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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台湾日记述略

  阎锡山自1931年至1950年曾有日记。1948年前之日记,在其逃离太原时,曾遗有副本,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指示,1983年在我任山西省政协六届文史委员会主任时曾组织熟悉此段历史之专人,对其日记进行了整理与注释,当时曾送北京请戎子和、薄一波同志先后审阅。1960年阎在台病故后,其1949年赴穗组阁,及至1950年在台辞阁,其间9个月的日记,则由台湾“阎伯川先生研究会”于1997年5月以阎之《随想录》名称,将其在广州、重庆、成都、台湾是段经历之大事,及其杂感、论述之日记录之于内。史界友人咸以阎离晋此段史实社会知者甚少,盼余整理综述,作为史料,提供近史研究参考。兹据阎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长”9个多月期间日记,摘要分项述略。
  
  一、关于接李宗仁电邀由太原去南京、奉化、广州之记载
  
  阎1949年3月29日记:“李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8时抵南京。”4月11日记:“去奉化。蒋总裁云:‘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4月12日记:“返京。参加和谈会议。李代总统亦一再嘱多留京。”4月18日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广州联席会议,电邀赴穗,同谋挽救危亡。”
  阎1949年4月19日记:“太原飞机场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4月21日记:“复接梁代主席化之电话,共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复接阎慧卿电话云: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4月22日记:“由京到沪,以无线电话,继续指挥作战,并勉励全体文武干部,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定要对得起大家。”4月23日记:“十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于联络中断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战到底。”4月24日记:“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体电促速往穗,共商国事。原拟先飞溪口再飞穗,后因机场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飞穗。”
  
  二、关于奔走蒋介石、李宗仁矛盾调停之间的记载
  
  阎1949年4月26日记:“由沪到穗,经多方接头,以欲团结必须先请李代总统来穗。”5月3日记:“由穗飞桂林,以真诚之心情,恳挚之言辞,与李代总统谈,请早日莅穗,安慰人民,交代历史。成败是常事,我们应本人定胜天之旨,至低亦应尽人事听天命。如代总统不莅穗,失败后无以交代国人,代总统允考虑一晚,明日再作决定。”5月4日记:“晨代总统莅住室,拟写一备忘录。余以备忘录内容如何,虽尚不知,但觉此系外交词令,纸片上一问一答,中间人不宜为力。午间复谒代总统,拿出一谈话记录,认为刺激性太大,尽力打消,未蒙允纳,提议修改,亦坚决不认,自己不得已声明,我来看代总统,系以私人资格来的,无可交代的对象,后居正先生说明李文范先生是代表党部,应由他带回。临行时不得已分别向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附耳低言谓:‘兄等考虑后果,并说明以前的失败蒋总统负责,今后的失败是代总统负责。’白长官说再尽一度努力。盖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李主任品仙均主张代总统来穗。当日返穗,过珠江桥有感而赋曰:钢骨水泥兮合则坚牢;劳燕分飞兮孤鸣啾啾,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
  阎1949年5月7日记:“四日由桂林返穗后,由何院长将谈话记录送上海,蒋总裁复函,何院长召集元老会议,仍主张我同朱家骅、陈济棠再飞桂林迎李代总统。当时我说,去一定去,但感此行可能撕破最后一页历史,特别有感于怀,当请何院长代为电达汉口白长官,务请同时到桂林,借重周旋。即日飞抵桂林机场后,李代总统、白长官均在机场迎迓。李代总统欲同车回城,当时特请白长官同车,盖欲在车中说明总裁之函,免发生误会。上车后,即说明代总统要求六事,总裁已承认五事半,不过发点牢骚,尤其对兄有所责备。总裁是我们的党魁,当发点牢骚,今已承认五事半,对我们发牢骚,比不发牢骚还觉得安心。对你的责备,不免你受些冤屈,你一定能不介意。白长官健生说,党魁对同志,长官对部下,不要说责备,就是骂一顿亦无碍,骂得对不对,我们也不介意。到代总统官邸后,先向在场的左右说明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不发牢骚还好。李代总统阅毕总裁函后,稍加思索,即应允明日一同赴穗。大家均表非常愉快。遂即电话告知何院长,明日午前十时起飞,请准备欢迎。午后心中无事,驱车游风洞山、独秀峰,感地理上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两次飞桂,果见山势特别俊秀,陪从欲请写数字刻石留念,遂于此时题书:“跟不上地球自转的表是废表,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人是废人。”5月8日记:“上午十时,与李代总统同机赴穗。”
  
  三、关于在广州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之记载
  
  阎1949年6月13日记:“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政务委员吴铁城、徐永昌、陈立夫、万鸿图、王师曾。”
  阎任职后之多天日记,曾述在广州之观感。6月16日记:“到穗之初,见多人,其所言所为,皆有助于共,谁肯打匪,毁谤谁;谁不能打匪,袒护谁;谁可靠,不用谁;谁不可靠,重用谁;感到由首至脚,皆为双料共产党。继思脚共也尚可,首共也何能?遂哑然自笑,但不解其故。久之乃知为私之一字所造成。盖由私所发出来之言行,皆利于个人及小圈子,而不利于整体;不利于整体,即利于自己的敌人。利于敌人,即谓之曰:双料敌人,亦甚允宜。……病与命相连之后,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真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阎1949年6月18日记:“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是描写历史的陈绩,我以为尽合此八字。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了财政;财政累倒了金融;金融减低了收入;财政又影响了军事,及一切庶政;中央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布置;整理无法执行;总裁未来,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锡山既蒙依畀,不惜一切牺牲……,必须谋其事之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不成而后自杀,方对得起国人,交代了历史。此段话对国务会议及全体阁员复述之。”
  阎1949年6月20、21日记:“向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保卫华南之决心与计划;下令全面封锁沦陷区港口。”6月24日记:“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五百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争起来无理由的说人坏,无理由的说己好。不说事怎么做,只说人怎么用。掌权之后,不惜无理的违法,擅自批款要款,监察委虽指名算出,妄款支出较正式开支多。自私上眼小如豆,妄为上胆大包天。养成此风纯系是非颠倒。处个人之恩怨应宽,处国家之纲纪应严。已过国家毫无纲纪,个人毫无忌惮。部分高级人员保命护财,早接新朝以冀悻免,成了乐其所以亡的局面。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7月1日记:“健谈亡国感——健谈之养成,不是做实事养成的,且不是自修自责养成的。因之健谈的精神作用,在自矜自用,精神是浮的,愈健谈的人,愈不乐于做实事,多系以说代做。所以到广州来,很有健谈亡国之感。”
  

  阎1949年8月26日记:“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泻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开议题;决议多不依据发言,演至儿戏加深,仇恨加大,造成分崩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废时间,滥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健谈亡国,此感在未到广州前,心脑中毫无此观念。来到广州之后,虽感到诐词淫词不适理国,但亦说不出一个名词来。一日忽然感出‘健谈亡国’四字。但何以造成此习尚,思索多日,未得端倪,或为革命尚说,以说动人之遗风乎?!”
  阎1949年7、8月间日记,因蒋介石7月14日至广州,李宗仁亦在广州,故其“行政院”曾制订诸种所谓方案送蒋、李阅裁。7月4日记:“出席中央党部及粤、穗、省市党部联合纪念周,作就职之首次施政报告。”7月16日记:“拟定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缮呈蒋总裁及李代总统。”7月17日记:“在黄埔面谒蒋总裁后,复将报告要点即日缮呈。”7月18日记:“将台湾保卫案及海南岛保卫案送呈蒋总裁。”7月20日记:“中央党部非常委员会,总裁亲自主持,通过扭转时局方案。”8月3日记:“(一)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保卫华南西北案原则通过;(二)行政院第八十次会议,通过处理西藏地方当局迫使中央驻藏人员撤退案。”8月5日记:“行政院第八十一次院会,奉李代总统令通缉程潜归案究办;并决定对陈明仁撤职通缉;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12日记:“对美国白皮书发表郑重声明。”
  
  四、关于新疆撤兵,胡宗南贻误战机,马鸿逵、郭寄峤相互倾轧之记载
  
  阎1949年8月18日记:“今日院会提出新疆撤兵案。主撤者认为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增兵内地,有补于军事。”
  不主撤者谓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即须连带地将政治撤退,即系抛弃领土,将来很难恢复。且新疆400万人民中,汉民20万,回民20万,馀皆为新疆原有各民族,撤兵以后,这40万人很难存在,必遭残杀。但撤兵须汽车500辆,需时8个月,方能撤回,经费除已拨200万外,尚需600万。据说,实际上在那里成家的人很多,搬回来亦不过两三万人。会议中撤否未决,众议我考虑两日后,自行决定,不必提会。我以为考虑无用,必须尽两日会见知新疆情形者,了解事实后决定。”8月21日记:“八月十八日行政院会议提出新疆撤守问题案,众议此事关系太大,撤守即是放弃国土,超出一般行政院会议职责之上,不便讨论,应由院长考虑后与代总统及总裁秘密审慎决定处理之。经我两日来考察了解结果,得到三种方案,但均与新疆军事当局陶峙岳司令主张绝对相反。陶之意,无论撤与不撤,必须与苏联签署协定,使苏联强占三区为合理化,此实等于签署卖国条约,撤与不撤,均不能签。于是派大员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前往与当地负责人慎密研商拟处。为集思广益,妥商规划,于本晚七时,除秦、周二位外,并邀请内政部长李汉魂,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国府参军长刘士毅,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便餐磋商,十一时散会,决定由秦、周携带方案,明日先飞西安,再飞哈密,转赴迪化。”8月20日记:“义无返顾的事,是从人定胜天的观点发出来的。尽人事而听天命,脑筋中有一半的松懈。知其不可为,亦不够个饱满的精神。只有人定能胜天的精神,才能饱满无缺。某君第三次劝我考虑对共和战问题时,我告他说:我是坚决的反共,不能谈和。不能谈和的道理,假若天欲灭共,我可能先离开灭共的立场。假若天不灭共,我必不因天不灭共而自杀,我还做人定胜天的努力。”
  “李代总统问,贪污成风,列举数大员贪污巨款,将如何查明严办?李并云,恐办不胜办。余答:由办到克服不胜其办。李复云:我们应当不顾一切。余曰:前曾向蒋总裁言,为国牺牲一切不惜,若为贪污者作傀儡,敢告不敏。代总统有闻,即交,山必严办也。”
  阎1949年8月21日记:“青海兵团、宁夏兵团、陇南兵团与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在西北作战方面指挥上不统一,致有误战机,减低战斗效率。为统一并加强,决定设立国防部长西北战区指挥所,派大员前往指挥,并决定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任指挥。徐预定明日前往,与秦德纯、周昆田同行。”8月22日记:“甘肃主席马鸿逵任命之经过。最初一方为郭寄峤争留任,郭、马不相容,欲分城驻节,此主张太不成事体。另一方为留任省主席,马亦不同情。多数立委为马鸿逵争,一日立委代表九人来访,希望以责任内阁之权能处理。余答:我譬如一开汽车者,你们为坐汽车者,你们希望我快达目的地,我何尝不愿,不过我要注意到路上障碍,顾虑翻车。翻车后不只车坏人伤,且亦达不到目的地。余言罢,立委九人齐声响应曰:我们清楚了,不再催。国事无公道,无是非到极点了。余遂循立委之意见,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盖立委无私见,其他争执者,则所抱各有不同也。”
  
  五、关于阎拒辞所兼国防部长、调解蒋李之争的记载
  
  阎1949年9月4日记:“李代总统希望(我)辞兼国防部长,拟以白崇禧接替,未表同意。”9月9日记:“致徐政务委员永昌函:兄昨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意。假如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为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贻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此致次宸兄。”9月30日记:“国家需要不去,应即不去。国家不需要留时,自应不留。去留应以国家需要不需要决定。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亦不留。”10月2日记:“(与吴忠信谈话)不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破裂之可能。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毁灭之顾虑。接受而毁灭,为众怨所归;不接受而破裂,亦为众怨所归。”吴说:‘两害权行取其轻。如何?’我说:两害取其轻,当然。但一害已知,一害未知,无从比较,如何定取舍?”
  阎1949年10月2日记:“吴礼卿(忠信)问我,蒋李之争,究应怎样办?我答:讲亦悔,不讲亦悔。此事关键非干部所当主张,应由最高领袖自决之,因此事无论怎样办,均有咎戾,故主张怎样办均难见谅于将来,故须由最高领袖决之。”10月4日记:“会见立法委员梁栋时,梁说:希望院长能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现在有人说院长一面倒了,究竟如何?我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义气愤事。’我一切处置均以国家为前提,我也意料到到一时期,一定有一方或两方感到不痛快,对我不满意。但我绝不偏倚,绝不作那一方面之屏护。举例言之,如有人提议保卫台湾,我想台湾为中国领土,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又如有人提议保卫西南大陆,我想西南大陆为我们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我只问心为国,什么批评我也能接受,我也不感觉痛苦,因既作中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

  六、关子国民党“行政院”由广州逃迁重庆、成都之记载
  
  阎1949年10月11日记:“偕财政部长关吉玉由穗飞台北,谒蒋总裁。”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偕关部长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0月16日记:“加大地方权责案,如在前三个月实行,可以为国帑节省一亿多支出,可以为国家增加一百万军队,不想今日提出行政院院会讨论,尚有人反对,殊觉惋惜。”10月18日记:“出席陪都各界欢迎政府迁渝大会,声明以人定胜天之决心,走民众路线,以求挽救,并以七天时间,听取各界意见,博采众议,以定施为。”10月21日记:“对行政院全体职员讲用民强于用兵;教民强于教兵。李代总统莅访,晤谈一小时。”10月28日记:“没有新的环境,办新的政事,如同到英国对英国人说中国话。”10月29日记:“六十晋七诞辰,与贾秘书长景德,徐政务委员永昌餐叙中云:徐说我知其不可为而为是宁武子之愚。我说:他是假愚,我是真愚。既入地狱,只好安于入地狱。”11月11日记:“两电蒋总裁,请早日莅渝(蒋总裁十四日抵渝)。”11月20日记:“李代总统在香港人太和医院,声明治病期间,中枢军政事宜,已由阎院长负责照常进行。”1.1月21日记:“有人向我说:你应组织力量救西南,救西北。我说:古人说,素什么行乎什么,我现在素无力,行亦无力,我不主张组织力量。”11月25日记:“与美参议员诺兰会谈。”
  阎1949年11月28日记:“政府由重庆迁至成都。”12月3日记:“在成都讨论总统复职问题。我说:复职很重要,国家不可无元首,惟应注意争同情,杜口实,杜法争。介公问:如何争同情?答:重用健生(白崇禧)。问如何重用?答:给健生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将用人权、指挥权及动用库存金银外汇权全给他。问:怕有何口实?答:德公如不同意,他可认复职是抢夺,更进而恶言加复职以篡位。问:有何法争?答:将来国大开会时李代总统可能提出复职是不合法。问:如何杜口实?答:德公请复职,即可杜口实。问:如何杜法争?答:国大代表有法定人数,以合法手续请复职,即可杜法争。当场有人同情者,有认为顾虑太多而迂缓者,未决。后议定再派人赴港谒李挽留。电请李代总统力疾莅蓉,挽救危局。总裁对吴忠信说:‘阎先生为我们保持生命线,我们要全力支持。’所谓保持生命线,可由我隔断蒋李间的隔阂与冲突。又由袁守谦间接转话,总裁命令黄埔军官一致服从我的命令,以支持我主持的作战内阁一切措施,如有需要他们对军官代我解释发动的事,直接的告诉他,他们转达下去。”12月5日记:“李代总统由香港赴美,电嘱‘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重大决策随时与仁电商,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
  
  七、关于阎宣告国民党政府由成都逃移台湾、国民党失败原因、担任阁揆受辱等记载
  
  阎1949年12月8日记:“由成都飞台北,晚七时招待记者,宣告政府移台办公。”1950年1月1日记:“上午十时于台北市中山堂主持中央府院部会团拜。程序中列有向主席行一鞠躬礼。我向邱昌渭(总统府秘书长)说:我今天代表代总统主持典礼,但不敢接受代总统应受的礼,请取消此一程序,我也作团拜的一份子。会中并致献词。李代总统赴美后,邱秘书长曾请我代行总统职权,签署命令。我说:必须解释清楚不能视事之‘故’是什么?我不敢违宪,但我亦不敢不经确定而冒然代行总统职权。”
  阎1950年1月2日记:“今日次宸说:代人受过,不应当再继续下去,应拿出一个作法来,能行则作,不行则辞。答:拿上作法以决定去留,有要挟之嫌,且我承应长行政院,因当时情况险恶,我若不作缓冲,当时即直接冲突,不只为敌所趁,且遗历史上无穷之臭,我乃不顾一切而长政院。今则团结工作已告一段落,应以‘扭转时局无方,寸土必争无术,说未足以服人,办未足以济艰’而辞之。况今日拿一作法亦不能再有所望,扭转时局方案及变一著差满盘输为一著胜满盘赢者,前既难行,今何可期?次宸、均一(王平)然之。”
  1月4日记:“行政院迁入介寿馆办公。前任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来云:院长现在不发表新的经济部部长,以维持刘航琛的情绪,很好。院长真是不以自己的权力为重,以国事为重。”1月5日记:“对交通部人员讲话:兼理交通部部长,因端木(杰)部长有病留港,乃由院长兼理。会见台湾省财政厅厅长任显群,谈维持台币值时云:对内须做到收支平衡,由你努力。对外须做到进出口平衡,由我努力。晚,召集财政部、中央信托局、台湾省财政厅等有关机关,讨论收支平衡问题。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依开罗会议、波茨坦宣言,台湾应归还中国,并继续经济援华。”
  答蒋介石整理党务、对美外交及今后作法等问题。
  阎1950年1月6日记:“蒋总裁莅院长办公室,研究整理党务,对美外交,今后作法等问题。(一)关于党务,就现在的加以整理无大效。另起炉灶,总裁太费力。组织一个反共大同盟,乃是个外围组织,不够个党。(二)杜鲁门一月五日声明,一般人不满意,我认为那个声明还是照我们的备忘录,不过他走了一个巧路,聘用人员不由他派,由我们请,军援不由他配,由我们购。(三)今后的作法,保卫台湾应有个够的计划,收复大陆的政治如何?经济如何?民众如何?应有个政策。总裁说:请作个计划。”1月9日记:“谒蒋总裁,报告财政状况,并请示处理原则。”
  阎1950年1月8日记:“答监察委员曹德宜、赵季勋、刘巨全、梁上栋、曹启文、王冠吾等问。(一)我这个内阁组织之时,完全是为了团结。我当时即说,如果没有强心剂,我即作强心剂。我作团结上的强心剂内阁,当然我只有把焦点拿出来,我对阁员人选,即主张外交部由我提,国防部蒋总裁与李代总统同意后定,其余由代总统定。以后国防部不能取得协议,只好我兼。外交部长不就,我即找人代表。如此内阁施政难,奖惩更难。(二)保卫四川的方法,意见分歧。我令王主席实行加大地方职权,走民众路线,有人一再阻止他。总裁在成都要我提保卫方案,我拟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动民众自卫案,院会中阁员纷纷反对,未通过作罢。公路上的大石头,大坎坷,使我们用人施政皆感为难。我是开车的,公路上大石头、大坎坷,如不顾虑,可能翻车伤客,就不如慢慢的开。(三)重庆、成都疏运经过情形。(四)财政收入是支出的十分之一强,支出大部分是军费,已开始整理,虽很不易,我仍尽量努力中。(五)贵院检举(按:指监察院)、纠弹,是国家的需要,希望不客气的提出,使行政减少错误,以保障其迅速进步。”
  阎1950年1月11日记:“会见云南立法委员沈沅,山东立法委员刘振东。答问曰: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二百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三
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作法。我们改变循历史的作法,加上民众的力量,方能致胜。”1月31日记:“郭澄等来谈党务,答曰:国民党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的胜利。打倒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是民权革命的胜利。今日民生革命国民党未实行,被共产党拿起来,使国民党失去存在的根据。这可说明能适应时代需要,表现革命效用者,一定成功,否则自难存在。”1月12日记:“访晤张资政岳军(张群),会见刘次长咏尧、安徽国大代表胡钟吾。与胡代表探讨失败的因素及转败为胜的作法。”1月15日记:“行政院秘书徐卓草拟《改革政治大纲》。提示:古人说: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我们中国是无主,君主已废,民主未建立起来,党主也未做到。因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谋其利,各避其害,国家力量支解无余。”
  1月20日记:“赴阳明山与蒋总裁商谈国事,同进午餐。”1月22日记:“总裁决定实行点名发饷,核实军额。转达之后,陈诚长官怒而不服。答曰:你那是廉洁自持的愤话。军额庞大,收入仅及十分之一强,如不樽节开支,将崩溃不在军事而在财政。始释然。”1月23日记:“与蒋总裁商行政院改组人选及对日政策。谈及台湾省政府改组,用有民众基础的人,惹起纠纷。答曰:北方有两句话说:‘儿要自养,谷要自种。’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组织民众,以党为核心,方能正道而无流弊。若用他人组织起来的民众,终不可靠。”
  阎1950年1月18日记:“今天行政院与立法院一样,须经院会通过的才能施行,已过有所谓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讽刺语,今天几乎成为议而不决亦不可得。”1月20日记:“近日凡事益感困难,预知此后更甚。赴贾秘书长景德寓,并约徐政务委员永昌同进晚餐并商谈。”1月25日记:“行政院会议,讨论挽救局势,紧缩机构,健全人事,下年度预算,结果隔靴搔痒,浮浅牢骚,未能上路。”1月26日记:“四川立监委二十余人来,神态气忿,语气蛮悍,质问此次行政院各都会改组,何以四川无一人参加?婉答曰:人事变更,由非常委员会决议,我自己在此事上,绝无界限的观念与成见。我任行政院长之初,曾有人对我说,军中的悍将,政中的流氓,社会的土棍,无人能替你制服,很难免受他们的侮辱,我答以我今天负责,是以国家的需要为前提,如果我认为对国家无益,谁也不能强留,对国家有益,谁也不能强去,我既为国家负责,对无理之遇自不能顾忌,但有害
  于国家的地域界限,我脑中亦不存在。”1月28日记:“谕知行政院秘书长及各组室主官,准备交接,无论大小人员,绝不再委派一人,有如所谓‘起身炮’。”1月29日记:“客云:四川立法委员为经济部长刘航琛调动事,向院长强词争论,颇受四川纯正有识之士的批评,建议将此事予以发表。答曰:不可发表,只有扬人之善,不可扬人之恶,原谅人的人高人一头,受人原谅是低人一头,我不能和他们一样。”2月1日记:“辞卸兼任国防部长一职,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代。交接典礼中表示:希望对我不客气的提出批评。以前是我说你们的不够,是我帮助你们,今天你们批评我,是你们帮助我。”2月3日记:“武委员(誓彭)请解释‘是非平等’。答曰:现在有一件事即得不到‘是非平等’。今天讨论主计处的问题。我说明主计处自我到行政院以来,已节省过。五千万元,该处设十八个人,每月开支不过九百元。按其工作效用,极有保留的必要。结果未获通过,国家必受损失。我和主计处负责人从不相识,客观上尚不至认成我是偏私。”2月9日记:“黄少谷<总统办公室秘书长)来,谈总辞职事,力主到草山与蒋总裁加以检讨。答:人事国事,惟命是从,自身出处,应由自主。”2月9日:“镜秋(郭澄)云:‘记得在成都时,有人向你说你无政治资本,你是个政治家不是个政治领袖,军中的悍将,政治上的流氓,社会上的劣绅、土豪,均敢侮辱你;你对元老要员,你又不买他们的账,致日见孤立,如何能久,且亦未免太苦痛。’答:不只是孤立受辱,而且已受到结伙的排斥。镜秋说:‘有人建议你组织政治资本,以资抵御,长官不愿。与大家拉拢拉拢如何?’答:素侮辱,行乎侮辱,素孤立,行乎孤立,素排斥,行乎排斥。不安侮辱、孤立、排斥,连个侮辱、孤立、排斥也得不到。”2月13日记:“尚代表因培(厚庵)问开会情形。答:讲演式的会议,易形成夸功矜识,泻忿激人,不只时间不经济。议事无结果,且使各方异见益深;造成无公道、无是非的局面。”
  
  八、关于蒋介石复任“总统”、阎阁总辞职、陈诚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之记载
  
  阎1950年2月20日记:“洪兰友来云:时机迫切,应不顾一切请蒋总裁复职,领导国家而应时局的需要,院长有何意见?答:总裁的出处,关系国基,谋始亦当慎终也。总裁复职是国家今日之需要,为台湾人士一致之要求,惟今日国势陷于飘摇,国基应莫于磐石之安……。今日国基建立在宪法上,我前在重庆的三句话:‘争同情,杜口实,杜法争’,时至今日,净同情是说不起了,杜口实,德公不让,我们也无法,只有杜法争。欲杜法争,顶好立法院可以修正国民次会组织法,修正之后,以足够法定的人数开国大会议,决议总统复职,即不会有法争。洪云:恐代表们有所刁难。答:舍此则无路可走,且无论如何刁难,他们焉能不通过?至于刁难,我们大家可以设法消除。洪云:冒然复职难免将来是一场诉讼。下午,非常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总统复职有关事项。”2月27日记:“请李代总统(宗仁)命驾回台。电曰:‘即到华盛顿顾大使。密译呈李代总统钧鉴:乃者,钧座政躬渐告康复,已出病院,觅地休养,逖听之余,无任欣幸。惟何时返旆,尚无确期,群情惶惑,不知所及。当钧座由港赴美之前夕,锡山曾迫切陈词,以时局艰危,非承平时期可比,不可一日无元首躬亲主政,无论在职权、在能力,锡山决不能担负在元首离国后之军政重责,恳请即日力疾归国以慰众望,乃未蒙鉴谅,攀辕莫及。当此大陆战事迭遭挫败,亿万同胞沦入铁幕,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钧座既远羁海外,而总统亦未复行视事,一切有关总统及统帅职权之军政大计,为迅赴事机,每须决于俄顷,胥苦无所秉承。延搁则误国,处理则违宪,用是政府举止失据,锡山个人尤感进退维谷。兹者立法院将于本月二十四日集会,在政府对误国或违宪之事态,必须迅谋终止。在锡山个人对艰难困惑之处境,亦惟有及时解除。为此决心去职,以明责任。今日国家如垒卵之危,人民有倒悬之急,法统不能一日中断,元首实难万里遥临,恳请钧座在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回台,以定国是。情势艰危,诸待明决。阎锡山丑感印。”3月1日记:“上午十时参加介寿馆举行之总统复职典礼。”
  阎1950年3月1日记:“行政院临时院会通过总辞职案,即日向蒋总统联名请辞者:副院长朱家
骅,政务委员张群、吴铁城、陈立夫、黄少谷、万鸿图、王师曾、刘航琛,内政部长谷正纲,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顾祝同,财政部长关吉玉,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经济部长严家淦,交通部长陈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3月2日记:“蒋总统上午莅院长办公室会谈。客云:院长明日将去立法院作施政报告,立,法院已过质询,有态度失诚者,有言语横暴者,有范围以外发言故意闹哄者,使施政报告者不能不答,答则甚难。答:行政院依宪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对立法院负责,立法委员对行政院施政报告的质询,应该严格。至于故意闹哄者,是我国民主之幼稚,勿与之辩,置之可耳。”3月3日记:“赴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并听取委员之质询。会议决定院长之总答复,可以书面行之。”3月6日记:“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辞修)来云:‘院长坚辞再三,现在总裁要我出来,自感担任一部分工作,尚可努力作为,如总揽国政,至感不足,尤其我的修养,更为惶恐。’答:今天的国事,是一个历史性的责任,国家需要你负起责任来保住台湾,同时也是保了国家仅留的人才文物。台湾人民对你泊台的印象一般均佳。你对军事、经济二事均有基础,我与少谷(黄)谈过此话,盼你以舍我莫属的负责精神、出来任事,在自己虽然是多费点力,多为点难,而实际是适应国家的历史需要。你比别人可加一半效力,请勿逊让。我赞成你如孟子舍我其谁的来作,自己不辞劳苦,与大家群策群力,定有可为。”
  阎3月6日还记:“晚与贾秘书长、徐政务委员座谈。徐委员云:‘总统将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征求立法院同意,陈诚之新阁如获通过,公可遂其愿。如通不过,蒋公情绪不良,可能如其所宜两次下野。公欲去不得事小,陷于无政府事大,公将如何处之,应有所考虑。’
  答:‘两位有何高见?’
  贾秘书长思之良久,云:‘如通不过,院长可提陈诚为副院长,通过中常会,即可任命,不必再通过立法院。任命之后,令陈代理院务,亦可达介公提陈之目的。按宪法副院长可代四十日,届时再提院通过,想不为难。’
  答:‘煜如之言甚好,我正筹思,如通不过成为僵局,内部分裂,介公生气,贻笑大方,我惟望通过,如通不过,即照此办。’
  徐云:‘此举要快,一得到通不过之讯息,即往草山见蒋公;一面安慰蒋公,一面提出办法;否则恐蒋公一忿而他往,则不好挽回。
  答:‘此为一难关,有你两人之主张即好过去。最可虑心者,为华府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李(宗仁)在做什么,令人不能安心,可能出想不到之难题。”
  3月10日记:“国大代表全国联谊会郭鸿群、刘宜廷等四人来,以全联会拟为院长举行茶话,表示敬佩及惜别。
  答:交卸行政院长之后,应于静中闭门思过,对贵会茶话之盛意,敬表辞谢。”
  3月12日记:“客来云:有谓知其可为而为之是智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仁者。院长担任阁揆,既是智者,原不应担任。若是仁者,今不该辞职,既任于前,又辞于后,岂非陷于不仁不智之境地。答:我不敢说我够智与仁,但我情愿不智,不愿不仁。因我担任阁揆,也不是认成可为而为的,是作一度缓冲,免在大陆上破裂。我今日的不为,我知民众路线走不成,军政路线须上下贯彻。我今日辞,亦是为国谋,而不是为己谋。需要任而任,不需要任而不任,皆以国为前提,我若以己为前提,你可说我是不仁不智。”
  3月14日记:“与行政院全体职员举行茶话会,请指出九个月中之错误及不当,作自己闭门思过之资料。并对同仁在艰危困难中之协助辛劳表示感谢。总统晚宴卸任阁员,前往;阳明山参加宴会。总统先与晤谈。”3月15日记:“交卸行政院,于介寿馆举行交接典礼。”

  九、关于在台湾与旧属杂谈组阁困惑与历史往事之记载:

  阎1950年2月5日记:“耿代表禹堂(耿誓)云:国事重于省事,担任行政院长较在太原成仁效用大。答曰:我第三次到溪口时,介公向我说,省事小,国事大,万勿回并,我俩同德邻共挽危局,是最理想的。他送我上飞机时,恳切地说:务请以国事为重,我故未能早回,但我回意未绝。广东全体中委欲我到广州一行,原拟到广州一行后,即返太原,但尚未起行,而太原机场即不能降落,我回意始断。今恐个人之义失,而国事无为,我觉得有偏于感情。”
  阎1950年2月9日记:“王平(财部次长)、刘杰(立法委员)、邓励豪(立法委员)、郭澄(国大代表)、卢学礼(行政院参事)等来谈。卢云:‘国民大会代表全国联谊会,非法定机关,且所谓‘违法误国’另有所指,何必因此小题大作,而提出总辞职,动摇人心?代总统出国就医,总统主持无人,向谁辞?,答:有总统府则向总统府辞。……处事应见机而行,失机之后,则进退维谷。在此认识不一、作风不同之下,为则难通,不为则遗(贻)误,于我、于国均无所益。在今日,需我团结缓冲之工作告一段落。我前在广州时因府中迫要国防部长,我曾向代总统说:健生出任国防部长为时尚早,诚恐提出之后,发生纠纷,我公必更感难处。至我个人,有益于国家时,我绝不轻辞。到我去留无关时我必退让贤路。此其时也,再作下去何以自解?我意已决,不必再论。”2月9日记:“(答禹堂)前在重庆时,有以李代总统出国为不顾大局,亦劝我因之宣布辞职,给他放下。我说,他不顾大局,我亦不顾小局,将何以对人民,我何可因李代总统不见谅于国人我亦不见谅于后世乎!……今天,在领导上,可有两种方式:一个如次陇(赵戴文)任主席时.他曾对我说:我们两个无论如何一致,但处理事上,绝对有出入,反要加多交叉而减少效用,不如由你处理,我注意得失及人的真伪,可变交叉为重迭。一个是用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方式。我感到在太原时,能在组织会议上公开检讨批评,可使欲欺者不能欺,亦不敢欺,在众目之下,自亦不易受欺。”2月10日记:“刘子英云:舆论批评你是孤掌难鸣,故一切方案不能实施。答,只要有权,孤掌很易变成不孤掌。问:责任内阁的阁揆能说无权乎?答:阁揆等于驾辕的骡子,绊住腿以后,寸步难行。问:为何绊腿?答:因车主行车的意念尚未到。问:车已套齐,行车的意念何以未到?答:有所待也。问:有所待也,抑有所虑也?答:我不知。”郭镜秋(郭澄)云:外间批评院长组阁以来,说得多,做得少,对此感想如何?答:说还未说够,如何能作?又问:什么程度叫个说够,说到什么程度才能作。答:说的认识一致才叫够,行动一致才能作。又问:何不继续再说,屡说屡作?答:事务性的政治可作,但无济于事;转变目标的政务,在大陆上尚能说,到台湾后,说亦不能,何况乎作。环境已成不可为,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况我非善者乎。”2月12日记:“方闻(彦光)问:院长大喊人定胜天,今何不抱定斯旨,不顾一切猛速行之,以挽危局?答:人定胜天,第一要有权力,第二要有时间,第三要有人才,第四人与物的藏蓄力要够,第五国识要够。有此五够,才能人定胜天。又问:今五者不够,原来是何动机喊出人定胜天的话?答:原来的动机为指出目标,希望大家向此路上走。”2月13日记:“与严廷飚(子宫、立法委员)等淡时事,答门:历史所记载者,真实性只有一半。只读亡国史,难知亡国事。”2月10记:“蒋总裁嘱贾秘书长煜如(景德)及徐政务委员次宸(永昌)转告:请阎院长万不可轻言辞职,因之动摇人心。国大之询,系我与德邻及伯川三人均有,所谓‘违法误国’,不是说伯川,请他万勿误会。”2月12日记:“贾秘书长云:总裁秘书室秘书长黄少谷电话,报载院长昨未到院,亦未会客,是否倦勤的表现?答:我昨因身体不适及防空演习,只会客,未到院。我在交卸的前一刻,亦必照常办事,我向来以令尹子文勉人,岂能不自勉?嗣黄少谷、郑彦菜、贾秘书长来商大局。”2月14日记:“张锦富(靖安、国大代表)云:某报批评院长既有倦勤意,还是日夜办公,星期日也不休息,还是不倦勤的表示。答:恋栈与不苟,在外表上看是一样,见仁见智任人看吧!”
  阎1950年日记谈历史往事:2月20日记:“抗战前我到南京,总裁着我领导开的八个会议,一个是专讨沦和战问题……当时张汉卿知道我领导的这个和战会议主张分歧,他曾找我到楼上说,我给你作一个秘密报告,听说有主张割地议和的,我们预备了一百个人,一百个****,对主和者将尽杀之。我说:汉卿!你今日为公为私,主张很得人的谅解,因和则东三省去矣!不过,我告诉你,我的主张和战,均以国家之利害为目标,假如国家利于和,主和的人还怕****么?总裁遂决定焦土抗战。”2月27日记:“晚读史而有感曰:君被小人包围之后,君对利国之臣必厌恶之。君被权臣控制之后,贤臣必被排斥。君被通敌者左右之后,支持国政者必被驱除。君被谋叛者窃权之后,忠君者必被罪及之。君所致此者,不外昏与欲。昏君尚可设法,欲君投其所欲,则无可挽救。处此境遇,贵戚之臣可以死挽救,如,比干、箕子,庶臣则明哲保身可耳。”4月 8日记:“与前甘肃建设厅长朱镜宙谈佛学。我对佛学亦未深研究,不过我对佛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早年在太原省政府内的进山上建了两个洞,一个叫居仁洞,—个叫随缘洞。在居仁二洞上我写了个‘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在随缘洞上我写了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儒家的道是中道,佛家的道是高道.但高出中道以上:去了。不过我对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认成是同样的功夫。……我自己未学佛.我有一个朋友叫赵次陇(戴文),我劝他学儒,他劝我学佛,始终未能说服。但我是儒不深知,佛更不晓。”4月9日记:“与贾资政煜如、徐资政次宸座谈,沦及亡闷史,说到明朝,贾云:李自成讨伐庄烈帝的檄文有两句名言曰::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答:容臣私就是君的暗,容臣尽私,就是君的甚暗,且君到了孤立的地步。其原因:不是君不明,就是君内多欲。不明是不认识贤不肖,多欲是不敢辨别贤不肖。无论不认识贤不肖.或不敢辨别贤不肖,就不能知人善任,失了作君的唯一道理;焉能不为群众所炀蔽?世人多说明朝的亡国,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我不能为庄烈帝宽恕。臣由君用,亡国之臣从谁来的?自来历史上亡国之君,有是无能而亡的,有是有能而有私欲被小人奉迎,私欲掩蔽了君能而亡的,在君则有别,在亡国则一也。”4月10日记:“与念文(王怀明、前山西省议会议长)、均一(王平)同车、念文云:中国人很聪明,然何事也办不好,其病何在?答:‘高谈阔论,争权夺利,,八个宁可概括之。”

  十、关于奖退退居台湾菁山草庐、谈洗本身恶性、撰述《大同之路》、提出大同世界展望,及箕窑居生活之记载:

  阎1950年3月16日记:“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3月28日记:“与子志惠讲孔孟成就学问的六步功夫。”4月27口记:谈洗个人恶性:“有欲必有嗔。自己之欲被阻时,即时动嗔人的念。余觉着余欲上尚未去尽,故嗔仍在。不过念将起时,即能觉着要不得。(按:嗔,发怒、怪罪、不满之意。)余五十年前求学之时,几乎是时夕动嗔。四十年前为政之初,亦是日日动嗔。三十年前经验较多,碰壁亦多,虽然改之,但亦不见多。二十年前挫败之后,静修七个月之久,洗涮不少。但亦常感嗔之痛苦。近十年来.每日在战争中助人不少,战争之胜败,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自身之生死,时时有这大关系在身,等于严师严父在侧,千钧万钧压身,不敢一时放纵。因之贪嗔嫉等恶性,去得不少。尤其近四年,支持晋省战事,其危急无一日无之,其田难无一时解尽,终日不食,终夜不眠者为常事。在此等境遇之下,心身痛苦,亦心身之成就。于去一切恶性上,收功不少。自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更觉环境威严,如万锋来刺,千刃迫身,尽自己的智仁勇来应付,仍感动辄得咎,时时谨慎收敛,还感畏惧,自身余留之恶性史受到洗涮,当然感到轻快。自以扫荡尤余矣,实
  则不然,欲少阻者亦少,但有欲则不能避阻,遇阻仍然动嗔之念。余故有以上之叙述。老则离死不远.去不尽恶性,死不能无愧。只有赶紧去之,以求得个死。”5月28日记:“完成《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一书。希望实现消除矛盾根本和平的世界大同。”6月25日记:“开始撰述《大同之路》。全书共十章:现世界不安和的根因,不安的现象,安和世界必须走上大同之路,大同理论,大同主义,大同形态,大同国际,走上大同之路对联合国的期望。结语中云:大同之景象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估以立己,义以制事,民无机诈,官无私谋,强不得以逞雄,弱不至于受屈。人皆和爱,暴乱不兴。国皆礼让,干戈不作。以孝报恩,老得其养。以恕处人,人得其和。各尽所能,各得所值,以享有励劳动。各俭所用,各输所余,以慈惠救残缺。科学公有,人才公用。生产无限量,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消费得美满。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做到没愚人,没闲人,没穷人,没坏人,一直到废止刑法,变政治为文化,制度为习俗,庶几人类安和,世界大同。此为大同之景象,亦为大同之目的。”
  8月12日记:“由台北市丽水街八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后改为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钟,建筑茅屋,从事著述,人以‘菁庐’名之。台风一年数至,草庐时受损坏,遂就地取材,建石屋数间,命名为种能洞。并有种能洞命名记曰: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侵袭,建茅屋于金山(又名菁山)山麓。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闲的窑洞,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种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合于北方,不适合于台湾。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可使空气流通;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设施如何。我遂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台湾房屋,中国式、日本式、西洋式都有,特取三式所长,融合为一,为台湾同胞作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名之。”
  1950年12月31日记:“对本半世纪之感想与今后之展望:今日为本半世纪最终之一日,亦为后半世纪开始之前夕。我虽生于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但我初人社会为本世纪之开始。当时我正十八岁。五十年来,世界经两次大战,人类饱受浩劫,时至今日,世界仍在动乱不安中,迫怀往事,展望未来,使我动无限之感慨。本半世纪接受了十九世纪科学之成就,继续发明进步,增大科学能力,吾人对此甚为兴奋。但当时政治家未审慎于初,未将私人资本变为国家资本以发达生产,因之加深生产的矛盾,发展到国际的矛盾,使今日进步的科学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致此错误的责任,不在科学家,是在政治家。人类的幸福,全在政治的设施,而当时的政治家,未在解除矛盾上努力.反被矛盾所席卷。所谓席卷,即是因资本剥削下的产物为无购买力的产物,科学愈发达,这无购买力的产物随之愈加多,即是人失业的恐慌性愈随之而加深。当时的政治家,挽救自己政权的崩溃,遂不能不变生产的矛盾,为市场的矛盾。演出殖民地政策与经济侵略政策,争夺市场,解决生产的矛盾,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即是将国内的矛盾延为国际的矛盾,将斗争的矛盾延为战争的矛盾,最后将经济恐慌病延为主义的恐怖病,至今日巳成为祸害人类的前夕,这是我对本半世纪的感想。
  “我的展望,是愿将本半世纪毁灭的前夕,变为安和人类的开始。人事全在人,只要有领导世界的资格者,领导安和,全世界即能得到安和。政治与人民亦如同农夫与禾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今日有领导资格者提出安和世界的大同主义,领导世人走向大同.取消生产上的矛盾,即无市场上的矛盾,亦无国与国的矛盾。然后唤起百分之八十的劳动者,安慰了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宗教家;使哲学家认为大同合乎人类的慈悲。跟上来的是人类幸福的伙伴,不跟上来的是时代的落伍者,反对者是人类幸福的仇敌。如此可将前半世纪斗争的毁灭,变为后半世纪大同的肇兴。这就是我的展望。”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6、7、8期,本文作者:李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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