天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温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原大战期间,温为阎的总参赞。1932年,与阎锡山、贾景德任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的督理,温的此一名义一直维持到太原解放。1947年,温被“选”为洪洞县国大代表,第二年出席了选举蒋介石为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由于晋南张士秀、李岐山的反阎而形成的南北隔阂,故温始终得不到阎的重用。1948年,温在北京依附傅作义,任高等顾问,随傅起义。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北京市文史馆员。1955年逝世,时年74岁。
  乔煦,字子和,太原人,1904年进日本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日加入同盟会和铁血丈夫团。1909年毕业回国,在山西督练公所任职,经陆军部会试,考列上等,上谕授给步兵科举人兼授协军校的军衔。1911年,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相当于旅)第八十六标第一营管带(营长),当时阎锡山是该标的教练官、标统(团长),参加太原起义。山西军政府成立后,任东路军前敌司令,在娘子关御敌。之后任河东军政检阅使,不久病故。
  姚以价,字维藩,号龙门,山西河津西毋庄人,生于1881年,7岁时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1904年赴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军学校第六期学习。1909年毕业回国,经陆军部会试,考列上等,上谕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和协军校的军衔。1911年任山西新军第八十五标二营管带,10月29日,被营内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率领的起义官兵,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遂率起义军攻城,打死巡抚陆锺琦。山西军政府成立后,任东路军总司令,守娘子关,后又参加筹组燕晋联军的会议。12月,清军攻占娘子关,姚赴天津,后又到赣任李烈钧的参谋长。民国元年回晋,因受讥讽,从此之后再未回来。之后,他到云南助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回北京在将军府任职。在1924年直奉战争和1930年中原大战中,曾在韩复榘、石友三等处开展反阎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西邠县居住。1947年病故于西安,享年66岁。
  由此可见,阎锡山交往的上述人员在其后来的发展中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武备学堂的三年生活快要结束了。当阎锡山开始思考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时,传来了将从学生中选派人员赴日留学的消息。他欣喜,他焦急,唯恐落选。在他焦躁不安的时候,时光在流逝,选定人员的日子临近了。

  三、留学日本
  
  在东渡的轮船上
  1904年7月,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驶离天津港口,冲过渤海口的波浪,行进在碧波万里、一望无琅的黄海海面上。
  一群活泼好动的年轻人簇拥在船头甲板上,手扶栏杆,面朝东方,看雪白的海鸥翻飞,望薄亮的海云舒卷,偶尔看到几尾鱼儿游动,有人便发出几声惊叫。
  阎锡山也在这群年轻人之中。在选择东渡人员时,他也被选中了。清政府派学生留日始于,1901年。这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上谕各省可以“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第二年,即1902年,清政府便选派第十批 36名学生官费赴日留学,当时正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景定成(1882—1961,字梅九,别号无碍居士,山西运城安邑人)便是其中之一。1904年,山西巡抚张曾敭以“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习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就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的理由,请示清政府,获准山西派90人到日本留学。其中人普通学校20人,“以期进求专门实业之学”,入速成师范10人,“以备开办师范学堂之用”,学习陆军20人,“以储常续备军将校之才”。经过考核选拔,山西各校选取下列人员赴日留学:
  山西武备学堂:温寿泉(洪洞),张瑜(五台),乔煦(阳曲);阎锡山(五台),金凤巢(山东),顾祥麟(江苏),黄国梁(陕西),焦滇(忻州),张维清 (阳曲),张呈样(赵城),王宝善(阳曲),武滋荣 (汾阳),焦纯礼(忻州),郭建康,田国琛,李大魁 (洪洞),李伟旃,马开崧(浙江)等20人。
  山西大学堂:李庆芳(襄垣),卢昌(灵邱),陆近礼(平定),冯司直(平定),耿臻星(浑源),田汝翼(浑源),李垣昌(大同),谷思慎(神池),荣福桐 (太谷),王用宾(猗氏),张起风(猗氏),杨生贵(晋南),李镜蓉(河津),邵修文(安邑),杨长溶 (万泉),吴淞(沁县),景耀月(芮城)等20人。
  山西师范学校:刘懋赏(平鲁),刘效文(宁武),蓝承荣(大同),蓝承昌(大同),李光勖(大同),孟元文(灵丘),王国祜(新绛),王和斋(朔县),尚光霖(晋城)等10人。
  后来又续派姚以价(河津)、荣炳(阳曲)、王芝芬等3人。
  山西武备学堂赴日留学的人员中,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3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官费,其余人员是省给以公费。
  选派的学生离晋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敭等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就对阎锡山等留日学生说:“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人歧途。”并特别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北方各省赴日学生来到北京集中,清政府官员也苦口告诫:国家派你们出国留学,是为培植你们,千万千万不可加入革命党,切莫辜负政府的好意。
  阎锡山等人在北京住了将近一个月,听了兵部侍郎姚锡光的训示后,在学堂职员吴春康的带领下,由天津上船,如今已来到大海上。
  此时的黄海阔大而平静,碧蓝而温柔,甚至连那海风也如温柔酥软的女性手掌,抚摸着一个个热血男儿的面庞,使每个人都感到心里痒痒的,舒舒坦坦的。
  然而,这片大海昔日曾是中日海战的战场。甲午年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宜而战,击沉一艘中国运兵船,死难700多人。9月中旬,日本舰队又袭击清政府北洋舰队,使中方舰队遭受重创,“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开足马力向日本旗舰“吉野”号撞去,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不料被敌人的****击中,全舰250人壮烈牺牲。年底,日本攻陷旅顺,大肆屠杀当地居民。翌年1月,又侵占山东威海卫,致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卖国的《马关条约》。
  就在阎锡山赴日之时,黄海之上的战火正炽。甲午海战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割让给了日本,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勾结德、法两国出面干涉,要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于1897年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并趁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沙俄十几万大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沙俄的扩张对贪得无厌的日本是个损害,于是,日本舰队于1904年2月8日深夜袭击了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此战一直打到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斡旋下,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缔结了和约。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擅自把中国旅顺口、大连湾和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及南满铁路的所有权转让给日本,并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沙俄则仍得以盘踞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
  面对眼前这浩瀚无际、宁静蔚蓝的大海,阎锡山曾想到祖国昔日的屈辱、今日的创痛么?曾看到深深大海里民族的大恨和不能熄灭的火焰么?曾听到不远处的旅顺口轰鸣的炮声和人民的呻吟与呐喊么?他可能想到、看到和听到了,也可能什么也没想、没看和没听到什么,他只能想到要去的日本,看到大海的蔚蓝,听到浪语的喧哗。在对中国、对沙俄的两次战争中,弹丸小国日本皆是战胜国,这对阎锡山来说,不能不感到神秘、羡慕和向往。对于这次经历,阎锡山在自己《早年回忆录》中有一段描写:
  “出国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所谓五大宪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人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
  这段自述,说明渡海途中,阎锡山对日本是充满新奇与崇拜的感觉的,对清政府官员的告诫是牢记于心的。
  
  活动在东瀛
  
  跨越大海,经过韩国,阎锡山等人来到日本东京,学武的进入振武学校,学文的进入神田经纬学校。这两座学校,都是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备学校。
  振武学校设在东京牛5A区,是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中国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在此校毕业之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军队中实习一年,才能升入日本士官学校,成为正式的士官生。振武学校分有专科,但日语和文化课占有较大比重。在这里,阎锡山对于学习是兢兢业业、刻苦用功的。但时间稍久,他便抵御不住外界的诱惑,不自觉地开始他生命的真正跨越,渐渐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分子。
  和阎锡山同年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就多达1300余人,其中多数到了日本。加上此前来的和此后来的,人数更众,以东京为中心,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当然冲撞着各种思想,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各种思想不时地产生着争辩、融合与分离,逐渐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这里占了上风,其中一些人成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
  在日本,在中国留学生这个小社会里,阎锡山思想所受到的冲击是剧烈的。赴日之初,由于受清政府官吏的影响,他仍存心不与革命党人往来。不久,正像他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所说:“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山西留学生在日本组织了同乡会,景梅九当选为会长。阎锡山经常参加同乡会的活动,思想觉悟在逐步提高。

  四、掌握山西武力
  
  铺垫升迁路
  
  阎锡山等人回国之时,山西已给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革命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的舞台。
  自阎锡山1904年赴日留学之后五年中,山西和全国一样,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把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分摊到各省,山西每年负担赔款116万两,有的地方还有教案赔款,加剧了对人民的盘剥,逼迫得广大群众再也无法存活下去。于是,1905年,绛县发生了哥老会(又称江湖会)反抗官府的斗争。1906年,左云县发生了群众反对教会压迫的斗争。1905年爆发的山西人民收回被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斗争,经学生罢课,山西留日学生声援,社会各界抗争和反复谈判,终于在1908年取得了胜利,赎回了矿权。
  此时,山西革命势力也发展较快。据《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记载:“当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军队分新军和旧军两部。新军为一个混成协(旅),即第四十三协,下辖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连)。姚鸿法任协统(旅长)后,将骑兵营和工兵队拨归一标代管,炮兵营和辎重队拨归二标代管,全协共4000余人,悉住太原。旧军为巡防队13个营,亦共为4000余人,除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代县)、平阳(临汾)者外,驻太原者计3个营。”因旧军十分保守,不易向革命方面转变,所以同盟会把争取陆军学生和运动新军作为工作的中心和重点。1905年,同盟会员荣炳从日本派遣回晋,从武备学堂里发展了一批学生入会,这些学生如王嗣昌、常樾等已由该学堂毕业,在新军中担任排长、队官等职,在新军中撒下了革命种子。此后,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不断回国,在做群众工作的同时,不断运动新军,有的还在新军中有了职务。特别是早年在奉天(沈阳)住过师范学堂、后追随宋教仁参加革命的山东曲阜县杨彭龄,在胶东进行革命失败后,根据设在烟台的同盟会北部支部的指示,来到太原进行工作。为了掌握武装力量,他打入新军第八十五标二营当兵,后升正目(班长),秘密发展了不少士兵加入同盟会,还和同排的8个班长结拜为兄弟,为新军的逐渐革命化和给太原辛亥起义打下了好的基础。山西崞县西社村(今属定襄)人续桐溪(字西峰,1880—1926),从山西大学堂肄业后,申请加入同盟会,后回乡创办了川路学校,宣传革命,教授兵法,派王建基、徐翰文、弓富魁等到塞外开展革命活动,将活动范围从定襄、崞县(今属原平市)扩大到绥远(呼和浩特)和包头一带。1907年,他还曾密谋发动反清起义。在晋南,同盟会员景定成、何澄、李鸣凤等,以创立教育会、经营西药等公开活动为掩护,广泛联络各县之会党,秘密制造****,同陕西革命党人联系,准备反清起义。同盟会员王用宾(字太蕤、利臣、理成,号鹤村,猗氏即今临猗县黄斗景村人,1881—1944,1901年考入太原府办学堂,1902年调入山西大学堂中斋,1904年留日,先入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后入日本政法大学法律科,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任山西分会负责人,在日曾与景定成等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宣传革命),从日本回国后,于1907年在太原创办了《晋阳公报》,热烈鼓吹革命,无情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同盟会山西支部把该报当作自己的机关报,晋阳报馆也成为革命活动的总机关。
  上演壮阔革命活剧的大舞台已经高高地筑起来了,但是像要考验有志的革命者似的,1909年阎锡山回国之时,革命事业恰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孙中山、黄兴于1906年到1908年发动的反清起义,一次次都失败了,加上海外资金告罄,筹款十分困难,党内出现分裂,许多同盟会员充满沮丧,打不起精神。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而此时的清朝政府像一只被打昏过去的困兽又缓过气来,为收买人心,挽救灭亡,开始了预备立宪的活动,在各地纷纷成立咨议局,动辄拉上数万人或几十万人签名上书,轮流伏阙请愿,大造立宪舆论,企图以声势压倒反清势力。当此之时,要登上时代大舞台扮演一位有影响的角色,就不得不审慎择路。
  工于心计的阎锡山对于形势是清楚的,对于自己的发展也是颇有想法的。他不愿做无为之辈,不愿意当无名小卒,而想当一名有权势的像样军官。他清楚地知道,要在新军里飞黄腾达,非依靠山西新军协统姚鸿法不可,因为此人不仅将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而且其父姚锡光是清政府陆军部侍郎(次长),在阎锡山等出国留学前,姚锡光曾给他们作过训示,也算有过一面之交。考虑到这些,阎锡山便绕道赴京,在京等了两个月,终于拜谒了姚锡光。他佯称是留日回国学生的代表,表现得庄重、有学识且又很谦恭,结果赢得了姚的赏识。姚给儿子姚鸿法写信,大夸阎锡山是个人才,要求另眼看待,加以重用。由于有姚家父子的扶持,阎锡山回省后果然官运亨通,先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练,3个月后又升任监督。和他先后回国的,温寿泉担任了山西大学堂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以上皆同盟会会员)、黄国梁、姚以价(革命同情者)等人,则被分派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
  任职之后,阎锡山便开始了新的社交活动,把拉关系、提高个人地位当作关系自己前途的一件大事,经常往五大衙门跑个不停。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过去同阎父书堂有过交往,阎锡山视之为父辈。副议长杜上化,字子诚(1850—1922),山西灵邱人,13岁中秀才,有神童之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曾组织民团维持治安,以防散兵游勇扰害地方,在社会上有声望。阎锡山经常拜访梁、杜二位议长,博得了他们青睐。为了接近梁善济,他特意找到了梁的门生、咨议局秘书邢殿元(字善章,定襄城内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订了“金兰之交”,由邢在梁面前吹嘘自己。同时,阎还设法和巨商渠本翘、绅士谷如墉以及新军混成旅管带夏学津接近,取得了他们的好感。尤其是梁善济和夏学津,常常在巡抚丁宝铨面前为阎锡山说话,使丁对阎产生了信任,把阎接纳为门生。
  从日本留学回来只几个月时间,阎锡山多方活动,四处联络,广泛接触对自己有用之人,打通了不少关节,去掉了不少障碍,一条升迁之路便渐渐通畅了。
  
  初掌军权
  
  1909年11月23日,清政府陆军部为了对留日回国的士官生进行考核,召集他们在北京皇宫保和殿会试。当时,新军的级别是三等九级:一等三级为正都统、副都统、协都统,是上级;二等三级为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是中级;三等三级为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是下级。上谕巡抚部院,对会试过的士官生要尽先重用。山西的会试者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温寿泉名列优等,奉上谕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并授副官校(中尉);黄国梁、阎锡山、姚以价、张瑜、乔煦,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少尉);金凤巢、张维清、马开崧,赏给陆军马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焦纯礼赏给陆军辎重兵得举人并授协军校。回省之后,温寿泉被提升为省级管理军事最高机关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监督,黄国梁和阎锡山分任新军第八十五标和第八十六标教练官(副团长),其他人的职务也都有所升迁。
  1910年,是山西革命势力逐步发展、阎锡山等人向更高军职苦斗的一年。这年春天,同盟会大同支部在吕祖庙正式成立,发展了不少会员。傅作义、续范亭、杨维翰、贾钺等人也于春季,被录取到山西陆军小学堂第五期学习。
  这年夏天,八十五标标统齐允,虽是满人,但很无能,且有贪污腐化行为,因而被撤换,由黄国梁接任标统。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5年第05期;本文作者:董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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