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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

  休闲是个人的一种心态、一种体验。任何活动只要是自由选择,并为个人在进行这一活动中能够谋得自由这样一种感受的都属休闲范围。在传统农业社会,乡民最受用的休闲就是在辛苦劳作之余能够调剂生活、放松身心的一些符合自己身份并切合实际生活的自由活动。有学者指出:“农业社会,其生活方式在于某一范围内,为了调节生活,因而在耕耘与收藏之间,定了许多的节日来纪念、庆祝。久而久之,许多节日成了传统的标准。日积月累,这些节日当然成为乡民享受休闲的共有时间。传统庙会即存在类似功能。

    山西庙会数量极多,各地县志均有记载。以太谷为例,从正月开始每月都有庙会,如正月廿一“沙河村会”、廿三“白村会”、廿五“曹庄村会”、廿八“侯城镇会”、廿九“朱家堡会”,三月廿八“东岳庙会”,五月“关岳庙会”,六月廿三“火神庙会”,七月初五“狐公庙会”等。

    山西庙会不仅量多,且在沿袭发展中内容日益丰富,乡民将之视为自己必不可少的休闲空间。庙会上,乡民总是将宗教信仰、身心娱乐、生计筹划、社会交往与享受休闲融为一体,全身心地利用和享受这一休闲空间,以消弭平时劳作的乏味与枯燥。

    庙会休闲与宗教信仰

    庙会本来就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庙会期间,祭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清康熙二十三年《灵丘县志》载:“六月初三为南岳府君圣诞,士民祭祀惟谨。”临汾魏村牛王庙有清光绪二十四年重刻元代《广禅侯碑》,碑文曰:“……目睹祀事,今罕有之。至于清和诞辰,敬诚设供演戏,车马骈集,香篆蔼其氤氲,杯盘竞其交错。途歌里咏,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至日致祭于此也。”霍山脚下明应王庙每年农历五月十八庙会也是盛况空前,据元代延佑六年《重修明应殿之碑》载:“远而村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蹄,下者以杖履,掣妻子与老羸而至者,可胜概哉!争以酒肴香纸,聊答神惠。”

    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赶庙会时,就会充分利用这个休闲日及休闲空间以满足各种信仰需求。作为凡间俗人,乡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长命百岁,以致赴会之日必去进香求愿。在汾阳,“正月初三,男女皆赴西顶真武庙进香。四月初六,领童男女赴人美厢圣仙庙,以祈长寿”。乡民也祈求神灵能祛病防灾,他们常到观音庙、关帝庙、药王庙等地乞求家中生病之人快速痊愈。在左云县五月十三碧霞宫花儿会上,“凡小儿多病者,带草枷,叩拜圣母殿前”。在怀仁县四月初七至初九庙会上,“城乡男女于东关南阁外北岳、娘娘庙进香,入圣母庙,仿古礼仲春二月祀高禖,祈佑子孙”。由于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影响,传统乡村社会的人们都期望“多子多福”,故祈子类祠庙分布密度很大,更被一般乡民所神往。河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求子歌谣:“七里胡、八里道,转过弯儿娘娘庙,娘娘庙,盖得高,夫妻二人把香烧,或男或女抱一个,明年三月十八挂红袍。”万历《定襄县志》载,定襄有惠应圣母祠,祭代王夫人赵襄子姊,其祠“后有小石井……井中石子累累如卵。相传祈嗣者祷而摸索,得石乃广,否者爽……七月七日为圣母诞辰,从翌日始,四方士女车马络绎而来,拜祷祠下,浃七日不绝。”雍正《定襄县志》同样记载了这种情形,即所谓“士女车马络绎而来,拜祷七日”。翼城三月十六 “城内后土圣母庙大会,四乡男女,多于是日进城谒庙,焚香求子。”来庙会还愿者很多,临县一首竹枝词反映了四月初八当地妇女上真武山进香还愿情景:“汗湿轻罗雾绕鬟,彩裙华映草斑斑。何侬不为还香愿,肯上崎岖长寿山。”沁源四月十五城隍庙会 “士民宰牲献祭,远近男女赴庙酬愿”。然而,地方精英对少妇“打斋赴会”颇有微词。如康熙《沃史》载:“往闻二三十年前,作善事入庙爇香者,犹老待木妪耳,今自施茶风炽,而少年妇女入庙寺打斋赴会,恬然略不为怪……不知孱孱妇女,何物浸淫而滥觞至此。”

    庙会休闲与身心娱乐

    庙会期间,乡民享受休闲的最大乐趣在于参与或观赏各种娱乐活动,以调剂“白日田中作,黄昏家内息”这样一种日常生活的枯燥和乏味。

    迎神赛会是乡民直接参与的娱乐活动之一。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对迎神赛会这样评价:“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神酬拜,精神体质两愉悦也。”社会学家乔启明亦言:“我国农民,多无正当娱乐,迎神赛会,可说稍含娱乐性质。”迎神赛会是以仪仗、鼓乐、杂戏方式周游于街巷以酬神还愿以及表达民间百姓祈福喜庆之愿的一项重要的庙会娱乐活动。如闻喜“每村各有所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年轮接一神……凡轮值之社,及沿定之期,锣鼓外必闹会,有花车、有鼓车,皆曳以大牛,有抬歌、有高跷,皆扮故事,竞奇斗异,务引人注目。庙所在村及途经同社之村,必游行一周。”沁水“乡野春则祈谷,数百人鼓乐、旗帜前导……秋则报赛张剧,盛列珍馔”。崞县四月初八“各村多迎神作戏……东南乡多办社火,合数十村,各妆演故事,观者如堵”。晋南地区有些庙会就叫“迎神赛会”。庙会前,人们就开始排练锣鼓、花鼓、赛马、高跷、旱船、狮子、扎梆抬阁、花车、鼓车、戏车等。在稷山、万荣、夏县等地,庙会开始后各村都饰儿童为百戏,执戈扬盾,导之以幡幄,神之车驾由壮汉轿夫八抬或十六抬始之上庙,以锣鼓、旗卒、执事牌匾为先导,后面肃之以仪仗若干。锣鼓喧天,并有衣冠整齐者一人,手执绣于薄绸之上的神仙画像,下面挂着进香者的榜文。后面跟随高大的彩旗若干,并伴之以纸糊的耕牛、羊、猪等饰物,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吹打锣鼓、跳舞讴歌、挨村迂绕。之后,到庙前鸣炮、焚香、续榜、化缘。这一活动是庙会最高潮。叶圣陶曾对迎神赛会感慨道:“一般人为了生活,皱着眉头,耐着性儿,使着力气,流着血汗,偶尔能得笑一笑,乐一乐,正是精神上的一服补剂。因为有这服补剂,才觉得继续努力下去还有意思,还有兴致。否则只作肚子的奴隶,即使不至于悲观厌世,也必感到人生的空虚。有些人说,乡村间的迎神演戏是迷信又糜费的事情,应该取缔。这是单看了一面的说法;照这个说法,似乎农民只该劳苦又劳苦,一刻不息,直到埋入坟墓为止。要知道迎一回神,演一场戏,可以唤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神,因而使他们再高兴地举起锄头。迷信,果然;但不迷信而有同等功效的可以作为代替的娱乐又在哪里?”可见,庙会的各种娱神活动确是不可替代的调剂乡民日常贫乏生活的一剂补药。

    乡民除直接参与庙会娱乐活动外,更多的是观赏品味庙会上的其他娱乐活动。庙会期间,最普遍的节目是演戏。有学者在考察宋元戏曲文物遗留与民俗之联系时,发现山西神庙和戏楼(戏台)分布尤其密集,特别是晋南地区。在这些神庙戏台上经常看到山西梆子、北路梆子、蒲剧、豫剧、秦腔折子戏、上党梆子等。“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来自晋西的旧戏台楹联,可以说集中反映了乡民对庙戏的强烈爱好。这种爱好,源远流长,业已成为一种代代相因的传统风尚。如翼城七月“财神大会”,“城关商家均于是日用色布搭神棚……沿街搭布台,唱皮人小戏,而大戏亦有之,至少不下十余台。”灵石“七月十五,东乡介庙香火会,演剧酬神,邻近各邑居民前往与会者,络绎不绝。”新绛“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如锣鼓、拐子、闹台、台阁之类,形形色色,令观者有应接不暇之势。”这些戏剧的内容多为才子佳人、忠臣孝子之类,庄严悲烈,唱腔优美,非常适合百姓口味,深受人们欢迎。人类学家华英德指出:“戏剧是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和“非常成功的老师”,乡民在休闲看戏之时,儒家忠、孝和贞洁等观念无形中逐渐渗入头脑,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相当影响,从而成为日后参照自己和品评别人的道德依据。

    事实上,庙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剧场,人们在这里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形形色色人们的表情、语言、姿态、服装式样及行为就是一出无穷无尽的现实生活剧。如庙会上有说书者、魔术师、武术表演、西洋镜、杂技以及医卜、星相之流,他们都充分地以此机会搭棚献艺,热闹非凡。庙会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使人们激动的情绪和彼此的议论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特别提及的是庙会为长期处于封建伦理纲常压抑之下的妇女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纵情娱乐的机会。众所周知,中国劳动妇女深受封建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压迫与奴役,终身劳作却很少有时间休闲娱乐,而严格的妇德观念更使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根本谈不上公开的娱乐活动。在此情形下,庙会则给予她们一个休闲娱乐的机会,她们对此非常热衷。在左云,六月初六“南门外龙神庙演戏,多有妇女踏青于此。”光绪十八年七月初四,“太原县抬搁迎神……从城到晋祠恭迎圣母,至太原南厢龙天庙供奉……远近人民,全行赴县,踊跃聚观,老少妇女,屯如墙堵”。1927年四月十九清源赛会上,“妇女到会者甚多”。

    庙会休闲与生计筹划

    那些平素起早贪黑、经年劳作而不得休闲的乡民在充分利用庙会享受休闲乐趣之时,并未忘记在休闲之际为日常生计作一些筹备。由于山西许多乡村偏僻闭塞,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买卖极不便宜,故乡民在庙会上一方面会趁机购买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物品,另一方面则利用庙会推销自家生产的器具及农产品。正是作为这种特殊集市的庙会,为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提供了可能。

    由于庙会期间看热闹、烧香许愿、参与游神的人很多,从而吸引了各地大量商人在此摆摊设点。沁水“有些大庙会,如中村的七月十五,张马的二月十五,邻近各县,甚至河南、陕西、山东等省的商人也来经销商品”。汾阳从明末开始,“外贾内商,俱赴府城隍庙会市”。庙会上各色货物应有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庙会就是乡民休闲购物的一个 “大超市”,他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自己的日常所需。在太谷阳春会上,“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摊,不可胜数。赶会之车辆约有数千乘,可谓大会矣!”太谷十月东寺会,“裘绮珍玩、新旧器用罗列会场”。绛县二月二十五在坡下老君庙设香火会,“招集贩鬻,各色货物置买甚便。”翼城四月二十二城隍庙会时,“衙道街两旁摆卖草编扇帽、农器、竹帘等,颇形热闹。”康熙《灵丘县志》载,六月初三南岳府君圣诞之日,“四方商贾皆至,邑之人终岁日用所需,以及男女婚嫁钗裙衣帕之饰,皆于此日置办。”陵川“俗于榴月念七日为城隍庙会。商贾辐辏,邑人终岁所需及婚嫁器用,咸于此时置备焉。”襄陵“城关乡镇立香火会,招集商贾,贩鬻货物,人甚便之。”庙会之于交通不便之山区则更为重要。文水“境内无多商贾,平民一箕帚之微无从购置”,只有靠一年几次庙会招徕四处商人,买卖生产及生活用品,“既便商又便民”。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惟每岁三月二十八,东门外东岳庙会,七月十五,城隍庙逢会,十月初六,南门内外关帝庙、张公祠逢会,招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

    总的看来,庙会在调济百姓余缺、满足百姓日常生产生活需要方面的作用显见。许多庙会所售商品都很适应乡民生计所需并贴近农民消费。如浮山木瓜沟会,“专售农用器具,亦有牲畜大集”。陵川崇安寺佛诞,“集场颇盛,多货皮张,然鲜贵重者,余惟农器、木具而已。”而妇女儿童在这里亦有所求所得。如有诗描写临县妇女,“赛会山城四月天,女鬟无数女墙边。花钿购得争新样,消受侬家卖笠钱。”临晋三月二十八东岳“天齐圣帝诞辰”会“有泥塑、木雕、兽头、鬼脸、鼗鼓、竹鸡、皮鹌鹑、扑不倒、琐碎戏具,以诱悦儿童。”其实,庙会上的许多商品出自乡民自己之手,如临县妇女“消受”的便是自己的“卖笠钱”。乡民在休闲购物之时也趁机出售自己生产的各种杂货、粮食、特产等,以贴补生产生活消费。

    庙会休闲与社会交往

    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乡民在农时很少有外出交往的机会,平日交际仅限于村头田野同一村落的熟人,而庙会则为休闲时的乡民外出交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更多渠道。庙会上的各种酬神活动本身就促进了不同社区乡民之间的互动与交往。翼城三月十六“城内后土圣母庙大会,四乡男女,多于是日进城谒庙,焚香求子,观剧往来拥挤,道为之塞。”“装演之高跷抬阁、鼓车以及竹马、旱船、花鼓等,均城关为之。惟抬神人等系四外乡下丁壮”,体现了城乡各地人际的一种特殊交往。闻喜“村各有所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年轮接一神……庙所在村及途经同社之村,必游行一周”,增进了各社区乡民的联系。

    对乡民而言,每个家庭都有一大群亲缘程度不等的亲戚,而庙会为远近村庄的乡民利用休闲之便访亲问友提供了时机。庙会期间,“迎戚待朋,此数百年之习惯也”。每逢庙会,庙会所处之地乡民都会盛情迎亲待友。刘大鹏在日记里记录了庙会期间家中接待亲友的经历。如1916年七月初五,“晋祠赛会,县人抬搁,远近观者甚多,其间一带村庄,家家户户安排酒饭以待戚友”。1914年三月十三“本村兰若寺演剧,今日起,有客数十人”。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借庙会之期,“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小姑,几世不走动了的亲戚,因此也走动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平时难以见面的亦均可会面,并各叙衷曲,人们的感情由此更亲近融和。

    庙会休闲之日亦是乡民通过交往获取、传递信息的极好机会。庙会为各类人群的集聚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商人小贩、算命看相、江湖郎中、赌徒窃贼、****和皮条客、唱戏的、耍杂技的、流氓地痞、僧人道士、秘密会社成员等,经常穿梭于人群之中。特别是商人小贩牞如磨剪刀的、小炉匠、修洋钱的、焊桶补壶的、钉碗补盘的、收破烂的、摇着货郎鼓贩卖针线脂粉之类的……这些人奔走于城乡各地,各种新奇信息最丰富,他们的聚集使庙会成为信息交流中心。庙会期间发生的花絮新闻、本地外地各种消息大量而快捷地传递于乡民之间,让乡民大开眼界。许多信息甚至会成为乡民会后的谈资笑料,其中乐趣会使其对下次庙会休闲充满期待。有一顺口溜就表达了乡民逛长子鲍店会后的切身感受,“牧农赶了鲍店会,好似秀才中举回,不但见过大天地,知识长了许多倍”。

    尽管有各种世俗偏见,但庙会上男女交往并不绝对受限。按传统道德观念,妇女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闺房,不允许有与家务劳动无关的各种外出社交活动,更不允许任意与异性交往。越如此,她们就越对外面精彩世界有着一种强烈的好奇,更衍生了外出的渴望。逛庙会则为其欲望宣泄、释放自我和享受休闲提供了便利渠道,妇女与男子一起进香、看戏、购物就是她们利用庙会休闲与外界交往的佐证。特别是有些地方,将庙会当做一个特殊的择偶场所。如在太原附近晋源等地庙会上“挤姑娘”就很富有特色,即青年男女打扮整齐,在庙会上小伙子寻找如意姑娘,若寻找到就上前去挤;姑娘若看中小伙子,就在挤的过程中紧紧抱住他,其他人退去;若姑娘不中意,小伙子就要挨打受骂。此外,此村姑娘与彼村小伙子婚姻搭桥,媒人撮合,双方长辈见面、订亲,往往会选择在庙会上碰头解决。

    总之,庙会将宗教信仰、神祗崇拜、商品交换、社会交往、娱乐热闹、会亲看友等活动集于一身,为乡村民众提供了一个享受休闲、调剂生活的独特空间。庙会休闲则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乡民生活贫乏枯燥和孤立隔膜的状态,展示了现实乡村社会生活镜像中极丰富多彩的一面。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00802;本文作者:岳谦厚 郝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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