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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阎锡山和阎锡山研究

  十年前,我曾经搞过阎锡山研究,后来由于兴趣转移,很快就成了“逃兵”。但是我的同事雒春普却坚持下来,终于有所收获。近年来,她除了与人合作撰写两卷本《阎锡山全传》之外,还独立完成《山西通史》(辛亥革命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卷)和《阎锡山幕府》等著述。这些成果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作了一些尝试,个中甘苦,局外人很难体会。

  在20世纪上半叶,阎锡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从辛亥革命登上政治舞台,在山西主政近40年,对山西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和国民党政府播迁台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起过关键性作用。

  说到中原大战,约定俗成的看法是:此乃中国现代史上一场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最近读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才知道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除了“他们的利益、权力和地盘受到损害”之外,还有“批判独裁,要求民主和法治”的因素。

  杨先生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胡汉民奉行“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并将孙中山思想凝固化、绝对化、法律化。为此,胡适、罗隆基等自由知识分子曾经就***状况提出批评,并要求迅速制定宪法、结束国民党“党治”。之后,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以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法治为名,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开始武力倒蒋,这才爆发了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开始后,反蒋派在北平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组成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战争后期,“扩大会议”因前方失利被迫迁至太原,通过了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民主思想”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该草案由著名法学家罗文干、周鲠生等人起草,胡适也参加过讨论。当年《大公报》就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极合人权法理”,“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如今杨先生也认为:“扩大会议”对独裁专制的批判,以及对民主法治的呼喊,“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要求。”(见《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282至288页)

  这让我深感意外。长期以来,由于所谓“历史定论”的影响,我一直以为中原大战是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因为分赃不均而引发的,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么复杂的情况。当然,就思想深度和人格魅力而言,阎锡山是不能与胡适他们相比的。这也是我当“逃兵”的主要原因。不过上述情况却充分证明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基于这一认识,我以为对****战争以来、特别是对20世纪以来的众多人物和历史事件,都需要重新疏理,重新研究。

  话说回来,阎锡山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许多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他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军阀,保守落后的“土皇帝”,投机取巧的“不倒翁”。事实上他在治晋期间还有许多开明举措。民国初年,他推行区村制度,倡导村民自治(村治),在恢复生产、普及教育、植树造林、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山西获得模范省的声誉。抗日战争前夕,他以“守土抗战”相号召,吸引各地青年来到山西,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中,山西虽然发生过“晋西事变”这类破坏团结抗日的事情,但他还是能以抗日大局为重,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基本格局,这对八路军及其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比较有利。此外,他还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社会改造蓝图和经济发展计划。当然,在思想体系和具体操作上,阎锡山也是有许多问题的。当年胡适和梁漱溟来山西时,就分别对其口号治省和下面弄虚作假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这一切,我们都应该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放在历史长河中认真加以审视。

  所谓以史为鉴,是说我们研究历史、关注历史,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这面镜子被任意涂抹,或者被戏谑为搞笑逗乐的哈哈镜,那我们又怎能了解历史的真相,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呢?也许有人认为这样说过于沉重,但是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容不得半点含糊和虚假,否则我们就会不断重复前人的错误,以至走太多太多的弯路。就拿上述中原大战来说,我现在最想了解的就是《中华民国约法草案》的具体内容,想看看它究竟是不是“极合人权法理”,“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更)为周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部约法草案,以及它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付诸实施呢?所有这些,对于建设民主法治、繁荣富强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具体到阎锡山这个人,我以为他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人物,因此,研究这个人对于历史问题的了解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如今的阎锡山研究并不尽如人意。

  首先是禁忌还在。阎锡山是山西人,其主要活动也在山西,但有人至今对阎锡山讳莫如深,仿佛生活在五六十年代一样。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全国各地已有多种阎锡山传记问世,唯独当地没有出版过一本(1984年出版的《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原本是作为批判材料的)。究其原因,无非是怕出问题。如果说这已经是作茧自缚的话,那么《阎锡山日记》迟迟不能出版,恐怕就是官僚主义了。当年我曾经在档案馆仔细读过这部日记,其中主要是思想杂感(阎锡山自称他的日记的是记理不记事,因此,台湾出版时取名为《阎锡山感想录》)。对于这种资料性文献,即使是从政治的、或曰非学术的角度来挑剔,也没有长期搁置的必要。

  其次是经费不足。根据阎锡山在民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在研究经费上予以支持,应该不算过分。但事实上阎锡山研究却很难申请到官方经费。这与最近为了纪念***党史上的一位山西籍人物,有关方面拨了上千万元的举措,形成鲜明对照。据我所知,在阎锡山研究方面,除了来自台湾山西同乡会的少量捐款外,其他方面的投入几近于零。

  再次是资料难寻。据王尊光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的档案在搬运过程中全部丢失。当年王先生是山西省政府秘书长,他的说法不会有误。前些年我去山西省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何况现行的档案管理制度过于落后,要想使用很不方便。此外,当年到过山西的国内外人士很多,他们曾留下许多文字记录。这些资料有些散见于各种报刊,有些还保存在日记、笔记等私人著述中。前两年谢泳编过一本《旧时光》的小册子,就很有眼力。看来,要解决资料不足的问题,还需要下点功夫。

  最后是有待突破。如果说前面几点都属于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里所谓突破,则是指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了。纵观近年来的阎锡山研究,能够主动摆脱历史偏见,真正做到“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学者。好像还不多见。许多人仍然处于一种见风驶舵的“研究”状态。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好像比秉笔直书、揭示历史真相更为重要。这种唯书、唯上的意识或潜意识,恐怕是当今历史研究中很难突破的心理障碍。如果历史工作者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怀疑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不可能在寻找材料上产生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冲动。一个搞历史的,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把握材料的基础之上,而且在可疑处不敢疑、在该说时不敢说(或不会说)的话,那就只能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了。我虽然不搞阎锡山研究了,但对这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关注,再加上自己有一段从事学术编辑的经历,因此对这些问题颇有感触。如今借此机会冒昧提出,望识者指正。

       2002年5月

本文来源:;本文作者:智效民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7-1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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