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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三章

  一、叩问大同

  火车在张家口外的丛山峻岭中向西南飞驰。浓浓的夜色掩去了窗外呼啸而过的一切,使陌生的行程变得更加陌生。车轮有节奏轰隆轰隆地响着,撞击着夜幕和我的心房。穿行在桥隧和沟壑之间夜班列车,载着我们一行三人奔向远方。

  是年六月,我陪两个朋友从北京出发,去大同、内蒙一游。游历世间,陌生的事物往往极易使人新奇和兴奋。远方的大同,毫无疑问,有让我为之激动的“大不同”。

  首先,它不同于生我养我的巴蜀和潇湘。蜀地江南的竹林小桥、青堂瓦舍、落日归帆、夜雨蛙鸣,伴我渡过了长长的岁月,柒出来一身女儿般的惆怅。对我来说,前行的陌生才是一种男儿的大气,还有一种辽阔,一种向往,一种挣脱牵扯的解放。我从未踏上过塞外的土地,那种陌生,是从自然地理到历史文化,一个模糊得似是而非的印象。我就是奔陌生而去的。

  大同位于晋北边缘,东衔燕山山脉,西接蒙古高原,城西是著名的云岗石窟,南部的浑源盆地则是北岳恒山的门户。古城座落在所谓“口外”塞上风沙弥淡的黄土地上。从教科书上学知,达片土地下理藏有厚厚的煤层。新建的大秦铁路,源源不断地把晶亮的优质煤块运到渤海边的秦皇岛,再转船远运到江南或海外。

  大同的历史,则恰恰切中了我记忆中的空白之处。与中原的历史名城比较,教科书里提及大同很少。那里的历史一如煤层那样,埋入地下茫茫不见。“想当然”中,地处北地边城,当是昔日旌旗猎猎的征战之地。在“胡人”与匈奴的南侵途中,依稀可闻《木兰词》里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对于所学历史,极度的无知和贫乏,在中年以后才有感觉。某年某月,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乃是社会及文化的基石。然而此时仅去“读万卷书”,不去“行万里路”,那书山上一切风景,都是苍白和空洞的。

  更何况中华民族历来都有一个崇尚“大一统”的传承。编起正史来,除一统天下前的春秋战国外,接下来的秦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一脉相承地清晰可寻,成为传道解惑的重点。但是,历史的完整并不仅仅是国家统一的过程和阶段。它还应包容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群雄纷争的战乱时期。在这样一些年代里,即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往往还呈现出更加扑朔迷离的多样性,文化在变异地发展着,同样迸发着历史哲理和民族智慧的光辉,同样展现着独特无二的社会生活。特定环境中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或许还有更多更生动鲜活的传奇与故事,重重叠叠她画进历史长卷中,切不下也抹不去。所谓“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相对于“太平盛世”,苦难的历史页面,或许还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但是,当登上西去的列车后,面对大同,读过的那些书,并没有打消茫然和困惑。我不知道的是,大同,究竞还有何“大不同”呢?

  公元183午,在中国中原腹地,爆发了一场战史上的著名大战——淝水之战。这场战争,是距一百七十四午前赤壁大战后,又一次沿河对峙的大规模南北战争。历史在此时又一次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六十多万前秦强军被八万东晋弱旅击败。前秦统帅符坚先是“草木皆兵”,后又“风声鹤唳”。但败将溃逃的烟尘,却丝毫未给南方的胜利者壮一壮进军北方的行色。战争的结局除供战史专家研究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东晋本来就是一个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的王朝。仅仅二十二午过后,东晋就灭亡了。中国南北分治,依旧延续着从东汉末年以来两百多年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岁月。

  就在这样一段灰暗的日子里,大同,即彼时的平城,作为北朝五胡十六国中强盛的北魏都城,却闪亮的出现在中国版图之上。

  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硅改平城为代都,在北方这片默默无闻的土地上修建官宅、宗庙,由王称帝。直到公元494年魏文成帝迁都洛阳,近一百年间,大同作为西起祁连,东至辽水,南临江淮,北含蒙古的一个泱泱北方大国的首都,“大不同”地露出了峥嵘。飞檐斗拱、琉璃金阙表现它的尊贵。八方进贡、四海来朝显示出它的威严。宝马雕鞍看乱花飞絮,月下羌笛听新赋踏歌。“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萧鼓”。这简直是日后盛唐长安的一幕幕,提前在这里彩排预演。高髻佩环、宽袍流苏,各色人流涌向平城。

  此前的华夏北地,是众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聚居地。世居蒙古的匈奴族,已在东汉未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南移晋北一带。高鼻深目多须的羯族,则散布在太行山西侧的晋中并州诸郡。古老的羌族亦移向中原。曾为胡人(东胡)一支的鲜卑族,则分裂成多个部落沿黄河和燕山一带游牧。

  从汉末到东晋,中原北方是一个群雄并起,连年征战的政治大分裂,经济上大破坏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军事统治,胡汉分治和经济掠夺。强悍的游牧民旅往往随武力所至,造成政权频繁更迭,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人口,流动频杂。不少民族已化整为零,失去了固定的地域性。反过来又给历史了一个艰雄而缓慢地推进统一的时期。

  鲜卑族拓跋硅部是族中比较落后的一支,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索发,颇似后朝满清的辫子。看来,历代的“辩子军”,从来没少给汉族的统治者找麻烦。当时,拓跋部的社会结构,尚处于“畜牧迁徒,射猎为生,淳朴为俗,简易为化”的原始公社阶段,而历史却往往就选择了这样的弱者。景元二年,即公元26l午,曹魏曾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与其通好。拓跋部派族长之子入朝。从此,“聘向交市,往来不绝”。汉民族是一个有强大亲和力和同化力的优秀教师,他们在教化着“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汉文化渗透了鲜卑人。拓跋部开始聚居于平城、盛乐(内蒙东部)一带,建立起政治中心,开始了半定居生活,社会性质逐渐转变。官吏、法律出现了,屯田农耕开始了,硅奉行礼贤下士,依靠汉族士大夫建立封建制度,尊儒崇法的政策。并平息内乱以巩固政权。淝水之战后,拓跋硅乘机从前泰灭国的阴影中再次崛起。先在平城称王,后定都平城称帝。先后征服了匈奴,灭西秦、北燕、夏和北凉,于公元439午,即平城定都约四十年后,完全统一了北方,与南朝的刘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开始了新一轮一统天下的南北战争。

  到了这个时候,大同——平城已完全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辉煌之都。但是,它的辉煌完全不同于南朝的都城南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教的南北战争往往是围绕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战争。它的表象是政治的,但实质却是经济的。我在不止一次地游历过所谓“六朝金粉之地”的故都南京后,深感秦淮风月里(彼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当“六”中有“四”),面对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极不成熟的北方,经济发达,文化渊远流长的南方,却像一只熟得过分的桃子。还未等人们来摘,就透出糜腐之气。从公元420年至公元569午,四个王朝共历一百七十余年,均极尽奢侈骄逸,荒淫残暴之能事,经济文化的优势,完全蜕变成腐败的温床。以致新绿乱红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已留不出我抚旧追昔的目光,但却饶有兴趣地去注视一个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平城,去欣赏和留连那里的胡人、羌人、匈奴人、鲜卑人和汉人们,从一张白纸上共同描写的文明。去求索那弱者与强者、发达与衰落、淳朴与狡诈、分裂与统一黄尘茫茫的漫漫长路。

  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平城——大同,从魏武帝迁都洛阳开始,又一次回归于漫长的沉寂。在塞外无情的风尘中,岁月的复盖和剥离,使之败落苍老。一个又一个骠悍而有朝气的民族灰飞烟灭,不知所终。在其后闪烁光芒的都市中,大同显得那么遥远、卑下、渺小和贫贱,让人真正地感到陌生。它的云岗石窟,它的钟楼城楼,它的善化寺和悬空寺,还有它那所有的胡人胡马古老的印记,都没能在今天吸引更多的人流。似在历史另册的残片中,无声地叙述着。有一些人会记起,它曾是历代都城中,很少几个没有遭遇过城破亡国、烽火蹂躏的故都。这其实就是它真正的“大不同”。它一定留下了比别的故都更多的东西和更深的印记。为什么我不去了解这种陌生,在这片土地上寻一寻、看一看、悟一悟呢?

  一千五百年间,一个多民族融汇而成的中华民族毕竟在进步着。但进步并不意味着可以忘记历史。尤其不能忘记一个今日已经湮灭消失的少数民族,带领大汉子民们,在北方一个角落里走过的那一段路。

  大同,我们奔向你来了。

  二、观佛心语

  当我匆匆赶到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魏,已是第二天上午十时后。在距大同城西十六公里外的武周山北崖前,我竟又一次不知身在何处。东西连绵一公里的洞窟中,大大小小的几万尊佛一齐投来或亲切,或审视,或调侃,或启迪的目光,让前来寻读的我辈后生们,真正地诚惶诚恐起来。

  北崖,又名云岗堡,高不过数十丈。在北方,原野上常有纵横几里或更长的沙岩土坎,像城墙一样突出地表,被人冠以“XX堡”的地名。眼前这道云岗堡,也是那样的普通平凡,但有谁能料到,历史居然将其选择为圣地,凿开成百上千座洞窟和五万多尊佛像,形成一道纵贯古今博大宏伟的佛墙呢?在佛的序列中,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宏伟,有的体态安洋,有的沉思默想。他们从北魏及以后的唐、辽、金、明、清的各个朝代陆续来到这里,在一片逐渐沉寂的黄土地上,静静地注视着历史的兴衰和人世的变迁,注视着脚下那一代又一代各怀心思匆匆来去的人群,当然也注视着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一行三人,来这里干什么呢?

  此时此刻,我对大同仍是一个陌生的印象。清晨下车后,在火车站附近觅得一家客栈安顿,便匆匆乘汽车前往云岗。印象中,大同似一个相当普通的灰黄色基调的北方小城,风尘中绿色极少。公路上,运煤的重型卡车震耳欲聋地驶过。路的两旁,低矮的楼房毫无特色。寻不见一丝昔日帝都的影子。只是到达云岗后,才能看到被岁月剥离得极其苍老的一个古拙的北魏。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最早的西来行脚说法很多,但都无法确切地考证。一般把公元67年发生的事件,作为佛从西来东土的正式起点。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背项有毫光飞行而来,逐问群臣,“明帝闻傅毅言,知西域有佛,遣蔡喑等赴天竺,写浮屠遗范。”天竺就是印度,“浮屠遗范”就是佛像。于是蔡中郎去了月氏,回程携了两位高僧同返洛阳。次年,汉明帝在洛阳建白马寺,请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二僧讲译《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佛教传播的开始。

  学者朱铭的这段文字很有意思,既然傅毅已闻知“西域有佛”,那么佛教传入中国,理应更早。蔡中郎西行,白马蹄至何处山门,取回真经,亦不甚清晰。只是那《四十二章经》却被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毛东珠们知此这般地折腾,却是对最早西来的佛经老大不敬。

  当然这是题外的笑话。资料记载,在北朝十六国时期,长安已是当时的佛学中心。西域某地的鸠摩罗什(鸠摩智?),在那里已有了不小的名气。他的一位弟子,即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最早从长安行脚到平城传教,受到了魏太武帝的礼遇。他带到北地的并不是其师被金庸妙笔赋予的“火焰刀”,却是佛学和石窟艺术。

  石窟寺院起源于印度,原是僧徒礼佛的祠堂和僧房。洞窟内开凿佛龛,并饰以图案浮雕和壁画。随着惠始的脚步,佛教正在步入了中华渊远流长的丈化厚土,到一个正在统一中国的北方王朝都城——平城扎下根来。

  从这时起,一个留传千古的辉煌艺术宝库,竟在中国的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的王朝手中诞生了。云岗、龙门、敦煌三大石窟,开始在战乱时期的北魏,铸成了中华文化乃全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霸业成就不了的千秋功业,却在一道平凡无奇的北方断崖前耸立起来。仅仅是在云岗,从公元460年起,至公元494年约三十年间,就开凿出洞窟一千余,排列在约一公里的断崖上。完全靠着极原始的锤击铁凿,构造出风格各异,神态各别,或立或坐,大大小小的造像几万余尊!在这里看不到“千佛一面”,各个细部如眉、目、须、髻、耳、手、衣、披、纹、褶、裙、带、柱、廊、饰、座、靠、顶……,无不古拙而精美。这是何等巨大而艰辛而艺术工程!时至今日,追思几千年来林林总总的工程造化,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此论之,当毫不过分。

  我们站在第20窟的高达13.46米的“三世佛”前,无语地面对蓝天下阳光照耀着的大佛。佛那细长的大眼中,分明是一种穗重安洋的微笑,高高地隐含着威严和力量。简洁的高髻、简练的高鼻、薄薄的嘴唇上有短短的八宇胡须,饱满却棱角分明的脸庞,大耳垂肩,双手自然垂下交叠于膝上。手势是所谓“禅定印”,似讲至妙谛而会心。胁侍佛仅存东侧的一躯,体态更加壮实,手势为“说法印”,亦似悟道妙演而笑容可掬,同样威严和肃穆。大佛内穿佛祗支,珠纹花边,外披袈裟,袒右肩,著名的“北魏衣褶”流畅洗练。佛身后是浮雕饰纹,以佛首为中心刻出火焰圈,圈内有小坐佛若干,圈外则是诸法飞天,飞天头朝中心,敲手合十,飘动的衣饰裙带。像又一层跳跃的火焰,十分辉煌壮丽。

  我读史料时已牢牢记下,这第20窟是云岗石窟造像艺术风格的代表之作。它与第16、17、18、19等四窟,并称为“昙曜五窟”,是云岗开凿最早也是最宏伟的石窟之一。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指出,在北魏石窟开凿初期,“虽造像之风日盛,然其发展,非尽坦途”。风起于青萍之未,魏太武帝其实就是始作俑者。“帝好老庄,及久讽味。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然未观经教,未深求缘报之旨。”且又“信嵩山道士冠谦之术,”一日,入寺中,“见沙门饮酒,又见其室藏财物弓矢及富人寄藏物,忿其非法。”于是,在公元446午3月,学了一回秦始皇,“坑沙门,凡有佛像及胡轻米亦尽焚毁。”然而,他想不到的是,佛法就象一粒粒有灵性的种子,一旦播撒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烽火连天、战乱频繁的黄土地上,就会长成一棵棵菩提大树,以供人们到树下去遮挡烈日烟火,霜刀风剑。到了魏文成帝时,或禁、或灭,于佛门已几个轮回。其时北方初定,文成帝又是一个有雄心大略的“太平天子”,有一名僧沙门昙曜提出建议,在武周山麓刻五尊大佛,代表北魏从拓跋硅即太祖到文成帝的五位皇帝。这当然是投其所好,得到了文成帝的赞许。于是,发囚徒、俘虏和工匠数千人,在昙曜的指挥下,开凿了这五尊大佛。

  那么,达第20窟是否有魏文成帝的某种蓝本呢?我以为是。那短短的八宇须,长到了神圣的“佛面”,而不是凡胎的“僧面”上,我是第一次得见。据说足下嵌上的黑石,都依文成帝的黑痣而设定。那笑意里何尝没有胜利者踌躇满志的喜悦。这种行为,在日后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里还在继续,甚至还开创了把一位皇太后建进洞窟的先例。此风一开,到了唐代,才有了洛阳龙门石窟中挟武则天面容美化而雕刻的卢舍那大佛,即高17.14米的丰腴典雅、娴淑端庄、慈祥娟秀、安祥含蓄的“大光明”佛,成为龙门石窟的代表之作,那是我所看石窟佛像中最美的一尊。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凿石造像,在北魏尽管是开了中国历史之先河,但与尼罗河畔凿那著名的“斯芬克司”比较,已经晚了三千年。据说人面狮身那莫名其妙的笑意,来自古埃及法老哈夫拉王的面容。

  神耶? 佛耶? 历史原来就是这样延续着以人造神,来接受它的创造者们及子子孙孙无比虔诫的顶礼漠拜。

  站在云岗的大佛前,我突然想到,历史的对比,对于美,对于艺术,是多么的重要。纵向比较是一种传承和发展,横向的比较是一种创新和扬弃。你读着、走着、思索着、对比着, 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和学者在用不同的声音理性的指点着,你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来看这些大佛,从而平视而不是仰视佛的眼底的千年纵深。来到大同,或者说行走天下,你本就是来看的。看什么?看历史,看社会,看自然,看艺术。只是艺本不同于自然,它的客观性也许就仅存于比较之中。有了比较才有鉴别,有了比较才有风格,有了比较才有深入,有了比较才有求索。

  在云岗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一般的特点是面相清癯,仪态淳朴,清秀宁静,宽带博衣,所谓“瘦骨清相”。既有南北艺术的交融,又有印度佛像影响,还隐隐透出希腊艺术对印度佛像的渗透。据梁思成的说法,如雕饰中环绕的莨召叶,飞天手中所执花圈;“皆希腊所自来”。而浮雕塔顶之相轮,大莲花及飞天,佛们长鼻深目,“又为印度风格”。但先生最为欣赏的是那独特的衣褶。一如书法之魏碑,蕴藏无限力量。“其外廓如紧张弓弦,共角尖如超羽”,且能因石材不同不作定势,“其北魏全代,无不具此特征”。这说明北魏造像,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中国式的,但无疑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到了隋唐,从龙门、敦煌石窟去看,这样的风格则有了巨大的转变,佛体由印度人相貌特征,逐渐向中国人的面貌特征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佛像。尤其从初唐开始,一般造像特点已完全转变为雍容华贵、圆满俊秀、体态丰满、衣着宽大,甚至融合了男性的庄重和女性的慈祥,塑造出当时中国人那尽善尽美的心中之佛了。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征是,初唐开始,造像中的菩萨增多了。所谓菩萨,是佛教中受佛祖教诲、优先得道的普通人。具体人数说法不一,常见于佛祖左右的有普贤、文殊、观音、地藏及大势至等菩萨。也许还包括《西游记》中的八戒、沙僧等,它们亦是修成了正果的。菩萨们不仅仅出现在三大石窟中,在中国各地的名山中还有着自己的道场。他们都能救苦救难,化解劫魔。就“普渡众生”来说,似乎比释伽牟尼或“外国”的佛们更为亲近。可以随心祈愿,寄托灵魂或来世的大太小小的各种期望。所以,完全中国化的菩萨,在造像中往往赋与“男身女相”。譬如观音大士,已达到妩媚动人的惊人美貌:眉如弯弓,目似秋水,面比满月,小小的嘴唇上流出喜悦,和善和亲近的微笑着。手中的法器是一精巧的盛满甘露的净瓶,插上极富诗意的柳枝。由此可见,佛像雕塑的审美情趣,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代已不见北魏之古拙,转向了积极、欢乐的柔美型艺术理想。“好武”的阳刚之美,始让位于大慈大悲的“仁”爱,不能不让人们去关注思索这美学背后的时代。

  此时此刻,我似乎已不能收回与佛们交流的目光。我想弄懂佛们到底对我,对我所在的今天,有何评说。

  今日之域中,似在崇尚所谓“骨骼美”,减肥作为一种新的“枯禅”,已经成为一个兴旺的行业和时尚,以造就出更多的“排骨美人”让人疑是又回到了北魏。女人们从脸上、身上,还有心上去掉了她们认为“多余的部分”,塑造出一种修竹般的苗条,去取代丰腴,用一种从里到外的强横取代柔美,羞涩已成了昨日黄花。与之对应的是,男人们则在脸上、身上、心上增加重负,形成面如满月和大腹便便。若今日仍有人想建窟造像纪念某个男人,我十分担心他们已找不到“瘦骨清相”的蓝本了。

  这个世界从它诞生那天起,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它总是这样或那样的残缺着,甚至还可能是乾坤和黑白的颠复。美好的仅仅是生命而已,是“美即生活”这一命题。石窟雕塑艺术,以及书法、绘画等等造型艺术,是社会生活而不是特定世界的集中反映。此时与彼时,此型与彼型,此意与彼意,变化是永恒的,变化才是发展。

  我看着佛,佛说,今天吗?阿弥陀佛。

  我和朋友们在石窟前信步走着,“古风的微笑”在阳光下荡出洞窟。第五窟、第六窟……,更为巨大的佛们沉默着。一时间,彼时的人物们,如阮籍、嵇康、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戴逵、陆探微、颜之推、鹂道元……等灿若星辰的大师们,仿佛都从佛前走过。激发着我步入历史的恩绪,许许多多的问题从心中涌出;

  如同战乱不已的春秋战国一样,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的魏晋及南北朝,为什么又一次造就了中华文化繁荣的鼎盛呢?

  为什么只据半壁江山的北魏,能集石窟艺术之大成呢?

  为什么一个创违了辉煌历史文化的民族,却无声无息地消亡了呢?

  为什么一个百年的故都,只能默默无闻地守护着不朽的艺术绝世佳作呢?
  ……
  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只是一个有些喜欢走走看看,刨根问底的普通游人,而不是历史、社会学家。但是,我知道,只有真正弄懂了这些问题,你或许才能说,你是走进了历史,才能说你看到了艺术,你才会不再感到陌生,你才会真正去亲近大同。

  去亲近那一片看似平淡无奇的黄土地。

  三、悬空说法

  这天晚上,是一个不安之夜。是邪魔来打扰,还是飞天来召唤,都不得而知。醒来,又是一个清朗的世界。

  清晨,我们按计划去北岳悬空寺。汽车往南开,穿过大同市中心。整洁的街道旁有了一些楼房。在灰色的平房瓦脊上,不经意地露出零星的飞檐斗拱。不知何处是辽代的华严寺?何处是唐朝的善化寺?明朝建筑大同城楼、钟楼则围在了街心。这些古建筑,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上均有详尽的记载。掠过车窗的零乱构图打散了心绪,不由从灰色屋顶想起林徽因、徐志摩来。于是大同城似在浮上心头的纠葛中,不知不觉地淡出视野。汽车拖着一线烟尘出城南去。

  一个多小时后,车驶进了浑源县域的集市,下车后又在人群和骡马大车中,找到了去北岳的中巴,匆匆向北岳出发。

  北岳恒山,东起太行,西抵雁门,北接浑源盆地,南衔五台山。山势在塞上的黄土高原上巍巍隆起,东西走向,号称一百单八峰。除北侧翠屏峰有层叠断崖外,山如垒土,并不显得高峻。据说,战国时说合六国的纵横大师张仪,曾由北岳前去说燕,评价此山是“太行天下脊,恒山脊天下”。这是不是后人言过其实的杜撰呢?嘴勤腿亦勤的张仪行脚天下,焉不见秦之华山,何取妄言“脊天下”之谓?北岳极顶天峰岭,连脚下已海拔一千多米的黄土高台,仅为2050米,比起郊近的五台山的北台叶斗峰,还要矮出不少。叶斗峰及北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应是实事求是。

  然天下五岳乃何时7何人?何故所封?我其实至今也茫然无知。既恒宗为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长长的漫坡天穹下,确为逐鹿中原的好战场。西汉飞将军李广,初唐骁将尉迟恭,北宋名帅杨业,明初大将徐达,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当然还有一位跃马扬刀的北魏拓拔硅,都曾在这里呼啸山河,“看山上山下,风卷红旗如画”。

  汽车在颠簸中南行约七八里,昂头摇进一个幽静的山谷。左右对峙的是恒山的两座主峰。东峰即天峰岭,西峰为翠屏山,山谷称为金龙峡。禅曰“佛不上山”,悬空寺,就悬在三叠翠屏岩下一叠峭壁上的半空中。

  翠屏山是一道典型的断层山,一层层绝壁间抹出一层层绿带,从山谷中垒上青天。从谷底拔起的断崖斑驳中,凌空挂上了一座参差别致的三层古刹。那殿、宇、楼、阁、廊、桥、亭、轩极韵致的连缀着,上托危崖,下临深渊。从山道上望过去似乎那已不是人间禅院,倒象蓬莱仙境中的琼楼玉宇。

  车到谷底停于溪边,我们急忙下了车,沿着石阶直奔山门。悬空寺号称恒岳十八景之魁首,始建于公元六世纪的北魏晚期,时年北魏迁都洛阳已有时日,究竟何人来此,耙寺悬起来建于空中,我不得而知,只顾着一口气攀上石壁栈道,进了山门。寺中之路,竟要爬悬梯,穿石窟,钻天窗,绕长廊,高低错落,殿回楼转。才见得东东西西那铜浇铁铸,石雕泥塑的我佛及诸神。山壁的凸凹成就了寺院蜿蜒排列的格局,让佛们自得其所,宛如天成,居高险而神志自然,望流云而般若禅定。

  由于不同一般几进庭院那官署化的格局,何处是如来、阿难、伽叶?何处是韦驮、飞天?得一路寻来。上得更高一层殿宇中,竟有一座“三教殿”,通常的“三世佛”,却变成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的三尊造像!不由得让我吃了一惊!

  崇尚自然的老子,悬上半空坐在外国人一侧,似不大自然。
  孔予“不语怪、力、乱、神”,若冥中有知,岂不惊下莲台?
  佛祖呢?虽有贵客入侵,倒是不改那拈花微笑的大自在。

  这种闻所未闻的异化,悄悄地在悬空的千年古刹里惊世骇俗。虽说山门(即三门)中无相门观诸法无相,本无差别。但为求一个缘起,我禁不往还是要走出空门,又一次回到久远的时代去看上一看!

  佛寺为什么要悬空而建呢?廓下远望,浑源盆她为一坦平阳!
  “不二法门”,如何能容三教于寺之高顶呢?仰望飞檐欲问青天!

  应当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欲火炽烈,无可满意,人心极为燥动的时代。战乱中,彼时竟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殷芸)之“快活三”。尤其是在两晋那些黑暗的岁月里,西汉以来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在四分五裂的群雄并起,礼崩乐坏,动辄杀祸加身,株连九族的恐怖气氛中走到了尽头,老庄学说作为一帖清凉剂被士大夫们送给社会。“休谈国事”以避祸患和远离政治的风气下,老庄被士大夫们携入竹林变为“玄谈”,后进一步变成“清谈”。

  其中稽、阮二人乃此风的代表人物, 稽康锋芒毕露,“每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则含蓄蕴厚,“发言玄远,口不减否人物”。避于街市而呼啸山林的结果,是稽康被杀以致《广陵散》成为绝响,阮籍咽下怨气,落落寡欢却激起破礼反儒的一代世风。一部《世说新语》,说的就是魏晋玄谈的故事。余秋雨先生接着把“新语”说到了当代,让游子们去苦旅中模索前行。

  其实,在相反相成的作用下,一开始就极为腐败的东晋王朝得以延续百年之久,与其当世推崇玄言清谈有着极大关系,以空对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到了南北朝,杜会更加动荡,士大夫们已很难找到一片清净的竹林供其清谈。但此时却来了更玄的,这就是佛教送来的一片净土。在北魏大兴土木凿窟造像之际,也是佛法在弘杨中开宗立派之时。由此,“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的禅宗出现了,“弥陀净土法门”的净土宗也出现了。佛赦这两大宗派的出现,与石窟艺术的开创,同时成为其时烟尘历史上醒目的耀斑。不仅仅是说佛教始于汉未,而兴盛却在魏晋南北朝,单就这两件大事,说它大,也不仅仅因为它是佛教史上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更主要还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

  先说南方,公元384午,即淝水之战后的第二年,拓跋硅们尚在霍霍磨刀以宰前秦,却有一名叫慧远的高僧悄然南下。行脚到江西浔阳(九江),一见如诗如画的雾中庐山,就停往了脚步。在香炉峰下有一西林寺,慧远的师兄慧永已在此修行。慧远在其东侧建了一座龙泉精舍,供自己苦读研修。后由江州刺史围着精舍又建了一座东林寺。慧远于此寺一待就是三十牟,直至去世圆寂。这三十年,即平城热闹非凡走向辉煌的岁月,孤僧却静静地躲南方的山林中,以佛为本,熔佛、儒、玄于一炉,精研一种顺服水土的中土佛法。

  苦难皆缘入世,那么出世如何?因果互为报应,那么舍去皮囊,抛弃尘世的一切,修得解脱,即可进入无劫无染的西方清净极乐世界。慧远说法,一改过去佛教初来时,众多教徒“全盘西化”,照抄外来教义的做法,而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融入佛学之中,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净土宗们的出现。

  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吗”?很好!此宗的经更好念:“阿弥陀佛”四宇,即为其经。你若常念着佛的法名,想着佛的相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道、佛的功德,即为心中有佛,即可修成正果。这实在比佛教中其它任何教派提供的修行方法简便得多。于是净土宗教众日盛。后又分为阿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两派。

  阿弥陀佛是所谓“横三世佛”中靠西侧的那一位,主管“西方极乐世界”。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主管凡人们所在的“婆娑世界”。东侧是主管“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常被人当成药王菩萨去求去病消灾)。好一个阿弥陀佛的七宝极乐净土!那里铺满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玛瑙,没有地狱、没有饿鬼、没有寒暑、没有疾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会应念而生。幸福安恬,无忧无虑。

  而弥勒佛呢,他是所谓“竖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当然中间仍是“现在佛”的释迦牟尼,还有其身后“过去佛”燃灯佛。这位弥勒佛笑口常开,大肚能容,拈香跪求心中祈愿,抬头便是一张亲切可掬的笑脸,如何不动人心!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讲究实惠和现实的,他们并不关心佛的法身和佛像所象征的精神实质或境界的追求。在其时如此不如意的战乱生活中,他们向往的未来或者说是来世,是在向往冥冥之中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横也好,竖也好,实在需要向阿弥陀和弥勒两位大佛敞开心,去诉说生命的百般苦楚和渴求。

  当然开宗立派,不仅要学说,而且要团体。慧远的东林寺,在那三十年间逐渐聚集了一批名僧,形成了具有南方凤格的庐山僧团白莲杜,甚至不少东晋名士与之交往频繁。其中有一段“三笑”的故事就很有名,这“三笑”,当然不是唐伯虎点秋香。虽然佛门清静之地也闹出些凤流佳话,如普救寺中的“西厢待月下,疑是玉人来”。但那毕竟是后朝人心不古的例子。东林寺中“三笑”,说的是一日陶翁渊明与道士陆静修来访,与慧远交谈甚欢,送别时意犹未尽。这慧远不知不觉就过了寺外的虎溪拱桥。慧远原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习惯,若过了虎溪,山后守候的神虎就会长啸不已。此时,只听到那虎又咆啸起来。三人才如梦方觉,相视会意而仰天大笑,这就是所谓虎溪三笑。宋代名画家石恪曾据此作了一幅《三笑图》,苏轼也写过《三笑围书后》,黄庭坚还有一篇《三笑图赞》。且不专说那山林的笑声是如何的义理深长,我们却从中可以知晓,慧远的开宗,文人名士的儒道交往,对他铸造有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实在是有极大的助益。若把眼光再往前搜索,从汉代始,社会信仰已变为儒、道、佛三教并立。在这三教中,最不象宗教的就是儒教,它称为儒学倒是合适的。道教说玄修身,佛教讲法禁欲,儒则是讲“仁、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及学术。它哪怕到了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也没有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然而,也许就因为它自身并没有充分地宗教化,则以它的“中庸之道”中和佛、道的空玄和形而上学。

  古代中国汉族人是一个需要宗教的民族,但并不需要形而上学的宗教,他们要的是有着某种宗教的精神象征,又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可以娶妻生子,喝酒吃肉,求财免灾,长命百岁的注重实际的精神指引。精通佛理的慧远,是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朋友们的儒、道学说,研究了彼时中国的实际,在历史上开创下一个外来理论学说如何立足和造福中国的成功范例。

  净土宗的《无量寿经》中说“楼观栏循,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丈或小,或在虚空……”,空中的寺院,的确更为“清静安恬,微妙快乐”。那么,悬空寺是不是依此而建?那座“三教殿”,是不是由慧远净土宗传来北方的现身说法呢?也就是说,这三个素未谋面的人,是那时弄列悬空寺一起开“圆桌会议”的。

  我不以为然。那时,圣僧达摩倒是从南朝的萧梁北来,但他却是禅宗的鼻祖。何况“三教殿”建于何年,不见记载。尽管,“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史书记载,这里却是禅宗的鼎盛之地。

  禅宗是南北朝佛学们另一个大宗。禅法主张寂坐修心,澄心静虑,绝灭一切妄念,而不仅仅是净土宗的身外之物。他不修“声闻乘”,所以不重讲经。“绝灭”两字,使我又想起金庸笔下那位老尼。当是禅宗弟子,然妄念丛生,调教出一个美如天仙狠知蛇蝎的周若芷来,免不了受刀斧之厄。当然这也是笑话。此朝年间鸠摩罗什译《禅要》,应是禅宗的启蒙。

  然而,禅宗的开宗立派与另外的两位名僧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位是天竺僧佛陀,是跟着那位“白脚僧师”的脚印来平城传教的,同样受到魏孝文帝的礼遇,迁都洛阳时他随之南下,帝在嵩岳少室山麓为其建造了少林寺,成为少林的第一位主持。佛陀倡导禅法,有徒众数百人,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免了“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过场。是不是就这样,才给了少林寺中邪些精力充沛却无所事事的僧徒,留出一个偌大的习武空间呢?

  到了魏宣武帝时,达摩才从南方飘然而至,“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谱宋远,跋予望之‘’。(《诗经.卫风.河广》),传说中这位“一苇渡江”的菩提达摩,修的乃是大乘虚(空)宗的禅法,称为壁现。意思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揣,心如墙壁,可以人道。达摩用四卷《楞枷经》教徒说法,要破除妄想,荡涤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碍,必忘言绝虑。只是这“壁现”两字弄到后来,望文生义,变为达摩面壁九年,影印石壁,修成达摩易筋经,内息游走冲关任督二脉,内力内功以至指掌出手皆有剑气。弄出大理一朝的“六脉神剑”与鸠摩智的“火焰刀”,以空对空地大打出手。达一渊源的演化,不知从何说起。日后下山,再去浙大请教金庸火师不迟。

  达摩主张忘言,不随于言教。他虽为少林第二任主持,却是禅宗的始祖。他和他的继承人所谓二祖、三祖直至唐代的六祖,都是随心所至,口头说法,不立文宇,不出著述。禅宗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唯我心最尊,没育执着,其他一切名相都可以废弃。这不仅包括礼法儒经,而且连佛像菩萨和佛本经文都在内。四大皆空,以空无为宗。达些当然与玄谈论道,废礼弃儒的稽、阮等人有更多地共同语言,是予战乱、欲火比老庄玄学,更为寒凉的清凉剂,因而成为北方佛学的主流。

  不能不看到的是,相对于净土宗,禅宗的思想解放更为彻底,它破除了一切拘束桎梏,不仅拒绝儒学与道教,也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名与派别,这样的“不二法门”有着极强的进攻性,空到极致时,连自身也否定了。悬空寺的“空”与禅宗的确大有关系,然而,既为禅宗,就决不会把化外的老子和孔丘来镇寺啊!

  唐代禅宗比北魏更盛,有一以“懒馋”为号的和尚踏歌而来,“莫漫求真佛,真佛不可见,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期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处,更复何忧。”六祖慧能更是说得明白;“菩提并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是如此洒脱高致,修为是如此地任意无拘,倾倒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到了晚唐,禅宗的“顿悟派”,即南宗几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宗派,从而垄断了佛坛。反过来,又为发展中的儒学汲取其“合理的内核”。为宋及以后的”心学”的产生提供了养分。宋陆九渊就曾以“心即理也”“宇宙即我心,我心为宇宙”对抗程朱理学。明代王阳明(即王守仁)也以“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对抗道学。时至今日,身边的女友不无得意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的命题,都隐现着神宗极度唯心的思维方式和智慧机辩。不由人在回廊下想起红楼梦来:“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妙王的一声娇喝,竟是一声佛门狮子吼。惊醒了心灰意冷竟要遁入空门的宝玉。也惊醒了我。

  悬在空中,一个人一个世界。“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亦空”(支道林《妙观章》),当作何解?

  是不是说,可人也好,心香也罢,心有即有,有即是无。像悬空一寺,不是悬在空中,乃是悬在心中。

  胡思乱想的我,才感到我的心的确是在悬着,从走进悬空寺开始,它就扑腾在半空中。在曲折上下的回廊中向外望去,幽静的山谷和巍峨的天峰岭,似乎不再实在而变符空空落落。只有这座悬起来的千年古刹,像一朵灵芝嵌在山体的凌空石壁上。托着同样悬起来的千古追问。

  佛学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思想史。对于佛、对于寺,既然已经是一种存在,总会在一些时候自然而然出现在你的心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很多思想,当然也包含着佛学,包含这寺院,原本是没有必要去弄个明白。好比有一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情的堤坝溃决时,身心好比落叶飘进洪水,此时的一问,是问谁?问什么?问了又如何?明白在不明白之中,即悟在不悟之中。不悟即悟,悟即不悟。

  那么,现在,我打算糊糊涂涂地走出山门,糊糊涂涂地揣着心思,糊糊涂涂地重返人世,看看有何不可?

  结语

  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塞外高原向西飞驰。陌生的大同,已在远方的山廓下消失了。三天来,我最终还是没有走进故都,而只在城外北魏的年代里晃悠。那么,陌生依旧,只是这种陌生却有了一种亲近,一种向往和一种寄托。

  因为,大同的一个历史片断,已经长留到了心间。佛地的游历与说是历史的漫步,倒不如说是丈化的浏览。这种游历,我未不喜囿于城中。从秦汉以来到大清帝国,阿房宫、昭阳宫、未央宫乃圆明园遗址下,你能寻觅到什么呢?只有在城外的青山脚下,还留有你的先辈们的足迹、理想、寄托和期望。文化已经作为了一种表达方式,即使是十分苍老和残缺的文明碎片,都可以告诉你,历史其实就是极为平实朴素的,但却有着自身的深刻性,并不需要你刻意去悟取。历史当然留下了疑问,于是就留下了思索。有了疑惑,也就有了陌生。若游历中你有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陌生相随,你的走走看看就立刻变得很有意思。你有福了!我的朋友们。

  此行再向西去,是呼和浩特大青山脚下昭君的青冢,我是一无所知地奔去了。

  胡适先生有一段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此言被伟人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火会上信手拈来,别作它解,开导党的干部们。在走出大同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呢?我不会像大佛那样会心不语,却想一试禅宗的悬空说法。说错了,留在日后走走看看中再去悟,再把话说回来,可好?

  由是,我拙记于一九九九年十月,长沙。

本文作者:师嫣,摘自新浪旅游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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