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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票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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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范 围
票 号 终 结

山西票号分布图

著 名 商 号

大 盛 魁
大 德 通
日 升 昌
蔚 泰 厚
蔚 丰 厚
天 成 亨
合 盛 元
协 同 庆
六 必 居
广升药店

晋 商 名 门

祁 县 乔 氏
祁 县 渠 氏
平 阳 亢 氏
平 遥 李 氏
榆 次 常 氏
太 谷 曹 氏
介 休 范 氏
介 休 候 氏
介 休 冀 氏

石 王 氏
蒲 州 张 氏
蒲 州 王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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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商 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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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的主人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酒杨继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金融大亨贾继英
豪门国戚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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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摘 要]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本文认为贡献主要有: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提倡人本主义,建立信用系统;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等,并进行了论述。

  作为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他们通过把总号设在山西原籍,分支机构设在全国各地以至于国外,进行银钱兑换、货币保管、资金接待、异地汇兑、过拨转账以及放款业务等货币技术性业务和信用活动。从1823年前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起,到1940年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改组为止,山西票号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促进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我国的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相伴而生的是货币流通量的迅速增加,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频繁调拨,因此解决与商品流通同步进行的异地拨兑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票号产生后,将汇兑业务推向民间,为商业活动中银钱的异地调拨服务。“一纸汇票甫到,百万现金立取”,使款项“汇通天下”,既安全可靠又省时省费。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旺盛的活力—分号不断扩展,形成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我国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为主代替运现为主的时代,大大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进步。

  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把山西银行设到了日本、朝鲜、俄国等国为外贸服务

  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这些分支机构向中外商提供金融信用,对国际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促进作用。“据初步调查,山西商人把自己的金融机构设在国外,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合盛元、恒隆光等。分布地有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民间传说在印度的加尔各达、南洋的新加坡也有票号的分支机构,当然,有些国外的分支机构,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①山西票号三十多家,加上帐局、钱庄达数百家之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是山西商人和全国各地商人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后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山西祁县荣任堡任郭源逢与祁县城内人张廷将由茶庄改设合盛元票号,资本金10万两白银,又以其投资的合盛亨、合盛利、合盛贞 3个商号16万两资本金作辅资,于光绪三十年在日本神户荣町三丁目设立分庄,后又在东京、横滨、大阪设分庄,从事国际汇兑和借贷业务。”②合盛元在国外称合盛元银行,它大量承揽日本与上海、天津的国际汇兑,服务于中国在日本购买火柴、海菜、杂货,日本在中国东北购买大豆、豆油、豆饼等商业贸易。“光绪三十四年,全国汇兑业务在2000万两百银以上,汇款每万两获汇水50两,利润可观”③。

  (二)对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汇兑服务

  ****战争(一八四二年)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只限定于广州一埠。进口的货物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向内地转运,而出口的货物,也必须先集中于广州。因此,“山西或湖北的华商,欲买洋货,须携带现银到广州,以换取货物,极为不便。洋商欲购茶丝,必须运现到其出产地,也是十分困难。所以对外贸易,利用山西票庄,经营汇兑,是必然的趋势。”④山西票号通过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进出口商提供金融汇兑服务。进入60年代后,上海越来越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外商、华商云集。上海经济地位的加强,客观上要求与内地通汇。太平天国后,东南安定,票号由苏州大量移往上海,1876年为22家,⑤1882年又增到25家。⑥从而沟通了上海与内地的汇兑,也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从资料来看,山西票号主要是对政府提供信用,而对商业放款数量有限,且主要是对大商号及钱庄、银号融通资金。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机器工业。先是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七十年代才有了民族资本机器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票号居于全国银行业的重要地位,所以机器工业或多或少都同票号有联系,或汇划经费和资本或借款,因此票号就成为机器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举例如下:

  1866年,左宗棠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即马尾造船厂),当聘用法国人员回国时,船政大臣沈葆祯请准奖励和路费共需银十五万两,因有关部门税款不敷使用,于1847年1月29日,向福州票号一次性挪借现银八万两。⑥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办军事工业转向办民用工业、有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除先后借用官款和招得商股银两外,在购买轮船、收买旗昌洋行和经营过程中曾不断向外商和国内银行业借款,而在向华商的借款中有一大部分是借自票号的。

  1885年,广东南海商人叶雨田投资1.8万两,与他人合股在营口开设东盛和、东生长、东和昌三个杂货庄和东生怡、昌平德两个机器榨油坊,经营豆油、面粉、糖等杂货,豆油、豆饼主要销广州和香港。后来发展为拥有“一百余万产业及股票”的大资本家。据1907年统计,叶氏众企业仅欠票号贷款即达二百余万两。①

  四、提倡人本主义和建立信用系统

  山西票号中提倡人本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山西票号更是靠信用经营,靠信用维持。山西票号的人本主义和强调信用与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的特点有关。票号在培养人才时,除业务训练外,还有专门的职业道德教育。凡入店练习生必须“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诚信、重义是职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可见,义利思想对山西商人的经营观念,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孔祥毅2001)

  五、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突破了帐局只在少数城市设立广大地区无银行业的局面

  由于帐局没有实行总、分号制,其机构只设在一城一地,因此在票号产生以前,中国的银行业——帐局虽已产生近一个世纪了,但绝大多数地区尚无银行业。票号产生后,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至道光末至少25个城市有了银行业,沟通了南北和东西广大地区的货币经济联系,全国广大地区没有银行业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得到彻底改变,从而使银行业成为全国主要工商业城市中工商业资本划拨和资本融通的重要力量。

  (二)促进我国汇兑制度的发展

  票号产生之前,工商业间因发生商业信用而签发的汇票,在制度上已经发展成为会票(即票)和期票。票号一开始就经营即票和期票两种汇票,不久又开展信汇。在四、五十年代,票号进一步完善了汇票制度,其新业务有三点:一是两地收兑汇兑银两不同平砝差额准确了,维护了双方经济利益;二是开展信汇中又往往把汇兑与存贷款结合起来解决客主双方资本困难;三是承做期票的贴现业务。

  (三)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建立了近代银行制度雏形

  山西票号是继帐局而起,较帐局更为完善的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银行的雏形,承担着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发放期票、汇票以及市面通用的银票等一系列金融业务。具体创新业务有①:1.汇兑与存贷款结合。2.票据贴现。3.旅行支票。4.首创银行密押制度。5.银行轧差清算。6.为近代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人才。7.实行分号制,建立金融网络系统。

  参考文献:
  1、孔祥毅:《金融贸易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2、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

  [作者简介]杜少剑(1975.5— )男,山东人,山西财经大学2000级金融研究生。

  ①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52页。
  ②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52页。
  ③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52页。
  ④ 陈其田(台):《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 “中华民国67年”2月台一版,第158页,翻译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pp:159-162。
  ⑤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四,《山西汇业》,载《山西票号研究集》(太原)第一辑,1982年,第50页。
  ⑥ 光绪八年《上海山西汇业公所碑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载《山西票号研究集》(太原)第一辑,1982年,第50页。
  ⑥ 清档,福州将军李鹤年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折。载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98页。
  ① 罗贻:《东盛和债案报告》卷一。载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00页。
  ① 详见孔祥毅:《金融贸易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37-244页。


本文来源:
本文作者:杜少剑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2004-0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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