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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商 名 门

祁 县 乔 氏
祁 县 渠 氏
平 阳 亢 氏
平 遥 李 氏
榆 次 常 氏
太 谷 曹 氏
介 休 范 氏
介 休 候 氏
介 休 冀 氏

石 王 氏
蒲 州 张 氏
蒲 州 王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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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商 号

大 盛 魁
大 德 通
日 升 昌
蔚 泰 厚
蔚 丰 厚
天 成 亨
合 盛 元
协 同 庆
六 必 居
广升药店

晋 商 名 人

大同薛氏三兄弟
乔家大院的主人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酒杨继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金融大亨贾继英
豪门国戚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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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 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 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给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于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租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长子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来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映霞不愿意乔家诺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现:一不准吸****,二不准纳妾,三不准 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尽管乔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还引起过报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较开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倾向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之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委主任。一次在与邻村人械斗中,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银才了结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时,意欲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踝骨断裂,终生成踢腿。《在中堂——乔家大院》一书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请书等等。”1994年笔者在日访学期间,蒙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教授帮助获得民国10年 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的婚姻内情:即乔刘是1917年夏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嫁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乔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遗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从乔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国初年乔氏资产尚多,不过并不等于乔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满的婚烟。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相关资料:乔家大院的主人们乔致庸和他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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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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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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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


摘自《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张正明著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2-0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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