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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商 历 史

晋 商 简 介
晋 商 性 质
晋 商 衰 落

成 功 之 道

晋 商 精 神
经 营 意 识
组 织 管 理
心 智 素 养

山 西 票 号

历 史 背 景
产 生 年 代
票 号 发 展
业 务 范 围
票 号 终 结

山西票号分布图

著 名 商 号

大 盛 魁
大 德 通
日 升 昌
蔚 泰 厚
蔚 丰 厚
天 成 亨
合 盛 元
协 同 庆
六 必 居
广升药店

晋 商 名 门

祁 县 乔 氏
祁 县 渠 氏
平 阳 亢 氏
平 遥 李 氏
榆 次 常 氏
太 谷 曹 氏
介 休 范 氏
介 休 候 氏
介 休 冀 氏

石 王 氏
蒲 州 张 氏
蒲 州 王 氏

晋商家族文化

晋 商 名 人

大同薛氏三兄弟
乔家大院的主人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酒杨继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金融大亨贾继英
豪门国戚孔祥熙

晋商与社会文化

晋商与社火
晋商与戏曲

晋商与晋剧
晋商与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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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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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政治
晋商惨败深思录

浅议晋商与晋商文化
晋商走向衰败原因分析

更多史料请看晋商文化

打倒晋商

  序言

  序言一:这样搞晋商会噎死人的

  晋商在高潮中嘎然而死,留给世人许多的浩叹!

  晋商又在高调中“复兴”。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搭台:《乔家大院》、《立秋》等剧目热播、热议;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唱戏:新晋商联合会高规格成立、山西省政府设立专项经费;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的运作:北京一个地方就成立了四家晋商商会;我们看到了群众的热情:许多与晋商有关的活动四处开花……放眼山西乃至全国,满目满耳皆是“晋商”、“新晋商”。

  我们山西好风光,我们晋商好荣耀,我们的晋商说不完,我们的晋商“太有才了”……

  我们热血澎湃,我们热泪盈眶。因为晋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宝贵财富,晋商五百年的实践中获取了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

  但是,当一种东西让全民痴迷的时候,也许就脱离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酸,狂热的背后是无法面对现实;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

  我们知道,那样容易噎死人的。而历史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曾经的狂热与追捧是怎样地噎死人。

  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该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与蠢事。

  在晋商热中,我们选择了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的背后的东西……

  我们意在讨论,而非倾向,更非结论。我们提供一种思维与平台,因为我们认为:真理在讨论中形成,感悟在争议中诞生。

  你可以愤怒,你可以冒火,你可以咒骂,你可以抱怨,但是请你记住:

  说你、骂你,是因为我爱你。

  我与你无关,便不会再牵挂你。

  你的辉煌与黯淡,重生与崛起,都将牵动我们关切的目光。

  我们推出此专题的主旨,正是如此。

  你可以愤怒,你可以冒火,你可以咒骂,你可以抱怨,但是请你记住:

  自言自语是没有价值的,你把你的愤怒、感叹、思考留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辨,一起在思辨中成长,成就辉煌。

  让反思与学习的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序言二:晋商在“刨祖坟”中寻求快感?

  晋商的本质是文化,这是晋商曾经辉煌的真谛,也是晋商曾经璀灿的底蕴。晋商经商之所以形成晋商文化,其基因是有文化的晋商。晋商的文化之道来自于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深刻认识。晋商理解自然、人生和社会的运行之道,他们知道永恒、知道平衡、知道索取与回报,所以晋商做买卖讲究持久、讲究远利、讲究微利、讲究回报社会、回报乡亲。尽管晋商经营讲究实际利益,但晋商从来就不把利益当作唯一的考量因素,这是因为晋商明白所谓利益不过是自然和社会一分子,他们懂得取与予之道。当然,也不能否认晋商文化自身存在的封闭保守、小富即安的缺陷。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区域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成功的商帮都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所以,才出现了今天的新浙商、新粤商、新潮州商、新鲁商、新徽商以其特有的商帮气质席卷全国,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洋洋洒洒,尽显身手,各领风骚。可惜的是,相比之下,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基本没什么自信感可言。

  历史意义上的晋商曾经给山西人带来无尽的光荣与自豪,而近代晋商的持续低迷彷徨却让山西人充满无限的空茫与困顿:他们曾经执中国商帮之牛耳,被誉为“海内最富”,如今却为人均GDP在国内的倒数发愁;山西商人也曾被教导“要装着天下”,并把票号做到“中西汇兑,一纸风行”,如今却在沟壑中被本本意识、山沟意识消磨得锐气全无;曾经,山西的女孩子以嫁给在票号经商的人为荣,而如今她们的目光则自觉不自觉地洒向官场,甚至在一种被扭曲的商业环境中,衍生出一种十分不正常的地下“性产业”。以太原为例,虽然居民收入不高,可市区的餐饮娱乐场所,桑拿、按摩、歌城异常火爆,前几年,北京富豪周末到太原消费就成为一种潮流。

  薪火失传,前路彷徨,在中国新一轮经济扩张中,山西将走向何方?

  其实,晋商在历史上的从商经历远远不止500年,山西解州的盐池,远在春秋时期,就造化了大量的富豪。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晋商发出了急切的拮问:2000多年历史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成大器?为什么还在刨祖坟中寻求昔日的快感?

  晋商票号:冒牌的中国华尔街

  有一位以写游记闻名的作家,曾经在他关于晋商的名作中,写过一段动情的话: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被诸多研究晋商的人反复引用,“中国的华尔街”也成了山西票号总部的深宅大院的代名词。可是,对华尔街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错误实在太离谱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华尔街”,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

  “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

  是不是有钱人多、银行多的地方,就是华尔街?不是。当年波士顿聚集着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富人,那些大家族手上的钱,要比纽约的银行家多,但波士顿没有产生华尔街。华尔街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给美国一百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历史给了他们机遇,也给了他们责任,他们“聪明地”放弃了。他们一直是资金市场的活跃者,但却在资本市场里畏首畏尾。

  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两者之间,存在云泥之别。也有人认为,票号的选择,乃是时势所迫,当时兵荒马乱,不敢做长期投资,无可奈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老实说,相对于当时中国的其他企业来讲,票号的运气并不太坏。票号总部都地处山西,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票号业商人当时自己也称,八国联军对票号的损失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

  而票号在几次大的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而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在当时就已经注定。苏南、杭嘉湖平原的民间企业,在几经战火摧毁之后屡仆屡起,这种创业精神,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必须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朝的政治经济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大批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洋务运动也带来大量商机,然而,在对这些企业的股权投资中,山西票号的参与很少,与其当时掌握的庞大资金极不相称。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就曾遗憾地称,“回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近代企业处在发动时期,人们始终不曾发现票号与近代企业之间有什么金融联系的事例。”

  而后来对近代民族企业支持较大的,也是当时势力较弱的“南帮”票号。而当时的南帮票号,比如严信厚的源丰润、胡雪岩的阜康、王炽的天顺祥等,都对实业有大量的投资。比如,云南的天顺祥票号经理王炽,就受巡抚唐炯的委托,为云南铜矿承担招股业务,“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股”。这已经初具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雏形了。上海的源丰润的实业投资也比较广,如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资84000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在源丰润投资的这些企业中,有不少发展极为成功。

  关于票号与工商企业的关系,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票号一蹶不振、全面没落的时代,正是民族工商业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发展时代。如果播种得当,票号本来应该在这一时期收获丰硕的果实。

  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中,绝大多数银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凭着为工商业融资而发家。翻开每家投资银行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业家。然而,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为了博取利差,进行“北存南放”,但他们对工商业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号史专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山西以外的南方票号)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

  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聪明”手法,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票号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汇兑为其主业。第一家票号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它之所以在1824年左右转型为票号,也是因为大掌柜雷履泰从大量的异地汇款需求中,发现了这个商机。雷履泰是伟大的,配得上他70寿辰时平遥绅商送的“拔乎其萃”金匾。然而,票号的后人们,始终停留在雷履泰开创日升昌时的境界,他们应该说一句“抱愧雷履泰”。

  尽管票号也做存贷款,然而,存贷款绝不是票号的特色,更不值得拿出来炫耀。在日升昌票号开业之前,早就已经有账局,账局正是以存款和工商业放款为主。1852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账局收账跑回山西,原先靠账局提供流动资金的北京市面,顿时一片萧条。这种只提供流动资金,在有动乱时一跑了之的作风,被后来的山西票号经理们很好地“继承”了。

  相比之下,当年华尔街的摩根银行,在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时,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时,为市场提供了最珍贵的流动资金,客观上承担了“中央银行”的义务和责任。一个溜之大吉,一个独撑危局。两种风格、两种境界、两种魄力、已经预示了以后的两种命运。

  战乱与票号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负面影响。山西票号的几次大发展,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于战乱。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出现,就和白莲教起义阻断运银道路有关。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北京运银子的道路也断了,票号因此取得了汇兑官款的大生意,原来的现银装鞘(鞘是运银的容器),改成了票号汇兑。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油水很大。尽管后来清政府曾经下旨禁止票号汇兑官款,然而,这道命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为了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清政府更是离不开票号汇兑。正是汇这些赔款,把票号的生意带上了巅峰。

  对于票号来说,汇兑官款的手续费,只是好处之一;更大的好处在于,汇兑官款的时候,可以将汇兑的官款,借出去赚利息,这项收入带来的利润更大。那几年,滚滚而来的银子,叫东家和掌柜们数得手软,然而,他们忘了自己一直在悬崖边走钢丝,这种“聪明”的手法,正在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票号对外贷款的数量,一直超过存款数量的20%以上,而今天的银行,存贷比很少超过75%。票号它们不但将所有的存款都拿来放贷,而且还把汇兑的“在途款项”用来放贷,这也是它们对于汇兑官款看得如此之重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在华外资银行,纷纷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但山西票号凭着对自己经验、眼光的自信、出于对利润的贪婪渴求,坚持做信用贷款。这种运营模式的繁荣,无异于在军火库中举办篝火晚会,注定在狂欢中粉身碎骨。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在一片挤兑潮中纷纷倒闭,为以往的辉煌和聪明,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有人为山西票号辩解称,山西票号的失败,是因为其时运不济,遇上了内战引起的金融恐慌。乍一听此论有理,其实大谬不然。金融企业的运作,要害就在管理风险。任何一个金融企业的成长史上,都会遇上金融危机、战乱、不幸,那些寄希望于好运气、总想“有风驶尽帆”的企业,总是捱不过混沌的市场风暴。(文/范卫锋 郑华玲)

  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

  一个模糊的概念:

  谁是新晋商?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

  谁是新晋商的问题,让山西学界的研究者们颇难回答,概念的模糊让新晋商群体非常摇摆,刚刚故去的香港富豪霍英东因传其祖籍是山西霍州,亦被一些山西研究者当作新晋商的代表来称赞。

  创造了山西GDP近1/3的山西煤焦商人是否是“新晋商”,一直是山西商界和学界的争议焦点。

  “新晋商”概念出笼之初,就力图为被“抹黑”的山西商人正名。新兴产业的商人们则成为对外宣传的形象代言人。网络英雄李彦宏、航空大亨陈峰、投资银行家薄熙永成为山西省政府认可的新晋商代表人物。这些商人都只是晋籍商人,其创富经历及产业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晋商联合会网罗的上千家企业中,他们却成了主力军。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从事金融、证券、投资、互联网等各种产业。

  选择“开门迎客”的于幼军7月份亲率山西政经界人士参加了山西香港洽商投资会,其宣传片则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的《晋商》纪录片。在这一思路下,以政协副主席薛荣哲为会长的新晋商联合会,主要功能也定位在联合晋籍商人回乡投资。随后,在天津、上海、兰州成立了三个晋商分会。而本土煤焦商人中的大部分则在这一轮的文化加冕运动中备受排挤、冷落。

  “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为山西考虑。如果说外省的企业家来山西,把煤挖完了污染一下,走了,我觉得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把山西的煤资源大批的转出去,甚至是破坏性地转出去,我觉得是良心坏了,这是应该讨论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在一次晋商论坛上有感而发。

  这张名片的制造者们似乎无意将这一头衔奉送给煤商。“我们的成员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话也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其实现在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这个联合会除了要联络各地晋商成为一个群体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导晋商以前的那种精神。”新晋商联合会的理事姚宝说。这位晋商话剧《立秋》的编剧认为煤商不应该成为新晋商的主体。

  “煤商为什么不是新晋商,我认为他们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在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春平看来,煤商的崛起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将之排除在新晋商的门槛之外显然不合适。

  “大部分山西煤商一直徘徊在文化产业的大门之外,没有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一直在充当一个普通的看客。”在新晋商联合会所出版的杂志《新晋商》中鲜有对煤商的报道,唯一一次与煤商相关的,是在对温商力挺的同时,选取了太原市两位政协委员“五问煤商”的质疑文章。在列数了“官煤勾结何时了;豪奢之风何时了;矿难事故何时休;生态移民何时止;文化产业何时兴。”等问题后,直指煤商们只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看客。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冰认为,新晋商的概念相当模糊,在商人的概念中会有多种的商业往来,而煤商们则大多仍只是处于订单销售阶段,新晋商不包括煤商也会有这种考虑,但显然不应该将之排斥在外。

  参加各种论坛,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新晋商人物的典型做派,是煤焦商人们刻意回避的行为,山西学界的普遍观点是现代煤商们还没有具备现代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大钱小企业”,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崔满红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现在的煤焦商人,他认为这个群体现在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群体,离企业家群体还很远,跟500年前的晋商更是毫无关系。

  “对待这些由机遇而出现的富豪,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出现、暴富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们做得也很成功,不能把他们排除到山西的某一企业群体之外。”崔满红说。

  崔满红对“新晋商”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现在的山西商人跟“晋商”没有任何关系,而山西煤焦商人们的企业操作也与现代企业的理念相去甚远,他甚至不愿意称他们为企业家,而只愿意称他们为“企业主”。(文/张凡)

  连富人都不会做 哪里来的新晋商

  富裕的心现在是人人有,但是富裕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已做成。

  那些前几年曾经一度很辛苦的山西煤矿老板们,在今天遭遇了全中国各行各业的富裕人群需要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如何做富人?

  说实话,俺还不似乎富人,所以谈这个问题也还只能够从想象的角度来谈,目的也不是为教训别人,只是想说说话,一家之言而已。

  今天富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财富不为人所尊重,财富为人所-----。总之,富人并不为人所尊重,今天中国的富裕人群所获得的一个待遇就是为人所羡慕,但不是尊重的羡慕,而是对运气的羡慕,甚至有点对所谓富裕人群的坏的羡慕。

  我们今天如何做富人?

  财富要为人所尊重;要有公德心……

  其实,一句话,今天的富人,你被尊重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获得尊重,那么,你的安全和地位也就时刻要处于危险中。

  山西煤老板的富裕,是社会给予他们的机会,但是,山西煤老板在这个富裕过程中迷失了。

  作为山西人,为山西计,请煤老板们尽快学会做一个受尊敬的煤老板。

  为当地百姓做点事情,不要怕多花钱,哪怕钱再少,也要把自己为当地做事的真心拿出来,你就会更安全,相信你的事业也会更有机会。

  让你的财富为社会所尊重。怎么做?还是,也许,向媒体掏掏你们的苦水也是很有必要。

  成了富人,成了社会关注点,煤老板们,首先要学会做富人,要学会面对社会公众,学会了,就会对你们自己、家人和事业有好处。

  学会做富人,学会做新时代的煤老板,把咱祖宗晋商的优秀传统多学学,会有益处多多的。

  回顾历史:骄奢淫逸葬送了晋商庞大家业

  古人云:成由俭,败由奢。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极差,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大多数能够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常常要跋涉千山万水,承受严守酷暑的煎熬,“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清人何秋涛在《朔方备乘》第46卷中写道:“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商勤俭,故多获利。”就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勤俭从商的精神,使他们白手起家,创下了非凡的家业。但是,这种良好的作风却并未一直传承下去,相反却被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所取代。所史料记载,山西商人经济实力雄厚,在明清时代,其奢侈和程度不亚于大官僚、大地主。太谷曹氏家族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富贾,顶峰时期坐拥商号640座,总资产有1千多万两白银。兴旺发达三百年,荣华富贵十代人,在晋商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页。可传到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吸食****,仅存储的****就达万两以上,每年家用开支高达十万以上,终于入不敷出,因挥霍浪费而破产。汾阳的何以恭兄弟,在父亲死后,“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就是那些出手大方的败家子,忘记了祖宗勤俭创业的传统,将祖辈们辛辛苦苦、克勤克俭的庞大家业给白白断送了,这就极好地印证了那句古训,也似乎注定了晋商盛极而衷的宿命。(文/侯田中)

  谁是老晋商谁是新晋商 新晋商从何新起

  当我们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几个参照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

  第二个参照系是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

  第三个参照系是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

  第四个参照系是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当我们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其一、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其二、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其三、“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现在,我们需要从几个参照系哪里寻找可靠的启示。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的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里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此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对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的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山西晋商有无数的个人曾经牺牲在漫长的商路上,这个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考察中国的历史,其总体数量不会少于犹太人的死亡数据。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寻找财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纳粹的直接残杀。还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过巨额的“捐助”,有时因为当局囊中羞涩,有时由于国破家亡的危险。

  无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商人的群体,在他们的商业和人生之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灾难,有的是商业领域的残酷竞争,但是犹太商人能够屡次挫折,屡次崛起,山西的老晋商曾有着500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最终一蹶不振,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晋商们反思吗?

  第三个参照系,韩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再战后的勃兴以及他们如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滥觞,对今天的“新晋商”们也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韩国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仁义”等重要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以走出去的勇气,以不断创新的精神磨砺自己,最终不仅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开辟的商业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向的个人规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韩国商人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功之路是老晋商们所没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晋商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

  最后,我们看看新晋商在国内的对手们,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这些群体。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晋商需要开放自己的心态,跳出这个怪圈,因为无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还不能作为一个长期成功的样板来参考。同时,山西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浙江、广东、山东、安徽乃至中国的每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的提出仅仅停留在地缘商业势力和地方群体力量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商业不相信故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综上所属,如果新晋商,是一个特大号的鞋子,那么新晋商群体必须拥有一双勇于走向市场,敢于浪迹天涯的热血男儿的大脚丫,他们的脚步应该走出山西,行进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在没有盟友的时候,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祖先一样以空前的韧性进行个人奋斗,在机缘到来的时候,则无论是新晋商、新浙商还是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晋商群体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空间中打滚,则谈不到什么出头之日。(侯耀晨) 


本文来源:
《中国商人》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7-0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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